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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文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所互相簽署的文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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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伏文書》（英語：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日语：降伏文書／こうふくぶんしょ kōfuku bunsho）是一份正式确认日本帝国投降的书面协议，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对行动的结束。该投降书由日本帝国代表与同盟国代表共同签署。签署仪式于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签署协议的同盟国包括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澳大利亚联邦、加拿大自治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荷兰王国以及新西兰自治领。
除特別註明外，此條目的時間均以日本標準時間（UTC+9）為準。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昭和天皇發表《终战诏书》，宣佈日本政府願意遵從同盟國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之要求；9月2日，日本投降代表團共11人登上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簽署《降伏文書》，正式無條件投降。同盟國與日本以此形式達成停戰協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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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45年8月15日，
麦克阿瑟规定美军必须在8月26日前抵达日本，并要求日本方面务必做好准备[2]。但日本方面在调动所有力量加班运作的情况下依然无法按时完成机场和相关设施的整修[3]。然而此时冲绳方面出现了台风，阻止了飞机和舰船的通行[3]。由此，美方主动提出进驻日本的时间推迟48小时[3]。日本人将这次台风称作第二次“神风”，希望神风的再次出现可以帮助他们渡过投降的难关[3]。1945年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第11空降师开始进驻日本本土[4]。之后，以“密苏里”号、“南達科他”號以及“约克公爵”号战列舰为首的盟军舰队开始进驻东京湾[4]。
准备
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参谋团队在勒格兰德·A·迪勒上校带领下，受命起草投降文书[5]。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马尼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项挑战[5]。然而一名富有进取心的参谋人员在修道院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稀有羊皮纸，并将其交给麦克阿瑟的印刷工[5]。
中方出席日本投降仪式的代表团由6名军官组成，除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外，还有军委会高级顾问海军中将杨宣诚、国府参军少将朱世明、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少将王之、军令部情报部情报处处长少将李树正以及少将王丕承[6]。英国邀请各自治领政府以附属身份派遣代表出席仪式[7]。麦克阿瑟支持澳大利亚政府要求独立于英国单独签署的诉求，但澳大利亚反对其关于加拿大、荷兰及法国也应签署文件的建议[7]。8月31日，曾作为盟军战俘被日军关押的温赖特和白思华应麦克阿瑟的特别邀请，从被关押所在的沈阳飞抵东京，准备参加9月2日举行的受降仪式[8]。
联合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选择在“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签字仪式[9]。其原因是，在海上举行仪式可避免干扰，同时也可以让美国海军共享荣光，而“密苏里”号更是时任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家乡州且其女儿是该舰的施洗者[9]。“密苏里”号停泊于东京湾内，距离马修·佩里准将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时旗舰“波瓦坦”号曾停泊的位置4.5英里处[10]。
此时日本首相为東久邇宮稔彥王，其天皇叔父的身份被认为不适合担任投降代表，而掌握实权的副首相近卫文麿则巧妙的躲过了担任代表的使命，因此时任外务大臣重光葵受天皇的诏命担任投降仪式的日方首席代表[11]。梅津美治郎由于直至最后都反对投降，因此在天皇亲自规劝下才勉强接受作为第二代表的任务[11]。为了防止遭到反对投降的极端分子阻挠，这一行人的行动极端保密，仅事先通知同盟国方得到许可，而并未对外发表信息[12]。
