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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亞外交
衣索比亞的外交情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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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索比亞的外交政策深受其地緣位置、歷史傳統與非洲大陸政治格局的影響。作為非洲之角的重要國家，衣索比亞自古以來即為東非地區的政治與文化中心。現代衣索比亞在外交上積極參與非洲聯盟（非盟）、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並以亞的斯亞貝巴作為非盟總部所在地，成為非洲多邊外交的重要樞紐。
冷戰時期，衣索比亞的外交立場經歷由親西方到親蘇聯的轉變；冷戰結束後，則逐步推行較為務實的多元外交政策，積極與鄰國及主要經濟體發展關係。衣索比亞亦在地區安全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參與索馬利亞等地的維和與反恐行動。
當代衣索比亞外交的重點涵蓋：非洲一體化推動、紅海與非洲之角的安全穩定、與中國、歐盟及美國的經濟合作，以及處理與厄利垂亞、蘇丹及索馬利亞等鄰國的邊境與安全關係。
古代
在古代，今日衣索比亞所在的區域被視為邦特之地的一部分。自約前2500年至前980年，邦特之地以貿易往來聞名，主要與古埃及保持長期互動。當時最重要的輸出品為乳香，常用於宗教儀式與屍體防腐處理。此外，象牙、香料、獸皮以及各類珍奇動物亦是主要貿易品，透過紅海沿岸與衣索比亞高原的通道輸往埃及，使衣索比亞成為普特貿易體系的重要一環。[1][2][3]
古埃及在前二千紀開始組織遠征隊深入東非，其背景是在已經與今蘇丹境內的古實王國、那帕塔與麥羅埃等政權建立相對穩定的往來之後。這些聯繫逐漸奠定了衣索比亞地區在非洲東部文明發展與對外交流中的地位。[1][4]
自前一千紀起，衣索比亞高原與紅海對岸的南阿拉伯地區往來日益頻繁。當時的示巴王國、希木叶尔王国等政權，因掌握紅海貿易航道與香料之路，與衣索比亞高原社群保持密切交流。南阿拉伯移民曾在今日提格雷州一帶建立殖民據點，並引入南阿拉伯字母與宗教文化，對衣索比亞早期文明發展產生深遠影響。[5][6]
考古證據顯示，衣索比亞的早期國家體制在此時逐步成形，並融合了本地庫希特語族文化與外來的南阿拉伯元素。這一時期奠定了後來阿克蘇姆王國崛起的基礎，使衣索比亞成為紅海與阿拉伯半島交流的重要樞紐。[7]
約自公元一世紀起，阿克苏姆王国在衣索比亞高原興起，逐步發展為古代世界重要的貿易與政治中心之一。[8]阿克蘇姆控制紅海沿岸港口，並透過紅海與印度洋航道與羅馬帝國、印度次大陸及阿拉伯地區保持廣泛聯繫。[9][10]
《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曾記載阿克蘇姆的商業網絡，指出其輸出包括象牙、黃金、犀角及珍稀動物，換取羅馬及印度的布匹、金屬與玻璃製品。[10]阿克蘇姆是當時少數能自行鑄造貨幣的非洲國家、亦是第一個鑄造自己的硬幣的非洲國家，顯示出其成熟的經濟與國際貿易地位。[9][10]
在文化與宗教方面，阿克蘇姆於公元四世紀接受基督教，成為世界上最早以基督宗教為國教的政權之一。[9][10]其宗教與外交地位，使阿克蘇姆在非洲與中東地區的交流中佔有特殊地位，並為後世衣索比亞的歷史奠下重要基礎。[11][12]
中世紀時期，衣索比亞由扎格维王朝（約1137年－1270年）以及隨後的所罗门王朝統治。扎格維王朝以修建石刻教堂（如拉利貝拉）聞名[13]，並鞏固了衣索比亞作為東非主要基督教國度的地位。1270年，所羅門王朝自稱繼承自聖經中的所羅門王與示巴女王，重建王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強化了宗教與政治的結合。[14][15]
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中，衣索比亞逐漸進入歐洲的地理想像。自12世紀起，歐洲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故事廣為流傳，描述一位統治東方的基督教皇帝。[16]許多歐洲人相信，這位「Prester John」實際上就是衣索比亞皇帝。[17]這種想像在歐洲地圖與文獻中反覆出現，既反映了歐洲對東方基督教力量的渴望，也使衣索比亞在歐洲人的世界觀中成為獨特的存在。[16][17]
自14世紀起，衣索比亞與教廷建立接觸。教宗嘗試派遣使節前往亞的斯亞貝巴一帶，建立宗教與外交聯繫。[18]到15世紀，衣索比亞開始與葡萄牙王國展開直接外交往來。[17]當時埃及與紅海由馬穆魯克王朝控制，衣索比亞在面對外部威脅時尋求基督教歐洲的支持。葡萄牙派遣使節團抵達衣索比亞宮廷，並於16世紀與衣索比亞共同對抗穆斯林的阿达尔苏丹国，提供火器與軍事顧問。[17][18]
