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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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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復興（英語：language revitalization；另称language revival、reversing language shift、revivalistics[2]），是指通過熱心人士的運動、政府的語言政策等各種手段實現某種瀕危語言或死語的復興。[3][4]参与其中的力量可能包括语言学家、文化或社区团体，乃至政府。有些人主张应当区分“语言复原”（即让一种已经没有母语使用者的灭绝语言复活）与“语言复兴”（即挽救一种“濒危”语言）。
需要进行语言复兴的，往往是那些使用范围和社会地位已受到严重限制的语言。有时，各种语言复兴的手段甚至会被用来尝试重建已经灭绝的语言。尽管语言复兴在不同情境下的目标差异很大，但通常都包括：努力增加使用者的数量和使用范围，或者至少维持现有的使用水平，以防止语言走向消亡。
推动语言复兴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出于对使用该语言的人群所面临的人身威胁，例如语言濒危群体遭遇生存危机；也可能是经济威胁，如原住民自然资源被掠夺；或者是政治威胁，例如种族灭绝；又或者是文化威胁或同化压力。[5]仅在近代，[何时？]就有估计超过两千种语言已经灭绝。[來源請求]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当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语言使用者不足一万人，四分之一的语言使用者不足一千人；如果没有维护措施，在未来一百年里，其中大多数语言将会消亡。[6]正因如此，这些数字常被引用来说明语言复兴的必要性，以保护语言多样性。此外，文化与身份认同也是语言复兴常见的理由。当一种语言被视为独特的“文化瑰宝”时，社区往往会将其看作自身文化的独一无二的组成部分，[7]认为它与祖先、与土地紧密相连，是历史与自我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
语言复兴也与语言学中的语言档案编制密切相关。在这一领域，语言学家致力于为某种语言建立尽可能完整的档案，包括它的语法、词汇以及其他语言特征。这一实践常常会引发人们对所研究语言复兴的更多关注。此外，进行语言记录的工作本身，往往就是以推动语言复兴为目标而展开的。[9]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希伯來語從死語恢復到以色列人日常用語的案例。其他的例子也包括了政府對瀕危語言的拯救，諸如愛爾蘭共和國振興愛爾蘭語，但是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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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濒危程度
其六级划分如下：[10]
- 安全（Safe）：各个世代都在多种场合中使用该语言。
- 稳定（Stable）：母语与一种或多种主导语言并存，但在某些重要的交际场合已被主导语言取代。
- 明确濒危（Definitively Endangered）：主要由年长一代使用，年轻一代已不再完全使用。
- 严重濒危（Severely Endangered）：仅剩少数成年使用者，儿童已不再将其作为母语使用。
- 极度濒危（Critically Endangered）：仅祖父母及更年长的一代仍能使用。
- 灭绝（Extinct）：已无人能够说或记得这种语言。
另一种用于判定语言濒危程度的量表，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委托一组国际语言学家撰写的论文《语言活力与濒危状况》（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在这份研究中，语言学家在提出若干目标和优先事项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六级量表来衡量语言的活力与濒危状况。[11]他们还提出了九个用于“刻画某种语言整体社会语言学状况”的因素或标准，其中六个采用了六级划分。[11]具体如下：
- 代际语言传承
- 安全：各代人都使用该语言
- 不安全：部分儿童在所有场合使用该语言，所有儿童在某些场合使用该语言
- 明确濒危：只有少数儿童使用该语言，主要由父母一代及更年长者使用
- 严重濒危：仅年长一代使用，父母一代及更年轻者已不再使用
- 极度濒危：仅剩极少数说话者，主要来自曾祖父母一代
- 灭绝：已无存活的说话者
- 使用者的绝对人数
- 使用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 安全：几乎100%人口都使用该语言
