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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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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預算（英語：United States federal budget）是美國聯邦政府在一個財政年度內的支出與收入計畫。它不僅是政府財政活動的基礎，也是國家政策優先順序與經濟理念的具體體現。美國的財政年度自每年10月1日開始，到翌年9月30日結束，並以結束的年份命名。聯邦政府的財政運作方式建基於權力分立體制，預算的編制與執行過程涉及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的協調。
美國聯邦預算的制定程序從總統的預算提案開始。行政部門透過行政管理預算局（OMB）擬定下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建議，提交國會審議。國會（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透過其預算委員會擬定預算決議，確定支出與收入的總體框架，並將限額分配給參議院撥款委員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及其各個小組委員會。這些小組負責起草具體的撥款法案，決定各政府部門與計畫的資金分配[1]。若兩院版本不同，需協調一致。
法案在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後送交總統簽署成為法律，若被否決，需回到國會重新協商，或國會可透過三分之二票數推翻總統否決。若年度預算無法在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國會通常會以臨時撥款法案維持政府運作，直到正式預算獲得批准。國會有時會將全部或部分撥款法案合併為一項綜合撥款法案，以便加速審議或避免政府關門。在突發情況下，國會也可能通過補充或緊急撥款法案，用於應對自然災害或國家安全危機。此外，國會也可能透過調和法案來促使稅收、支出或債務政策與預算目標一致。
預算的內容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強制性支出、自由裁量支出以及淨利息支出。強制性支出指依照現行法律自動執行的項目，例如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與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等福利計畫，這部分不需國會每年重新審議。自由裁量支出則由國會每年通過撥款法案決定，用以資助國防、教育、基礎建設、科研及其他行政部門的運作。隨著強制性支出比例的增加，自由裁量支出在總預算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2]。第三項為淨利息支出，指政府為公共債務支付的利息淨額。隨著債務規模與利率上升，這項支出已成為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3]。
在收入方面，聯邦政府的主要來源是個人所得稅與薪資稅，後者用於資助社會保障計畫。此外，企業所得稅、關稅、消費稅以及其他非稅性收入（如使用費與罰金）也構成重要的財源。當政府支出超過收入時，差額即形成年度預算赤字，政府通常透過發行國債進行融資，累積的債務稱為公共債務。長期而言，美國聯邦預算的壓力主要來自結構性因素。隨著嬰兒潮世代進入退休年齡，社會安全與醫療保險的支出將繼續增加，而稅收增長的速度不足以抵消這些支出。若無新的政策改革，債務與利息支出將佔用越來越多的財政資源，限制政府在其他領域的支出能力。
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於2024年2月發布的報告，聯邦債務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持續上升，主要原因包括人口老化導致社會保障與醫療保健支出的增加、利息支付成本攀升以及稅收收入增長緩慢[4]。報告指出，若現行法律不變，到2034年時，聯邦持有公共債務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16%，赤字也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1%，遠高於過去50年平均的3.7%，反映出財政壓力持續加劇，尤其是隨著《社會保障信託基金》和《醫療保險信託基金》逐漸耗盡，政府將被迫面臨削減支出或提高稅收的艱難抉擇。
