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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所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普世價值(英語:Universal value),又称普世伦理[1],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此后对普世价值的一种阐述是:“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法治、正义、平等和不歧视的世界;一个尊重种族、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一个公正、公平、宽容、开放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得到满足。”[2][3][4][5][6] 《国际人权法》亦将《世界人权宣言》和普世价值作为基础[7]。还有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源于西方的价值观与伦理主张[8][9][10]。亚洲各地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不一,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持抵制态度[11][12][13][14],中国大陆也曾爆发“普世价值论争”[9][15][16][17],而中华民国政府及部分台湾政党则支持普世价值[18][19][20][21]。
即是“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有益的事物就有價值,對人類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也叫普適價值。普世價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發現”的普世價值。以賽亞·柏林的定义是“普世價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絕大多數地方和情況下、在幾乎所有的時間裏、實際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22]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價值。阿馬蒂亞·森认为當莫罕達斯·甘地認為「非暴力」是普世價值时,他主張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並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23]許多不同的東西都被认為是普世價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24]和民主[25]等。
归结主义(英語: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26]功利主義認為,快樂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內在價值的事物。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價值進行了實證研究,調查普世價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義的“價值”是那些“影響人們選擇行为和評價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觀念”。[27]他假说的普遍價值將涉及到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會統籌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體生存相關的需求。包括在44個國家对不同文化的超過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結果是,存在着十種不同類型的56种具體的普遍價值:[28]
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英語: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30]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語: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語: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實質性權利。[31]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賦人權,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实践。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32]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类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之争具代表性,而第二类争议是哪些該算作普世价值[8][9][10]。
2013年6月1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李世默說:「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33]
2013年8月,香港《明鏡月刊》第43期刊出了據說是中共中央“九號文件”的全文,內文宣稱“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長期占優勢的情況下,這些論調(宣揚普世價值)具有較強的迷惑性、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34]
2014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說,普世價值是「在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更不會有」的事物,提出普世價值來論證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設定一個『普世價值』的框子,然後按照這個框子來設計改革方案」,這些人實際上是在設置一個誘導人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35]。
2016年2月,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辛旗指西方文明「以成功者自居,審視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謂的『普世價值』,貶損、衝擊其他非西方文化體系和價值觀念。人們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匯、共榮,而是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壓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國化』、『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這種狹隘的理念和偏執的做法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人類文化、文明的多樣性受到極大傷害。」[36]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在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文章稱,自由主義民主是在一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在基督教文明體系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世價值,是20世紀末西方國家基於歷史終結論炮製的一種說辭,與19世紀西方建立殖民體系時提出的白人優越論是同一個性質;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37]。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一文,提到,有人在热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同时,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劲地妖魔化。这种被政治利用的“普世价值”等为错误思潮,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38]。
2022年6月,《求是》雜誌刊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內容,習近平指出「西方國家宣傳普世人權、人權高於主權,陷入政黨惡鬥、政府失信、社會失序、疫情失控的困境,導致政治極化、貧富分化、族群對立不斷加劇,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大行其道,人權問題日益凸顯」,習近平說明中國要堅定不移走自己的人權發展道路,推動自己的人權事業發展[39]。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Sung Suh)說,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權和日本亞洲主義的虛偽意識,徹底清理日本對東亞民眾侵略和殖民的歷史並追究其責任,才能完成東亞民眾去殖民的課題,實現東亞民眾共同的和平未來,實現有普遍意義的東亞人權[40]。徐勝指普世價值為「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法,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理化對外侵略所提出的論調,「美國一口說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又在這些地區蹂躪人權」;他主張:「我們必須重建一個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價值」[41]。
2015年12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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