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日租界

概况

在华日租界大多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年间开辟的，其中苏州和杭州日租界分别于1897年开辟，汉口和天津日租界分别于1898年开辟，福州日租界开辟于1899年，而重庆日租界则开辟于1901年，开辟时间相差仅2年。这6个日租界的规模差异较大，天津日租界的面积超过2000亩，是最大的一块^[2]，其次是杭州日租界（900亩）、重庆日租界（700亩）、汉口日租界（约600亩）、苏州日租界（480亩）和福州日租界（沿闽江地带170,000坪，新洲约400,000坪）。其中，天津日租界和汉口日租界经历过扩展，面积有所增加。这些日租界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各地日租界交给汪精卫政府。由于大多数日租界开辟较晚，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繁华区域，只有天津日租界选址在英法租界与旧城之间的沼泽地，通过大规模的填筑工程，逐渐获得了理想的地理位置，成为唯一较为繁荣的日租界，发展了商业区旭街^[2]。这些日租界的道路大多以日本名称命名。例如，天津日租界的主要干道旭街（今和平路南马路至锦州道段）。此外，天津日租界还曾吸引了一批亲日权贵入住，包括宫岛街（今鞍山道）溥仪、段祺瑞、陆宗舆等公馆所在地，明石街（今山西路）曹汝霖、郑孝胥的公馆，以及桃山街（今包头道）高凌霨的公馆等。除天津日租界外，而其他四个日租界的经济并不繁荣，苏州日租界和重庆日租界只有部分地段建有工厂，杭州日租界基本上没有开发，福州日租界则建设了福州神社和日本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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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日租界

天津日租界

天津日租界是日本政府于清朝晚期在天津的九国租界之一，同时也是近代日本在华租界中最大和惟一较繁荣的日租界，存在时间为1898年至1943年（實質收回則為1945年）。天津日租界内建筑的繁华程度“已经超过部分日本内地的中等城市”^[1]^:52。

天津日租界位于天津老城东部、海河以南，最初面积0.34平方公里，后经多次扩展，至1938年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左右。天津日租界是在《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等不平等条约基础上设立的，在1943年主動交還以前，是日本在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租界之一，也是当时日本在华北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的重要体现^[3]。

天津日租界拥有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司法和警察权，设有完整的行政机构。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领导下，日租界的治理体系由日本警察署、日本驻屯军以及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天津共益会等侨民自治机构共同构成。经济方面，日租界高度依赖日本投资与贸易，洋行及工业企业迅速扩张，金融业则以资本输出直接介入日资企业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兼并，较为发达。同时，天津日租界成为走私和转运私货的中心，大量日本商品充斥华北市场，严重了打击中国民族工业和海关收入。天津日租界内设有日本银行、学校、医院、佛寺、商会等设施，不仅是日本侨民在华北的聚居和活动中心，还吸引了一批亲日权贵居住，如溥仪、段祺瑞、陆宗舆、曹汝霖、郑孝胥、高凌霨等，使其成为逊清皇室流亡小朝廷所在地。1931年11月，为扶持满洲国傀儡政权，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日租界策划并实施了天津事变，将居住在张园的溥仪秘密护送至东北^[4]。

1943年1月9日，为抢在英美之前主动交还租界以争取政治主动权，日本签署《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将天津日租界形式上交还汪精卫政权，改名为“兴亚第一区”^[5]。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收复沦陷区并宣布收回天津日租界，并组织清理敌产^[3]。1949年之后，原天津日租界的房产转为公有，重新分配为政府、企业，亦有院落由居民杂居。原天津原日租界虽然地处城市中心地带，但在城市发展的同时长期未获足够重视，面临衰落的困境，2011年，原天津日租界区域被纳入鞍山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部分建筑被列入重点保护与特殊保护风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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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租界

1896年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为设租界事到重庆，向重庆地方政府索取某一地段作为日本租界。经过与大清政府数年的交涉，日本驻渝领事山畸桂与川东道宝棻于1901年9月24日正式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22款。其第一款即明确规定：“重庆府城朝天门外南岸王家沱，设立日本专管租界。”

概况

苏州日租界

杭州日租界

天津日租界

汉口日租界

福州日租界

重庆日租界

相关条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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