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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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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淡路大震災（日语：阪神・淡路大震災／はんしん・あわじだいしんさい Hanshin Awaji dai shinsai */?），中文多稱為阪神大地震、神戶大地震或關西大地震，日语亦将此次地震称为兵库县南部地震（日语：兵庫県南部地震／ひょうごけんなんぶじしん），是1995年1月17日發生於日本關西地方規模為日本气象厅地震规模7.3的地震災害，因受災範圍以兵庫縣的神戶市、淡路島、以及神戶至大阪間的都市為主而得名。此次地震是日本首次发生在大型都市正下方的直下型大地震，也是气象厅震度等级制度引入震度7后首个实际观测到最大震度7记录的地震。由于受灾区域人口密集，此次地震造成了日本投降以来最为惨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官方統計有6,434人死亡，43,792人受傷，房屋受創而必須住到組合屋的有32萬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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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兵库县南部，淡路岛北部至明石海峡附近海域（北緯34度35.9分、東經135度2.1分），震源深度為16公里，地震規模為日本气象厅地震规模7.3[注釋 1]（矩震级6.9）。該地震是由淡路島的野島斷層地殼活動引起，屬於上下震動型的強烈地震。最大震度达到7，这是自1948年福井地震以来，也是自设立“震度7”等级后首次观测到的最高震度[5]。此次地震的有感范围（震度1及以上）极为广泛，东至福岛县磐城市的小名滨，西至长崎县佐世保市，北达新潟县新潟市，南抵鹿儿岛县鹿儿岛市[6]。
本次地震是自福井地震后设立“震度7”等级以来，首个被判定适用该最高烈度的地震，也是完全通过实地勘察（气象厅机动观测班现场调查）确定震度7的首个案例[7]。鉴于灾后意见认为仅靠现场调查发布震度7会导致应对迟缓，在此次震灾的次年（1996年），日本改进了震度观测体系，使得震度7也能通过仪器测定的计测震度进行快速通报[8]。
根据现场调查确定的震度7区域以及观测到震度5及以上摇晃的区域如下。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仪器的观测上限为震度6，震度7不在其自动判定范围内（需通过现场调查判定）[9]。
根据多个专业观测点的记录，在本次地震中，垂直方向的加速度显著大于水平方向，这一反常现象是造成建筑物“压溃式”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对神户海洋气象台观测记录的分析，测得最大加速度为848gal，最大位移为27cm。（其实际仪器记录的实测值为：三向量合成峰值891gal，其中南北方向分量818gal，东西方向分量617.3gal，垂直方向分量332.2gal）[10]
地震发生后，日本气象厅迅速向各预报区发布了 “无海啸” 的注意通报（即确认无海啸威胁）[11]。尽管当时没有观测到显著的海啸，也未接到海啸灾害报告，但事后对各验潮站记录的分析表明，濑户内海实际上发生了小规模的海啸。其中，淡路岛江井观测到的最大波幅为68厘米，大阪深日为40厘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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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在1月17日地震發生當日，日本氣象廳根據命名規定的基準，將本次地震命名為「平成7年（1995年）兵庫縣南部地震（The South Hyogo prefecture Earthquake in 1995）」。
各媒体对本次地震及所带来的灾害采用不同的名称。毎日新聞首先使用「阪神大震災」的名稱，其他的傳媒也跟進使用。另外還有不同的命名，如朝日新聞和日刊體育是「關西大震災」[13]，讀賣電視台則称「關西大地震」。
之後，政府方面認為有必要為此一大規模災害的日後復原工作取一個統一的名稱，因為淡路島地區的受災情況嚴重，在2月14日的內閣會議上口頭上將災害稱為「阪神・淡路大震災」。2月24日時，制定了一個5年內有效的法令——《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的基本方針及組織相關法律》（平成7年法律第12号）（即日施行）。正式使用「阪神・淡路大震災」的名稱。
災情
