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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谈
1949年中国的一次谈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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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谈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以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注 1])于1949年4月在北平进行的停火谈判。中国共产党要求同年4月1日起在北平进行谈判。4月13日至4月15日,双方代表团进行实质磋商,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签字。4月20日晚,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谈判随即破裂。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进攻长江之南由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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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称:“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1]:4-5。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称:“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2]:4-510月10日,国共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2]:10。
1946年1月1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建议由国、共、美组成三人小组,1月10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2]:21-22。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2]:28。6月21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建议国民政府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由此继续谈判,遭拒[2]:29。6月26日起中原突围,7月12日起苏中战役,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2]:34。
1947年1月29日美方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军事调处执行部,翌日国民政府宣布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等撒离北平,限令南京、上海、重庆中共的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2]:47。9月初,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支持下,到香港找李济深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甲、喊破喉咙,叫不回黩武者的人心。为国家与个人生存,必须做骄傲而自负的中间分子。蒋介石以敲诈起家,始终丢不了这看家本领,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只好请蒋暂避,使蒋走路,只有两法:一是经济崩溃,但时间太缓;一是政治分裂。为着减少犠牲,只好循着这个方向。固然反对南北朝,但可来一个鼎足之势,形成三国竞争手段,好达到统一。
乙、和平统一大同盟团结的方法,以精神及形状二种出现;前者接受领导,相机行动者;后者态度鲜明,公开参加工作,不畏强暴。它不是政党而是超党派的,团体及个人均可做盟友。高举和平统一大旗(先和平统一),救国家人民。
丙、设总盟于南京。于华南、华中、华西、华北、东北设总支部,于广州、上海、重庆、北平、长春设XXX,于新加坡设华侨总支部。在得南京方面许可下,先行取英苏谅解,设总支部于香港、大连。
丁、与粤、桂拉拢川、滇、黔、康六省军政长官及民间领袖协议,获得一致联合后公开发动,组织不合作示范运动,以保证安民、求生、自卫为口号,不许客军过境,拒绝征兵征粮,并不纳苛捐杂税,以停止内战为条件。”[2]:81-82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2]:72。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2]:93。2月,西北野战军发动宜川战役,并于4月收复延安[2]:93。3月7日至5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和晋绥军区一部发动临汾战役,攻克整个晋南,两军区合流[2]:93-94。4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发动察南绥东战役,占领天镇、怀安,后冀热察战役歼敌2.4万人[2]:94。5月,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后华北军区部队发动晋中战役[2]:94。6月17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2]:95。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歼灭11万国军,连结华北和华东解放区[2]:114。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43人的“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2]:125。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歼灭47万国军[2]:114。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歼灭55.5万国军;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歼灭52万国军,北平和平解放[2]:117。三大战役共歼灭154万国军[2]: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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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1949年1月2日,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个人进退,自非所计;惟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熟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骤,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中爱护袍泽,始终无间,尚望兄等深思熟察,共挽艰危,只须吾人信心坚定,则一切困难,当克服。”[2]:1451月4日,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中称:“(蒋介石所提出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1月8日下午,蒋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开会,研究运用外交应对危局,会后由吴铁城照会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促成国共和谈[2]:151。
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3]。1月16日,在南京立法委员多人致函孙科,希望政府立即派定商当人选,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商谈,以“寻求促成和平之有效途径”[4]:8780。同时,“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亦电吁双方停战为之呼应[5]:134。当天晚上,蒋介石为着“和谈”问题,邀约中国民主社会党及中国青年党代表及有关人员讨论时局,并对毛泽东广播及政策交换意见[5]:134。会中,邵力子主张“无条件投降”[5]:134。1月19日,行政院政务会议讨论时局对策,决议并声明:“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郑重表示,愿与共方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4]:8784。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并提出由李宗仁“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4]:8786。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任代总统职,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方针,亦夙以人民意志为依归。”[4]:8787同日,李宗仁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5]:141。同日,白崇禧派黄启汉到南京见李宗仁,还有刘仲华[2]:180。另由行政院会议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锺天心等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等候中国共产党代表,于双方同意之地点,进行“和谈”[5]:141。
