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英籍奧地利哲學家 / 維基百科,自由的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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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約瑟夫·約翰·维特根斯坦[註 1](德語: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发音:[ˈluːtvɪç ˈjoːzɛf 'joːhan ˈvɪtɡn̩ʃtaɪ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奧地利哲學家。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逻辑学、语言哲学、心靈哲学和数学哲学等方面。[3][4]
维基语录上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语录 |
1929年至1947年,维特根斯坦任教於剑桥大学。[3] 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多,只有1921年的《逻辑哲学论》、一篇论文、一篇书评以及一本奧地利小學生的字典。[5][a] 他的大量手稿于死后编辑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版于1953年的《哲学研究》,被认为是引导了语言哲学新的走向。一项调查显示,此书被认为是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为“20世纪哲学的跨领域杰作,吸引了不同专业和哲学方向的兴趣”。[6]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常被划分为早期与晚期,早期的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而晚期代表作为《哲学研究》。[b] “早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关注世界与命题间的逻辑构造,此时的维特根斯坦相信,我们可透过这类构造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但是“晚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否定了《逻辑哲学论》中的大部分设想,认为词语的意义(英语:Meaning (philosophy))只在给定的语言游戏(英语:Language game (philosophy))中才可更好理解。[7]
维特根斯坦生于维也纳巨富家族,1913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巨额遗产。一战前,他“向《Der Brenner》杂志编辑路德维希·冯·菲克(英语:Ludwig von Ficker)挑选的有需要的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慷慨资助,其中包括格奥尔格·特拉克尔、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和建筑师阿道夫·路斯。”[8]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特根斯坦陷入抑郁,他把剩余的遗产送给了兄弟姐妹。[9][10] 维特根斯坦有三个兄长死于自杀;他曾多次离开学术界:在一战时担任前线军官时,多次因勇气而受表彰;在奥地利偏远乡村担任小学老师时,因使用体罚(尤其是在数学课堂)而受争议;二战时在伦敦一家医院担任搬运工,告诉病人不要服用医生开的药品;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皇家维多利亚诊所(英语:Royal Victoria Infirmary)担任实验员。他后来对这些事件表示悔恨,并在余生致力于第二份手稿的发表,也即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对现代性以及他的同事提出的科学主义持反对态度[11],他在《文化与价值(英语:Culture and Value)》中评论道:
典型的西方科学家是否理解我的作品,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我所写的灵魂一词。我们的文明被“进步”所定义。进步便是它的形式,作出进步却不是它的特征。它不断构造,忙于构造一个越发复杂之物。明晰性已不再是它的目的,而只作为一种手段。但对我而言,明晰有内在的价值,我对构造理论大厦没有兴趣,但希望可以明晰的理解它们的地基。[12]
用他的朋友冯·赖特(英语:Georg Henrik von Wright)的话说,维特根斯坦认为——