此次地震是一场在人口逾350万的大都市正下方发生的 “城市直下型地震” ，因此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至少有6,434人遇难，43,792人受伤，共计有689,776栋建筑物遭到破坏，经济损失至少10万亿日元[14]。此次地震的灾害规模，在二战后日本的国内灾害中，仅次于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15]。
本次地震对近畿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尤其是靠近震源的神户市市区（包括东滩区、滩区、中央区、兵库区、长田区、须磨区），灾情尤为惨烈。作为一次发生在高度现代化都市中的灾难，其破坏景象在电视新闻的传播下，不仅震惊了日本全国，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
根据NHK对死者尸检报告的分析，在地震当日死亡的5,036人中，有3,842人（占76%）是在地震后1小时内死亡的。而在这些极早遇难者中，高达90%的死因是压迫致死（包括被重物压死或窒息死亡）[17]。这表明，绝大多数遇难者是由于木结构住宅在地震中瞬间倒塌，被掩埋在废墟下而当即身亡。其中，不少遇难者是在一楼的卧室睡觉时被压埋致死。对于典型的两层木结构住宅，此次地震中一个普遍的破坏模式是：在屋顶瓦片和二楼重量的共同作用下，一楼的支柱因无法承受剧烈摇晃而断裂，导致整个一层被压垮[18]。
此次地震中，60岁以上的高龄者占死者比高达59%，而20至29岁年龄段的遇难者人数，比30至39岁年龄段多出近200人。这一异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神户市，特别是滩区等大学集中区域的大量学生伤亡。与许多老年人情况类似，当时众多经济能力一般的本国学生或留学生居住在被称为“文化住宅”的老旧木造公寓中。这些建筑抗震性能极差，在地震中大量倒塌，导致许多学生被掩埋在废墟之下。其中，神户大学损失最为惨重，共有39名学生和2名教职员工不幸遇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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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地震引发的火灾是造成灾害扩大的重要因素。神户市长田区成为火灾重灾区，该区域木造住宅密集，地震后火势迅速蔓延，最终导致近7,000栋建筑被烧毁[20]。根据消防厅资料统计[21]，地震后共发生285起火灾，其中约70%发生在地震当天。在已查明原因的火灾中，电气原因是首要因素，共85起，地震次日及之后发生的火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供电恢复后，受损的电气设备重新通电而引发的。其次是燃气相关（13起）和明火火种（12起）[22]。
震灾后的火灾扑救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消防部门被迫采取了非常规的应对措施。地震导致城市上水道大规模断水，消防栓无法使用，消防能力被瞬间瓦解。消防员不得不寻找有限的防火贮水槽与学校游泳池，但在此过程中火势已迅速蔓延，错失了最佳灭火时机。当时，手持无水管线、在熊熊大火前束手无策的消防员身影，成为震撼全球的新闻画面。在极端情况下，消防部门采取了超常规的远距离送水方案：例如，曾将7辆消防车串联起来，从神户港进行了长达4公里的输水。最长的记录是从神户市市民游泳池开始，串联了14台消防泵，实现了7公里的超长距离输水[23]。
面对无法控制的火势，消防指挥部门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当判断灭火已无可能时，转而采取 “放任火灾” 策略[24]，不再试图扑灭主要火势，而是将全部资源投入到引导和疏散受灾民众、防止人员伤亡的工作上。
在专业消防力量受限的情况下，社区居民的自救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地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依靠最原始的 “桶装水传递” 方式进行灭火和阻隔火势，在局部阻止了火灾的蔓延[25]。
据统计，震灾引发的火灾过程中，灾区共有7,574栋住宅被烧损，7,036栋完全烧毁，烧毁总面积835,858平方米，8,969户受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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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地震导致104,906栋房屋全毁,144,274栋房屋半毁，总计689,776栋房屋受损[28]。
灾区内大量老旧木造住宅的倒塌是导致人员重大伤亡与后续火灾的主要原因。木结构住宅之所以造成大量即时死亡，其根本原因在于其 “散架式”倒塌模式，几乎不留下生存空间。[29]神户地区的传统木造住宅多以适应台风气候为目标，其结构对持续性振动的抵抗能力先天不足。当地民居普遍采用厚重的“日本瓦”屋顶，且固定方式多为传统的 “土葺き” （先在屋顶铺土，再在上方放置瓦片），这极大地增加了建筑的整体重量与惯性。
