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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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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为刘宗周的其他人物，请见“刘濂 (成化进士)”。关于名为刘宪章的其他人物，请见“刘宪章”。刘宗周（1578年—1645年），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晚年号克念，因讲学于蕺山书院，后人称其为蕺山先生。浙江山阴县（今属绍兴市）人。明朝末年哲学家、文学家、政治人物，“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以古奥难解著称。
刘宗周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天启年间因弹劾魏忠贤被罢官。崇祯年间复被启用，后再次遭到弹劾。杭州失守后绝食而亡。[2]
刘宗周一生挣扎统一宋明理学，思想变化非常明显。他早年持程朱理学立场，中年时转向王阳明心学，晚年意识到王学易与禅宗合流，立场再度动摇。[3]著有《刘蕺山集》十七卷。[4]刘宗周在明末影响很大，追随者众多，形成了“蕺山学派”，其思想深刻影响了黄宗羲、王夫之、陈确等人。黄宗羲以他的思想为指导编撰了《明儒学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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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刘宗周为遗腹子，自幼随母养于外祖父章颖家。章颖颇有学问却屡试不第，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人均出其门下。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中式丁酉科浙江乡试四十六名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登辛丑科进士[5]，都察院观政，不久因母丧，守孝三年。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授行人，次年辞官侍养。三十九年补原职，四十二年养病。
天启元年（1621年）起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二年升光禄寺丞，三年升尚宝司少卿，为官刚正，敢于直谏，官太仆寺少卿，“必三四辞而后受事”[6]。四年起通政使司右通政，因得罪魏忠贤，五年削籍为民。
崇祯帝继位，上书替杨涟、左光斗等平反，命宗周为顺天府（今北京）府尹[7]。崇祯元年（1628年），刘宗周指出崇祯帝施政弊病，上疏言：“陛下救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崇祯帝以为他迂阔，但仍叹其忠[8]。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起，京师被围，米价腾跃，刘宗周上疏请罢九门税，又修贾区以处贫民，为粥以养老疾，严行保甲之法[9]，安定民心，并上书请求收瘗城址内外的明军战骸[10]。刘宗周在任京尹期间，政令一新，力挫豪强；对太监无理请求都不答应，而被指责攻击，宗周治事如常；武清伯手下殴国子监学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门外；又持明法纪，屡请蠲赈[11][12]，劝士绅捐款设置学田资助贫穷士子等[13]。崇祯三年，以病归乡，京师百姓为之罢市送行[14]。
崇祯九年，朝廷下旨起用刘宗周，授工部左侍郎。他又上疏曰：“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繁，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道，则还为民”，屡次直言上疏，每受贬斥[15]。崇祯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崇祯帝上朝时叹气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于是再次起用了他，后官至左都御史。期间，刘宗周整顿吏治[16][17]，又率廷臣上疏为卢象昇诉冤，使得朝廷恢复其名誉[18]。随后，宗周又因故被罢免。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明思宗自缢煤山，刘宗周徒步荷戈，诣杭州，责巡抚黄鸣骏发丧讨贼，又与故侍郎朱大典，故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义旅，以备勤王。五月，福王朱由崧登极于南京，以宗周为左都御史。宗周自称草莽孤臣，屡次上书提出北伐，要求南明讨贼复仇，后因劾马士英、阮大铖，被黜归里。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多铎率清军攻陷杭州，刘宗周正在进餐，闻讯推食恸哭：“此余正命之时也”，决定绝食殉国。其门人王毓蓍率先投水自尽，[19]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有门生劝他：“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遂绝食二十日，闰六月八日卒，[20]享年六十八。另一门生祝渊，在刘宗周卒前两日，亦自缢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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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刘宗周认为朱熹的“理气二元论”支离破碎，在本体论上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唯气论”，认为气（物质性质料）是构成天体万物的本原[22]:66-68，他说：“盈天地间一气而已”[23]:407、“天得之以为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23]:378。刘宗周进而澄清了一系列概念，他认为气是最根本的存在，数是其的性质和运行规律，象是气凝聚成物而呈现的形象，名是人类根据其具体形象赋予的名称[24]:427。刘宗周笔下的道和理是同义词，指规定性形式[24]:427。他援引张载“太虚即气”反对“虚生气”，他论证说无法区分纯粹的无和气，“非有非无之间，而即有即无，是为太虚。”[23]:407-408刘宗周所言之气，已经不完全是朱熹所言形而下的质料，而带有黑格尔辩证之意味[22]:82。
刘宗周发展出了“离气无理”论，他说：“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23]:378他反复强调，天、道、性这些普遍性并不存在于万物之外，不是超越的存在，而是一切特殊性的总称[24]:428。刘宗周认为气的运动并非纷杂无序，而是由天理统御下的有序运动，他用众星环绕北极星来比喻[25]:277。他还指出人的存在和活动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考察天理也就能认识人性，这为他的心性论和功夫论提供了依据[24]:430。
刘宗周的本体论落实到人身上就构成了他“形气为本”的心性论[26]:423-424。正因为气外无理，所以不能脱离人心谈人性，他说：“离心无性，离气无理。”[23]既然一切都是气，那么也就只有气质之性而没有义理之性，而气质之性归根到底就是气运动的理，所以气质之性就是天命之性，是善的[26]:425。相反，如果采纳朱熹的二元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就是两件事物，气质之性就不必然是善的，这会导致王艮等人的相对主义[26]:426。