這一時期的外交互動，使衣索比亞在區域局勢與宗教對抗中扮演關鍵角色，也為後來與歐洲列強的深入接觸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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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自17世紀初起，衣索比亞進入所謂的「貢德爾時期」（Gondarine period）。苏西约斯一世（Susenyos I, 在位1607－1632年）遷都至北部城市貢德爾，使其成為新的政治與文化中心。這一時期的建築風格深受葡萄牙及其他歐洲元素影響，標誌著衣索比亞宮廷與歐洲交往日益頻繁。[19][20]
蘇森尼奧斯一世在位期間，曾接受耶穌會傳教士的影響，並於1622年正式宣布改奉羅馬天主教。[21]這一舉措一度使衣索比亞成為歐洲基督教勢力在非洲的延伸，並與葡萄牙保持密切外交關係。[22]然而，宗教改革引發國內強烈反對，導致社會動盪。最終在1632年，苏西约斯一世被迫退位，其子法西爾達斯即位後恢復衣索比亞正教，並驅逐耶穌會士。[21][22]
貢德爾時期除了宗教爭議外，也見證了衣索比亞文化的繁榮。大量教堂與宮殿在此時期修建，特別是法西爾蓋比宮殿群（Fasil Ghebbi），成為今日的世界文化遺產。此一時期的外交經驗，反映出衣索比亞在外部壓力與內部傳統之間尋求平衡的複雜歷程。[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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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特沃德罗斯二世（Theodore II）即位，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王子時代」。他致力於重建中央集權，削弱地方諸侯的割據勢力，並推行軍事與行政改革，以恢復皇權的實際掌控。特沃德羅斯二世嘗試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引進火炮與槍械，並著手整頓司法與稅收制度，以強化王國的統一與國家機構的效能。[24]
在外交上，他試圖與歐洲列強建立更直接的聯繫，尤其希望獲得技術人員、軍事顧問與工業設備，以協助推動衣索比亞的現代化。他多次致信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與其他歐洲君主，請求派遣專家與工匠來衣索比亞服務。[25]然而，由於英國政府回應冷淡，加之外交信件延誤與誤譯，引發嚴重誤解。最終，特沃德羅斯下令拘禁英國外交人員與傳教士，導致雙方關係全面惡化。[25][26][27]
1868年，英國派遣遠征軍進入衣索比亞，在馬格達拉戰役中擊潰特沃德羅斯的部隊。為避免被俘，他在戰敗後自盡，結束了其雄心勃勃但充滿矛盾的統治。[27][28]儘管失敗，他推動中央集權與國家現代化的嘗試，為後來的統治者提供了重要先例，也使他成為衣索比亞歷史上極具爭議但關鍵的人物。[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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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皇帝约翰尼斯四世（在位1872－1889年）與孟尼利克二世（在位1889－1913年）繼續推動國家整合與有限的現代化。約翰尼斯四世繼承特沃德羅斯二世與約翰尼斯前任的中央集權政策，努力削弱地方貴族的獨立性，並在位期間面臨來自奧斯曼帝國與埃及的軍事挑戰。他於1875至1876年間成功擊退埃及遠征軍，確保了衣索比亞在東北非的戰略地位。然而，他在1889年對抗馬赫迪國的戰役中陣亡，為其統治劃下句點。[29]
隨後登基的孟尼利克二世將首都遷往亞的斯亞貝巴，並積極推行現代化措施，包括修建道路、引進電報系統以及與歐洲國家簽訂貿易條約。[30]他在外交上必須面對歐洲殖民擴張的壓力，尤其是義大利的勢力滲透。[30]1889年，他與義大利簽訂《武恰萊條約》（Treaty of Wuchale），但雙方對條文解釋出現重大分歧：埃方認為僅是承認外交合作，而義大利卻據此聲稱衣索比亞成為其保護國。這一矛盾最終引發戰爭。[31][32][33]