相比之下，钢筋混凝土建筑则展现了其坚固的整体性结构在保命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居民极少因被建筑构件完全掩埋而即时死亡[30]。调查统计表明，1981年《建筑基准法》修订后（约从1982年起） 设计和建造的建筑，在地震中的损害显著较轻。
大地震对兵库县内的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恰在医疗需求最紧迫的时刻，整个系统却陷入了大规模瘫痪，造成了极其严峻的救治困境。据统计，兵库县有239所医疗机构全毁、270所医疗机构半毁、973所医疗机构因水电中断而停止服务，总计约半数的医疗机构在地震后无法正常履行医疗职能[31]。
神户市内的3所核心灾害指定医疗机构中，西市民医院主楼完全倒塌、44名患者和3名护士被活埋在废墟中，中央市民医院因周边道路中断而形成“孤岛”，功能完全丧失。这直接导致其他中小规模的医疗机构被远超其容量的伤员所淹没。据报道，有一些伤者因无法及时得到抢救，只能在等待中离世[3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西宫市武库川町的兵库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天接收的患者数量仅为约200人，不到平日工作量的8%。由于交通网络彻底瘫痪，中小医院的重伤员根本无法从主要受灾城区被转运至这家设备精良的大型医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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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地区的核心交通干线在地震造成了结构性破坏，导致区域交通长期陷入瘫痪。中国自动车道以及作为神户与大阪之间交通大动脉的国道43号、国道2号均因损毁实施了车道管制，引发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尤为严重的是，阪神高速3号神户线发生了高架桥段的整体坍塌。这条道路与第二神明道路、姬路绕道直接相连，是连接大阪与姬路之间的核心通道。它的长期中断对灾后救援造成了致命一击[34]。
由于关西铁路网络也同时大面积中断，压力全部转移至公路系统。即便是仅仅途径关西地区而非前往灾区的货车和巴士，也因主干道中断而无法通行。当时，完全没有能够避开受灾路段的替代高速公路路线。所有交通流被迫涌向国道9号、国道372号（二者共同构成京都-姬路间的迂回通道）及国道27号等普通道路，导致这些道路不堪重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区域性拥堵[35]。
当时尚在建设中的明石海峡大桥，其主体结构幸运地未因地震受到直接损坏。然而，精确测量发现，受地壳变动影响，大桥的全长增加了约1米。这一数据为研究大地震对广阔区域的地形影响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36]。
在此次震灾中，铁路网络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专家指出，倘若地震的发生时间推迟约两小时，正逢通勤的早高峰时段，人员伤亡情况势必会更加惨重[37]。
震后，JR神户线全线瘫痪，鹰取站、六甲道站、新长田站等车站均严重受损，[37]阪神电气铁道在东滩区至滩区的高架区间遭受了毁灭性破坏[38]。
震灾不仅摧毁了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也动摇了公众“新干线抗震性能极强”的普遍认知。山阳新干线的高架桥等结构在8个地点发生落梁，此外，还有708处支柱和桥墩出现损伤[39]。
此次震灾的影响范围超出了受灾核心区，也波及了连接东京与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京都站至新大阪站之间（即京阪神都市圈区间）的部分桥墩出现了裂纹，导致该区段将速度降至约170公里/小时[40]。
作为神户经济重要支柱的神户港，在此次震灾中遭受重创，码头功能几近瘫痪。神户港内多数泊位和设施严重损坏，无法使用。原本连接四国、九州的渡轮，被迫将停靠点临时变更至大阪南港等地。
六甲岛、芦屋浜、尼崎市筑地地区等以填海地为主的区域，普遍出现了土壤液化现象，导致地面软化、下沉，进一步破坏了基础设施[41]。
震灾虽然对关西地区的主要机场造成了物理损坏，但两者均成功维持了航班运营，成为至关重要的空中救援门户。
大阪国际机场由于靠近震中，其跑道和滑行道出现了裂缝，航站楼的外墙等部分也受损。关西国际机场虽然距离震源较远，且于前一年（1994年）刚开通，但其航站楼、车站和停车场区域也确认出现了建筑损伤[42]。
尽管如此，两个机场的运营均未受到影响。地震当天，来自警视厅、东京消防厅、自卫队、美军以及政府包机的大量救援飞机在此成功起降，为后续救援打开了生命通道[43]。