若干政府機構在預算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分析與監督角色。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在聯邦預算流程中提供獨立、非黨派的經濟與財政分析機構角色，透過預測、評估與分析，協助國會了解各項政策與法案的財政影響。除了CBO之外，政府問責署（GAO）、行政管理預算局（OMB）以及財政部都負責提供數據與報告，監督預算執行情況，並評估長期財政可持續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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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模式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節第七款規定：「除非依法律撥款，國庫之款項不得動支；政府的全部收入與支出應定期公布」。這項規定確立了國會對公共資金使用的最高權限，形成聯邦預算制度的憲法基礎。所有政府開支都必須經過法律授權與撥款程序，確保行政部門無法擅自行使支出權。
根據1921年《預算與會計法》（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 of 1921），美國總統每年都必須向國會提交下一會計年度的預算請求。依照現行法規（31 U.S.C. §1105(a)），總統須於每年一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二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前提交預算案（President’s Budget）。通常情況下，預算案會於二月第一個星期一送交國會，但若果在政黨輪替的新任總統上任首年，預算遞交時間有時會延後，因新政府需重新調整政策優先順序。
聯邦預算的編製採現金制原則，也就是在實際收支發生時才記錄收入與支出。因此，對於社會保障、聯邦醫療保險及聯邦醫療補助等長期承諾的福利計畫，其未來財務負擔並未完全反映於年度預算中。相較之下，部分企業及其他國家的政府採用權責發生制，在義務與收入發生時即予以認列。為了更準確反映某些聯邦信貸與貸款計畫的成本，《1990年聯邦信貸改革法》（Federal Credit Reform Act of 1990）規定，此類項目的費用須依淨現值法計算。
聯邦機構若未經國會授權與撥款，無權動用任何資金。與其他法律相同，撥款必須以法案形式提出，經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後，通常由總統簽署生效。國會內部通常區分「授權」（authorization）與「撥款」（appropriation）兩種程序，分別由不同的委員會負責。現行的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與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各設有12個小組委員會，分別負責擬定12項常規撥款法案，用以決定聯邦各項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具體金額。若常規法案未能及時通過，國會有時會將多項撥款合併成所謂的「綜合撥款法案」（omnibus bill），以維持政府運作。
除常規撥款外，國會亦可通過「特別撥款」或「緊急撥款」。凡被認定為「緊急」的支出，可免於部分預算執行規則的限制。例如，在卡特里娜颶風之後，用於災害救助的資金即來自追加撥款法案。某些情況下，緊急撥款也被用於與突發事件無直接關聯的支出，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部分費用。特別撥款同樣被廣泛應用於資助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期間的軍事行動與佔領開支。
總統提交的預算案與國會最終通過的預算決議或撥款法案之間往往存在差異，因為國會有權調整支出優先順序及經費規模。然而，總統在預算過程中仍具有相當影響力，特別是憑藉否決權，以及在國會由總統所屬政黨掌握多數時所能發揮的政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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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授權
美國聯邦預算的金額中，「預算權限」（budget authority）與「支出」（outlays）之間往往並不相同。這是因為政府可以簽訂涉及未來年度的財務義務，例如多年度合約或長期計畫，使得前一會計年度授予的預算權限仍可在未來年度動用。換言之，某年度的預算權限可能在隨後數年內才實際轉化為支出，造成兩者數額之間的差距。
所謂預算權限，是指聯邦法律授予行政部門的法律權力，允許其承擔會導致即時或未來支出的財務義務。支出則是指政府為履行既定義務而實際發放的款項，包括簽發支票、現金支付或電子轉帳等行為，通常可視為「開支」或「支用」。而「撥款」（appropriation）一詞則特指國會授權使用國庫資金以達成特定目的的預算權限。某些軍事項目與住屋計畫具有多年度撥款性質，其預算權限在法案中會明確涵蓋未來數個會計年度。