- 不安全：使用者接近但明显少于100%
- 明确濒危：多数人口使用该语言
- 严重濒危：使用者少于总人口的50%
- 极度濒危：仅剩极少数使用者
- 灭绝：已无存活的使用者
- 语言在现有领域的使用趋势
- 普遍使用（安全）：所有场合、所有功能均使用
- 多语并存（不安全）：大多数社会场合使用两种或以上语言
- 领域缩减（明确濒危）：主要局限在家庭使用，并与主导语言竞争
- 有限或正式领域（严重濒危）：仅在有限社会场合使用，功能有限
- 高度受限领域（极度濒危）：仅在极少的场合使用，功能极少
- 灭绝：无使用场合，无使用功能
- 对新领域和新媒介的适应
- 动态（安全）：在所有新领域均可使用
- 稳健/活跃（不安全）：在大多数新领域使用
- 接受性（明确濒危）：在许多新领域使用
- 应对性（严重濒危）：在部分新领域使用
- 最低限度（极度濒危）：仅在极少数新领域使用
- 停滞（灭绝）：在任何新领域都不再使用
- 语言教育与读写资料
- 安全：已有稳定的书写体系，且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 不安全：有教育资源，儿童正在学习读写，但不用于行政管理
- 明确濒危：学校有教育资料，但不推动该语言的读写
- 严重濒危：虽有读写材料，但未纳入学校课程
- 极度濒危：书写体系已知，存在少量文字资料
- 灭绝：书写体系不为人知
- 政府与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包括官方地位与使用）
- 平等支持（安全）：所有语言得到平等保护
- 差别支持（不安全）：主要保护局限于私人领域
- 被动同化（明确濒危）：无明确保护政策，语言在公共领域的使用逐渐减少
- 主动同化（严重濒危）：政府不鼓励使用该语言，任何领域均无政府保护
- 强制同化（极度濒危）：语言未获承认或保护，政府承认另一官方语言
- 禁止（灭绝）：使用该语言被全面禁止
- 社区成员对本民族语言的态度
- 安全：整个社区都尊重、珍视并积极推广该语言
- 不安全：大多数社区成员支持语言的维持
- 明确濒危：多数人支持维持，少数人冷漠或支持语言消亡
- 严重濒危：部分人支持维持，其他人冷漠或支持语言消亡
- 极度濒危：仅有少数人支持维持，其他人冷漠或支持语言消亡
- 灭绝：对语言维持完全冷漠，普遍倾向主导语言
- 语言记录的数量与质量
- 极佳（安全）：有大量音频、视频、媒体及书面记录
- 良好（不安全）：有音频、视频、媒体和书面记录，各类都有一些
- 一般（明确濒危）：有一些音频、视频记录，书面资料尚可
- 零散（严重濒危）：仅有少量低质量音频、视频记录，书面资料极少
- 不足（极度濒危）：仅存极少的书面资料
- 无记录（灭绝）：完全没有记录
理论
语言复兴或恢复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期步骤，是确定某种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流失”或“脱离原有环境”。这一判断有助于相关人员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扶持或重建该语言。[12]
关于语言复兴，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或模型，其中之一来自著名语言学家约书亚·费什曼。费什曼提出的模型旨在恢复濒危（或沉睡中的）语言，或使其具备可持续性，[13][14]这一模型由八个阶段组成。复兴的努力应集中在前期阶段，只有在这些阶段得到巩固后，才能继续推进后续阶段。八个阶段如下：
- 成人习得语言：让成年人学习该语言，实际上充当“语言学徒”。（这一措施适用于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多为老年人，且他们在社会上与其他使用者隔离的情况。）
- 建立社会融合的活跃使用群体：形成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积极使用该语言的群体。（在此阶段，通常应主要集中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
- 促进非正式使用与社区支持：在某些地区，如果已有相当数量的人经常使用该语言，应鼓励所有年龄层和家庭内部的非正式使用；并通过建立当地社区机构来支持其日常使用，使语言在这些机构中得到鼓励、保护，并在特定语境下被专门使用。
- 鼓励读写能力：当所有年龄层都已具备一定的口语能力后，推动语言的读写学习，但方式不应依赖国家教育体系的帮助或善意。
- 纳入义务教育：在国家允许、且人数足够的情况下，将该语言引入义务教育。
- 进入工作场所：在前述阶段落实并巩固后，鼓励在工作场所使用该语言。
- 应用于公共服务与大众传媒：在前述阶段落实并巩固后，推动该语言在地方政府服务和大众媒体中的使用。
- 推广至高等教育与政府层面：在前述阶段落实并巩固后，鼓励该语言在高等教育、政府等更高层面得到应用。
这种语言复兴模型的目的，是将努力集中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避免在早期阶段尚未实现时，就把精力浪费在推动后期阶段上。举例来说，如果几乎没有家庭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该语言，那么就去争取让它出现在电视节目或政府服务中，往往就是徒劳无益的。