争议
地震发生初期，日本政府在应急响应机制上暴露出许多问题，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在初动响应上的僵化和信息传递的低效，导致救灾工作被严重影响[44]。
当时，日本中央政府及国家机构，缺乏直接从灾区收集第一手信息的有效手段[45]。作为法定的灾害对策主管机构，国土厅自身没有独立的信息收集能力，也无法充分汇总来自其他省厅的信息。一套能够迅速整合来自地方政府、内阁各部门地方分支机构、自卫队等各方信息的系统，以及将汇总信息及时通报给首相的流程，均未建立。[46]因此，电视和广播等新闻媒体反而成为了政府最高决策层的“最大信息来源”。各机构不得不基于这些未经整合、核实的信息来采取行动[47]。
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为首的村山内阁在阪神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行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村山首相获悉地震的消息其实相当早，但这并非通过官方报告系统，而是因为他恰巧在电视上观看了早上6点的NHK新闻[48]。其秘书官等身边人员提交详细报告的时间则要晚得多，据称首相收到的第一份正式报告是在7点30分。当时身在首相公邸的村山，于上午8点26分步行至首相官邸察看情况并等待，却发现官邸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新的信息传入，于是只得返回公邸[49]，并开始筹备通常国会以及与财界领袖的餐会[50]。
地震发生后，灾区内的官方应急通信系统也多数都未能启用。设置在兵库县厅屋顶的卫星通信设备未能充分运作；神户海洋气象台记录到了震度6、最大加速度818伽尔的关键数据，但这组至关重要的信息未能通过常规的数据线路成功发送，最终动用了气象卫星专用的卫星电话，才将震度6的信息报告出去[51]；在津名测候所，因震度计故障，工作人员依靠体感判定为震度6，然后通过专用的无线回路向大阪管区气象台进行了通报。尽管气象厅在6点18分正式发布了神户震度6，但震度6的信息直到6点19分才传入国土厅和消防厅。对于这场在5点46分发生的灾难而言，这超过30分钟的信息真空期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对灾情规模的初期判断和应急响应决策[52]。
承担初期灾情收集核心任务的警察系统，其通信网络也近乎崩溃：连接警察厅和兵库县警察的专用通信网络大部分失效，警察厅直到地震发生约3小时后才与兵库县警察本部长取得联系[53]。
在地震发生三天后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面对在野党对政府信息收集迟缓和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的尖锐质询，村山富市的答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批评：“毕竟这是第一次经验，又是在清晨发生的事情，想必存在着诸多混乱。”[45][54]:262-263
村山在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55]：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公邸，看着早上6点的NHK新闻。那时的头条新闻是山花先生退出国会党团的消息。新闻里没有神户的画面，只报道了京都等两三个地方发生了地震，说是震度5或6级……
实际上神户的受灾情况要严重得多，但因为通信设备被毁，联络完全中断了，我这边一点信息都没有。我立刻给京都的熟人打了电话，对方告诉我：“震感非常强，但幸运的是没有损失。”我听后便觉得还好，放心了。 过了一会儿，负责灾害应对的秘书官才打来电话……报告说：“神户那边发生了地震，似乎非常严重。虽然确切信息还不清楚，但据说造成了很大损害。”
当时，政府对于这类灾害的应对机制根本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首相官邸没有24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系统，主管灾害的国土厅也没有值班制度。我们与神户取得联系，已经是快到中午的时候了。别人批评我们应对迟缓，我确实无可辩解。
在地震初期的应对中，不仅中央政府反应迟缓，作为地方最高指挥官的兵库县知事贝原俊民也未有立即向自卫队请求灾害派遣。贝原在灾后没有主动、积极地动用所有可能渠道去获取第一手灾情，而是被动地等待下属部门的系统化汇报[56]。糟糕的是，负责汇总全县各警察署初步调查信息并向上报告的兵库县警察本部警备部，向知事进行的报告数量极少。这导致作为决策核心的知事办公室陷入了 “信息真空” 状态，无法准确掌握灾情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从而难以做出派遣自卫队这一重大决断[57]。