1月23日,李宗仁以刘、黄二人秘密往北平,要求中共方面体谅他的处境,暂时停止军事进攻[2]:181。同日李书城在民盟湖北省执委李伯刚陪同离武汉北上,2月11日见到刘伯承和陈毅[2]:184-185。
1月25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宴请二人。1月27日,徐冰进城接二人到颐和园。当晚,叶剑英接见二人[2]:181。1月28日,叶剑英等设午宴招待二人[2]:181。叶剑英再次同黄、刘商谈,定刘在北平作联络,黄回南京见李宗仁[2]:184。1月29日上午,黄启汉搭乘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运输机回南京。2月1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回电,肯定叶剑英同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
2月1日,李宗仁决定派“人民代表”颜惠庆等“前往北平求和”[5]:148。中国共产党表示拒绝“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前往[5]:148。在甘介侯的策划下,李宗仁前往上海拜访社会名流章士钊、颜惠庆、江庸等人,请其以私人身份北上,呼吁和平[2]:213。李宗仁当天回京,留下甘介侯在沪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相继北上试探中共方面对和平的态度[2]:213。
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6]:169。同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组织李氏之私人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为代表”[5]:150,准备赴北平,“试探和谈”[5]:150。惟中国共产党广播:“不承认李所代表之南京政府”[5]:150。甘介侯在上海称:“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谈判。”[2]:214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南京中国人民和平促进会及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出面组成,包括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诸等,于2月6日从南京经青岛飞抵北平[2]:210。中共“仅给代表团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不得有记者前来”。2月7日,中共代表叶剑英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初步接触,2月8日又同他们长谈[2]:210。
2月7日当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称[2]:214:“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7]
2月7日,新华社发言人称:“甘介侯声明颜惠庆、章士钊等六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等:“甘介侯,他是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我们决不许其来平。如果他混来了,叶剑英拒绝接见,并将其驱逐出北平。如果邵力子已至青岛,而又声明是私人资格,不是以和谈代表资格,则可允许他和颜惠庆等一同来北平,否则不许他来。电话中对颜惠庆、章士钊等应表示尊重态度,对甘介侯则表斥责态度。”[2]:215
2月8日,李宗仁私人代表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原定今日飞往北平”[5]:152。由于种种原因,陈光甫、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不愿北上[2]:216。李宗仁再次赶到上海,最终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相继北上,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前往[2]:216。
2月9日,彭真、叶剑英等把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谈话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2]:212。2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彭叶肯定其“对南京代表团所取态度是适当的”,“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2]:2122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言人在取得中共方面同意后称:“叶剑英将军态度异常诚恳,表示愿将吾人意见转呈中共中央,并告以中共对于和平向具诚意,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吾人当准备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2]:213后李宗仁要刘仲华带要求由“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交中共方面,要求是:㈠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㈡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㈢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㈣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自由生活;㈤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2]:217-218。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一行飞赴北平,准备与中国共产党“谈判”[5]:154。除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三人外,还有个人身份北上的邵力子,李宗仁派往北平担任联络工作的黄启汉、刘仲华,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金山,以及颜、章、江、邵四老的秘书等人[2]:216。北平军管委主任叶剑英同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同时通知南京方面注意:㈠双方谈话要守秘密,非经许可不得向报界发表;㈡不准新闻记者随行;㈢以私人资格来平,不得代表政府[2]:{{{1}}}。黄启汉的妻子李素平、刘仲华的妻子及3个女儿,一起从上海经青岛(加油时发现飞机机翼损坏住了一晚)飞赴北平。14日下午抵达北平,入住北平六国饭店;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副市长徐冰、刘仲华前往机场欢迎。2月17日,北平市政府召开欢迎晚会,叶剑英与四老恳谈。2月22日,刘仲华陪同代表团前往石家庄,周恩来与四老会谈;2月24日毛泽东与四老会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2月27日刘仲华陪同代表团回到南京。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2月20日向所属各部发布“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3月中旬或下旬,应准备占领浦口及炮击南京[8]。
