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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苏联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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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苏联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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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苏联经济改革(俄語: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1957 года в СССР)是苏联在1957年至1965年间推行的一场国民经济管理改革俄语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其特点是用分权的、按地域划分的管理体系,取代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集中化行业管理体系。[1]这一改革在苏联文献中被称为“按地域原则管理的体系”,[2]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起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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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赫鲁晓夫,1957年经济改革的主要发起人

这场改革的核心,是将苏联划分为所谓的“经济地区俄语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айоны СССР”,[3]并在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范围内设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俄语Совнархозы网络。原本隶属于工业和农工俄语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ССР的企业被划归这些委员会管理。按照改革发起者的设想,生产管理体制的分权化将有助于推动产量增长、提高产品质量、优化资源分配、减少设备维修成本,并改善物资技术供应的组织。[2]

然而,在改革初期短暂的分权阶段中,原本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化的行业管理体系被打破,却导致统一技术政策的瓦解,以及工业和农业经济联系的解体。为扭转局面,人们尝试通过扩大国民经济委员会规模、合并经济行政区来解决问题,但结果是在共和国和联盟层面上又出现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行业国家委员会俄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这样的中间管理层级。原本隶属于行业主管部门的科研、设计和规划机构被割裂出来,与仍然受地方机构管辖的工业企业脱节。这导致企业设计、建设和改造的质量下降,延缓了新技术、新机器和新设备的推广,进而使工业产品的质量下滑。

这场改革最终导致了显著的经济下滑。把工业管理体系从按行业划分改为按地域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一种“生产-地域”混合体制的做法,[4]未能化解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工业部门中历史形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按照地域原则来管理各个行业的做法。

苏联经济中的问题不断加深,到1965年时,中央集权的趋势重新占了上风。在1965年的经济改革中,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撤销,依靠它们建立起来的地域分散式经济管理体系也随之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党政经济官僚体系更为熟悉的高度集中化的行业管理体制,即通过各行业部和跨行业国家委员会俄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来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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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改革启动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一度将发展重点转向社会导向型经济部门——建筑业、农业、轻工业以及日用品生产。然而,到1955年时,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的路线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继续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5]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立统一的苏联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纲领。按照这一纲领的设想,其实施应当保障持续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战略性关键工业部门的发展,并由此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苏联跃居世界首位,从而展示社会主义经济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

1957年1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向全国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分发了一份关于改进工业和建筑业领导工作的备忘录,供讨论。备忘录的核心主张是:废除企业的行业隶属关系,将其划归各地区管理;原有的行业部既然不再需要,就应当撤销。赫鲁晓夫设想,这样的重组将显著推动工业生产的增长,提高产品质量,使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并能更快解决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去中心化管理方案的原因之一,是苏联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了支付外汇开支,国家不得不对外出售越来越多的黄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赫鲁晓夫推行分权的动机,是希望建设一个“全民国家”,让广大劳动群众能够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之中,包括生产领域,而在经济层面,这一思路表现为去中心化和去官僚化。赫鲁晓夫认为,现有的集中化管理体制催生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阻碍了社会“在如此过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系下走向共产主义社会”。[5]

1957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讨论。赫鲁晓夫的提议得到了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努里金·穆希金诺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尼基福尔·卡利琴科、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以及莫斯科州委书记伊万·卡皮托诺夫的支持;反对者则包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国家监察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及其第一副手阿列克谢·柯西金[6]然而,最终还是赫鲁晓夫的意见占了上风。在紧随全会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在各地设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俄语Совнархозы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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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1957—1962年)