在國會的預算程序中，「授權法」（authorization act）提供行政部門行動的法律依據，設立可接受資金的帳戶，並設定可支用的最高金額上限。然而，該帳戶只有在國會通過「撥款法案」（appropriation bill）後，財政部才會撥入實際資金。國會並無義務撥付與授權額度相等的資金，這意味著即使授權法允許某項計畫支出一定金額，國會仍可選擇撥付較少的資金。
有時，國會會在同一法案中同時進行授權與撥款，這類法案被稱為「授權撥款法案」（authorization bill）。此類法案通常涵蓋多年度的授權與撥款安排，特別適用於難以精確預估支出金額的權益性支出計畫（entitlement programs），例如社會保障或醫療保險等，這些計畫根據法律賦予個人受益權，而不取決於當年度是否撥付資金。此外，授權撥款法案也常用於授予聯邦機構借款、簽訂合約或提供貸款擔保的權力。根據2007年的數據，約有三分之二的聯邦支出是透過授權法案所實現的。
在預算運作中，偶爾會出現所謂的「後門授權」（backdoor authorization）與「後門撥款」（backdoor appropriation）。前者指在未通過正式授權法的情況下，國會直接撥款並要求行政機構動用資金；後者則發生於授權法明確要求機構在特定時間內、針對特定項目支出特定金額時，即便未有正式撥款，機構仍依法必須執行支出。由於未履行該命令即構成違法，這類情況等於迫使政府支出既定金額。後門撥款往往引發爭議，因為撤銷這類撥款必須修正聯邦法律，而在短期內完成此舉在政治上極為困難。這些例外情形成為國會內部摩擦的重要來源，特別是在授權委員會與撥款委員會之間，雙方皆極力維護自身的立法權限，當其中一方越權時，往往引發報復性行動，導致預算程序出現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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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機構
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數據由多個政府機構負責彙整、分析與發布，其中包括政府問責署（GAO）、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行政管理預算局（OMB）以及財政部。這些機構共同構成了美國聯邦財政透明制度的核心，透過定期發布報告、會計報表與預測分析，使立法機構與公眾能夠掌握政府財政狀況的全貌。
國會預算辦公室每年一月會發布《預算與經濟展望》（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內容涵蓋未來十年的經濟與預算預測，通常會在八月再發布更新版本，以反映新的經濟與財政形勢。此外，國會預算辦公室每年夏季還會公布《長期預算展望》（Long-Term Budget Outlook），分析長達數十年的債務與支出趨勢；同時，每月發行《月度預算回顧》（Monthly Budget Review），追蹤當前會計年度的收入與支出變化。
行政管理預算局則負責編制並組織總統每年二月提交給國會的年度預算案。依照美國《預算與會計法》，總統必須提出涵蓋下一會計年度的全面財政計畫。除正式預算案外，行政管理預算局通常會在七月發布《中期預算更新》（Mid-Session Review），說明執行進度與新的財政預測。
政府問責署與財政部則負責最終的會計報表與財務總結。兩機構每年十二月共同發布《美國政府財務報表》（Financ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這份文件總結了截至同年9月30日結束的會計年度內政府的收支狀況、資產負債與債務水平。同時，還附有一份較短的《公民指南》（Citizen's Guide），以淺顯方式解釋政府的財務狀況與債務負擔。財政部亦會在每年十二月發布《聯邦收入、支出與結餘合併報表》（Combined Statement of Receipts, Outlays, and Balances），提供更細緻的財政數據。
在總統預算案的附錄中，行政管理預算局還編製了《歷史表格》（Historical Tables），此資料集收錄自1940年以來的美國聯邦財政數據，部分表格甚至可追溯至1901年，涵蓋聯邦政府的收入、支出、赤字與債務變化。該文件共分為17個章節，每一章包含若干張表格，分別呈現不同主題的財政統計資料。例如，第一章提供整體預算與非預算項目的概覽，第二章顯示依稅收來源分類的收入統計，第三章則按功能列出政府支出分布。表格排列通常由宏觀數據逐步細分至具體項目，旨在讓使用者能夠在單一文件中比較各項財政指標，尤其是以政府收入或支出佔GDP百分比的方式，分析長期趨勢與相對變化。
在長期預算預測方面，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長期預算展望》提供了關於聯邦財政前景的量化模型。以2018年的版本為例，國會預算辦公室針對2048年及其後的聯邦債務提出多種情境分析。其中「延展基線方案」（Extended Baseline Scenario）假設現行法律持續有效，而「延展替代財政方案」（Extended Alternative Fiscal Scenario）則假設政策制定者維持部分支出與稅制習慣，結果均顯示若醫療開支增長速度持續高於經濟成長率，債務相對GDP的比例將顯著上升。國會預算辦公室亦模擬了嚴格財政緊縮的可能性，顯示若採取削減支出或增加稅收等措施，則可在長期內穩定或降低債務比例。
