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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莫之战守军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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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2月23日至3月6日的阿拉摩之戰是得克萨斯革命关键战役。美国殖民者1835年与德哈諾人（即生于德克萨斯的墨西哥人）揭竿而起，反对墨西哥政府的中央集权[1]。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总统与墨西哥城政府认为美国蓄意煽动叛乱，意图吞并德克萨斯[2]。
为平息叛乱，总统妹夫、军事总监马丁·佩费托·德·科斯将军宣布德克萨斯戒严并在贝克萨尔的圣安东尼奥设立总部，手下将士驻扎阿拉莫[3][4]。德克萨斯志愿军击败贝克萨尔守军，科斯12月9日投降后被逐至格蘭德河对岸，许多人以为墨西哥对德克萨斯的统治至此终结[5]。大部分志愿军离开贝克萨尔，准备远征墨西哥马塔莫罗斯[6]。
1836年2月11日，驻军司令詹姆斯·尼尔回去处理家事，军队事务由詹姆士·鮑依与威廉·特拉维斯负责，此时绝大多数驻军都是志愿军[7][8]。2月23日，桑塔·安纳率领1500将士组成的墨西哥作战部队抵达贝克萨尔，阿拉莫驻军仅余150人[注 1]。此后几天新志愿兵陆续赶来参战，有些受命外出求援、搜寻粮草、购买补给[9][11]。
鲍依与特拉维斯试着同墨西哥大军谈判未果，守军防御非常积极[12][13][14]特拉维斯多次派人携带公开信外出请求增援[15]。桑塔·安纳拒绝考虑有条件投降提议，但同意特赦堡垒内所有提加洛人自行离开。2月25日左右大部分提加洛人撤离，有些选择接受墨西哥总统的特赦，有些加入胡安·塞古因带领的最后一批求援信使。[注 2][17]
詹姆斯·范宁响应特拉维斯的公开信，率320人携带补给和军备从戈利亚德出发，但第二天就因车祸故障中止。最后一批增援在3月1至4日进入阿拉莫，大部分从已成招兵基地的冈萨雷斯赶来。[注 3]有些人中途离开并计划返回，但已无法进入堡垒[21]。3月6日早上五点半，墨西哥大军开始围攻，一小时后阿拉莫所有战斗人员均已阵亡[22]。除格雷戈里奥·埃斯帕扎外，所有阵亡守军遗体堆积起来火化，骨灰就地遗弃。埃斯帕扎的兄弟弗朗西斯科是墨西哥大军一员，经总统同意按基督教习俗下葬格雷戈里奥。[23]
塞古因1837年监督阿拉莫阵亡守军骨灰回收并主持2月25日的葬礼，3月28日《电讯与德克萨斯记事报》仅提供找到“主要骨灰堆”的位置[24]。此后数十年间，公众一直想了解烈士安息地点，但塞古因的说法前后不一，估计是年势日长所致[25]。1936年德克萨斯共和国成立百年纪念期间，圣费尔南多大教堂出土大量遗骸，据信正是阿拉莫守军骨灰，随后重新葬入大理石棺。据称特拉维斯、鲍依、克洛科特的骨灰也在其中，但已无法证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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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守军名单
确知在阿拉莫坚持战斗的守军共有256人，212人死于围困战，43人幸存，一人逃脱后伤重不治。
据桑塔·安纳随从参谋胡安·阿尔蒙特（Juan Almonte）上校3月6日日记所述，共有250名德克萨斯守军丧生，仅五名妇女、墨西哥军人和奴隶各一人幸存。阿尔蒙特没有记载姓名，完全是按最后攻势时的抵抗人员统计。[26][27]桑塔·安纳向墨西哥战争部长何塞·马里亚·托内尔（José María Tornel）宣称死亡的德克萨斯人超过六百。历史学家杰克·杰克逊（Jack Jackson）、约翰·威特（John Wheat）认为桑塔·安纳有意夸大战功获取政治筹码。[28]
阿拉莫失陷后，针对阿拉莫之战和守军确切身份的研究经久不衰。1836年3月24日，《电讯与德克萨斯记事报》（Telegraph and Texas Register）率先发布丧生美國白人名单，上有信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与杰拉尔德·纳万（Gerald Navan）提供的115个人名[29]，史学家托马斯·里克斯·林德利（Thomas Ricks Lindley）估计这些人名有些源于信使本人记忆，有些是询问离开或想进入阿拉莫的人所知[30]。圣安东尼奥前市长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鲁伊斯（Francisco Antonio Ruiz）1860年在《德克萨斯年鉴》（Texas Almanac）发文，把死亡人数提升到182[31]。
阿米莉亚·威廉姆斯（Amelia Williams）是所在时代的阿拉莫之战研究权威[32]，1939年雕塑家蓬佩奥·科皮尼（Pompeo Coppini）创作阿拉莫纪念碑（Alamo Cenotaph）时就根据她的研究列出187位守军将士姓名[33]。数十年来虽不乏质疑之声，但许多人仍把威廉姆斯的研究视为基准。林德利经过15年研究于2003年推出《追溯阿拉莫：新证据与新结论》（Alamo Traces: New Evidence and New Conclusions），推翻许多过去已视为史实的记载。[34]书中以一整个章节解构威廉姆斯的说法，认为其中普遍存在误传、更改乃至捏造数据行径[35]，批评威廉姆斯确定人员名单时仅靠军用批地许可，没有对照集合名单核查[36]。德克萨斯共和国现金短缺，为支付军饷采用军用批地许可制，根据集合军人名单发放，或是退伍军人及其继承人提出索赔。落实这种支付手段需要先行提供土地，如果没有完整的索赔或土地主张，军人服役经历只能用集合名单证明。[37]
为寻找阿拉莫之战每份可能微不足道的证据，人们采用的研究手段越来越彻底，提加洛人开始发声。历史学界长期忽视提加洛人对德克萨斯革命的贡献，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改观，史学家蒂莫西·马托维纳[38]（Timothy M. Matovina）、吉赛斯·德拉特亚（Jesús F. de la Teja）发表著作，从提加洛人视角描绘德克萨斯革命战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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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脚注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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