此外，角田太作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技术或方法，供语言使用者尝试复兴语言使用，其中既包括复活已经灭绝的语言，也包括维持弱势语言的手段。他所列举的方法往往受到该语言当下活力状况的限制。
他指出，沉浸式教学法无法用于复兴已经灭绝或濒死的语言。相比之下，“师徒制”方法（即一对一的语言能力传授）则可以应用于濒死语言。而其他一些复兴手段，例如依赖录音或媒体等技术的方法，则几乎可以用于任何活力状态下的语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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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克里斯托在其著作《语言的消亡》中提出，如果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能够做到以下几点，那么语言复兴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6]
- 提升该语言在主流社会中的声望；
- 增加自身的财富与收入；
- 在主流社会眼中增强自身的合法权力；
- 在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 具备将该语言书写下来的能力；
- 能够利用电子技术。
莎拉·托马森在其著作《濒危语言导论》中指出，现代希伯来语的复兴堪称成功典范，而新西兰毛利语的复兴也取得了相对成功（见下文具体实例）。这两个案例的一个显著共同点是：儿童在完全沉浸式的环境中成长。[17]希伯来语的情况是在早期的集体社区“基布兹”中实现的；[18]而毛利语在新西兰则是通过“语言巢”来完成的。[19]
诸葛漫提出了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与范式，称为“复兴语言学”。
诸葛漫的“复兴语言学”一词是仿照“接触语言学”而提出的。复兴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复原、重建与复兴过程中所涉及的普遍制约与机制。它通过比较不同语言复兴尝试所获得的深刻见解，为世界各地复兴“沉睡语言”的实践提供了相互参照，从而在不同地区的平行讨论之间架起一座认识论的桥梁。[20]
根据诸葛漫的观点，“复兴语言学结合了母语习得与外语学习的科学研究。毕竟，语言复原是第二语言学习的最极端情况。复兴语言学也补充了既有的语言记录学领域——后者的任务是在濒危语言‘沉睡’之前将其记录下来。”[21]
诸葛漫提出，“复兴语言学改变了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格局，例如，它削弱了语言谱系树模型的作用——该模型预设一门语言只有单一的‘父系来源’。”[21]
在语言复兴领域，对于复兴工作应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传统语言，还是允许语言简化或广泛借用主流语言，存在一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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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漫承认“存在地方性的特殊性和独特性”[21]，但他指出：
“所有语言复兴尝试都存在普遍适用的语言学制约。掌握这些制约，有助于复兴者和原住民领导人更高效地开展工作。例如，复活基本词汇和动词变位要比恢复发音和语序容易得多。复兴者应保持现实态度，摒弃那些令人沮丧、适得其反的口号，例如‘没有原汁原味就要死亡！’”[21]
南希·多里安指出，对借词和语法变化持保守态度，往往会阻碍濒危语言的复兴努力（如澳大利亚的提维语）。她还指出，在复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分裂：受过教育、关注历史性的复兴者与关注本地地道表达的现存使用者之间存在差异（如爱尔兰语的情况有时如此）。有人认为，结构上的妥协实际上可能有助于语言的生存，例如诺曼征服后的英语可能就是这种情况。[22]
其他语言学家认为，当语言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主流语言时，其结果可能会形成一种新语言，甚至是克里奥尔语或皮钦语。[23]例如，由于英语对复兴后的夏威夷语各方面影响巨大，有学者提出，“新夏威夷语”可以被视为与“传统夏威夷语”不同的独立语言。[24]同样，这一现象也出现在爱尔兰语中，存在城市爱尔兰语（由第二语言使用者讲）与传统爱尔兰语（在爱尔兰语区作为母语使用）之间的明显分界。法加尔·奥·鲍拉曾指出：“遵循英语的句法和习惯表达，最终产生的不过是‘披着爱尔兰语外衣的英语’。”[25]对于当时濒死的马恩语，学者托马斯·奥·拉奇莱表示：“当一种语言屈从于外来表达，且其所有使用者都成为双语者时，其惩罚就是消亡。”[26]尼尔·麦克雷指出，苏格兰盖尔语的使用越来越形式化，母语式的地道表达正在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第二语言使用者创造的人为表达。[27]