財政收入
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運作主要依賴稅收體系。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24財政年度聯邦政府共收取約4.92兆美元的收入，創下歷史新高。這些資金用於支付政府僱員薪資、維護基礎設施、支援社會保障計劃，並提供公共服務與安全保障。整體而言，美國聯邦稅收收入在經濟擴張期隨所得增加而成長，反之在經濟放緩時下降。
個人所得稅是聯邦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約佔2024財政年度聯邦政府總收入的49%。這項稅收依據個人收入及稅級徵收，隨經濟狀況變化而波動，因此個人所得稅的起伏常被視為經濟景氣的晴雨表。聯邦個人所得稅採用累進稅率制度，即收入愈高，其邊際稅率愈高，以反映所得分配與能力原則。以2024年為例，聯邦所得稅的稅率級距為10%、12%、22%、24%、32%、35%和37%。在這樣的體制下，低收入者可能僅支付較低稅率部分，而隨收入增加，進入更高稅率層級。在收入分配與稅負狀況方面，近年數據顯示稅收負擔極度集中。以2022年為例，前1%納稅人支付約40.4%的個人所得稅，前50%納稅者則支付了約97%的所得稅。此外，低所得家庭中有不少承受免稅或免除義務的情況，導致部分家庭不需繳納聯邦所得稅。然而具體比例隨年份與政策變動有所不同。
從20世紀中期至今，美國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經歷了大幅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初期，最高邊際稅率一度高達90%以上，至1970年代末仍維持在70%。1981年《經濟復甦稅法案》將最高稅率降至 50%，而1986年《稅制改革法案》進一步將個人最高邊際稅率及長期資本利得稅率統一為28%，標誌著聯邦所得稅結構進入較低稅率的新時期。
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稅是第二大來源，約佔2024財政年度聯邦政府總收入的35%。主要用於資助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與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信託基金。雇主與雇員各自繳納社會保障稅6.2%，總計12.4%。醫療保險稅則是雙邊各繳1.45%，合計2.9%。用於退休、殘疾及老年醫療支出。自2013 起，對高收入者超過門檻（如單身200,000美元、已婚合併250,000美元）再額外課徵0.9%醫療稅，使得整體醫療稅在高收入者中具有累進性。社會保障稅有收入上限，2024年該上限為168,600美元，超過此金額的收入不再被課徵社會保障稅。雖然這些資金被專款專用，但其在聯邦帳目中仍與整體預算相關聯。
企業所得稅與其他稅種（如關稅、遺產稅、消費稅、使用費等）則佔較小比例。企業所得稅則由公司依其利潤繳納，約佔2024財年收入的12%。企業稅收受經濟景氣與政策變動影響顯著：當企業盈利增長時，稅收隨之上升；若經濟放緩或稅率下調，企業稅收便會下降。聯邦政府亦徵收各類消費稅與使用費，如燃油、煙草、酒類與航空稅費等聯邦消費稅。這些稅種雖僅佔總收入約3%，但在交通建設與環境保護中扮演穩定資金來源的角色。
遺產稅、關稅及各類政府服務費用則屬於較小比例的收入來源。遺產稅主要向高資產繼承徵收，貢獻雖有限，但具有財富再分配效果。關稅收入約佔1%至1.5%，其金額受國際貿易政策與市場需求變動影響，具高度不確定性。其他非稅性收入包括國家公園門票、土地租賃、能源開採權與許可證費用等，由內政部等機構收取，金額雖不大，但在特定領域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
「稅收支出」（tax expenditures）是指通過稅法設計給予的排除、扣除、優惠稅率或稅額抵減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相當於公共支出，因為它們減少政府可徵稅額。美國的稅收支出的規模相當龐大，對於收入效果、資源配置與財政赤字均有重大影響。過去某些估算指出，在某些年份稅收支出可能達到約1.5 兆美元。儘管如此，具體數字會因年份與估算方法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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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預算
美國聯邦政府的支出預算，是聯邦政府每年最重要的財政政策工具之一，決定着國家資源如何分配、服務項目如何推進，以及財政收支的總體平衡。每年，聯邦預算的制定通常從總統向國會提交的預算提案開始，該提案建議了下一財政年度各類項目的資金安排。預算案不僅反映政府的政策優先順序，還須獲得國會的審議和批准，方可最終生效。《美國憲法》賦予國會主導預算制定的權力，最終由總統批准成為法律。