他的观点已被广泛误解和扭曲,即使在学科专业人士那里也不例外。他对未来自己能被更好理解表示怀疑。有次他说,他感到自己正为思想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写作,这些人呼吸着与现代人不同的空气。[13]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存于耶路撒冷的族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高祖父摩西·迈尔[c]是犹太裔土地经理商,与其妻子布伦德尔·西蒙居住在威斯特法伦的锡根-维特根施泰因县。[15] 1808年7月,拿破仑下令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居民都需要选择一个家族姓氏,因此迈尔的儿子(也即路德维希的曾祖父)用了雇主赛恩-维特根斯坦(英语:Sayn-Wittgenstein)的姓氏。[16] 路德维希的祖父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德语:Hermann Christian Wittgenstein)在名字中增加了“克里斯蒂安”,以掩饰自己的犹太身份。赫尔曼娶了同为犹太人的芳妮·菲格多尔为妻,她是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堂妹,在结婚前夕转信新教。两人在莱比锡创立了极为成功的羊毛生意。[17][18]
赫尔曼与其妻子有11个孩子,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后来成为欧洲钢铁巨头的卡尔·维特根斯坦。到1880年代,凭借对奥地利钢铁产业的垄断,卡尔已跻身欧洲最富有的人之列。[14][19] 得益于他的产业,维特根斯坦家族成为了奥地利仅次于罗斯柴尔德,排名第二富有的家族。[19] 卡尔·维特根斯坦常被视为奥地利的安德鲁·卡内基,事实上他们两人也为好友。[14] 1898年卡尔开始在海外投资,因此他的家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1922年奥地利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20][21] 在1918年恶性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期间,维特根斯坦家族资产大幅缩水,不过直到1938年其单在维也纳还拥有13处房产。[22]
路德维希的母亲名为利奥波尔蒂勒·玛丽亚·约瑟夫·卡尔姆斯,朋友常叫她波尔蒂。她的父亲是捷克犹太人,母亲是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天主教徒,是路德维希四位祖父母中唯一的非犹太人。[23][24][25][26][27] 她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姨妈。[28][29]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晚上8点30分出生于“维特根斯坦宫殿”,这座房子位于维也纳附近新瓦尔代格(德语:Neuwaldegg)教区新瓦尔德格大街38号。卡尔和波尔迪共有九个子女——四个女儿:赫尔米勒、玛格丽特(英语:Margaret Stonborough-Wittgenstein)(格蕾特)、海伦娜,以及出生夭折的朵拉;五个儿子:约翰内斯(汉斯)、库尔特、鲁道尔夫(鲁迪)、保罗——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独臂钢琴家,以及最小的路德维希。[30] 孩子们作为天主教徒接受洗礼,并接受正式的天主教教育,家庭环境十分严厉。[31]
维特根斯坦家族处于维也纳艺术生活的中心,布鲁诺·瓦尔特曾表示维特根斯坦家充满了“人道和文化的空气”。[32][33] 卡尔是长期的艺术赞助人,他委托奥古斯特·罗丹创作艺术作品,并资助了维也纳的分离派展览馆。古斯塔夫·克林姆为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创作婚礼肖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马勒等音乐家也是这个家庭的常客。[32][34][35]
不过,路德维希偏好精确和纪律性,从未认同当代古典音乐。他在1930年的信中写道:
路德维希拥有绝对音高[37],音乐在他后续生涯中仍有重要影响。他常在作品中以音乐为示例或隐喻,并且擅长用口哨吹奏长而复杂的音乐片段。[38] 他在三十多岁时学习了单簧管。[39][40] 在其1931年的笔记中,人们还发现了他创作的三小节音乐片段。[41]
根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传记作者雷·蒙克的叙述,卡尔原本准备将他的孩子培养为行业领袖,因此没有将其送入正规学校(他认为在那里会染上不良习性),而是让他们在家中接受教育。[42][43] 路德维希五兄弟中有三个先后自杀。[44][45] 精神医师迈克尔·菲茨杰拉德(英语:Michael Fitzgerald (psychiatrist))认为,卡尔过于追求完美,缺乏同理心,而母亲波尔蒂则过度焦虑,缺乏安全感,无法阻止他的丈夫。[46]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如此评价这个家庭:
他们彼此对立,像是身在法庭。[24]
这个家庭似乎有种遗传的忧郁气息,安东尼·戈特利布(英语:Anthony Gottlieb)曾说有次保罗在房间里练习钢琴,他突然向隔壁的路德维希喊叫:
你在家里的时候我根本没法专注练琴,我可以感受到你从门缝里渗进来的怀疑![24]
这个家庭拥有七架钢琴[47],每个孩子都“极其热情,甚至近乎病态的”追求音乐。[48] 最年长的孩子汉斯·维特根斯坦是音乐神童,四岁时可从驶过的警车笛声中分辨出因多普勒效应造成的四分一音下降,五岁时在两支铜管乐队以不同曲调演奏同一曲目时喊叫“错了!错了!”然而,1902年汉斯离家出走前往美国,在切萨皮克湾的一艘船上神秘失踪,很可能死于自杀。[49][50]
两年后,就读于普鲁士科学院的鲁迪·维特根斯坦在柏林一家酒吧自杀。死前他请求钢琴师弹唱托马斯·科沙特(英语:Thomas Koschat)的《被遗弃,被遗弃,我被遗弃了》(德語:Verlassen, verlassen, verlassen bin ich),随后饮下了混有氰化钾的牛奶。鲁迪留下了几封遗书,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表示自己对一个朋友的去世过于悲伤,在另一笔记中他表示自杀是因为抱有“对自己不正当倾向的疑问”。据说鲁迪曾向反对德国刑法175条、支持同性恋运动的科学人道委员会寻求建议。在他死后,卡尔严禁家庭成员再提起他的名字。[51][52][53][24][54]
路德维希的另一兄长库尔特曾是一名军官,并担任家族企业经理。1918年10月27日,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库尔特带领的奥地利军队哗变,他开枪自杀。[42][43] 据安东尼·戈特利布(英语:Anthony Gottlieb)记录,姐姐赫敏曾表示库尔特似乎“带有厌恶生命的细菌”。[55] 路德维希后来写道:
我本应成为……天空中的星星,但我却被束缚在世间。[56]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自幼跟随兄姊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兄长汉斯和鲁迪相继自杀身亡,父亲卡尔减少了对子女的严厉要求,维特根斯坦被送往学校学习。然而家庭教育无法使其达到文法学校的接纳标准,直到1903年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前往林茨的一所以技术著称的实科中学(英语:Realschule)学习,这是一所小型学校,只有大概300名学生。[57][58][59][60][d] 当时维特根斯坦14岁,在此他开始了3年的正式学校生活。他寄住在当地体育馆教师约瑟夫·斯特里格尔博士家中,家人们昵称他为路奇。[61][62]
为开始技术学校的学习,维特根斯坦跳级一年。他与学校中其他男孩有很大差别:不寻常的纯正高地德语口音,有点口吃,穿着优雅,性格敏感怯弱。[63] 其他男生时常取笑他,在他身后唱歌“维特根斯坦,真悲惨,一步一蹒跚,维也纳,路真难,大风吹歪了小心肝”(德語:Wittgenstein wandelt wehmütig widriger Winde wegen Wienwärts)。[39][64] 毕业时,维特根斯坦在宗教课取得了满分(5分),行为和英文2分,法语、地理、历史、数学和物理学3分,德语、化学、几何和绘画4分。[61] 总体而言,他的科学和技术科目比人文科目成绩更差。[65] 德语拼写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尤为困难,他因此在德语写作中考试失利。他在1931年写道:
我到十八九岁时都有拼写困难的毛病,这影响了我后续的性格(我在学习时的弱点)。[61]
维特根斯坦幼时作为天主教徒接受洗礼,这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做法。[31] 在一次采访中,他的姐姐格蕾特说表示祖父“强烈、严厉、半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对孩子们造成了强烈影响。[66] 在技术学校就读期间,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缺乏信仰,根据姐姐格蕾特的推荐,他开始阅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67][68] 不过,维特根斯坦仍相信忏悔的重要性,他在日记中记录在技术学校就读时他曾向自己的大姐赫尔米勒有过一次忏悔;蒙克推测这次忏悔主题可能是他的信仰丢失。他也和姐姐格蕾特有过忏悔。[67][68] 他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叔本华的先验唯心论,但在学习数学哲学后抛弃了这一理论,转向了弗雷格的概念现实主义(英语:Anti-psychologism)。[69] 晚年时的维特根斯坦对叔本华表示轻蔑,他称其为“肤浅”的思想家:
叔本华的头脑粗糙……真正高深的部分从哪开始,他的思想也就从哪结束。[70]