3月3日,李宗仁指定:“吴铁城先生、邵力子等十人,研讨与”中国共产党“和谈方案”[5]:164。3月8日孙科内阁辞职,李宗仁决定由何应钦组阁,以分化蒋系。3月22日,李宗仁要求中共在麻城、罗田等地的军队停止前进。中共“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并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镇及其以南推进。3月25日,李宗仁复派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章士钊、李蒸组成和谈代表团,邵力子为首席代表[4]:8851。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代表3月28日有增加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已在北平)、刘仲华(同时为李宗仁的联络员,负责代表团的联络、交通)。3月26日,中国共产党广播称:“中共中央决定:㈠谈判定4月1日开始;㈡谈判地点在北平;㈢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等为代表,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5]:172-173,正式通知李宗仁与南京中国国民党“所派代表团”[5]:173恢复会谈[9]。中共中央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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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3月31日上午,南京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带领秘书处工作人员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飞北平。4月1日,南京和谈代表团由张治中任团长,成员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由南京飞抵北平南苑机场[5]:176。南京代表团全部代表及顾问、秘书随员等19人,乘天王号专机飞抵北平,北平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到机场欢迎。顾问屈武以及李俊龙、金山一行9人,于上午乘中国航空公司专机,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意旨,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4]:8859-8860。下午专机抵北平[4]:8860。晚上,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在六国饭店公宴南京代表团一行[4]:8860。下午6时,宴后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治中、邵力子交谈[4]:8860。周恩来指出张治中离开南京前往溪口见蒋介石,完全是为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4]:8860。张治中解释说,见蒋是形式上的礼貌,借此消除和平的暗礁[4]:8860。并表示他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4]:8860。
4月2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分别就中共八项条件个别交换意见[4]:8861。南京代表提出双方军队自即日起守原防就地停战[4]:8861。对惩治战犯,除邵力子外,均不同意[4]:8861。中国共产党不允,要求国民政府江南宪警必须全部撤退,而政府则可暂维现状[5]:176;并着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于右任、居正等“皆去北平”[5]:176。同日,毛泽东会见刘仲容,要他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一、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桂系军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待将来具体商谈;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出席;如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亦可,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4]:8861。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一致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国和蒋介石的大当[4]:8861。同日,蒋介石由溪口向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关于和谈原则的三条补充指示:“㈠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㈡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终止;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4]:8861。
4月5日上午9时,和谈预备会议开始[6]:169。国共双方和谈代表于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4]:8864。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南京政府所持的基本意念与和平谈判的基准,“备战谋和”的动向与“停战谋和”的意向,以及蒋介石及各地区官员对和平的态度与战争的观点等深表疑虑[4]:8864。中国共产党通过李宗仁私人代表刘仲容向李宗仁提出双方建立联合委员会的建议,毛泽东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4月12日以前成立[4]:8864。李宗仁到北平,共同整编国军、没收官僚资本等事宜[4]:8864。同日,刘仲容、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飞抵南京[4]:8864。
4月7日,李宗仁向中国共产党建议“隔长江而分治”[5]:178。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无论和、战,均须过江”[5]:178。4月8日,毛泽东对张治中等和谈代表发表谈话[5]:179。4月13日,和谈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北平举行[5]:182。中国共产党阐述其立场与协定草案之理由[5]:182。周恩来复提出《国内和平协定》,除前述之要求外,另列举8条24款,限5日内接受,并声称解放军须在协定签字后3日内渡江[6]:169。
4月11日,刘仲华回南京送文件之际,接走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同机飞北平。
破裂
4月15日,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仍在北平举行[5]:183。周恩来将修正后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张治中等4月20日签字,并表示不论战争或和平,届时解放军一定渡过长江[6]:169。4月16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带文件返南京请示。4月17日,中国共产党坚持渡江要求[5]:185。中国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派居正、吴铁城、朱家骅携黄绍竑带回之《国内和平协定》及和谈记录往溪口请示蒋介石[4]:8878。李宗仁向中国共产党“要求展缓签订协日期”[5]:185。4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和谈声明,重申必须依据中常会本月7日关于和谈“五项原则”的决议[4]:8878。4月19日,中国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会商《国内和平协定》,决定拒绝解放军渡江和由中国共产党负责整编国军两项,对于联合政府等项提出修改意见[4]:8880。行政院予以拒绝签字,因协定比“八项和平条件”更苛刻。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4]:8880。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最后“和谈”因之破裂,张治中、邵力子等,则于4月23日投向中国共产党[6]:170。张治中的夫人也被安排秘密搭乘中航飞机飞北平。解放军50万人全面向江南进攻,欲以武力压迫“政府签订投降式之协定”[5]:186,渡过长江[6]:170。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总攻击令,于是解放军林彪、彭德怀等部,亦分别对汉口及西安进攻[6]:170。渡江战役开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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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
- 电视剧《北平和谈》
- 电视剧《香山叶正红》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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