出席签署日本投降仪式的日方代表团一共11人，除两位首席代表外，其余由日本外務省、陸軍部及海軍部各派3人组成[13]，分别是外交部的冈崎胜男、加濑俊一、太田三郎，陆军的宮崎周一中将、永井八津次少将、杉田一次大佐[a]，以及海军的富岡定俊少将、横山一郎少将和柴勝男大佐[15]。这一行人在仪式当天清晨5点坐车从东京出发，抵达横滨后先在地方首长办公室休整，期间留下了车上的国旗和军官们的军刀[16]。之后他们登上挂着B号牌的驱逐舰“藍⼠頓”号[b]驶出海港[17]。
当天上午8点，美国军舰上升起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白宫悬挂的那面美国国旗[18]。8点05分，尼米兹及其他随员们抵达“密苏里”号[19]。8点15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率随从5人走向即将举行仪式的甲板[18]。美、英、澳等国代表也跟随在后面出场[20]。8点43分，麦克阿瑟及其随行人员乘坐驱逐舰“尼吉拉斯”号抵达，尼米兹与哈尔西一起在“密苏里”号后加班上迎接他[19]。8点45分，主持仪式并实行对日占领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与代表美国接受投降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到达甲板并与其他各国代表并列[21]。8点53分[c]，离开海港一个小时后，日本投降代表团抵达在离岸18英里处下锚的战列舰“密苏里”号[17][21]。登舰后，日本代表团被领到二号炮塔附近的空甲板处站立等候[19]。此处已经有包括俄国中将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在内的几十位盟军高级将领依照军衔高低站成里外三排[19]。这11个日本人登舰后，在签字之前，在盟国全体代表前静立了5分钟[21]。等日方代表站定后，牧师通过舰上的扬声器进行祈祷，紧接着是播放美国国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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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仪式
日本仪式在“密苏里”号右舷甲板上举行，这里摆放着一张铺有绿色毡布的水兵用餐桌，桌子上放着投降文书以及一个自来水笔架[19]。这场仪式一共持续了22分钟，并向全球转播[23][24]。全球20个国家的280名战地记者以及摄影师参与报道这次仪式，其中包括4名日本记者和3名中国记者[18]。仪式地点位于北纬35度22分、东经139度44分35秒的东京湾海域[10]。
9点，同盟国受降仪式开始，先是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站在炮塔前发表讲话，哈尔西、温赖特以及白思华三人则站在他身后的荣誉位置上[9][21][25]。讲话结束后，他指着甲板上已经摆好的桌子让日本代表前来在投降书上签字[21]。投降书首先由日本外相重光葵“遵照天皇和日本政府命令并代表其”签署（上午9时04分[13]）[26]。他因此前的事件失去一条腿，仅能使用一条腿移动到文书边并掏出自己的笔准备签字，但是又发现笔没有墨水，于是借了盟军代表的笔进行签字[23]。随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遵照日本帝國大本營命令并代表其”签署文件（上午9时06分）[27][28]。
上午9点08分，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同盟国接受投降，并以最高统帅职责签署文件[29][30]。他在签字过程中使用了5支笔，第一支送给了温赖特将军，第二支则送给了白思華将军，第三和第四支笔分别送给了美国档案馆和西点军校，最后一支红色的则留给自己[28]。
继麦克阿瑟之后，下列代表分别代表各同盟国签署了投降书：
- 美国代表——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上午9:12）[25][31][32]
- 中国代表——陆军上将徐永昌（上午9:13）[31][32]
- 英国代表——海军元帅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上午9:14）[31][32]
- 苏联代表——陆军中将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上午9:16）[33][32]
- 澳大利亚代表——陆军上将托马斯·布莱梅（上午9:17）[34][33][32]
- 加拿大代表——陆军上校劳伦斯·摩尔·科斯格雷夫（上午9:18）[33][32]
- 法国代表——陆军上将菲利普·勒克萊爾（9:20）[33][32]
- 荷兰代表——海军中将康拉德·赫尔弗里奇（上午9:21）[35][32]
- 新西兰代表——空军中将伦纳德·蒙克·伊希特（上午9:22）[32][36]
除了加拿大代表外，其他各国代表在签字时都有部下将领在旁边陪同[32]。曾被日军俘虏的温赖特和白思华陪同麦克阿瑟签字，哈尔西与弗雷德曼·谢尔曼陪同尼米兹签字[14]。中方则由王之陪侍徐永昌签字[37]。 所有代表都完成签字后，麦克阿瑟宣布仪式结束[38]。在日本代表依照进场顺序退场时，400架B-29轰炸机和1500架舰载机飞过受降军舰上空，在场其他军人也向其致敬[39][40]。9点44分，载着日方代表团来到“密苏里”号的“藍⼠頓”号驱逐舰离开，这队人在10点32分回到横滨岸上[40]。9点58分，麦克阿瑟离开“密苏里”号，而其余的盟国代表也从10点05分相继离开，尼米兹最后在10点44分离舰[40]。“密苏里”号上的舰员也在10点52分开始返回各自的舱室，受降仪式自此全部结束[40]。
9月6日，伯纳德·赛伦（Bernard Theilen）上校将投降书与天皇诏书带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于次日在白宫正式仪式上呈交哈里·S·杜鲁门总统[41]。在喬納森·溫萊特将军主持的仪式后，这些文件随后于国家档案馆公开展出[41][42]。1945年10月1日，文件被正式接收（归档）进入国家档案馆馆藏[41]。
