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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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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湖南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当中以省会长沙的示威人数规模最大，湘潭、郴州、邵阳、益阳、衡阳、桂阳、娄底、岳阳、资兴、凤凰等县市均有示威者在不同时期响应。
4月22日长沙爆发的骚乱，造成示威者冲入湖南省政府机关，使中国当局印象深刻，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四二六社论的产生[1]。在北京六四清场之后，湖南各地的示威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部分参与者转入地下，继续成立支持民主运动的组织，或继续在街头张贴“反革命标语”。在湖南当局的公安和司法机关进行相应处置后，很多参与者因为“反革命”罪被监禁，或遭到所在党组织的处分和开除。湖南是全国各省因八九民运被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根据官方数据，截止1989年6月30日，湖南“拘捕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506人。还对1327名有轻微打砸抢行为的人，给予治安行政处罚”。而北京“累计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达到1103名”[2]。
部分曾参与八九民运的湖南人士，在1989年之前已经参与民主运动。也有人士因为出狱后继续参与被当局认为违法的民主运动，被继续多次关押。由于当时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北京的抗议群众，部分学者认为湖南的示威活动被长期主流忽视[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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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
胡耀邦去世后，湖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校学生连日以各种形式悼念。4月18日，长沙几大高校学生走上街头，高举“悼念耀邦、查明真相”的横幅，从河西高校区出发，越过湘江大桥，沿途不断有市民加入进来，到达湖南省政府时，已达万余人[8]。
4月22日，长沙的游行发生骚乱。当天收看完胡耀邦追悼会转播后，湖大、师大、铁道学院等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走上长沙街头，继续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悼及对其改革政策的支持和怀念，并要求与省政府“对话”，游行到下午四点左右才陆续解散。同日有一批胡耀邦的家鄉瀏陽县的师生數百人乘車抵達長沙，举着花圈、鸣放鞭炮上街。当天为周末，许多市民参与围观或加入游行队伍。不久，长沙市整个五一路口人山人海，示威者呼叫“要自由!要民主!”、“打倒官倒!”等口号，“秩序相当混乱”。警察与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发生冲突。先有两辆警车被青年市民推翻，从五一广场至火车站，沿街很多商场和公用设施遭到冲击和捣毁[8]。
据长沙高自联常委唐柏桥回忆，“一些情绪激昂的青年砸了五一路两旁的数十家商场，趁机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少数无耻之徒抢得一些财物后迅速逃离现场”。据当时中南工業大學研究生會主席盧四清回忆，22日晚前往冲击湖南省政府的人遭公安阻止。随后，在场的長沙大學生也加入鄉民的行列，衝撞湖南省政府。當時的公安對大學生有顧忌，不敢阻止，以致全部人衝進省政府。示威者後來受到成功衝進省政府的刺激，開始在街上發洩不滿，破壞商店。湖南省委主要負責人也在場[1]。
当晚湖南省政府的紧急报告称“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赶到现场，并将96名参与打砸抢商店的人带离现场审查，其中有三名大学生”。而据《人民日报》报导，事件中有98人被捕，其中有工人32人，进城务工的农民26人，个体户6人，社会闲散人员28人，学生6人（其中中学生5人、中专生1人）[9]。长沙高自联常委唐柏桥认为湖南政府在混乱发生时未及时采取行动，仅在事态平息后才大规模出动警力，逮捕了包括围观者在内的多人。地方政府提交的两个报告存在矛盾（一说被捕者没有大学生，一说有），并且有人指湖南政府事后释放被捕大学生，但又要求其否认曾经被捕，因此唐怀疑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歪曲事实，以支持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官方叙事[2]。亦有参与者指骚乱是“积压了几十年的民怨”的倾泻，部分被捕学生并非暴力行为的实行者，而是试图阻止暴力的人。多数被捕者（包括全部学生）很快被释放，约六名被捕者（青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判以重刑[8]。
