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雲南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雲南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雲南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發生在首府昆明，其他如昭通、大理等各地亦有不同程度的響應。

据亲历者回忆，雲南因其地区特色，民運訴求具有相应，如民族政策訴求，雲南民族學院學生強調放寬民族政策，要求中共檢討過去四十年對少數民族政策的失誤；信仰自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群体发声，部分回族群眾对沙甸事件希望平反；地方自治與改革，對中央集權政策的不滿普遍存在，要求更大地方自治權及與沿海地區同等的改革開放政策，以改善貧困與生態惡化問題^[1]。同时云南省当局也指控，云南境内的民运人士在事件期间及北京清场之后，通过滇缅边境等途径与台湾当局有联系。

4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昆明市民與學生初時反應平淡，4月27日北京學生大遊行後，昆明的學生、工人、市民、知識分子及部分黨政軍幹部逐漸參與，東風廣場每日聚集數萬人示威請願^[1]。

5月

5月3日，昆明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晚上，昆明有600名學生宣布罷課遊行，次日其人數擴大到上千人^[2]。

5月17日上午,昭通师专有教师在校内张贴倡议书，要求师生签名给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发电报声援。部分人上街游行，昭通地委令学校领导、教师及公安干警随游行队伍维持秩序。当晚昭通师专和教育学院数百师生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声援北京绝食学生。

5月17日下午一时许，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中医学院、云南财贸学院、云南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八所院校约一万名学生，举着“声援北京爱国行动”、“坚决支持绝食斗争”、“争民主、争自由”、“打倒垂帘听政”、“首脑更迭法律化”等横幅标语，呼喊“打倒官倒、铲除腐败”、“民主必兴、专制必败”等口号，游行并到东风广场聚集，于下午四时十五分到省政府请愿。因学生越聚越多，有的甚至爬上围墙和房顶，为避免发生伤亡，省长和志强决定让学生进入省政府大院，同游行学生代表对话,和志强指学生行动是错误的^[3]。经多方做工作，大部分学生陆续离去。晚饭后，云南政法专科学校二百多名学生声援滞留在省政府院内的学生。同时，云南农学院、教育学院、冶金工校等院校约二千名学生到东风广场静坐，有的发表演说，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行动。^[4]

5月18日，近兩萬名民眾響應學生的號召，於昆明東風廣場靜坐示威。「昆明市市民民主愛國組委會」、「昆明市民聲援團」等组织先后成立^[5]，官方则指其为“一些社会游杂分子拼凑组成的非法组织”^[6]。5月18日,有师生要求与昭通地委对话,地委领导到师专与师生代表对话。下午，昭通财贸学校学生在市内游行^[7]。5月18日,大理市下关师专、大理医学院学生上千人在下午上街游行^[8]。

5月19日上午，云南民族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云南大学等院校一百二十人在东风广场绝食，还有一些院校正在发起签名绝食，同时有上万人游行^[9][2]。同日，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在昆明举行了2000余人的示威游行，得到昆明市公安局批准，抗议上海文化书社出版 《性风俗》一书事件。穆斯林示威者认为该书“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民族感情,违反了宪法”^[10]。

5月20日,中共云南省委印发《告广大同学书》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游行和静坐回校复课^[3]。5月21-22日，继续有高校的15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北京戒严。云南省爱国学生运动组委会亦宣布成立^[2]。中下旬，玉溪地区也发生学生游行示威，5月22日中共玉溪地委书记段毓华等领导要求全市各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反对动乱,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1]。文山州平远镇回族亦汇集回民300余名,大小汽车30辆，准备到昆明参加抗议《性风俗》一书的示威，经文山州政协做劝解，在当地阿訇的协助下取消游行^[12]。

5月24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十余所高校和中专学校约四千名学生陆续到东风广场静坐。晚上九时，约三百人打着“昆明市民爱国声援团”的横幅上街游行。云南重机厂七、八十名工人也打着“声援团”的横幅前往声援。汇集在广场的学生组委会表示，他们不到工厂串联、演讲，不鼓动罢工，不广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宪法法律以及有人身攻击内容的稿件，但要坚持罢课^[13]。5月30日,昆明地区各高等院校学生80%以上回校复课^[3]。

6月

北京六四镇压之后，开远市有人在市区张贴标语和大小字报，声援北京。保山、曲靖等地的學生、民眾也有上街^[14]。據一名美國學生的記述，麗江也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抗議，而其認識的雲南人亦指雲南“和北京人一樣熱愛自由”，“麗江人對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以及結束這場運動的屠殺都瞭如指掌”、“ 都是李鵬的錯”。該名美國學生也表示在雲南的火車上乘客不斷尋找機會與其交談討論北京的情況，並且也有雲南官員對其私下表示對民運的同情，並慶祝方勵之得到美國的庇護^[15]。