仪式上的旗帜
密苏里号甲板上放置了两面美国国旗。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中一面曾在珍珠港遭袭当日悬挂于白宫上空[43]。挂在“密苏里”号游廊甲板上那面特殊旗帜曾悬挂于马修·佩里准将的旗舰——1853至1854年期间他率领美国海军远东分舰队进入东京湾迫使日本开放通商口岸时使用的旗舰[44]。签署仪式的照片显示这面旗帜呈反向悬挂——背面朝外（星章位于右上角）。这是因为根据美国旗帜悬挂规范：当旗帜位于物体、飞机、船舶或人员的右侧时，星章应置于右上角，以模拟旗帜迎风冲向战场的姿态（如同固定在旗杆上由持旗者冲锋时的状态）。若星章位于左上角会使旗帜呈现退离战场的视觉效果。由于这面历史性旗帜织物极为脆弱，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的修复专家指示为其缝制保护性衬底，导致其“背面”外露；正因如此，佩里时代的31星旗在这个特殊场合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呈现[44]。
然而“密苏里”号舰长斯图尔特·默里解释道：
八点钟我们在主桅杆升起了一套洁净的星条旗，船首锚泊处悬挂了洁净的美国舰首旗——需要说明这些只是从备用旗中取出的普通军舰制式旗帜，属于军用标准配发品，并无特殊之处。据我们所知这些旗帜此前未在任何场合使用过，至少它们保持洁净，很可能是五月在关岛补充的。因此这些旗帜毫无特殊意义。某些历史记载称此旗曾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当日悬挂于白宫或国会大厦，亦曾在卡萨布兰卡等地使用，还称麦克阿瑟将其带往东京并飘扬于其总部上空。对此我只能说纯属无稽之谈——事实完全并非如此。这仅仅是普通的军用标准旗帜与舰首旗。十月份返回东海岸时，我们将这两面旗帜都移交给了海军学院博物馆。 现场唯一的特殊旗帜是九十二年前[d]佩里准将在其舰艇相同位置悬挂过的旗帜。这面放置在玻璃展柜中的旗帜由海军学院博物馆运抵，由一名军官信使护送而来。我们将其悬挂在我舱门上方面向前方的位置，位于投降甲板使所有在场人员都能看见。[45]
如今在珍珠港“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的受降甲板上可见到这面历史旗帜的复制品。原始旗帜仍陈列于海军学院博物馆，签署投降书时使用的桌子和桌布，以及标记签署地点的原始青铜铭牌（1990年被两块复制品所取代）也一同展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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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之间的差异
日本（左）与同盟国（右）持有的投降书文本
日本的条约副本与盟军的条约副本有以下不同：
- 加拿大代表劳伦斯·摩尔·科斯格雷夫上校在日方副本上误将签名写在了指定行下方而非上方，导致其后所有签署者不得不逐行下移签名位置。这是由于科斯格雷夫在一战负伤导致单眼失明所致。当理查德·K·萨瑟兰将军发现此差错后，他划去了预先印好的同盟国代表头衔，并手动重新书写至正确相对位置。日方最初认为此修改不可接受——直至萨瑟兰在每处修改旁签注姓名首字母（作为签名缩写）后，日方代表未再提出异议。[47][48]
现状
同盟国持有的投降书文本现存于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49][50]；日方文本保存于东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最近一次公开展示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纪念签署70周年而举办的展览[51][52]。
麦克阿瑟最初制作了11份投降书全尺寸复刻版，后因需分发给出席签署仪式的各同盟国而增加了数量。其中授予勒格兰德·A·迪勒上校（美国）与巴西里奥·瓦尔德斯[e]少将（菲律宾）的两份复刻版，现陈列于马萨诸塞州內蒂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博物馆。[54]
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藏有重印本，投降文书与其他七份历史文献于2016年被中華民國文化部指定为“国宝”。[55][56][57]
图片集
-
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代表外相重光葵在降書上簽字。 -
日本帝國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大將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在降書上簽字。 -
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 -
合眾國代表尼米茲將軍 -
中華民國代表徐永昌將軍 -
聯合王國代表弗雷瑟將軍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傑列維揚科將軍 -
澳大利亞聯邦代表布列梅將軍 -
加拿大自治領代表柯斯葛列夫上校 -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勒克萊爾將軍 -
荷蘭王國代表赫爾弗里希將軍 -
紐西蘭自治領代表伊希特將軍依序簽字
脚注
參考資料
外部链接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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