4月25日，大部分学校开始罢课，有些学生上北京，长沙学生聚集在省政府门前的空坪上，进行绝食抗议，声援北京学生，要求公安部门释放4月23日被捕的工人代表李枧。参加绝食的有中南工业大学的范曾和卢四清等。绝食断断续续到5月21日。在此期间，约有36名学生因身体不能支撑被送往省第一医院和铁路医院抢救[8]。当晚，中南工业大学七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在21时准备开会，要采取行动声援北京学生，进一步扩大事态，被学校有关部门制止[9]。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当中特别提到22日长沙的骚乱，指“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 烧的严重事件”。有湖南民运人士后来认为长沙22日的骚乱对邓小平决定强硬应对学运有导火线作用，“歷史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如果省委主要負責人立即採取行動去制止砸商店的，很可能就沒有『4.26』社論”[1]。四二六社论后，在长沙高校也出现了反驳《人民日报》社论的大字报[9]，有人指“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4]。
4月27日，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等校逾4名学生上街游行，引起上万人围观。下午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门前，呼喊“耀国兴邦”、“声援北大”、“民主万岁”、“打倒官僚”等口号。经疏导后，游行学生离开现场回校[9]。由於對4月29日北京學生與袁木對話的不滿，示威活动持續进行[10]。一些高校发现亦有北京学生来串联。一名北大学生在湖南医科大学介绍北京学运情况，校保卫处当即制止。这名学生指与他同车到达长沙的北京学生有37人，分住在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师大等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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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长沙各高校正式成立「湖南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8]。3日，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11]。在游行前，由数所主要高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工业大学、长沙铁道学院、长沙水电师院、湖南财经学院等的数十名活跃分子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五四联合行动委员会”。
到5月4日，中南工大学生范曾和湖南师大学生唐柏桥等人参与组织了示威，长沙大约有十余所高校6,000名学生示威，进行流动性演讲，向人们分发傳單，尋求农民、工人和企业家的支持，打出“反腐败、反官倒”等口号和横幅。中南工业大学大门当天上午被校方锁上，因此绝大部分学生无法走出校门参与。游行队伍曾停留在省政府门前，部份学生及市民发表演讲，后又前往烈士公园集会演讲。部分学生领袖被事前软禁或在游行中被拉走，或以党委“做工作”为名义带往党委办公室交谈。郝明钊、唐柏桥等人共同起草《告同胞书》，游行集会结束后，由十余所参与游行集会活动的高校代表在烈士公园举行了联合会议，成立了湖南高校联合行动委员会，唐被推为临时召集人，确立了学生运动的协调机构[2]。
同一天，由工人周勇、张旭东和刚被释放的李枧等人发起成立了「長沙工人自治聯合會」，与高自联合作，组织工人支持声援学生，协助学生的后勤工作，并要求与湖南省政府领导人进行对话[8]。“工自联”常委还包括从文革后就参与民主运动的潘明栋，负责保卫工作[12]，以及何朝辉、周敏、王长怀、张京生和柳毅等人。张京生在湖南长沙“五四”游行集会上发表演讲后遭到了逮捕，又在13日获得释放[2]。