在改革开始之前,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由各行业部负责,到1957年时,这些部门共管辖着20多万家企业。改革伊始,37个联盟级和联盟-共和国级的工业与建筑部中有25个被撤销,其下属企业直接划归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7]剩下的部委则仅保留“为相关工业部门制定规划、并确保生产发展保持较高技术水平”的职能。类似的重组也在各加盟共和国层面进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长远经济计划被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先的国家新技术委员会被撤销,改由新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俄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науке и технике接替其职能。[8]为落实这项改革,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地区,其中70个位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每一个这样的区域,都设立了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配有各自的行业和职能管理局及处室,负责按照该经济地区的专业化特点处理经济管理问题。1958年3月,赫鲁晓夫在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的同时,还出任苏联政府首脑。国家领导层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工业管理的分权化,使苏联国家治理实践中第一次真正把管理机关尽量下沉到基层对象——工业企业。这一举措显著加快了计划、协调、供应、建设等各类流程。同时,也扩大了在单个经济地区内部开展跨行业协作的可能性,从而为在各经济地区内形成综合性的地域生产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按地域划分的管理方式也破坏了同一行业内部原有的经济和生产联系,因为在改革后,许多同属一个行业的企业被分到不同的经济地区,归属不同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此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凸显出来。比如,在俄罗斯联邦的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远比苏联中亚地区发达得多[9]——尤其体现在造船、仪器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电工、电子、建材、轻工业和化工等领域,并且拥有更多合格的人才,包括管理人员;而中亚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建设自己的区域性生产综合体时,注定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改革的第一阶段伴随着大量宣传活动和口号。1959年1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完全而最终的胜利”,并通过了1959—1965年的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俄语Семилетка。该计划提出,要“赶上并超过俄语Догнать и перегнать”资本主义国家,使苏联经济在人均产量上跃居世界首位。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提出了第三个新纲领俄语Программа КПСС (1961),即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在经济领域,该纲领号召在十年(1961—1971)内,通过全国电气化、生产的全面机械化和大规模自动化,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计划设想在20年内把工业产值提高6倍,10年内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并在20年内使劳动生产率超过美国两倍。

集中化时期(1962—1964年)

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开始逐步回归党政经济官僚体系更为熟悉的中央集权模式。最初,在共和国层面上设立了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如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为协调它们的工作,1962年11月成立了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随后开始通过合并经济地区,把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扩展为更大的经济区。这样一来,经济行政区的数量从105个减少到了43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扩编引发了整个管理体系的连锁变化。特别是经济计划体系被重组,各地设立了生产活动协调与规划的地区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生产型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机构。[10]1963年3月,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解决工业与建筑业相关问题并确保国家计划顺利完成的最高国家机关”。[11]为了统一技术政策,原先被撤销的工业部被国家生产委员会取代,这些行业管理机构将科研、设计和规划单位集中在自己手中,为隶属于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提供服务。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最初的改革设想背道而驰,国家经济管理中以行业为中心的中央集权趋势实际上占了上风。而地域管理体系的衰败,则因苏联经济中熟悉的行业化管理原则重新植入其中而加剧。与此同时,国家管理理论家们还以空洞的论调为其辩护,声称一种“新的管理风格”正在形成,能够有机地结合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元素[4]

生产与地域原则的互动进入了新阶段……取而代之的,不再是由单一机构全面负责整个行业的所有管理职能,而是在同一行业内部形成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体系。而且这并不是各机构之间的机械分工,而是通过地域因素(如国民经济委员会)来集中地方的全面经营管理权力,同时通过职能—行业因素(如国家委员会等)来加强中央在计划、技术指导等方面的职能,以保证各个行业发展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其结果是,在国民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中,地域与行业两个“切面”的结合变得更加有机。

经济管理机构的改革同时伴随着苏联行政区划的调整俄语Реформ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деления в СССР (1962—1963),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的重组。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党的机构分为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两类。人们设想,这种分工能够在经济改革所形成的地域工业管理体系下,更好地加强党对企业活动的领导。但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全国每一个行政区的地方党政机关数量翻了一倍:一部分负责工业事务,另一部分负责农业事务。同时,党的机关在经济管理体系中的干预,使得苏维埃政权机关事实上被党的机关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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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收紧(1964—1965年)

试图在地域管理体系中引入行业协调和中央集权因素的改革,并未能化解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苏联纵向的行业化生产组织,这一模式深植于几十年间形成的高度集中化行业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则是1957年改革中推行的按地域、跨行业的生产管理尝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套管理体制已从地域型演变为地域-行业混合型,反而加剧了其低效和失灵。国民经济委员会无法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无力性已经显而易见。