6月4日，云南工学院、民族学院、艺术学院六百余名学生打着“悲愤”的横幅上街游行。“云南高校学生爱国运动委员会”开会，声称“政府已举起屠刀”，提出应立即动员学生从次日开始无限期罢课。^[16]6月5日，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继续有逾6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以死还血”、“绞死李鹏”、“民主党派起来吧，这也是你们的希望”等口号^[2]。有人在东风广场不断攻击中共中央和解放军也有人在检阅台发表演讲,宣称“拖出来枪毙了也要(与政府)干到底”^[6]。

6月6日，昆明市一些大专院校逾5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东风广场集会，“抗议政府派兵镇压北京学生”^[2][17]6月8日，昆明市一些高校学生“组委会”近日开会，声称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争取工人罢工、罢市，给政府以沉重压力。并提出下一步要到厂矿、企业、机关、部队、农村去演讲，鼓动掀起罢工浪潮，争取军队站到学生一边，共同反对政府，并把原军训点的部队和大型厂矿企业作为重点。^[18]

6月10日，昆明高校“组委会”认为“继续闹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加之相当一部分学生已对闹事不满，宣布撤离东风广场。零时许，学生在撤离过程中，遭一伙自称是“市民声援团”的人围攻。他们指责学生怕死，让学生归还捐款，阻止学生离开广场。有一百多人尾随学生队伍到云大、师大、民院等学校，敲打校门，向校内投掷石块、汽水瓶，还有人叫嚣“绞死大学生”。由于学生不理睬，这些人于四时自行离去。^[19]公安指昆明市民团“大肆散布政治谣言,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策划设置路障,中断城市交通,使全市陷于瘫痪”。“煽动不明真相的人,阴谋寻找借口,进行打、砸、抢、烧犯罪活动”^[6]。

後續

北京镇压后，雲南進入清算時期。6月11日凌晨，云南公安采取行动拘留了昆明市民团15名人员,，指其“有的是公安机关通缉在案的杀人犯,有的曾犯有盗窃、流氓及其他罪行被判刑劳改或劳教过,有的平时就有过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有的则是“四人帮”残余分子”^[6]。6月底到7月初，云南省中级人民法院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在昆明召开，要求“统一思想、认清形势,依法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加强廉政建设,保证执法清廉”^[20]。云南省公安也有81个集体、1672名公安保卫干警、武警官兵因为执行应对“非法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事件”而受到记功,嘉奖。^[6]

曾參與遊行示威的部分人士，亦被雲南當局進行相應的處置。如《中國青年報》駐雲南記者站站長，作家、畫家艾鴿在六四後，在昆明撰寫、印發《就64大屠殺告全中國全世界人民書》，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半。雲南教育學院講師吳海針、昆明市民聲援團負責人孟洋、成員張忠良、康少宏、何叔等，均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到4年不等，其中孟洋曾在看守所因“不堪虐待淩辱”而撞金屬水龍頭自殺不遂，造成大腦損傷。幫助雲南師範大學學生出版《星火》週刊的湯軍，則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張忠良判刑的證據是，他在遊行時喊了“反動口號”“打倒法西斯”。雲南金龍飯店財務總監王存因組織聲援遊行，被判刑4年^[21]。

雲南大學學生劉某某等人因逃亡中緬邊境被捕，下落不明；個體戶楊林輝因參與遊行被吊銷營業執照，生活陷入困境。文化界與學術界亦受波及，雲南社會科學研究院的「改革研究組」及昆明師範大學的「文評組」被解散，多家小報被封閉^[1]。緬甸籍華人梁超天，原為“中國民聯”緬北分佈負責人，六四後試圖策反邊防軍官接應逃亡學生，被當局誘捕，判刑20年。石清、喻安民在昆明參與民運後，在六四之後試圖秘密結社，在1989年9月被捕，石清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判刑8年，喻安民判刑4年。石清獲釋後移居加拿大，並曾當選地方議員^[21]。

在駐雲南部隊中，少數同情示威的軍官士兵亦被軍事當局處置。一名驻雲南部队坦克团的播音员齐金贵通過部队播音室工作聽到外界对北京清場的报道，“处于义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齐被军事法庭判处了两年监禁，后被关在云南省第二监狱,並說“我也是军人，如果派我去执行戒严，我死也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22][23][24]。另据一位军官說法，北京學生领袖柴玲在逃亡期間曾到駐云南11军的一位同情学生的副军长家中躲避，事后由于香港方面走漏了“感谢云南军方”的风声，这位副军长被捕^[22][23][24]。開遠軍分區醫院醫生錢義祥試圖組建“中國軍人平反六四委員會”，並在1990年被捕，被軍事法庭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判無期徒刑^[21]。