5月12日，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沈瑞庭代表省政府与学生和工人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对话。抗议者代表包括唐柏桥、张亮、张旭东、李枧、何朝晖等七人。他们向政府提出了七条要求和主张，政府未作答复。因此第二天（5月13日）更多学生参加绝食行列，很多支持者纷纷看望学生，为学生送水送物，并期待政府改变态度[13][8]。有人打出“同学们工人支持你们”的标语。据当时在湖南医学院任教的美国人回忆，“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站了起来，大声疾呼。他们要求自由和保障基本人权”“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4][3]。
5月15日，湖南省主管财经的副省长杨汇泉被人检举，在湖南省人大代表会议期间被罢免，为中共建国以来首宗副省级干部遭人大表决罢免案。这一消息鼓动了湖南示威者，长沙高自联有人赶往与会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游说人大代表联名为岳阳市常委副市长殷正高事件“讨还公道”，并得到了部份人大代表的响应联名[2]。
5月17日，湖南大学、湖南师大、中南工业大学等20多所高校1万余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部分人员参加游行。部分学生冲进了湖南省委办公楼。“湖南日报声援团”在省委办公楼前宣读《呼吁书》，要求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校学生自治会，保障新闻、出版自由[9]。其中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身穿白衣大褂，有1500名，占了全部人数的一半[4]。
5月18日，长沙继续有大量学生示威，声援北京学生。此后前往北京制造著名毛像污损案的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也有份参加[14]。但由於覺得示威學生的口號過於空泛，使得余志堅提議3人自行擬定口號，之後他們以「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制度」作為橫幅文字、而在紙上寫下「恢復真正共和政體，打倒官僚統治」和「還政於民、還權於民、還自由於民。把封建制度送進歷史的垃圾堆！」等標語，之後3人署名為「湖南聲援團瀏陽分團」参与[15][16]。
5月19日，有2至3万名來自高中和大學的學生參與遊行。在參與绝食抗議的300名学生中，有26名學生在中午昏倒，据报道，一名学生试图用头撞墙自杀。[17]5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北京实行戒严，激起抗议者更激烈的反对，3所高校的4000多名学生游行到市政府，呼喊“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打倒李鹏”等口号。长沙的大型企业长沙汽车电器厂、浦沅工程机械厂、长沙毛纺厂、第二编织厂和长沙警察学校、长沙炮兵学校、长沙政治军官学院、新闻单位以及省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均有人参与或围观游行示威[8]。长沙作家协会的诗人谭力，为绝食学生签名义卖自己的诗集，发起募捐，并不断进行演讲。
对于北京戒严的消息长沙高自联和工自联协商，“为了更有效地将斗争进行下去”，决定组建“联合行动执行常务委员会”。学生们集中在中南工业大学礼堂进行了选举，被选的学生和工人各自发表演讲。“联委”名单最后为：范曾任会长，唐柏桥任宣传部长，赫明朝任联络部长，岳维鹏任财务部长，加上卢四清、周敏共七人。“联委”指导和协调全省行动。为便於工作，办公室设在湖南师大，配备专车，通讯工具和证件、代号，发布纲领和组织纪律，并决定停止绝食，改为静坐[8]。
5月21日，高校和社会其他各界共约1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北京戒严，声援北京学生[9]。5月13日至19日，成立了“湖南高校自治联合行动筹委会”。范中与卢四清先后担任负责人。5月22日，“湖南高自联筹委会”决定改组，并改名“湖南高校自治联合委员会”，简称“高自联”。各校整顿了自己院校的学生自治会，然后再由每个学校派代表参加“高自联”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举产生常委。先后担任过常委的有：长沙铁道学院刘卫，中南工大的范中、郝铭钊、卢四清、张广胜，湖南师大的夏四清、朱剑纹，湖南大学的税力、沈勇和唐柏桥，湖南水电师院岳维鹏，湖南财院李峥，湖南医大胡浩等人。由唐柏桥和范中共同主持全盘工作，范中并兼任省政府门前的静坐指挥部总指挥，并聘请湖南大学教师彭玉彰及湖南师大教师兼博士生郑焱等先后担任顾问。以后高自联架构基本没有上没有再变[2]。
5月23日，“联委”的范曾、唐柏桥、赫明朝、岳维鹏、卢四清、周敏和工人代表王长怀等十余人与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熊清泉、陈邦柱等十余人继续在省政府办公大楼进行对话。“联委”提出了“十四条”要求，并要求进行现场电视直播，省政府官员回答指正在直播。不久有一名学生指没有直播。“联委”代表们对此表示严重抗议，退出了会场。部分被激怒的学生和工人们冲入省政府，捣毁了一些办公设施，直冲到大楼四楼，混乱中省委、省政府领导人逃走[8]。