1896年，孟尼利克二世親率大軍在阿杜瓦戰役中重創義大利遠征軍，迫使義大利承認衣索比亞的主權。[33]這場勝利在非洲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使衣索比亞成為當時唯一成功抵抗歐洲殖民的非洲國家之一。[33]阿杜瓦的勝利也強化了衣索比亞在國際上的地位，並成為20世紀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象徵。[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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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6年阿杜瓦戰役擊敗義大利之後，孟尼利克二世進一步鞏固了衣索比亞的國際地位。他將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發展為現代化都市，並持續推動交通、教育及電信建設。[35][36]然而，自1906年起孟尼利克因中風而逐漸失去治理能力，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日益激烈。[37]
1913年孟尼利克逝世，由其孫伊亚苏五世（Lij Iyasu）繼位。伊亞蘇在位期間（1913－1916年）以較為開放的態度與穆斯林社群接觸，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現出親同盟國的傾向，導致衣索比亞的基督教貴族與教會階層對其產生強烈不滿。[38][39]1916年，他在政變中被廢黜，成為衣索比亞歷史上一位短命的皇帝。[39]
政變後，孟尼利克之女佐迪圖（Zewditu）被推舉為皇后，成為衣索比亞歷史上唯一的女性君主（在位1916－1930年）。然而，實際權力多由攝政王拉斯·塔法里·馬康南（Ras Tafari Makonnen，後來的海爾·塞拉西一世）掌握。[40]塔法里在此期間積極推動現代化改革，包括建立國家銀行、推行新的法律制度，以及擴展與歐美列強的外交關係。[40]1923年，在他的領導下，衣索比亞成功加入國際聯盟，這標誌著該國正式進入國際體系。[40]
1930年，澤維迪圖去世，拉斯·塔法里正式加冕為海尔·塞拉西一世，為衣索比亞帶來新的時代。
現代
1930年，佐迪圖去世後，攝政王拉斯·塔法里·馬康南正式加冕為皇帝，尊號為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開啟了近半世紀的統治。他被視為衣索比亞現代化與外交活躍的象徵，並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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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爾·塞拉西一世上台後，推行中央集權與現代化改革，包括建立國家銀行、改革稅制、擴建學校和醫療設施，以及嘗試制定新憲法。他積極發展外交，並將衣索比亞塑造成非洲少數保持獨立的國家典範。[42][43]
然而，1935年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發動第二次義大利–衣索比亞戰爭，意军在使用化學武器與空襲後，於1936年佔領亞的斯亞貝巴。[44]海爾·塞拉西被迫流亡英國，但他並未放棄抗爭。[45][46]同年，他親赴日內瓦，在國際聯盟大會發表演說，呼籲國際社會譴責義大利侵略，成為反殖民主義的象徵。[45][41][46][47]
1941年，隨著二戰盟軍在東非戰場的勝利，海爾·塞拉西重返亞的斯亞貝巴並復位。[43][48][49]戰後，他繼續推動現代化，並積極參與非洲反殖民與團結運動。1963年，非洲統一組織（OAU）在亞的斯亞貝巴成立，衣索比亞成為該組織總部所在地，顯示其在非洲外交中的核心地位。[50][51]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國內社會矛盾逐漸加劇。農村貧困、飢荒與學生運動引發對政權的不滿。[52]1974年，軍事政變爆發，海爾·塞拉西被推翻並最終去世，標誌著衣索比亞帝制的終結。[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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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帝制倒台後，軍事委員會「德尔格」（Derg）掌握政權，推行社會主義取向並中斷與西方傳統盟友的合作。1977年起，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成為核心領袖，他的外交政策明確傾向蘇聯陣營。[53]
