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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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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是一份曾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周刊,主编是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创刊于上海,该刊物在1940年代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重要论坛,曾被誉为“高级言论刊物”。1948年12月24日被中華民國政府查封,共出5卷18期。《觀察》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性刊物,是當時中國進步民主運動的一面重要旗幟。《觀察》的被查封,標誌著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悲歌啼鳴至此,標誌著近代中國一些民主人士希望在中國實行民主共和國制度(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徹底破滅。
此條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9年8月1日) |
历史
《观察》的诞生与《客觀》的影响颇有关联,储安平回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1]”
1946年1月6日,在重庆召开了《观察》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和征股简约。同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约6万字,作为时政性政论杂志,其主要内容是议论政事、宣传自由民主。 杂志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无派)、THE OBSERVER(观察)——这是《观察》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的“基本原则和主张”。
《观察》聚集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星光灿烂”的一群人: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自清、钱锺书等。《观察》是当时中国进步民主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影响极大。
後来《观察》的发行量攀升至105000份,在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台湾)都有航空版。费孝通曾有言“《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国民政府的不少高级官员,如孙科等,都是《观察》的读者。
《观察》多次登载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比如1947年10月25日储安平撰文的《评蒲特立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道》。同时也同情学生运动,如发表的《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在《文匯報》、《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後,储安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家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对当局破坏言论自由表示不满和抗议。
1947年10月间,国统区物价飞涨,纸价上涨尤为严重,使得《观察》等期刊经营困难重重。同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临时议会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欲以行政手段干预出版;储安平除邀请韩德培从政治、法律角度加以评析外,亲自撰写文章《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从条文本身加以批评。
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遭到“永久停刊”处罚,一时间坊间传言《观察》也即将被封;对此储安平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对国民政府加紧言论管制表示不满。1948年12月,中華民國總統蒋中正亲自下令政府查封《观察》,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12月24日,政府查封《观察》。这次查封的直接原因是当年11月27日《观察》刊出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報道了國軍統帥部在徐蚌會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分析陳布雷之死與翁文灝之拖”,蒋中正認為洩漏了軍事秘密,以致國軍大敗,下令追捕该文的特约记者。[2][3][4]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民主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王造时多方奔走,并于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
1949年11月1日,由于胡乔木的支持,《观察》在北京复刊,改为半月刊,登载了许多歌颂新政权的文章。不久即于1950年5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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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总结
视角
“撰稿人”是自《观察》创刊号起,一直列名于《观察》封面下方“撰稿人”栏内的一批人士的称谓。这是《观察》的一个特定称谓,不是每个给《观察》写过稿的人均为“撰稿人”。储安平在《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一文中称:[1]
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 或“不克担任”上做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观察》的“撰稿人”如下(依照《观察》每期封面上刊登的姓名排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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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丛书
另外,与《观察》周刊同期发行有观察丛书,共16种: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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