长沙“联委”也在期间加强湖南省内示威组织的横向联系，同时加强与北京示威者方面的联系和沟通。周敏主要与北京柴玲联络、商讨“北上南下”大串连行动，并有周水龙率四十人组团上北京[8]。5月24日，长沙二十六所高校和十多个工厂、机关、社会团体两万多人上街全市大游行[18]，队伍长达五公里。长沙市个体出租汽车公司司机也多数参与了游行，并共出动四十余辆小轿车为游行开道。
5月27日，长沙“联委”决定，第二天全部学生上街游行，然後开展“空校”运动，“学生回家，把宣传工作带到社会各阶层，由城市转向农村”，并且省政府前保留一部分学生继续静坐。次日的游行包括中小学生和退伍军人团，游行队伍大致北至迎宾路，东至袁家岭，西至高校区，呼喊“要民主，争自由”等口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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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又有300名学生來到政府大楼前绝食抗議。[19]长沙汽车电器厂、长沙编织厂、湖南橡胶厂等大厂举行大罢工，青年工人代表张旭东、刘伟走在队伍最前面[8]。
6月4日凌晨，省政府前指挥部“联委”成员通过广播得知北京清场的信息，有人冒暴雨前往示威处捐款。大约500名学生听说北京发生的军事镇压行动後，朝火车站进发。很多人“对这个消息感到不安和愤怒”[3]。“联委”当天早上决定召集全部学生返校，成立“敢死队”，并为防止军队威胁，堵住各交通要道，同时掌握了驻军和警力情况。市南端井湾子由铁道学院设置路障，北端涝刀河由医学院负责堵截，东端东屯渡由农校等学校守卫，河西由师大负责。中南工大驻守省政府的指挥部， 并向省政府提出声明，“不得继续倒行逆施，否则，我们将以暴抗暴”。湖南省政府官员则表态省内不会调来一兵一卒[8]。
6月4日晚上，示威者在长沙车站周围放上花圈哀悼在北京遇难的学生。湖南大学、铁道学院近千名学生冲入长沙火车站，并卧轨拦车，企图进京，造成京广铁路中断。[20][21]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创作了大型油画。画中，一位女学生对威逼学生的持枪士兵大声哭喊：“弟弟，你不能这样！”[8]。
6月5日，20所高校逾2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讨还血债”、“报仇”等口号，一些学生和市民在路口继续设置路障，并控制了主要的十字路口，使得铁路和交通陷入瘫痪。湖南省政府前设立了北京死者灵堂，接受各界民众哀悼[9][8]。据目击的美国访问人员回忆，长沙抗议者“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学生、工人、老百姓，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呼吁民主和自由。他们想让世界知道这些”[3]。
6月6日，诗人谭力在省政府前通过广播，谴责当局，号召人民“决不向屠夫低头，决不要後退”，并四处张贴“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等大幅标语，後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二年[8]。6月7日，学生、工人和普通居民继续封锁了长沙市内交通，铁路疏通几小时后又被堵塞。
6月8日，示威者过去两天所设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但火车运行仍被打乱，无法恢复正点行驶。“联委”组织高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逾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开追悼会，悼念北京死者。横挂巨幅悼词在车站主体建筑正面，沿墙排放各界敬献的花圈上百只。人群佩戴着黑纱和小白花，敢死队和特纠队的谭明奇等人负责警戒和维持秩序。先由唐柏桥致悼词并发表演讲，其後，周敏和另一名教师，一名市民分别致悼词。很多人流泪，或发言抨击北京部队，有人称“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暴乱真相》和袁木讲话全是假的”[9][8]。这次抗议活动也称六八追悼会，官方称“约三万余名学生，市民参加了追悼会”。而香港的一家媒体曾称有“14万人参加”[2]。
6月9日，长沙“联委”组织长沙最後一次游行，指挥部和学生们於中午十二时全部撤离省政府。当日夜举行了最後一次会议作善後安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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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
4月17日晚10时，湘潭大学千余人聚集，唱着《国际歌》走出校门，至次日凌晨2时，约300名学生抵达湘潭市委、市政府[9][8]。4月22日晚，郴州师专学生以学校提前5分钟熄灯为由，拌瓶子、砸凳子（影射邓小平)，有的呼喊“胡耀邦万岁!”，有的点燃浇上松节油的拖把从四楼往下扔。24日晚至25日晚，郴州学生继续砸瓶子、打玻璃，乃至扬言要砸店子，上访游行，“响应北京的罢课周”[22]。