在冷戰格局下，衣索比亞與蘇聯、古巴及其他東方國家建立緊密聯盟，獲得大量軍事與經濟援助。[54]1977－1978年爆發的歐加登戰爭，衣索比亞在古巴軍事顧問與蘇聯空運部隊支援下成功擊退索馬里軍隊，此役使衣索比亞成為蘇聯在非洲之角的主要戰略夥伴。[55][56][57][58]
德爾格政權亦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密切往來，包括東德、南也門與朝鮮，強化在外交上的意識形態認同。然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則急遽惡化，特別是與美國因人權問題和冷戰立場對立而陷入低潮。[53][59]
然而，長期的內戰、饑荒與專制統治，使德爾格政權逐漸失去支持。1991年，由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領導的反對派推翻了德爾格政權，門格斯圖逃亡津巴布韋，衣索比亞進入新一階段的共和國體制。[53]
1991年，德爾格政權被推翻，衣索比亞進入由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主導的新政治時期，並於1995年正式成立「衣索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新政府在外交上重點放在擺脫冷戰後的孤立局面，重新定位衣索比亞在非洲與國際舞台上的角色。[60]
在非洲層面，衣索比亞繼續利用亞的斯亞貝巴作為非洲統一組織（OAU）及其後繼機構非洲聯盟（AU）總部的地位，積極參與非洲區域事務與維和行動。衣索比亞曾派遣軍隊參與非洲之角及鄰近地區的維和行動，包括索馬里、南蘇丹與達爾富爾等衝突，強化其作為地區安全核心國的形象。[61][62][63]
在與鄰國的關係上，衣索比亞與厄立特里亞於1993年和平分離，但雙方因邊界問題於1998－2000年間爆發邊境戰爭，造成數十萬人傷亡。[64][65]雖然2000年簽訂《阿爾及爾協議》，但緊張關係持續多年，直到2018年才由總理阿比·艾哈邁德（Abiy Ahmed）推動和解。[66]這一舉措獲得國際讚譽，阿比也因此在201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67][68]
在國際舞台上，衣索比亞與美國及歐盟建立了更緊密的外交與經濟合作關係，並在「反恐戰爭」時期成為美國在非洲之角的重要盟友之一。[69][70][71]與此同時，衣索比亞亦積極與中國加強合作，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夥伴，獲得基礎建設投資與融資支持。[72][73]
然而，進入21世紀後，衣索比亞的外交形象亦受到國內政治危機與人權爭議影響，特別是2020年爆發的提格雷衝突，使其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度緊張。[74][75]但憑藉其地緣戰略位置與非洲聯盟總部所在國的特殊地位，衣索比亞依然在非洲及國際外交舞台中維持舉足輕重的角色。[76]
與各國關係
衣索比亞與美國的官方關係可追溯至1903年建立外交關係與簽訂首批條約。[77][78]二戰與戰後初期，美方支持海爾·塞拉西一世政權，亞的斯亞貝巴成為美國在非洲之角的重要夥伴；冷戰時期，美國在阿斯馬拉（當時屬衣索比亞）設置「卡格紐基地」（Kagnew Station）等設施，顯示雙邊在情報與通訊上的合作密切。[79]1974年帝制倒台、德爾格上台後，埃方轉向蘇東陣營，雙邊關係急遽降溫。[78]1991年德爾格垮台、聯邦民主共和國成立後，雙邊關係復甦並擴大。[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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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埃美关系以安全合作與發展援助為主軸。[81]美方長期支持衣索比亞參與非洲之角的區域穩定與維和，尤其在索馬里議題上進行情報、後勤與訓練等協作；衣索比亞亦多次出兵維和與反恐行動，將自身定位為地區安全樞紐。[82]經貿層面，美國對衣索比亞提供發展援助，涵蓋公共衛生、教育、糧食安全與基礎設施能力建設；雙邊貿易以農工產品、紡織與輕工製品為主，並伴隨美企在製造業與服務業的投資布局。[81][83][84]衣索比亞是美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大的援助接受國。然而，2025年1月，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佈暫停對衣索比亞的援助。[85]
近年，雙邊也面臨人權與內部衝突所帶來的政策摩擦。[82][86]提格雷衝突期間，美方就停火、人道通道與問責機制多次表態並調整部分經貿與援助工具，但雙方在反恐、防疫合作、區域調停（含蘇丹、索馬里、紅海南岸安全）與多邊機構協調上仍保持溝通。[87][86][88][89][90]大型跨境基建與流域治理（如尼羅河上游議題）亦成為美方居中協調的議題之一。[91][92][93]
