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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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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盟，即会和盟之合称，可解作相会结盟，是中国古代一种政治阶层间的联会制度，可追溯到原始部落联盟会议的形式。历史上首以春秋诸侯会盟为一大体现[1]，即通过会面谈判到一系列典礼而缔结盟誓及条约等，会盟所产生的契约或条约除以就地存放契约书或立碑，在后期也有配上丹书铁券为守信凭证[2][3]。以白马之盟为先例所定下的会盟规格，即“以白马之血作盟，以丹书铁券为信”，也在4～5世纪时，以道教徒为传播教理而将此形式传承了下来[4]。

到中央集权制建立后，在朝廷稳定之时政治层面鲜有会盟，而在多个政治势力间有需寻求共识时仍常有采用，如酸枣会盟（东汉末年）、清水之盟（唐）、铁柱会盟（唐）、澶渊之盟（北宋与契丹（辽朝））、凉州会盟（蒙元）等。会盟制也经由契丹与中原接触及汉化遗存，流传在蒙古族、女真人等处[5][6]，沿袭成为固有制度，蒙古传统各部首领共聚议决大事的习惯[7]。至清代蒙古时，清廷在多伦诺尔会盟后，外藩蒙古接受清廷宗主权，而大清为保障双方间统治秩序，沿袭盟制度建立蒙古盟旗体系，由理藩院尚书、侍郎等大臣代表大清皇帝与会主持审案，将会盟转变成大清处理及监管蒙古在地关系事务的一种制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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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始源早期的会盟类型，主要以君主和封侯间举行为主，而后以诸侯间举行为主。具体以与会者背景不同，而有所细分（包括会而不盟、盟、会盟），而会盟焦点多围绕解决政治外交问题、缔结军事同盟或兼具两种目标：

国与国层面

  • 天子与诸侯会盟：主要存在于夏商周等早期，其时天子把控礼乐征伐、会同诸侯的绝对权力，而禁制诸侯间实施会盟[8]；
    • 巡狩会盟[9]：天子和诸侯间会盟之一种，如有巡狩会同之事会必先向社作出祈祷以达利害一致[10]；
  • 诸侯国间会盟：东周以降，天子权威丧失后，诸侯会盟成为主流，而且分为无主之盟（无诸侯担任盟主）和霸主主盟（尊王攘夷杜绝私自会盟）两个阶段[11]；
    • 诸侯国君与外国卿大夫会盟：一国诸侯有时也会与国外大夫盟会[12]；
  • 伯主（霸主）与诸侯会盟[1]：以齐桓、晋文为代表，以盟主易为霸主而成会盟，礼仪有仿效会同之礼，而大多“君行师从”[13]。该类盟会约束下，众加盟诸侯国有向伯主缴纳贡礼、率兵从征的义务，伯主（霸主）则有保护盟国的责任[14]。

实体内层面

早期的诸侯国内也有相应会盟形制，以历史上卿大夫权力影响增长而形成，形式分为：

  • 诸侯国君与卿大夫间会盟，为分封制下的分权表征[15]；
  • 诸侯国君与百工、国人、商人等间会盟[1]；
  • 卿大夫间会盟，以求结成同盟，或共分权力，或推选盟主；
  • 卿族内部的会盟，以求加强宗卿内部团结，共同讨伐叛逆[16]。