四二六社論發佈後，邵阳发生了第一批示威活动。[23]益陽街頭亦陸續出現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和傳單，示威者高喊「打倒官倒，新聞自由」、「打倒鄧小平」等口号，并有人计划筹办“無需黨審查的新聞和評論”的“益陽民報”[24][25]。
5月，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从湘潭出发前往北京，并最终在北京制造了著名的毛像污损案[26]。5月4日,娄底师专学生上百人上街游行,沿途张贴标语,呼喊“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等口号,发表演说[27]。
5月17-20日，常德市大、中专学生连续数日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请愿学生。当局指常德城区游行人数最多时达15,000人[28]。5月19日，邵阳有10000多名示威者和围观者来到城市广场。据报道发生了财产损失事件，有的甚至试图通过破坏窗户和前门闯入市政府大楼。大约有45人被捕，其中12人被立即释放。参与破坏的人都不是学生。[17]
5月18、19日多地多所学校师生上街游行。郴州师专、郴州师范、电大郴州分校、郴州卫校、地区商校、地区进修学校等几所大中专学校7000余人打着100多条横幅和上千面小旗，呼喊“要民主、要自由”上街游行。“吟行诗社”等三个自发社团人员也打着横幅加入游行队伍中。沿途呼喊“改组政府，修改宪法”、“打倒独裁”、“反对专制”、“声援北京学生”等更有反政府色彩的口号[22][29]。工运人士李旺阳等亦在期间组织了“邵阳市工人自治联合会”（邵阳工自联），组织罢工示威支持运动（李因后来六四事件23周年不久在邵阳去世而著名）[30]。益阳市有学生组织五千多人的遊行隊伍，并到中共益陽市委与市政府請願。在场有人为学生捐款[25]。
5月19日,娄底师专师生组织“学生自治联合会”和“敢死队”,串联娄底全市20余所大中学校师生和单位共13000余人,举着“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等内容的横幅上街游行,并组织600余名学生去长沙、北京声援学潮[27]。5月中旬-6月上旬，岳阳市区学生、群众上街游行[31]。亦有人向冷水滩市税务局写信，要求干部组织队伍进行声援活动[32]。
5月18日,洪江县的湘西仪器仪表总厂子弟中的学生上街游行。下旬,洪江一中党政领导发现学生准备串联游行,采取措施劝阻。一些外来大学生到洪江进行串联鼓动[33]。5月19日下午，邵阳市人民广场集结了上万名游行学生和围观群众，官方指“一些不法之徒伺机冲击市委。砸烂了市委机关大门和办公楼门窗，到晚上11时，共掀翻7辆汽车，烧毁3辆汽车和1辆摩托车”，“没有大，中专学校学生”。但有湖南民运人士指至少有一名中学生遭到逮捕，该人名叫刘新，年仅15岁，因为向焚烧汽车的人(据称是他姐夫)提供火柴而遭判刑15年[2]。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各地的示威者继续增多。湘潭、衡阳、岳阳相继发生示威，部分人冲击政府机关和公安派出所，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的事件。为“推动运动的有序发展，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长沙以外各地区的大专院校，衡阳师院，湖南大学衡阳分校、湘潭大学、岳阳师院、郴州轻工专业学校等和工人代表团纷纷派代表到长沙与“联委”开会协商[8]。5月20日，衡阳学生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北京“戒严令”，与警察发生冲突，也有人被秘密逮捕。官方报告声称约有一百名警察受伤，有民运人士认为据此推测民众受伤人数应为更多[2]。
湘潭、岳阳、邵阳、衡阳、株州、娄底、郴州等县市虽然高等院校不多，但期间亦先后成立了高自联与工自联组织[2]。5月20日上午，郴州师专发现有人用报纸写的5条标语:“打倒邓小平”、“让李鹏滚蛋”、“到东风广场绝食去”，22日该校有5个班罢课[22]。在益阳，抗議北京戒严的學生和市民將一輛公共汽車停在益陽資江大橋的中央截斷了往來雙向交通，「319」國道因此无法通行。示威者在公車上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在场有数百武警头戴钢盔戒备[24]。
5月22日，湘潭示威者跟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示威者指起因为该市平正路公安局“不分青红皂白乱捕示威者”。当地居民知道后，向警察派出所进发，集中在大门前，喊口号要求放人。警察派出所所长和一些干部辱骂群众，有人因此冲入警察派出所破坏，临走前放火焚烧，警察增援到现场，当场抓了十余人。《湖南日报》6月16日报导,23名示威者在北京六四清场后，因这一事件被捕[2]。5月23-28日,娄底师专组织市内9所学校学生数百名到娄底地委、行署门前轮流静座,持续5昼夜，要求地委、行署领导支持学生的行动[27]。