聯邦政府的預算支出涵蓋了社會保障、國防、基礎設施、教育、醫療保險、科研和公共服務等領域。為便於管理與分類，這些支出被劃分為約20個功能類別（budget functions），例如國家防務、交通運輸、健康醫療等。除了這些具體用途的支出外，聯邦政府還需支付其所欠債務的利息。隨着聯邦債務總額的增加，利息支出也呈上升趨勢，成為財政負擔中的重要一環。
聯邦預算支出主要分為兩大類：強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與裁量性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強制性支出約佔每年聯邦支出總額的三分之二，其支出項目由現行法律決定，不需國會每年單獨通過。例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部分退伍軍人福利等屬於強制性支出。相對而言，裁量性支出則需每年由國會通過撥款程序決定，涉及國防、教育、住宅、交通等廣泛領域。除此之外，還有一類稱為補充撥款（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的支出，用以應對財政年度開始後突發的額外需求，如自然災害救援、國際危機應對或戰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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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預算中的「強制性支出」指的是依現行法律自動支付、而不需國會每年逐項撥款決定的支出類別；其中最主要的組成包括社會保障、聯邦醫療保險以及聯邦醫療補助，此外還有若干經法定授權而自動執行的福利與補助項目。這類支出與裁量性支出不同，因其金額受人口結構、法定給付規則與經濟變化影響，往往呈現較強的持續性與增長壓力。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與相關財政資料，2024財政年度聯邦政府的強制性支出約為4.1兆美元，超過半數集中在社會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整體上，強制性支出在2024財政年度已約佔全部聯邦支出的六成左右[6]。
支出構成方面，社會保障（含退休金、遺屬與殘疾保險）在近年的支出規模仍為單一最大項目。以2024年為例，社會保障的年度給付與相關成本約為1.3兆至1.5兆美元之間（不同官方統計與報表呈現的口徑略有差異），其主要收入仍來自專門的薪資稅（payroll tax）與其他法定收入來源。聯邦醫療保險在聯邦支出中也占有顯著比重；根據財政合併報表，2024年聯邦醫療保險的支出約為8741億美元，若包含聯邦醫療補助與其他衛生相關支出的「健康」類別，在當年度更接近一兆美元的規模[7]。
導致強制性支出快速成長的兩大結構性因素是人口動態的變化與人均醫療費用的成長。2000年代以來，美國的戰後嬰兒潮世代逐步進入退休年齡，使得受益人數相對於繳稅的在職人口顯著增加；過去數十年來「每位退休受益人對應的受覆蓋勞動人口」已從1960年的約5.1人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約3.0人，未來數十年在多種中性假設下仍會繼續下降，預測到2030年左右每位受益人對應的在職人口數目將進一步降至約2.2左右。這意味著用以支付退休與醫療保險的薪資基數與稅基增長，難以像以前那樣自動緩和給付壓力。與此同時，醫療成本（尤其是聯邦支付層面的人均醫療支出）長期增速通常高於名義經濟成長率；CBO與醫療相關官方報告都指出，醫療每位受益者的支出上升，是未來幾十年預算壓力的最主要來源之一。這些因素使得社會保障與聯邦醫療保險的支出在總GDP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
信託基金的健全性與償付期展望，是衡量強制性支出可持續性的關鍵指標。以社會保障為例，依據社會安全局（SSA）發布之2024年《受託人報告》，各相關信託基金在中期投射下已顯示赤字壓力，若將OASI（老年及遺屬保險）與DI（殘障保險）兩項信託基金的數字合併分析，合併後的儲備在中間假設（intermediate assumptions）下預計將在2035年耗盡。屆時，社會保障信託基金雖不會立即停止支付，但屆時的稅收收入僅能支付約83%的法定給付。就個別基金而言，OASI的可償付資金在報告中被估算在2033年前後出現壓力，而DI基金在目前的75年投影期內相對穩健。
至於聯邦醫療保險的部分，醫療保險A部分（醫院保險）信託基金的儲備在近期報告中的可支付年限也有短期調整，2024年度受託人報告的估算將醫院保險信託基金的可支應期推至2036年左右（較先前年份往後延展數年），但該項目仍會在未來十餘年面臨收入不足以完全覆蓋給付的風險。這些信託基金的「行動逼使點」常被視為需要立法調整的時限指標。CBO的中期與長期預測一再強調，若維持現行法律與政策不變，強制性支出的成長與利息支出上升將使聯邦赤字與債務在未來數十年顯著擴大。由於人口老化與醫療費用的持續上升，會使強制性支出占GDP的比率上升，進而推高預算赤字與公共債務，而利息支出也因債務擴張與較高利率而成為政府的重大負擔。