例如，仅在东滩区警察署这一个辖区，早在上午8时就已经掌握并上报了 “死者超过100人，失踪者数百人” 的信息。然而，负责汇总信息的县警察本部警备部，在震后至上午10点这段时间里，仅向知事进行了2次报告。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信息过滤和迟报，在上午10点这个关键决策时刻，呈报到贝原知事面前的全县整体伤亡数字，竟然仅为“死者4名”[58]。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知事才有权提出自卫队灾害派遣的正式请求，而市、町、村等更基层、更接近灾区现场的首长则没有这项权力[59]。贝原俊民事后明确指出，信息传递的严重失真是导致他无法及时做出决断的关键原因。他陈述道：“如果准确的受害信息能够被传达上来，我本可以立即发出自卫队派遣请求。”[60]这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因为信息失真，所以无法判断需要请求大规模军事救援；因为未请求救援，所以被困民众无法被及时救出，导致死亡率攀升[61]。
不过，贝原俊民在晚年亦提出了一个与主流批评以及自己此前的描述截然不同的说法，将矛头指向了自卫队。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延迟的主要原因并非他犹豫不决，而是与自卫队的通信完全中断：他声称，在灾后关键的上午8点，才好不容易通过姬路的连队与自卫队方面取得了一次短暂的联系。他在通话中告知对方 “发生了大灾害，请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就会正式请求（派遣）。”然而，话还没说完，通信就中断了，并且此后一直无法恢复联系。基于此，贝原俊民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说出来也无妨了，（他们认为）出动请求延迟，这是自卫队在推卸责任。”[61][62]
兵库县众议员高见裕一住在灾情严重的神户市东滩区。他步行至JR住吉站，亲眼目睹了灾区的惨状。[63]在得知县知事尚未发出自卫队派遣请求后，他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在上午8点30分已电话联系了大藏大臣武村正义，以及社会党的众议员五岛正规。上午8点40分，他通过手机联系在东京议员会馆的秘书，由其向防卫厅发出了紧急派遣请求。他还试图联系众议院议长土井贵子，但因不在而只能留言给其秘书。然而，来自灾区第一线的紧急呼救在东京仅被看作是“夸大其词”“非官方”“未经证实的信息”[64]。因此，他的请求未能促成自卫队的立即出动。他甚至没有收到来自土井议长方面的回电。
有评论认为，当时执政联盟中社会党的左翼背景导致了救灾不力[65]。部分媒体指责社会党在野时期曾主张废除自卫队，其固有的“反自卫队思想” 影响了决策[66]。
震灾后，国际社会迅速表达了援助意向。然而，日本政府在应对这些外部援助时，表现出犹豫和拒绝的态度。反应最快的是驻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他们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派遣舰艇进入神户港，利用舰载直升机进行伤员救援和转运，然而，这项及时的提议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67]。美国政府甚至提出派遣航空母舰“独立号” 作为救援平台，但这一提议同样被日本政府拒绝。据当时的决策逻辑，日方认为 “在那个时间点，最紧急需要的是毛毯和水等基础物资”，而非大型军事平台。这种对援助形式的理解差异，导致了援助机会的错失[68]。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媒体启动了大规模的灾难应急报道模式，其报道强度和方式在当时创下了纪录，并对后来的灾害报道产生了深远影响。地震发生后约三天内，电视和广播几乎所有频道都中断了常规节目，全天候播放与震灾相关的特别报道，且几乎没有商业广告。这种集中、纯粹的报道模式，旨在为公众提供最及时、最关键的灾害信息。[69]
在媒体报道的过程中，关于媒体在灾难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核心争论浮出水面。媒体研究者提出了 “是应侧重报道惨状（灾情报道），还是应侧重传递希望与安全信息（安心报道）” 的命题[70]。
当时最受诟病的是部分位于东京的电视台的报道姿态。在灾情仍在持续恶化时，这些媒体却热衷于进行 “假设性报道” ，其焦点并非灾区本身，而是推演 “如果同等规模的地震发生在东京，会造成多大损害”，甚至流露出 “幸好不是在东京” 的潜台词。这种以东京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忽视了关西灾民的痛苦，更被批评为冷漠和自私，引发了从普通观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不满[71]。