世界各地的語言復興運動
在全球範圍來看，已經有超過750種語言滅絕，還有許多語言也只有少數的使用者。聯合國估計，目前世界上現存語言中，有一半的語言只有不到一萬名使用者，四分之一的語言只有不到一千名使用者，並且除非採取有效措施，否則在一個世紀之内這些語言都要滅亡。
瀕危語言基金會是一個致力於對瀕危語言的保護和復興努力的基金會。
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歐洲國家（如法國和意大利）通過政治和教育推廣標準語的方式壓制地方語。而20世紀后半葉，隨著民族主義和人權運動的興起，許多地方語甚至都爭取到了官方語言的地位。 [28][28]
1962年，威爾斯語言社團成立，以促進威爾斯語的語言權利。1982年威爾斯語電視台S4C成立。1993年威爾斯語言法案進一步規定威爾斯語在公部門使用的平等。2011年的威爾斯語言（威爾斯）措施指定威爾斯語為威爾斯法律上 (de jure) 的官方語言。
根據對310萬威爾斯居民的2011年聯合王國普查，其中27% (837,000)生於威爾斯之外，[29]，其中 73%（220萬）調查反映不會用威爾斯語。三歲以上的威爾斯居民中，19% (562,000) 經調查可以說威爾斯語，其中 77% 能說、讀、寫。（431,000人，佔總人口 15%）。[30]和2001年普查相比，彼時人口的 20.8% 調查能說威爾斯語。[31]威爾斯三歲以上的居民中有 787,854 人 (26.7%) 有至少一種威爾斯語的能力。[32]在 2004到2006年的調查，57% （315,000人）的威爾斯使用者自述能流利使用書面語。[33]據估計英格蘭有11萬到15萬人說威爾斯語。[34][35]
愛爾蘭語在十九世紀因爱尔兰大饥荒及愛爾蘭大離散等事件加劇式微，但蓋爾文同盟於1893年成立以保護、推廣愛爾蘭語（愛爾蘭蓋爾語）的使用，德格拉斯·海德是首任主席。
愛爾蘭獨立後，標準愛爾蘭語（書面語）於1958年首次出版，包含1945—1947年頒布的簡化拼字法，和1953年出版的標準文法。1972年RTÉ愛爾蘭語區電台成立，1996年愛爾蘭語電視台（Teilifís na Gaeilge，今TG4）開台。
1972年愛爾蘭國只有11所小學 (primary school) 等級、5所中學 (secondary school) 等級的愛爾蘭語學校，但2016年9月增為171所愛爾蘭語小學和7個愛爾蘭語小學級的單元(unit)，有四萬以上學生入學；愛爾蘭語中學 (Gaelcholáiste) 有31所、17個中學級愛爾蘭語單元，逾11000名學生入學，在愛爾蘭語區外。[36]愛爾蘭共和國憲法也規定英文版和愛爾蘭語版有衝突時，以愛爾蘭語為準。[37]
目前以愛爾蘭語為第二語言的愛爾蘭人約有一百萬人，[38]接近該國人口的20%。[39]並且都市使用者明顯增加，特別是首都都柏林。這個語言使用群體，受描述為異質但龐大，成員受過完全教育，多為中產階級，過著文化上活躍的生活，且被連結到以愛爾蘭語授課的非主流學校。[40]
然而，愛爾蘭語語母語使用者只有14萬人[38]，且鄉間的愛爾蘭語區對愛爾蘭語的使用有普遍性的衰退。據愛爾蘭語區機構預測，最晚在2025年，愛爾蘭語將不再是各愛爾蘭語區的主要語言。[41][42]
由於1880年，國際聾人教育會議廢除手語教學，認為它會妨礙聾人融入社會。自此130多年，手語都被遏制。直到2011年，有網站將香港手語列入瀕危語言，僅剩9,000個使用者[43]。慈善機構龍耳推廣「兩文四語」，兩文為中文和英文，四語為粵語、英語、普通話和香港手語，也促請香港政府增撥資源支持手語教育。此外，培訓了10位以手語作為母語的聾人，擔任手語導師，並提供手語班，也推出以香港手語為本的網上電視頻道「龍耳電視」，不但為聽覺有困難人士提供無障礙的社會，也籍此希望挽救香港手語的瀕危語言[44][45]。
從台灣日治時期到民國政府統治時期，臺灣的各種非官方語言就一直遭到國語運動（先後推行日語、華語等官方語言）之政策打壓。在1985年所公佈，彈壓公共場所使用本土語言的《語文法》取消立法後，1988年臺灣發起還我母語運動，爭取多元語言政策、修改《廣電法》對地方漢語的限制，甚至爭取新聞節目。[46] 1990年代開始，隨著臺灣自主意識脫離政治暗流，以及鄉土熱心人士尋找自身語言學標識，以期擺脫30年代國民政府所頒布的基於官話口音的國語標準，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推廣弱勢語言，包括臺灣原住民族諸語（排灣語、阿美語、泰雅語、魯凱語等）以及國語以外之臺灣漢語（台語、客語），具體措施包括立法奠定語言平等法案、在學校教授傳承語，意即本土語言、新住民之東南亞語言等。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參閱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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