在北京5月实行戒严后，成都军区驻雲南部队文职官员汪卫军，与14军的一名师级高官对此持反对意见，並計劃从蒙自发兵“讨邓拥宪”，学习蔡鍔在護國戰爭時期的“拥宪讨袁”，做新时代的“小蔡鍔”。 他们认为蒙自地處雲南中部,可進（佔領省會昆明）可退（後方與緬甸、老撾、越南接壤，亦可与「金三角」國民黨殘餘部隊联系）。他们计划“通電全國擁憲討鄧後,不發兵,只自衛,靠正義感爭取同盟軍,以支持黨內改革派及學潮和民運”^[22][23][24]。

汪卫军計劃到北京和昆明东风广场“观察形势，如果形势有利，立刻回电”。5月下旬，汪先后到北京和昆明觀察示威後，認為“见民心几乎一边倒”，於是到昆明邮电局给另一位师长发电报，謂“大局已定,改革派必勝,請速兵諫擁憲討鄧”。汪的电报被邮电员卡住，「想看看形勢再説」。六四事件之后，该电报员害怕清算，把电文交给了上级。汪卫军被被成都軍區军事法庭以「策動軍隊叛亂罪」判處十三年監禁，后被关在云南省第二监狱。而该師長否認與汪衛軍商談過「擁憲討鄧」,只承認「曾經見過面」，亦被「撤職查辦」、“革職監禁至今”。对于此案，鄧小平认为「他們要討伐的不是我,是整個中國共產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後,也親自前往雲南調查此事^[22][23][24]。

此後部分民运人士在云南各地仍有活动。云南公安指1989年“反革命案件”的破案率为83%。六四之后，文山、红河、玉溪等地公安机关的政治保卫部门先后破获了一批政治性的“贩卖枪支的案件”,收缴“各种军用枪支48支、子弹737发,自制手枪支及批制枪模具、配件等”。中共云南省委也决定，给予在“反境外敌对势力和敌对组织渗透破坏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安厅,德宏州公安处,陇川县公安局3级政保部门表彰奖励”。公安局也指在从5月下旬起，云南14个地、州、市的47个县 (市)捡获从台湾方面进行政治“心战”的空飘传单等24.1万余份，以及“少量收音机、计算器、衣服、 食品等物资”^[6]。

昆明市公安局指在11月23日，在圓通山腳岩洞內破獲名為「振昆學運分隊」的民運組織，逮捕成員韓員及藏族人達布龍罕，查獲打字機、印刷機及大量傳單與大字報^[5]。11月初，昆明市正義路及火車站附近继续流傳《告全國人民書》等宣传品、批评“官倒”，號召推翻共产党。此后昆明继续發現「青年救國軍縱隊滇川指揮部」、「學聯會」等名义的组织，以及呼吁效法羅馬尼亞革命，學習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宣传品，令公安隨後加強監控。

隴川中學學生張志良等三人於北京参与民運後，返回雲南成立「雲南青年民主團結黨」，推廣“多黨制理念”。三人於同年12月4日被逮捕。11月，玉溪市一小型水力發電站發生爆炸，現場發現要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傳單。经玉溪市國安局調查後，逮捕嫌犯民运人士高兆庭。此外，1990年1月一列載磷礦砂的火車在安寧縣遭人炸毀，亦被公安局認為是民運人士所為，並展開調查^[5]。

八九民运期间，云南赵忠祥、杨韬等人策划成立“中华醒狮救国会”，制定了纲领,提出要与台湾联系合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官方指其在六四之后“偷越国境”,投靠云南境外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在之后尝试潜回西双版纳活动，被公安机关查获,并缴获“中华醒狮救国会”纲领、图章等证据。六四事件后，临沧县公安局亦指在楚雄市查获台湾驻缅甸特务机关派遣潜入临沧、楚雄、昆明等地搜集动乱情报的1名特务分子^[6]。

1990年2月13日，潞西縣公安在江東區逮捕「六四民運衝鋒隊」等7名成員，組織共24人，多為高中畢業生，宣傳東歐剧变及蘇聯政治改革。此外在潞西县、曲靖市均破获部分民运组织，藏有枪械、爆炸品与宣传品。另外，盈江、耿馬、滄源及景洪等地，也都先后发现如“西南軍區民主同盟”等名义的标语或宣传画，如批评邓小平、李鹏，呼吁「中國需多黨制」、「民主自由一定勝利，專制一定失敗」，號召“為六四受害者復仇”等。中国公安也对相关人士进行侦查抓捕^[5]。

另見

• 六四事件
•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