地震发生后，各大媒体迅速派出直升机进行航空拍摄，它们让灾区之外的决策者和公众，得以最快速地掌握灾害的宏观规模和惨烈景象，为启动大规模应急响应提供了直观依据[72]。然而，这种采访方式也引来了严厉的批评。最主要的指控是：从地震发生后就开始的、持续不断的直升机噪音，严重干扰了救援队的初期行动。救援人员无法听清被掩埋在房屋废墟下幸存者的呼救声，这可能延误甚至葬送了宝贵的救援机会[73]。
災後記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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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神淡路大震災（凑川町 廉价商店 topos前） -
生田路Tokyu Hands三宮店前 -
神戸市中央区 某电影院附近 -
阪急电铁三宮站北侧 -
兵庫区民房密集地 -
兵庫区民房密集地 -
湊川町場前
检讨
- 此次震灾成为日本消防与救援体系走向现代化和广域化的催化剂。由于消防组织原本以市町村为单位，灾中暴露出在跨区域调动时存在指挥、通信和装备不统一的严重问题。以此为教训，日本建立了全国性的紧急消防援助队与广域紧急援助队，同时改进了消防无线通信系统，增加了全国共通频道，方便在大型灾害时能协同行动[74]。
- 震灾在医疗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引入了两个关键概念和实践：在兵库县立淡路医院，医务人员首次在国内大规模灾害中系统性地实践了检伤分类，并通过录像记录用于后续的院内培训；此后日本还成立了 “灾害医疗派遣队”，简称DMAT 。DMAT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医护人员组成，旨在灾害发生后迅速赶往现场。[75]
- 灾前，日本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被认为具有足够的抗震能力。然而，阪神高速道路的大规模坍塌，以及一年前美国北岭地震中类似的高速公路倒塌景象，彻底击碎了这一安全神话。震后，在政府主导下，日本对全国的高速公路、铁路桥墩等高架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抗震补强工程。[76]
- 在震前，日本的防灾焦点过度集中于海沟型大地震，而对于发生在城市正下方的活断层直下型地震关注不足。这导致关东、东海、纪伊半岛进行了彻底防灾，而面向濑户内海的大阪、兵库等地则几乎处于无戒备状态，形成了巨大的防灾盲区。灾后，日本彻底告别了基于“无震经验”的侥幸心理，转向基于科学评估的防灾准备，并认识到直下型地震对现代城市的巨大威胁[77]。
- 此次震灾最核心的教训是，大量老旧住宅不具备抗震能力，但其存在本身并不违法，即 “既有不适格” 问题。然而，这一根本性的法律漏洞并未被修改。这意味着，法律只能鼓励而无法强制要求数以百万计的老旧私人住宅进行抗震加固。作为应对，日本于1995年制定了 《促进建筑耐震改修相关法律》 ，旨在推动对既有建筑的抗震加固[78]。
- 震前，日本尚未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国，特别是像关西地区这样的非传统重点区域的地震观测系统。因此，对于此次地震，缺乏足够的基础数据来预测其发生或深入解析其发震机制。以此为深刻教训，日本政府于1995年6月16日制定了 《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79] ，并据此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基础强震观测网与高灵敏度地震观测网。这两个观测网以约20公里的网格间距覆盖整个日本列岛，彻底改变了此前观测资源分布不均的局面[80]。
其他
國家地理頻道災難調查節目《重返危機現場》（英語：Seconds From Disaster）第二季曾以該起地震製作過一檔節目，並命名為神戶大地震，以神戶當地的受災為製作重點，同時該集並未提及到大阪。
因阪神一帶為西日本的工商業重鎮及重要的海港之一，大地震發生後讓亞洲多國股市受影響而下跌。英國霸菱銀行的投資交易員尼克·李森（Nick Leeson）操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投機蒙受巨大損失，且無法補救，使得該銀行損失14億美元而倒閉，最後以1英鎊的象徵價格賣給荷蘭的ING集團，成為該集團成員之一。
注釋
- 原测得震级为M7.2，日本气象厅改变震级计算方法后，震级修正为M7.3。
参考文献
- 『阪神大震災』讀賣新聞大阪本社編、1995年6月（讀賣新聞大阪本社晚報1995年2月20日－7月15日）ISBN4-643-95090-0
- 『阪神大震災的教訓』日經建築編 ，1995年ISBN4-8222-0411-1
注解
关联条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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