5月24日，官方称衡阳市区两辆小车被一些不法分子推翻、砸烂，一些水果摊点被抢。后公安机关抓获一些打砸抢烧犯罪分子。[18]同日，中国公安部指湘潭市四辆过路汽车被推翻；岳阳市南区公安分局一辆三轮摩托车被一些不法分子推翻烧毁。后公安机关抓获一些打砸抢烧犯罪分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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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后，6月4日，郴州师专校园里发现“高举已久的屠刀终于落下”、“绞死李鹏”、“绞死邓小平”的大字报。当晚10时至12时，郴州师专约400人举着“打倒官僚、打倒官倒”的横幅，呼喊“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上街游行，围观群众达5000余人。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都有人放鞭炮，还有10多台出租车主动为游行队伍鸣锣开道[22]。娄底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上千余名学生,在师专操坪、清泉广场、娄底大桥、涟钢大桥等地集会,散布攻击中国共产党、政府及中央领导人的言论，所到之处,群众尾随围观,多时近3万人。有人殴打5名公安,砸翻执勤摩托车一辆[27]。
6月5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衡阳医学院、工学院等两千多名学生砸烂衡阳车站候车室的门进入站台，在一至五道设置枕木，使广州至北京的列车受阻，始发的列车被迫停车，一些学生还将一个大花圈放置在机车头上。[34]6月5日上午，郴州师专1500多名学生，头扎白布条，胸戴白纸花，打着“绞死李鹏、邓小平、杨尚昆”的小三角旗和漫画上街游行。下午3时郴州师范、工业学校、郴县农校400余人汇集一起上街游行。同日桂阳县二中30名青年教师戴上黑纱准备上街游行。官方指郴州市区6月5-7日连续三晚“发生严重打、砸、抢事件”，“公安处防暴机动队……三晚共现场抓获闹事为首分子27人。8日以后郴州市区又恢复往日的平静”[22]。5日，洪江二中教师和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悼念死者[33]。
6月6日岳阳、衡阳、郴州等地学生在火车站卧轨拦车，引起上千名群众围观，致使京广铁路中断运行10多个小时，湖南段100多列列车被阻，滞留旅客5万多人。郴州市政府派人到火车站进行沟通，19时左右，郴州师范、郴州师专、郴州财税学校共50多名学生离去[22]。6月7日凌晨，常德师专、高专数百名学生冲上玩水大桥游行静坐,中断交通达8小时,堵塞车辆2,280多辆次[28]。官方指岳阳市“少数坏人制造砸抢烧事件、卧轨阻断京广线岳阳段，聚众冲击市政府”。6月7日，示威者冲击岳阳市政府，发生打砸事件。岳阳公安经过两天两夜侦破，将参与者全部抓获，并在6月10日，组织60辆汽车，100多名公安武装押解游行[31]。
6月8日,娄底学生自治联合会再次组织大规模游行。“敢死队”身带匕首、铁棒等[35]，在娄底大桥、涟钢大桥和市内主要交通路口,搬栏杆、设路障,堵塞交通达13小时,并于当天中午进入涟源钢铁厂,将连接生活区和生产区的四座桥堵住,企图迫使涟钢工人停工停产,鼓动工人罢工[27]。经地、市党政领导和公安干警前往谈判,至9日凌晨撤离[35]。
6月9日，湘潭大学继续有学生到湘潭电机厂、电缆厂门前静坐，鼓动工人罢工[9]。6月9日,怀化师专6名大学生到洪江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和进行演讲。6月10日，1000多移民聚集在资兴市老市区抗议，有人扬言要炸掉东江水库大坝，官方指其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0余万元……党政和公安机关抓获打、砸、抢分子44名”[22]。上旬,洪江市公安局制止了外来大学生到洪江的串联活动[33]。祁阳师范学生的游行队伍亦有上街游行，并有浯溪镇属城区中小学的师生参加游行，冲击小学田径邀请赛运动会会场。事后,参加游行的中小学生受到批评教育,老师受到检讨、调离原学校,学校领导受到撤职处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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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6月11日，中美合作的雅礼协会突然通知人员撤离，美国访问人员亦被长沙市民告知“[离开后]一定要告诉世界长沙发生了什么……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世界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曾发生的事情”。当时正在长沙亲历事件的美国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也在离开之后，向外界披露长沙的示威情况，并称“如果我或其他当时在长沙的其他外国人选择闭口不谈，那么1989年长沙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被遗忘，或被中共完全抹去……我有责任告诉全世界长沙发生的事情，以抵抗中共无情的让人们‘强制失忆’的努力”[3]，吴亦认为虽然运动期间很多人通过摄影、摄像和录音记录了很多长沙的抗议活动，但“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4]。
