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影响

冷战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例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军费，导致军事工业衰落，前苏联数百万人失业，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发展。^[1]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进行几次经济改革后，经历了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比美国和德国在大萧条期间经历的经济衰退更严重。尽管冷战后俄罗斯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1998年后俄罗斯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2005年初，俄罗斯人均GDP已经恢复到1989年的人均GDP水平。

冷战虽然结束，但它继续影响着全球政治。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冷战，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许多其它新兴国家在全世界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冷战定义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美国与50个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盟，在117个国家拥有了150万驻军，冷战催生了美国大规模空前的永久性和平时期军工复合体，以及大规模军事科研资助体系。此外，美国还推动建立了常态化的和平时期国防体系与军备产业，这一现象正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离职演说中所警示的"军工复合体"的具象化呈现。^[2]

冷战期间，美国的军费开支估计高达8至9万亿美元，近10万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丧生。

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发动的代理人战争还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其中东南亚地区的伤亡最多。随着冷战结束，多数代理人战争和对地区冲突的支持也基本结束。冷战结束后，战争的爆发频率，以及难民数量、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显著减少。

冷战的影响难以轻易化解，许多曾被超级大国利用来激化第三世界竞争的经济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原共产主义国家瓦解引发了新的内战与民族冲突，南斯拉夫便是典型例子。在东欧，冷战的终结开启了新的经济增长，自由民主国家数量显著增加；但在阿富汗等国家，独立伴随而来的是国家机器的崩溃。

随着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及苏联解体，冷战正式宣告结束。然而两级格局的残余影响依然存在，尤其在核武器与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由于缺乏正式终结冷战的条约，曾经的超级大国仍在不同程度上维持、甚至升级或改造现有核武器及其投送系统。更值得关注的是，某些此前未被承认的合法拥核国家也已成功研制并试验了核爆炸装置。^[3]

冷战结束后，由非国家行为体或个人实施的核恐怖主义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重点。尽管此类威胁客观存在，但在全球反恐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迄今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核恐怖主义事件。

辐射遗产

美国辐射警告标志

有关核裂变的军事与非军事活动导致冷战期间发生了多起严重的非自愿性辐射伤害事件。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大规模破坏，使受灾地区持续遭受急性及残留辐射影响。在长达数十年的核武器生产与试验过程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军事人员、平民及动物均遭受了超出正常本底水平的辐射暴露。此外，军用与民用核反应堆及核设施领域发生的多起重大核事故与辐射事故，不仅造成工作人员死亡，更使民众暴露于超标辐射环境中。

然而，这些辐射污染事件并未能阻止美苏两国继续大规模制造导弹与核武器。

冷战争留下了多重核遗产，其中核能与核动力新技术的应用就是显著案例。核军备竞赛在美苏双方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背景下引发了了持续的紧张关系。

環境整治、工业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等领域，都通过辐射以及其它核能领域获得了显著效益。

安全遗产

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使得各国为保持核战略平衡和核扩散承担着重大的责任。自冷战以来，出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盗的担忧，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始终受到严密防护。然而，历史上仍有不少核武器在事故中遗失且至今下落不明。核反应堆、核动力系统等核设施与核装置同样需要安全保障。从生产到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各阶段都必须维持适当的安全防护等级，因为整个军用核基础设施都需要保护，这要求配备相应的资金支持。

美国和俄罗斯曾拥有大量海外核基地与核设施，因此承担着特殊责任及相应成本。此外，所有拥核国家不仅建设了核武器生产与维护设施，往往还配备了大规模军事部署及储存基地。

全球武器级核裂变材料库存量巨大，已远超军事需求总量。在这些材料完成非军事化处理之前，必须实施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发生蓄意、意外或未经授权的核灾难。此外，恐怖分子与网络黑客持续威胁着核稳定与国际互信体系。

军事遗产

各主权国家仍以内部国家安全为主导行为模式。由于昔日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等国未正式终结冷战时期的军事体系，战略战术核力量与常规部队规模在和平时期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局部冲突与区域紧张已取代冷战的双边核对峙与核竞赛。其持续性影响在于，大量核武器与核设施库存仍保持稳定状态，部分设施正被回收、拆解或修复利用。冷战期间开发的珍贵物资及部分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依然存在，但正陆续实施非军事化处理。

