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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經濟暨貨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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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缩写EMU),是欧盟内部通过逐步推进经济整合与货币整合,实现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一整套政策框架,包含三个阶段。
EMU 的三阶段推进路径包括:
1. 第一阶段:经济政策协调 2. 第二阶段:实现经济趋同(即成员国经济周期趋于一致) 3. 第三阶段:采用欧元作为官方货币
只有当成员国完成第三阶段,才可正式采用欧元,因此第三阶段基本等同于“欧元区”的范围。[1]
欲进入第三阶段,成员国须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收敛标准》,其中包括至少连续两年参与欧洲汇率机制第二阶段(ERM II),在此期间货币汇率需保持在允许的波动区间内,以体现经济稳定性。[2]
EMU 政策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其中,仅丹麦拥有法律性豁免权,其余成员国一旦满足条件,均须加入欧元区。[3]
目前已有20个欧盟成员国完成第三阶段,正式采用欧元,最近加入者为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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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欧洲共同体之前,关于在欧洲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想法就已被提出。例如,拉丁货币联盟从1865年存在至1927年,成为后来区域货币协作的历史先例。1929年,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国际联盟中首倡“欧洲货币”的构想,应对战后欧洲的新兴国家与经济分裂问题,奠定后续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基础。[4][5]
1957年,荷兰银行行长马里乌斯·霍尔特罗普在阿尔巴赫欧洲论坛提议设立统一中央银行政策,但该构想遭比利时、法国与德国行长质疑,反映了当时国家间金融主权悬殊导致整合难度。[6][7]
1969年,《巴尔报告》提出EEC成员国应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与货币合作,随后在同年海牙首脑会议上确立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阶段性计划。[8][9]
1970年10月,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主持专家小组发布“维尔纳报告”,首次提出三阶段EMU蓝图。但此计划因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及1972年石油危机冲击而受挫,“隧道蛇”(snake in the tunnel)机制也最终失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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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讨论在1988年6月汉诺威首脑会议上被重新全面提上议程。会议决定成立由当时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主持、由12个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德洛尔委员会,负责提出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新时间表,并规划出清晰、可行且现实的步骤。[11][12]这种工作方法源自于斯帕克方法。
1989年4月,发布《德洛尔报告》,提出分三阶段推进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并建议建立包括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在内的新机构设立,以集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13][14]
实施经济与货币联盟的三个阶段如下:
批评
是否欧元区国家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一直存在争议。[38][39]
也有不少观点质疑,并非所有欧元区国家在加入欧元前,真的已经达到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要求的“高度可持续的趋同”标准,若未达标便贸然加入,未来可能会陷入财政困境。[40][41]
由于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各成员国事实上使用的是“外币”,因此无法再通过本国中央银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经济调控工具,也无法通过发行货币来为政府赤字融资或偿付政府债券利息。[42][43]
因此,若成员国未能保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要求的财政纪律,机制本身意味着该国可能会陷入“无钱可用”的境地,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丧失通过主权货币再融资的能力。这正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和西班牙曾面临的困境。[44][45]
改革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
鉴于单纯的紧缩政策(austerity)未能有效化解欧元危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重新推动改革现有欧元区架构的讨论。有关完善现行EMU体系、纠正其经济失衡与社会震荡的研究逐渐兴起,出现“真正的”EMU(genuine EMU)这一关键词。[46][47]
截至2012年初,拟议的改革方案包括:为欧盟引入财政能力、推行共同债务管理,以及建立完全一体化的银行联盟,然而这一目标短期内仍难实现。[48][49]
2012年12月,正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高峰,暴露出EMU架构存在诸多缺陷。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及欧元集团主席联合发布报告《迈向真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Towards a genuin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提出以下改革路线图,以保障EMU的稳定与完整性。[54][55]
2015年6月,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欧元集团主席及欧洲议会主席联合发布了《完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Completing Europe's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通常简称“五主席报告”)[74][75]。该报告提出深化EMU的路线图,旨在完善货币联盟架构,提升成员国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74][75]。
目标是利用现有条约框架与政策工具,增强EMU的韧性,即“通过行动深化”(deepening by doing)[75]。具体包括以下11项工作任务:
- 深化经济联盟,促进竞争力、就业和增长:
- 完善欧盟银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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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将在2017年春季发布一份白皮书,评估第一阶段的执行进展,细化第二阶段的改革内容。[74][79] 主要措施包括:
- 将欧洲稳定机制(ESM)纳入欧盟条约体系,简化治理结构,实现自动适用于所有欧元区成员国。[74][80]
- 推出更具法律约束力的“共同收敛基准标准”,推动各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力、营商环境、公共管理及公司税基等方面实现更高程度协调。[74][81]
- 建立“经济冲击吸收机制”,作为欧元区层面防范经济冲击的财政能力。其设计目标是,成员国需符合上述收敛标准方可参与,且财政转移应为短期对称调整,不形成永久性跨国转移。[74][82]
- 探索建立欧元区共同决策机制,增强对各成员国国家预算和结构性经济政策(例如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的协调能力。[74][83]
- 探讨将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转型为长期稳定性的欧元区公共投资工具,服务于“经济冲击吸收机制”目标。[74][84]
参见
延伸阅读
- Simonazzi, Annamaria; Vianello, Fernando, Italy towards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and domestic socio-economic disunion), Moss, Bernard H.; Michie, Jonathan (编),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in national perspective: a community in crisi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ISBN 9780333792933
- Hacker, Björn. On the way to a fiscal or a stability union? The plans for a "genuin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PDF). Berli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2013. ISBN 9783864987465.
- Miles, Lee; Doherty, Gabriel. The United Kingdom: a cautious euro-outsider.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arch 2005, 27 (1): 89–109. S2CID 154539276. doi:10.1080/07036330400030064.
- Howarth, Davi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British policy on the Euro.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arch 2007, 29 (1): 47–68. S2CID 153678875. doi:10.1080/07036330601144409.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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