6月12日，娄底学生自治联合会发表书面声明解散“学自联”并停止一切活动。6月17日,娄底市政府按上级指示对“学潮”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清查，明令取缔娄底学生自治联合会及“敢死队”，娄底行署秘书长发表电视讲话。事后经5个多月，娄底地区“相继取缔5个非法组织,查清10起事件”共查出“策划制造娄底动乱”骨干18人,其中逮捕3人（判处有期徒刑和免于起诉各1人）,收审5人,行政处分11人[27]。
6月19日，继续由民运人士与刚被释放几天的原“联委”周敏商量延续示威活动，部分人士继续在长沙烈士公园等地秘密集会，先後有三十多人参加，制订纪律和宣言，决心“继承八九民运精神，为六四血案申冤”。活动不久被当局侦察跟踪，主要负责人均遭到抄家和逮捕。其中周敏、张捷、刘伟、谭明奇、陈帅、李杰共六人以“反革命集团罪”被分别判刑[8]。
7月初起，湖南各地展开了大规模审判示威参与者的行动，大部分为工人或普通市民。民运人士认为这是“拿社会地位最低的工人与市民开刀”,并且存在学生与非学生的差别对待。如在213名被关押的“动乱分子”中，工人79名，平均刑期6年(不包括被判无期及死缓的11人和未判的7人)。而19名被判刑的学生平均刑期是2.2年(不包括16位未判的学生)。湖南“高自联”鲜少有人遭到判刑，而各地“工自联”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判刑而且多数为重刑。官方数据指，湖南全省破獲三起“反革命集團案”，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14個；31名“非法組織成員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各類打砸搶動亂分子”516人。1327名“有輕微打砸搶行為的人”得到治安行政處罰[37][2]。
据官方1990年《长沙年鉴》记述：“8月中旬，按照中共中央三号文件、湖南省委十号文件和长沙市委二十七号文件精神，长沙市委成立了调查清洗领导小组。市政法委员会带头成立了调查清洗办公室，配备六十八名干部，成立专门全职小组，进行这项工作”。全省其它城市也都成立了类似的专案组，花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秋后算帐”，并以“报捕快，批捕快，判决快”的司法政策处理，因此被民运人士质疑在证据方面或是司法程序方面都没有严格依法办事[38][2]。
8月24日，益阳城内继续有五个中学生张贴反对中共镇压，乃至攻击领导人的标语，包括「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鎮壓學生罪該萬死」、「愛國學生萬歲」等。湖南省政府非常重视，并成立100多人的「824」專案組，限期破案，认为是「反革命標語」大案。專案組將標語的照片發放到全市的每一個居委會和單位希望以筆跡查人，又在張貼標語的三公里範圍內規定，十六歲以上人人須去居委會寫毛筆字核對筆跡。由於參與者當時只有12歲，直到1994年相关参与者龔與劍等人才因為年滿16歲而被通過筆跡抓獲，期間數年他們仍然在市內張貼了很多標語。參與者被捕后送勞動教養，当局指其“書寫數張針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標語，分別張貼在益陽市城內地段的電桿和牆上”。龚等人亦在狱中受到虐待[39][40]。
岳阳市常委副市长殷正高在1988年底遭省纪委主任停职接受审查，罪名是“破坏党的团结”。由于殷正高在位期间得到市民支持，曾引发当时岳阳大学生与市民的示威抗议，呼喊“还我殷清天”的口号。在湖南1989年示威中，部份湖南省“高自联”的成员曾为殷正高“讨还公道”的活动。六四清场后，中共中央对殷正高实行“三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开除公职）[2]。
10月，岳阳市继续“对在政治动乱中的犯罪案件进行清查，清查一批重点事件、重点单位和重点对象，对非法组织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对在动乱中的幕后策划、组织和指挥者。对阻断铁路、公路和城市交通、冲击市政府机关、砸烂机关牌子等重大事件，依法进行打击处理”[31]。1990年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省直机关以及长沙、衡阳、株洲、湘潭、邵阳、岳阳 6 市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对党员队伍进行一次清理和整顿”，“有的党员传播或制造政治谣言,有的参加非法组织,有的煽动和支持动乱,有的在幕后策划指挥,有的公开声明退党,有的提出辞去党内职务, 有的向境外国外反对势力提供情报,有的为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提供资助,有的带头游行声援,有的参与堵塞交通和拦截火车,有的在较长时间里抵触甚至公开反对中央平息暴乱的决策”[41]。