強制性支出的快速增張已對年度可自由調整的裁量性支出部分形成擠壓效果。當多數資源被強制性支出占用，國會在年度預算中用於國防、教育、科研、交通等領域的可自由分配資金所剩無幾，使得國家在面對突發需求或新政策優先項目時更難在短期內調用大額資金而不影響整體赤字。因此，「如何在不大幅增加稅負或劇烈削減給付的條件下」調整強制性支出的討論，已成為聯邦財政可持續議題的核心。在政策選項上，學術界與政界對於如何回應強制性支出的增長提出多項工具與組合方案，包括但不限於調整給付指標、延後法定退休年齡、上調薪資稅基或稅率、改變高收入者的課稅與給付規則、改革醫療價格與支付機制以控制成本上漲，或改變政府在某些長期護理或醫療服務上的承擔方式。不同方案的財務效果、分配影響與政治可行性各異，且任何改動都涉及跨代分配和選民偏好的重要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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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預算中的「裁量性支出」是指每個會計年度由國會通過撥款法案、經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的預算部分。這些支出並非依照長期法定公式自動執行，而需在年度預算過程中重新審議，因此是行政與立法部門政策優先順序的直接反映。裁量性支出一般分為兩大類：國防支出與非國防支出。歷年來，國防項目通常占整體裁量性支出預算的一半以上，而其餘部分則用於聯邦各部會及獨立機構的日常運作與公共服務，包括教育、交通、住房、科學研究、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等領域。
在1970年代以前，美國聯邦預算中裁量性支出的比重曾遠高於強制性支出，當時國防開支仍占主導地位，而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支出規模相對有限。隨著1960年代《社會保障法修正案》 通過、聯邦醫療保險和聯邦醫療補助計畫啟動後，強制性支出開始穩步上升，裁量性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代，裁量性支出已被強制性支出反超。根據行政管理預算局（OMB）與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統計，2024財政年度裁量性支出總額約為1.68兆美元，占當年聯邦總支出的約28%。其中國防裁量性支出約為0.88兆美元（約佔全國GDP的3%），非國防裁量性支出則約為0.79兆美元（約佔GDP的2.7%）。這些預算反映了國會於2023年《財政責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2023）所設定的支出上限，該法案延續了自2011年以來透過法定上限控制裁量性支出預算增長的做法。在財政赤字與債務上升的背景下，裁量性項目經常成為削減預算的主要對象。CBO指出，隨著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等強制性支出持續上漲，未來裁量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能進一步下降，至2034年降至約5%以下。
國防支出構成了整體裁量性預算中最龐大的部分，主要用於維持國防部及其軍事活動、武器系統採購、研發、人員薪資與全球部署開支。根據國防部及CBO資料，2024年度的國防裁量性預算約為8800億美元。若包括國務院、能源部核武相關項目及退伍軍人事務部部分安全支出，美國的整體「國防相關開支」實際已超過1兆美元。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國防預算佔GDP比例大致維持在3%至5%之間。國防支出在2001年後因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而快速上升，至2011年達到名義高峰約6780億美元。隨後由於《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實施上限與縮減軍事行動，支出短暫下降。至2020年代，則因地緣政治緊張與國防現代化需求再度攀升。由於美國的國防承擔範圍遍及全球，其國防支出金額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約等於全球軍事支出的三成以上[8]。
非國防自由裁量支出則涵蓋聯邦政府各主要部門與獨立機構的年度運作經費，教育部、運輸部、住房及城市發展部、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環境保護局等單位的預算皆屬此類。2024財政年度非國防裁量性支出約為7900億美元。此類支出占聯邦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大致維持在15%至20%之間。非國防裁量性支出涉及的領域廣泛。教育支出用於聯邦學生貸款、K-12教育補助與學校午餐計畫；運輸部支出用於維護高速公路、航空管理與基礎設施建設；住房支出則資助低收入住房與社區發展計畫；能源部投入核能安全及再生能源研發；環境保護局負責污染防控與氣候監測；另有科學與技術機構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與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推動研究創新。