1964年10月14日,这场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赫鲁晓夫以“健康原因”为由,被解除党和政府领导职务。[12]一年后,即1965年9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俄语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会上指出:“按地域原则管理工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济地区范围内跨行业专业化与合作的可能性,但也抑制了行业专业化的发展,削弱了不同经济区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使科学与生产脱节,并造成了工业管理的分散化和多层级化。”全会决定,有必要回归到按行业原则管理工业。[13]会后通过的决议书以党政文件惯常的颂扬口吻写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罗列了1960年至1965年间所获得的显著经济成果;同时简要提及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改善工业管理。”[2]几天后,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相关法律,正式废除国民经济委员会体系,恢复通过行业部来进行的管理体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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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

通过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实行分权化管理的尝试最终未能成功,原因有多方面。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尽管对既有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但这场改革触及的只是体制的外在形式,而非实质。经济管理体系的本质依然是行政命令体制俄语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командная система:产品的产量、价格和开支等问题,仍然由政府或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决定,而不是由市场需求关系(即供求关系)来调节。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从中央机关转移到了地方政权和管理机构。在高度集中化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市场机制和激励手段,这场改革很快导致苏联经济的解体。其根基本来是严格的纵向生产组织体系,把科研、职业培训、计划、生产和产品分配紧密地整合在一起。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维克托·格里申后来指出,这场改革的结果是破坏了几十年间形成的生产性、行业性以及跨行业的联系,由此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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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总结
视角

1957年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最终以恢复工业集中管理体制而告终。改革同样未能解决国家黄金储备消耗不断增加的问题。1953年至1965年间,苏联政府通过莫斯科人民银行俄语Москов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банк抛售了三千多吨黄金。1953年为从国外购买粮食而动用了250至300吨黄金,而到改革全面展开的1963—1964年,黄金出售量已达到1244吨。1961年实施的货币改革俄语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СССР 1961 года导致卢布贬值。自1962年起,各地开始出现工业品和食品供应短缺的情况。[16]

肉类、肉制品和黄油零售价的上涨,再加上劳动条件的恶化,引发了工人在克拉斯诺达尔俄语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Краснодаре (1961)里加基辅车里雅宾斯克列宁格勒鄂木斯克克麦罗沃顿涅茨克、阿尔捷米耶夫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地的一波罢工与抗议。[17]1962年在对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的镇压中,军警使用了枪支,最终导致罢工者被逮捕并遭到刑事追诉。

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农业增速下降尤为明显,原计划到1965年增长70%,但实际增长仅为15%。处女地运动曾使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小麦出口国。然而,由于南部地区遭受干旱、沙尘暴,以及部分土地因使用不当而未能发挥应有效益,导致处女地产量出现灾难性下降。此后,苏联领导层历史上首次决定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18]1963年进口小麦1210万吨,1964年进口大米5万吨,1965年进口大豆9万吨,国家为此支出超过10亿美元。[19]总体来看,民用消费品的短缺问题及质量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62年,仅有5.3%的苏联家庭拥有冰箱(相比之下,美国为98.3%)。[20]

改革的积极成果表现在相较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相当可观的经济量化指标上。具体而言,到1965年,苏联国民收入较1958年增长了53%,生产性资金增加了91%,工业产品产量增长了84%。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三分之一,集体农庄职工也开始领取工资和养老金。通过使用工厂预制的大型板材建造住宅,住房存量增加了40%。1950年至1964年间,住宅面积扩大了2.3倍。[5]俄罗斯历史学家V·A·克拉西利什科夫对那一时期的经济成就作出如下评价:[22]

赫鲁晓夫十年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在整个18至20世纪间,俄罗斯/苏联与西方的差距从未像这几年那样小。

在经济的地域管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被用于完善和发展“区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其基础由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科洛索夫斯基俄语Колос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奠定。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苏联经济及其计划管理方法的系统性缺陷显露无疑,这些缺陷制约了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情况促发了1962—1964年的全苏经济讨论,并最终在1965年催生了柯西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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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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