六四事件后的数个月，湖南某機電安裝公司仍出現五條支持民运的標語，诸如：「血腥屠殺慘無人道」、「善良的中國人民不需要君主和暴力」、「反對獨裁、要求民主」、「中國政府指使中國軍隊鎮壓中國人民可恥」、「三千多人的絕食，換來了無辜鮮血的白流，誰之錯？」等[42]。
工自联常委潘明栋因为印制大量倡议大学生以剃光头来表达对当局的抗议的传单，在全市广泛张贴和散发，被送劳教两年。高自联常委唐柏桥事后逃亡广州，被当局追缉，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2]。邵阳工自联的李旺阳等人因为组织当地的悼念活动，被判进入当地龙溪监狱服刑，李亦因“态度顽固”而被殴打和施加酷刑[30][43]。一名益阳市政府干部在學生包圍市委市政府的期间，带领学生到政府的內部文印室，给学生送紙張、油墨和手搖式油印機，因此被送入「學習班」与「留黨查看」，并得到「躲藏在益陽市委的鮑彤」的外號[25]。
湖南大学教授彭玉璋带领三十多位教师声援学生，与学生们一道绝食三天，后们被学生推举为“联委”名誉会长。後来被劳教四年。活动人士张京生在街头发表演讲，散发大量传单，被判刑十三年（张在民主墙时代中曾因为在湖南办有《理想与通讯》、“共和报”民刊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四年，被当局认为“犯有前科”）[2]。黑熊养殖场场主、社会活动家张善光（怀化溆浦人、娄底工自联负责人）运动期间连续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政府局常委，中央电视台和北京高联联拍发电报，表达其抗议的态度。六四清场后，他写出“血的真象”一文，印刷数百份沿街散发，後被当局判刑七年。长沙“五色盘”餐厅的老板示威期间长期地免费给学生提供饭食，个人耗资约二万元。后被当局拘留，餐厅遭到查封[8]。邵东县的莫莉花，邵阳师专中文系教师，因为在学生举办的「追悼六四死难者」的追悼会上发表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44]。
积极投身运动的长沙电力学院学生张帆、刘曙光等人事后被校当局追查审问以“严重警告”、“记大过”的处罚，但继续组织开展以校园为基地的民主活动。刘撰写了《团结就是力量》及《告全国同胞书》等文章，被隔离审查。次年4月25日警察进入学校将多名学生拘捕，并审讯了另十几名学生。刘曙光、张帆两人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刘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8][45]。凤凰烟厂干部唐平（苗族），在“六四”后与同年入伍的退伍战友，在湘西州凤凰县一起书写反对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传单，散发到凤凰县政府和公检法机关。案发后，被湘西州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湘潭市第二中学教师周志荣采用演讲、书写、印刷等方式，反对北京清场，被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45]。
郴州的李金鴻、陳學金、李鬱民、宝源煤矿蒋复兴、唐洞煤矿柏小毛等人曾参与郴州的示威活动，他们在六月底成立“民主書法沙龍” ,宣傳“自由價值觀念”,悼念六四死者并撰寫標語,四處張貼,引起當局高度緊張。因組織嚴密,他們得以繼續活動了幾個月。受东欧剧变鼓舞，他们正式組建了“民主中國陣綫山地支部” ,組織印發了大量傳單和標語、資料[46]。1990年1月，中国当局指资兴正式破获这起“反革命集团案”，指“缴获反动传单367份和爆炸作案工具”[22]。蔣復興、李金鴻、柏小毛、陳學金、李鬱民共五人被郴州地区中级法院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刑[46]。柏获刑七年，1995年获释[47]。
湖南大多數因示威而被判刑和勞教的犯人集中關押在省第一監獄,龍溪監獄和湖南開關廠勞教場，包括喻東岳、柏小毛、唐柏橋等近五六十人。其中湖南省第一監獄位於洞庭湖中,是一個名叫赤山的山形小島，以生產起重電機聞名,對外稱湖南電機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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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外部链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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