正如他哲学观点的持续转向,维特根斯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也随时间不断变化,但总体而言他都对宗教怀有一种真挚的共情。[71] 1912年,在给罗素的信中,他表示莫扎特和贝多芬是真正的“上帝之子”。[72][73] 维特根斯坦反对宗教实践,他说自己无法为此“弯下膝盖”[74],但其祖父的基督教信仰仍对他留下了深远影响——如他所说“我无法脱离宗教视角看待任何问题。”[75] 在《哲学研究》中,他引用了天主教圣人希波的奥古斯丁。从哲学而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表现出与宗教话语的一致性。[76] 例如,他是20世纪科学主义最强烈的批评者。[77] 他的宗教信仰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奥地利军队的服役生涯[78][79],同时他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忠实读者。[80][81] 他将自己的战争经历视为遵从上帝旨意而受的试炼,在1915年4月29日的日记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还有——也许——甚至生命。也许接近死亡将带给我生命的光。愿上帝照亮我。我是虫豸,但经由上帝我成为人。上帝与我同在。阿门![82][83]
大概就是在这时,他开始认为“基督教确实是通向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但他拒绝了宗教信仰即是认定某一特定教义为真的观点。[84][85] 他视宗教信念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拒斥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随年龄渐长,逐渐加深的个人精神特质促使他为此作出了更多的明晰说明,他为宗教中的语言问题作了分析,并攻击了彼时将上帝存在问题视为科学证据多少的诱惑。[86] 1947年,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的工作难以取得进展,他写道:
我曾收到了一封奥地利老友来信,他是个牧师。在信中他祝愿我的工作一切顺利,如果上帝意旨如此。这就是我现在所期望的,我期望上帝意旨如此。[87]
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英语:Culture and Value)》评论说:
我所做的(哲学工作)真的值得这些努力吗?是的,但前提是有一道自上而下的光照耀其上。
他的密友诺曼·马尔科姆(英语:Norman Malcolm)写道:
维特根斯坦的成年生活浸润在强烈的宗教思维与感觉里。我相信他比许多自认为信徒的人更虔诚。[31]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写道:
巴赫在《管风琴集(英语:Orgelbüchlein)》的扉页上写“荣耀归于至高上帝,而我的邻人或可因此得益。”这就是关于我的作品,我想说的东西。[87][88]
中学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受到了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作品《性与性格》的强烈影响。魏宁格是犹太人,他认为男性与女性的概念只以柏拉图的理型方式存在,而犹太人倾向表现出柏拉图式的女性气息。他认为通常而言,男性是基于理性行动,而女性则是受制于情绪与性器官。接着,魏宁格表示犹太人也如女性,没有真假之分,也没有灵魂。他认为男人必须在意识与无意识中,在雄性和雌性之间、在柏拉图式爱情与性欲之间作出抉择。爱与性的渴望相互对立,因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注定是非道德、悲惨的。唯一值得去过的只有精神生活——若只能作为女人或犹太人而活,那么他就无权活着;男人的最高类型是天才,要么成为天才,要么选择死亡。魏宁格选择了死亡,此书出版后不久,他开枪自杀。[89][90] 当时14岁的维特根斯坦参加了魏宁格的葬礼。[91] 多年以后,已成为剑桥大学教授的维特根斯坦向同事分发了魏宁格作品的复印本,他表示魏宁格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它错误的方式是有趣的。[92] 1931年8月23日,他在寄给G.E.摩尔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摩尔,感谢你的来信。我可以想象出你不喜欢魏宁格,或许是因为极差的翻译以及陌生的缘故。但他真的是极好的,或者说伟大且极好的。你不必认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认同他,但伟大之处就潜藏在你俩之间的不认同中。就是他众多的错误才是极好的。就算你在整本作品全划了波浪线,这也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93]
1931年6月1日,维特根斯坦不寻常的从大学图书馆特别订购书籍中取出了一本魏宁格的作品,或许在隔日与摩尔的会面中将这本书转交给了他。[93]
关于维特根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视自己为犹太人还存在很大争议。[94][95] 在林茨中学就读期间,维特根斯坦和阿道夫·希特勒是校友。劳伦斯·戈德斯坦认为两人在学校中“有很大可能”见过面,并且希特勒很可能会表现出对这个“口吃、早熟、娇弱、带有贵族气息的富人……”的厌恶。[96][97] 也有评论认为,声称维特根斯坦富裕且不寻常的性格可能增进了希特勒的反犹情绪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当时希特勒不可能得知他的犹太身份。[98][99]