刘宗周详细研究了意识结构，他区分了心（心智）和意（意志）。刘宗周强调意是心之所存，不是心之所发，是构成心的气运动的理，本身是不动的[26]:412[24]:435。刘宗周用指南针比喻心和意的关系，意是内在的、本质的好善恶恶的倾向，是心中本有的支配后天思维活动的原初意向[24]:434，而不是对具体事物的观念：“心所向曰意，正式盘针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27]:1554刘宗周批评王阳明四句教没有区分心和意，把二者混同为“良知”，造成了王阳明后学的混乱[26]:414。但是刘宗周不是王阳明的批判者，他提出心意二分是为了解决心学的问题[24]:442-443。
构成心的气和外界的气相互作用产生运动，就产生了情[26]:422。从他的心性论出发，刘宗周反对把人心和道心看成两个事物，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他认为人心即道心[26]:426-427。他肯定心学“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对朱熹格物穷理之说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支离”[2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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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哲学的功夫论围绕着“慎独”和“诚意”两个核心概念展开，是他哲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这两个概念都从王阳明后学出发，但也融入了程朱理学的要素。刘宗周中年主要讨论“慎独”，晚年则以“诚意”为主线，后者的提出标志着他的哲学建构完成[22]:23-27。刘宗周对意识结构精细的解析，为是对陆九渊、王阳明的继承和发展，让心学理论在道德实践中完备[26]:419。
“慎独”一词出自《大学》[28]和《中庸》[29]。刘宗周从中提取出“慎独”这个概念，并加以强调：“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23]、“慎独之外，别无学也”[23]、“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23]。所谓慎独，就是在独处时仍旧自我警惕，保持道德修养，然而刘宗周把它抬升至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地位[22]:33。刘宗周说慎独的内涵在于主静，在运动的气中观察静止的理[22]:47-50。刘宗周希望通过慎独来调和理学和心学，将孔孟程朱王的功夫论全囊括在“慎独”中，以避免支离[24]:448。
刘宗周总结当时王阳明后学有两大弊病，一是“玄虚而荡”的虚无主义，一是“情识而肆”的功利主义，为此，他提出诚意说加以抗衡[22]:103-104。诚意中的“诚”字并无实意，刘宗周解释说：“本意如是，非诚之而后如是。意还其意之谓诚。”[23]:407刘宗周认为只有在意上做工夫才能提升修养，而王阳明后学大多没有做到这点[22]:164。
评价
《明史》:“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迂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传》曰：“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杀身成仁，不违其素，所守岂不卓哉！”
《明季南略》:“公以宿儒重望，为海内清流领袖；尝以出处卜国家治乱，而终以节见，悲夫！”
黄宗羲认为刘宗周是宋明理学最后的殿军。
牟宗三认为刘宗周之死造成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民族的命脉都发生了重大危机。
陈来认为刘宗周是典型的正直士大夫学者，刚正不阿。
政治主张
政治上，刘宗周认为崇祯皇帝“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从崇祯元年就先见性地切中崇祯一生㢢病。刘宗周主张求治不能遽急，应该“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不应该“缚文吏如孤雏，而视武健士不啻骄子”，对文官大开杀戮，对拥兵的武将放过不问。数前御前召对，刘宗周又直言“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参罚重则吏治坏，吏治坏则民生困，盗贼由此日繁”、“一旦天牖圣衷，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维新之化”、“在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
军事上刘宗周指出“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又提出“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大臣法，小臣廉，纪纲振肃，职掌在是，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民生遂”、“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他主张由上而下先饬内治，选拔边才，振作纪纲，后图戎政。
又言“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自有火器，辄依为劲，误专在此”、“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专恃火器。近来陷城破邑，岂无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火器所破乎？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遛，奈何反姑息，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直指明朝地方官将依赖火器，推诿卸责，朝廷应该振纪纲，明法令，注重人事，而不是只着重武。
弘光建立后，主张北伐，拒绝苟安，所谓“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图江北。凤阳号中都，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不远，请以驻亲征之师。大小铨除，暂称行在，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心。从此渐进，秦、晋、燕、齐必有响应而起”、“新朝既立之后，谓宜不俟终日，首遣北伐之师。不然，则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庙，厝梓宫，访诸王。更不然，则起闽帅郑芝龙，以海师下直沽，九边督镇合谋共奋，事或可为。而诸臣计不出此，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当诛者又一”。
著述
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因讲学蕺山，创建证人书院，与陶奭龄共同讲学，提倡“诚意”、“慎独”之说，反对“废闻见而言德性”，人称之为“千秋正学”，学者称为“蕺山先生”，黄宗羲、陈确是他的学生。著述宏富，约三十多种，收为《刘子全书》四十卷、《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
家族
曾祖刘槩。祖父刘焞。父刘坡，庠生，早逝。母亲章氏。长子刘汋，次子早夭。孙茂林、邓林。
参考资料
研究书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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