外交設置方面，衣索比亞在華盛頓特區設有大使館，美國在亞的斯亞貝巴設有大使館並與非洲聯盟常駐代表團協同運作；[77][94]雙邊亦透過戰略對話、人權與治理對話、經貿工作組等機制維繫常態性互動。[88]總體而言，埃美关系在安全與發展合作上具有深度，但亦受內部政治演變與區域局勢牽動，呈現合作與分歧並存的特徵。
衣索比亞與中國的交往可追溯至20世紀中期。自1960年代中期起，海爾·塞拉西皇帝意識到，他的國家對美國政策的戰略重要性已不如1950年代。他告訴美國官員，如果不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他將不得不尋求東方（中國和蘇聯）的支持。[95]同時，北京需要改善與許多非洲國家的關係，以應對蘇聯的威脅，並爭取取代台灣的席位，加入聯合國。[95]1970年，雙方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早期交往以政治與文化往來為主，中國在亞的斯亞貝巴設立使館，並逐步展開經濟技術合作。[96][97][98][95]
在冷戰格局中，雙方關係經歷曲折。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向衣索比亞提供有限援助與支持，但因埃方的政局變化與陣營選擇，關係一度趨於低潮。[95][99]1974年德爾格政權上台後，衣索比亞轉向蘇聯陣營，中國與埃方的互動相對減弱。[97][95][100][99]
1991年衣索比亞進入聯邦民主共和國時期後，中埃关系進入新階段。[96]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推進，衣索比亞成為中國在非洲之角的重要合作夥伴。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FOCAC）啟動後，中埃合作迅速升溫，涵蓋基礎設施、能源、農業、醫療與人員培訓。[101][102]中國企業承建了亞的斯亞貝巴－吉布地鐵路、城市輕軌、工業園區等大型專案，並提供融資與貸款支持，使中國成為衣索比亞的最大投資來源國與主要貿易夥伴之一。[96][103][104]
外交層面，兩國領導人保持高層互訪。衣索比亞領導人多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與總理亦多次到訪亞的斯亞貝巴。[105][106]中國亦在非洲聯盟總部的興建與資助中扮演核心角色，強化其在非洲外交的象徵性地位。[107][108]
然而，雙邊合作亦引發爭議，包括債務可持續性、勞動力與技術轉移不足，以及部分基建專案的效益問題。[109][110][111]但總體而言，中埃关系已成為中國－非洲關係的重要典範，體現「南南合作」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方向。[96]
衣索比亞與中華民國（臺灣）從未建立過正式外交關係。20世紀中葉，雙方曾展開有限的官方互動與合作，臺灣派遣技術團與醫療團前往非洲，協助農業發展與公共衛生工作，並推動教育與文化交流。[112][113]
然而，1970年代國際局勢急劇變化。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後，衣索比亞逐步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在當地的官方合作逐步結束。[95][114]
雖然如此，兩地仍維持一定程度的民間交流。臺灣在亞的斯亞貝巴設有台灣貿易中心，推動經貿合作與投資事務；部分台灣企業、非政府組織與宗教團體也曾在衣索比亞開展慈善與技術援助計畫。[115][116]2019年新冠疫情期間，中華民國政府捐贈衣索比亞10萬片外科口罩，以協助該國醫療人員對抗疫情。[117]此外，教育領域亦有互動，衣索比亞亦有學生在台灣攻讀高等教育。[118][119][120]
中華民國與衣索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無正式外交關係，目前也沒有在對方首都互設具大使館功能的代表機構。對衣索比亞的相關事務由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駐索馬利蘭共和國代表處共同管轄。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於衣索比亞設立阿迪斯阿貝巴臺灣貿易中心。[121]
參考來源
Wikiwand -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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