两人出生日期只差6天,但希特勒因数学不及格而留级,维特根斯坦则跳级一年,两人相差两级。[59][e][65] 蒙克推测他们在该校的时间只有1904-1905年的一年重合,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有任何交往。[63][101][65][f] 一些评论指出,在希特勒于该校拍摄的一张照片中,维特根斯坦可能就在左下角落位置。[63][g][h]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叙述,他常称自己为犹太人[105],显然这是一种自我鞭策。例如,当责备自己是“生殖”而非“生产”的思想家时,他将其原因归咎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写道:
那个圣徒是犹太人中唯一的“天才”,而其他犹太人,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者,也至多可被称为“才华横溢”罢了(例如我自己)。[106]
他后来表示“我所有思想都是希伯来式的”,如汉斯·斯卢加的评论:
他这种自我怀疑的犹太主义随时可能导致崩溃,变为对自我的毁灭性仇恨(正如我们在魏宁格身上所看到的),但同时也是革新和天才的强烈驱动力。[107]
1906年10月23日,维特根斯坦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并寄住在约勒斯博士家。他在这所学校上了三个学期的课,于1908年5月5日取得专业文凭。[109]
就是在这段时期,维特根斯坦产生了对航空学的兴趣,因此他带着航空计划于1908年前往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博士,这些计划包括设计和试验自己的飞机。维特根斯坦的实验地点位于格洛索普附近的气象观测站,他在此研究风筝在高层大气的行为。[110][111] 具体而言,这项工作由皇家气象协会(英语: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资助开展,旨在借助气球或风筝研究高层大气的电离情况。他在物理学教授亚瑟·舒斯特(英语:Arthur Schuster)手下工作。[112]
他还设计了一种新型螺旋桨,并于1911年取得专利,这项发明帮助他获得了该校1908年秋季奖学金。[113][114] 当时的技术水平尚不足以将他的设计付诸实践,支持该螺旋桨的桨叶在数年后才设计完成。维特根斯坦的设计要求将气体推入各桨叶末端的燃烧室,然后在那里由旋臂施压并点燃。然而当时的桨叶基本为木质,与如今由两块钢片焊接的桨叶不同。现代桨叶可在螺旋桨内部保留中空空间,籍此为气体提供理想通路。[112]
研究喷气式动力螺旋桨的工作令维特根斯坦十分沮丧,因为他几乎没有机械相关工作经验。[115] 他的同学兼好友吉姆·班伯记录道:
当事情变得糟糕(这是经常发生的),他就会张开双臂,跺着脚,用德语大声咒骂。[116]
根据另一个朋友威廉·埃克尔斯的记录,维特根斯坦开始钻研理论,专注于螺旋桨的设计——而这方面研究需要用到复杂的数学理论。[115] 从那时起,尤其是在阅读罗素的《数学原理》和弗雷格的《算数基本法则(英语: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后,他开始对基础数学有了兴趣。[117] 维特根斯坦的姐姐赫尔米勒说,他因此迷上了数学,失去了对航空学的兴趣。[118][119] 他开始转向逻辑与数学基础研究,声称自己正处于一种“持续、无法描述、几乎病态的激情中”。[118][119] 1911年夏,他带着手稿到耶拿大学拜访弗雷格,向其询问这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去。[120][121] 维特根斯坦写道:
我被领进弗雷格的书房。他是个留着胡须、穿戴整洁的小个子,讲话的时候能把整个屋子震响。他轻松摆平了我的方案,我感觉十分难过;但临走时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再来一趟”,于是我又高兴了起来。从那之后我与他又有几次讨论,他谈论的总是逻辑和数学,假如我引出其他话题,他会说些客气话,然后又重新谈起逻辑和数学。[122]
维特根斯坦希望跟随弗雷格学习,但弗雷格建议他师从罗素。于是,1911年10月18日,他无事先预告的出现在了罗素位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办公室。[123] 当时罗素正和C.K.奥格登喝茶,他记录道:
……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拒绝说德语。结果他是这么个人:曾在夏洛腾堡学工程,但在那期间自己对数学哲学产生了兴趣,现在来到剑桥是想听听我怎么说。[120][124]
他不仅参加了罗素的课程,还成为其中激烈的讨论者。罗素的课堂学生很少,常常只对着三个人讲课:C.D.布洛德(英语:C. D. Broad)、E.H.内维尔(英语:Eric Harold Neville)和H.T.J.诺顿。[120][125] 维特根斯坦有时缠着罗素到他屋里讨论问题,一直到晚餐时间才离去。罗素对此有些生气,在写给情人奥特琳(英语:Lady Ottoline Morrell)的信中,他表示“我的德国朋友有成为负担的危险。”[126] 但很快罗素就开始感觉到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尤其在读过他写下的手稿后。[127][128] 罗素在1911年11月的日记中表示维特根斯坦是个怪人,不过他又改变了主意,转而决定称其为天才:
关于他的一些早期印象让这个决定变得尤为困难。例如,他仍坚称一切存在的命题都毫无意义。在课堂上,我请他考虑这个命题:这间屋子里没有一头犀牛。他拒绝相信这个命题,我四处寻找,翻遍桌底也没找到;但他仍没有被说服。[129]
认识维特根斯坦三个月后,罗素告诉奥特琳:
我爱他,觉得他将解决我因为太老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工作提出的、有待新鲜的头脑和年轻的活力去解决的所有种类的问题。他正是你会期待的那种年轻人。[127][128]
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大卫·品生特,罗素的鼓励使他得救,让他摆脱了持续九年的孤独和折磨,在那九年里他时常想到自杀。罗素鼓励他放弃工程,从事哲学,这几乎是在字面意义上救了维特根斯坦的命。[127][128] 两人之间的角色在1916年维特根斯坦批评罗素的作品后发生了互换:
他(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或许你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它影响了我后续所作的一切。我将他视为真理,我觉得自己不再能继续从事基础哲学工作了。[130]
1912年,维特根斯坦加入了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英语:Cambridge University Moral Sciences Club),这是一个哲学讨论组织和一些重要哲学文献的首次发表地,被一些人认为是世上最著名的哲学论坛。他在该组织11月29日的讨论中发表了4分钟的演讲《哲学是什么?》,是该组织最短演讲词的记录。[131]当中他定义哲学为:
他一度在该组织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930年代因别人抱怨他不给他人发言机会而停止出席。[135] 该组织因1946年10月25日在国王学院布雷思韦特(英语:R. B. Braithwaite)屋里举行的一次聚会而臭名昭著,在这次聚会中,同是来自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受邀作为演讲嘉宾。波普尔以题为“有哲学问题吗?”的演讲反驳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哲学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维特根斯坦所称的语言误用。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说纷纭,但显然维特根斯坦开始拿着拨火棍威胁这位来访的演讲者,要求他为其观点提供例证。波普尔回答“不得用拨火棍威胁来访的演讲人”,在场的罗素也表示是维特根斯坦混淆了问题,因此愤怒的维特根斯坦离开了聚会。在维特根斯坦离开后,波普尔仍不停声称其已“暴走”。不过波普尔也提前离开了会场,因为他如上所述的主导了讨论。这是唯一一次这三位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同处一室。[136][137]
剑桥使徒是一个创立于1820年的秘密精英社团,罗素和摩尔都在学生时期加入了这一社团。维特根斯坦受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邀请加入社团,但他不太喜欢社团氛围,很少出席活动。罗素曾对他是否愿意加入社团表示怀疑,认为他不会喜欢社团喧闹的辩论风格,对幽默的珍视,以及其中成员习于相爱的事实。[138][139] 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加入社团,但因无法容忍其讨论方式而立即退出。不过,当维特根斯坦于1920年代返回剑桥时,剑桥使徒仍允许他参与他们的会议。据说维特根斯坦也不太能容忍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讨论方式。
在剑桥时,维特根斯坦曾直言不讳的与他人谈到自己的抑郁,他也常向罗素倾诉烦恼。他心灵所受折磨似乎来自两方面:工作和私人生活。他多次向罗素抱怨,逻辑几乎使他疯狂,他说自己“感觉到加在每一个只具备一半天分的人身上的诅咒”。[140][141][142] 后来他又多次表达类似忧虑,害怕因逻辑工作缺乏进展而变为平庸的灵魂。[143] 蒙克描述,逻辑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当他发现自己一时丧失灵感时,他陷入了绝望”。[144][145] 逻辑研究工作对他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他也对罗素作了另一番表达,在1913年圣诞的信中他写道:
有次他在罗素屋里谈到对逻辑、对自己罪孽的担忧。还有一晚,维特根斯坦刚抵达罗素房间即表示自己将在离开后自杀。[148] 品生特也在其日记里记录了维特根斯坦令人不安的精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