冷战后的军事政策与战略正逐步调整，这既反映出主要军事对峙长期化，也源于武器库存、裂变材料及快速反应投送系统的庞大基础。然而，意外事件或战略误判引发的冲突风险仍是各方共同面临的威胁。

冷战时期的拥核国家正在实施缓慢的核裁军工作，然而部分国家却尝试或成功实施了核爆试验，由此构建起自身的核威慑力量。

在冷战时期，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军备控制体系，其中多数机制作为积极遗产得以延续，为多边及国际层面的职能履行与核查监督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制度遗产

除现役军队、安保力量及武器装备等国防体系外，各类政府制度与职能往往较少直接关联军事安全因素，而更多关乎深层公众态度与风险认知。这些制度体系与观念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自身的挑战与调适过程。

核战争爆发的惊险经历给各国民族心理烙下深刻印记，且持续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创伤在某些情况下催生了厌战情绪，但在另一些情形中却导致对核威胁的麻木态度。核能的和平利用也因此污名化，由于会加剧公众对核风险的恐惧，核能的发展至今难以顺利推进，这种恐惧心理也可能成为核裁军的阻力。

冷战时期形成的公众观念与不安全感延续至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环境。新时代的到来促使民主和资本主义实现地域扩张，这种体系顺势宣告战争本身已不合时宜。多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当时普遍认为这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因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这种"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受影响国家急剧扩散，并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观点，因为和平被认为蕴藏在民主制度与人民主权政治力量之中。

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联合国开启了一段宏大征程，其核心使命在于细致剖析、深入反思并广泛探讨与人权倡导相关的议题，致力于构建一个各国和睦共处的理想社会形态——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愿景，旨在缔造国家间和平共生的文明范式。

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瓦解、德国统一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分裂，重大历史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连上演。由此，20世纪末成为欧洲、其他西方国家乃至更广阔地域步入普遍和平时代的起点。

经济遗产

二战结束后，欧洲在经济、政治与社会重建领域面临巨大困难。尽管历史学者对冷战发展的成因及其影响存在不同解读，但学界普遍认同：超级大国间持续积累的紧张态势是引爆冷战的导火索。这种对峙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间的深刻割裂——前者奉行国家计划经济的模式，后者则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理念。^[4]

《波茨坦协定》将德国划分为两部分，分别由当时的强国主导：苏联掌控的东德推行共产主义制度，美英法控制的西德实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划分使多国经济背负沉重财政负担——为完成从战时体制向和平时期的转型，避免经济秩序进一步失衡，各国必须承担相应的财政义务。经济影响衍生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各国军事体系的建立与联盟关系的重组。高度制度化的框架被重新建构，许多原本置身东西方对峙之外的国家也承担起新的国际责任。

心理遗产

冷战引发了诸多不良心理影响。美国、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生活在核毁灭即将降临的恐惧中。冷战期间美国民众的心理状态极不稳定，普遍被恐惧感、无力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笼罩。丹尼尔·J·克里斯蒂与C·帕特里夏·汉利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现象：针对六至八年级青少年的问卷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存在无力感，90%对未来感到不确定，88%持续处于恐惧状态。这项采用五级量表的测评，为观察冷战一代的心理轨迹提供了重要窗口——这些青少年正是在核阴影下成长为成年人的群体。^[5]

西比尔·K·埃斯卡洛娜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剖析了冷战背景下儿童的心理发展。其研究发现："在六十年代的调查中，当要求儿童描述十年后的未来（不提及核弹）时，2000名受访儿童有99%以不同方式提到了核弹。"埃斯卡洛娜特别指出："儿童并非漫无目的的小生物，核威胁如同社会空气般渗透进他们的认知体系。"这种对核战争的本能恐惧，已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民众心理结构和日常焦虑的组成部分。冷战不仅重塑了经济、社会与军事格局，更对整代人实施了深刻的心理塑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