过程

  1. 选定会期和会址：选定盟会日期，即称“征会”，又称“求成”、“请期”，而选址时所确定的与会地点，则史称作“会所”；
  2. 排序：按照周代礼制等级对与会者作出尊卑排序，天子权威衰落后盟主会自行依据亲疏地缘利害作排序决定；
  3. 缔结盟书：各方达成一致后拟定盟书，各执一份，并在原地留存一份[17]；
  4. 歃血为盟[18]：以献祭牲畜为主，分为杀牲（刑牲）、取血和歃血三步骤。天子会用牛马、诸侯用狗猪、士大夫以下用鸡[19]。在春秋晚期据考证的会盟则有较多用羊——过程当中“载书”要放在被献祭的牲畜身上[20]，而取血后照例是由盟主率先饮血，以象征在盟会内所处地位。与会各方在最后一步歃血时，会将所取血液涂抹于口或饮入少许[21]。
  5. 宣读盟书昭告神明作证[22]，即“盟誓”，隆重地讲演所立诺言[20]；
  6. 就地保存盟书兼副录：除在会盟地点就地留存盟书，还会抄录副本交六官收存保管[23][24]；
  7. 飨燕，会盟完毕后，盟主设宴招待与会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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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维基文库中与此条目相关的原始文献：

先秦

参见：诸侯会盟

商代后周兴起，封建制度初底形成，部落氏族也向诸侯转型，而原始的氏族联合制也随之一起变迁——虽有日渐发展出君臣体制，而周代各阶层包括周天子所封诸侯，沿袭旧日氏族联合的政治传统，也基于不同需要而有会盟之举[26]。这段时期是以早期王侯贵族阶级为中心的召集盟会性质，土地贵族及武将多方常常为争取不同利益而会盟作战，略地问鼎[27]，形成过如齐秦、秦楚和三晋等不同的诸侯间实质盟约形式，主导到该段时期的诸多会盟。群雄争霸时期为诸侯会盟兴盛期，及至战国，会盟逐渐减少而沉寂下去[21]。

东汉讨伐董卓

参见：讨伐董卓之战

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为讨伐董卓进行酸枣会盟，推举袁绍为盟主[28]，组成关东联军[29]:330。然而联军里仅曹操、孙坚等积极参战，其他诸侯军除驻军未加援助。关东诸侯军成军一年多后因粮草告罄再自然解散，成军期间也积累内部矛盾[29]:61。董卓迁都后，盟约自动失效，原会盟诸侯开始径自扩张自身领土范围，陷入相互争战[30]。

唐代平息地缘争端

参见：南诏和长庆会盟

据云南大理地区一个广为流传的王权传说，及据史籍记载，唐太宗时洱海地区的白蛮、乌蛮各部落为统领权长期争持不下，“白国主”也即唐封的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当地斡旋，而召集各部落酋长在白崖城会盟[31]，传说当时诸部酋长诣白崖铁柱观效于天，求占卜定夺执掌权威的人，在祭拜后准备占卜时忽有“祥鸟落肩”细奴逻，与会众人继而中止仪式，请由细奴逻登上王位[32]。该次联会也被称为“铁柱会盟”，史学观点认为是标志了洱海地区白族形成初步的部族融合，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后来的苍山会盟可相比拟——这一阶段时昆明、僰人、哀牢三部族与汉人是进一步融合[33]。

而大唐与吐蕃间也多次开展会盟，竖立划界盟碑确定双方国境边界[34]，以避免领土扩张冲突，据史记有赤岭会盟、清水会盟、长庆会盟几次[35]。尤为注意的是在双方会盟当中，吐蕃人并不适用“刑牲”、“歃血”等中原传统祭仪[20]，而遵循佛教传统代之以围着佛像转绕、以三宝作证作为其会盟祭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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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到十三世纪以降

参见：澶渊之盟、白马青牛和契丹_(中国称号)

辽圣宗1004年和北宋签订澶渊之盟时起，契丹人便有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有了更加深刻的封建化过程[37]，在方方面面沿习了唐汉体系而重构起游牧民系的民族[38]。其中一个由辽代开始也出现了以白马兼青牛祭祀作为其特色的会盟形制，而据相关记载相信在契丹皈依佛教后也减少乃至禁止杀生、从而不再献祭青牛白马[39][40]。 不过青牛白马祭祀借由燕地枢纽，对中原、草原两边继续做出深远影响，对中原是由金元通俗文学传播；对草原（游牧民系）则以元室北迁为契机，塑造明代蒙古、满洲（民系）的会盟形貌[41]。

参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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