雖然這些支出金額各異，但皆需國會每年重新審議。這種機制使裁量性支出成為政策變化最靈活、但也最容易受政治談判影響的部分。在經濟衰退或災害時期，國會可通過緊急撥款以應對危機，例如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的多項救濟法案便屬臨時裁量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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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赤字與債務
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稅收和借貸，政府某一財政年度支出超過收入的差額即為預算赤字，若相反則為預算盈餘。為了彌補赤字，聯邦政府通過發行可流通的債務證券來借款，包括國債、國庫券、票據、浮動利率票據以及通脹保值債券（TIPS）。以2024財政年度為例，聯邦政府支出總額達6.75萬億美元，支出總額超過財政收入，形成財政赤字。這一支出約佔該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也即美國整體經濟活動的五分之一以上由聯邦政府支出驅動。聯邦政府之所以需要借款，是因為現有稅收收入不足以覆蓋持續性的支出與投資。這種收入不足可能源於減稅政策，或是經濟低迷導致個人和企業的收入減少。而與此同時，政府對社會福利、基礎設施、醫療和國防等領域的支出仍在增加，從而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並推高國家債務。國家債務正是這種長期借款及其所產生利息的累積結果。
由於聯邦預算持續多年入不敷出，赤字累積形成了龐大的聯邦債務。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2024年2月的預測，在現行法律不變的前提下，美國聯邦政府所持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將在2024年達到99%，至2034年升至116%，並持續增長至2054年達到172%。這主要是由於強制性支出與利息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速度所致，這一趨勢意味着聯邦債務將長期處於增長態勢，財政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截至2025年7月，美國國家債務已達到36.60萬億美元。國會預算辦公室於2019年發布的《長期預算展望》估算，若要將2048年的聯邦債務降至GDP的41%（相當於過去50年的平均水平），政府必須自2019年起，每年透過削減非利息支出、提高稅收，或採取兩者結合的方式，實施相當於GDP百分之三的財政調整，折合當時約為6,300億美元；若政策目標僅為維持債務占GDP的現行比例（2019年，約78%），則需調整的幅度約為GDP的1.9%，折合約4,000億美元；同時並指出，若延遲採取行動，未來所需調整的規模將更大，以達成相同的債務目標。
美國的國家債務可以區分為不同類型，一方面按照是否可在市場交易分為「可流通」和「不可流通」兩類，另一方面還依據持有者身份分為「公眾持有債務」和「政府自持債務」（即政府機構間債務）。這筆國家債務並不包括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也不涵蓋個人信用卡或抵押貸款等私人債務。與個人借款需支付利息類似，聯邦政府也需為其債務支付利息。政府需支付多少利息，取決於總債務規模以及相關債券的利率。儘管過去十年國家債務不斷增加，但利息支出總體保持相對平穩，這是由於聯邦政府借款時的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同時國際投資者普遍認為美國政府的違約風險極低，從而維持了對美國國債的強勁需求。
在聯邦財政運作中，國會設定的「債務上限」是一個重要機制。債務上限是國會對聯邦政府總債務規模所設定的最高限額，它限制財政部能否繼續舉債來支付即將到期的賬單和未來的政府支出。一旦債務達到上限，政府便無法進一步擴大債務規模，可能因此失去支付日常賬目和維持運作所需支出的能力。不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部仍可依據國會授權採取「非常規措施」，例如暫時暫停部分政府內部債務，用於騰出借款空間，以短期維持政府運作，但這一手段只能維持有限時間，無法長期替代提高債務上限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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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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