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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齐斯·格里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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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齐斯·格里纽斯(立陶宛语:Kazys Grinius,发音:[kɐˈzʲiːs ˈɡʲrʲɪnʲʊs] ⓘ;1866年12月17日—1950年6月4日)是立陶宛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以及医生。在沙俄帝国统治时期,他积极为维护和恢复立陶宛文化做了不懈努力。一战后期,1918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法案》的签署标志着立陶宛脱离俄国宣布独立。1920年6月19日至1922年2月2日格里纽斯担任立陶宛第五任总理[1],1926年6月7日至1926年12月17日的半年期间,他担任了第三任立陶宛总统。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立陶宛时,格里纽斯因反对外国占领立陶宛而拒绝与德国人合作遭到放逐。1944年苏联军队重新占领立陶宛之后,他与家人逃离立陶宛,1947年移民美国。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他和妻子为立陶宛境内的犹太人提供了很多帮助,2015年,格里纽斯本人被立陶宛政府追授“立陶宛拯救十字勋章”[2],同年,以色列追授他和他的妻子为“国际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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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格里纽斯祖上是立陶宛贵族的“什拉赫塔”,在16世纪的“沃洛克改革”期间,1580年,格里纽斯祖上搬迁至苏瓦尔基亚。卡齐斯·格里纽斯1866年12月17日,出生于沙俄帝国统治下的奥古斯托夫省,靠近马里扬波莱的一个叫做“瑟勒马(Selema)”[3]的小村镇。格里纽斯是父母所生的11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三(有两个孩子在襁褓中夭折)。他的父亲文卡斯·格里纽斯(Vincas Grinius)(1837-1915) 是一位拥有15公顷土地的农民,也是作家和一月起义的领袖米卡洛尤斯·阿克莱蒂斯侄子。文卡斯·格里纽斯能说流利的俄语、波兰语, 拥有一个小型图书馆,藏有祈祷书和立陶宛作家劳里纳斯·伊文斯基斯、莫提耶尤斯·瓦兰丘斯以及立陶宛著名工程师彼特拉斯·维莱希斯等名家的著作。格里纽斯的母亲 (Ona Griniuvienė)(1839-1919 年)是一个严谨、虔诚的天主教徒[4]。格里纽斯的两个兄弟姊妹(Jonas Grinius) (1877-1954)[7]、(Ona Griniūtė-Bacevičienė )(1884-1972)在沙俄帝国对立陶宛实行的“书刊禁令”期间,无视禁令,私藏和偷运立陶宛文书籍。Ona的侄子Vytautas Bacevičius-Vygandas是立陶宛自由军、波维拉斯·普莱查维丘斯麾下的立陶宛国土防卫军的军官,也是立陶宛游击队“陶拉斯(Tauras)”军区的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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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纽斯自幼受父母的教育熏陶,母亲教他阅读,父亲教他写算。在他9岁的1876年,格里纽斯开始就读乌兹基尼的俄语小学,三个月后,转到古德莱伊的一所学校。在他12岁那年被“马里扬波莱中学”录取。由于立陶宛语在该地区并未被禁止,而是作为学校的选修科目,因此格里纽斯在三年级开始上立陶宛语课之前,大多与同学说波兰语。他的老师是彼特拉斯·克里奥丘纳斯,一个“立陶宛民族复兴运动”的活动家。受到1883年立陶宛第一份报纸《Aušra》的影响,格里纽斯与未来的诗人乔纳斯·马奇斯·凯克斯塔斯(Jonas Mačys-Kėkštas)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报纸《黎明前》(Priešaušris)。格里纽斯也坚持以立陶宛语而非波兰语进行祈祷。并开始走私《Aušra》及其他非法刊物,这些被认为的非法刊物有时甚至亲自从普鲁士运来[5]。
1887年中学毕业后,格里纽斯开始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攻读医学,并成为立陶宛学生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从1889年起一直担任该组织的主席,直到毕业为止。该社团组织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给自足,发行立陶宛新闻报刊并与与拉脱维亚和波兰学生社团合作。在此期间,格里纽斯倡议将学会抽奖赢得的300卢布用于出版立陶宛语书籍,学生随后成立了立陶宛语书籍出版基金 (立陶宛语:Fondas lietuvių knygoms leisti)。格里纽斯同时还在美国发行的立陶宛文报纸《立陶宛之声》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1888年,时年22岁的格里纽斯与文采斯·库迪尔卡及其他六人参加了在 马里扬波莱举行的所谓立陶宛民主人士第一次会议,并决定开始出版立陶宛文报纸《Varpas》(钟声的意思)。 1893年,他被选为“Varpininkai”的期刊组委会成员,并组织出版了以农民为发行对象的《Ūkininkas》(农民的意思)报刊。他还与其他学生一起编写了《古代立陶宛人简史》(立陶宛语:Trumpa senovės Lietuvių istorija),于1892年在蒂尔西特(今天的加里宁格勒州的苏维埃茨克)出版。在学校放假时,格里纽斯游走立陶宛各地散发立陶宛报纸,收集民间传说,并领导反对国家政府洗脑宣传的活动。后来,因为他参与了“1899年俄国学生罢课运动”被关押在布提尔卡监狱9天。1892年,明斯克爆发霍乱时,他作为实习医生参加医疗救治活动。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毕业之后,也无法在明斯克安家立足,因此在里海当了大约九个月的船医[6]。

1894年他回到立陶宛之后,先是在马里扬波莱的一家诊所做义诊,之后他搬到了库迪尔科斯-瑙梅斯蒂斯,并协助建立了“立陶宛人民社会民主党”。从1898年到1902年,他一直住在皮尔维斯基亚,并成为了当地最大的“立陶宛书籍走私帮”,1897年至 1899年,他成为《Ūkininkas》(农民的意思)报刊的主编。由于他在马里扬波莱地区宣扬立陶宛文化而遭到沙俄政府的短暂拘捕,而他的家乡苏瓦尔基亚成为了立陶宛文化运动的中心[7],他发起了向苏瓦乌基省省长联名签署的请愿书。1905年,他在维尔纽斯生活了一年,在这期间,他创立一个为时不长的立陶宛文报纸《灯光》(Šviesa),并组建了社团,以推动建立陶宛语学校,推广立陶宛文出版物的发行等多项活动。1906年当他回到马里扬波莱的时候,他和妻子被当局囚禁了两周[8]。他为立陶宛文化奔走呼号的行动虽然不断遭到沙俄当局的打压,但是他没有屈服。1908年沙皇当局对该社团进行了一次搜查,格里纽斯和其他许多人被逮捕并关进了卡尔瓦里亚的监狱。之后,格里纽斯和家人被勒令离开马里扬波莱,他们搬到了维尔纽斯。他组建的社团也于 1911年为完全取缔[9]。
1906年,他撰写的一篇题为《立陶宛正确的土地管理》(Teisingas žemės valdymas Lietuvoje) 的文章以独立书籍的形式出版,其中包含了在日后的“立陶宛立宪大会”中关于对立陶宛土地改革的构想。在维尔纽斯的1908年至1910年期间,他与加布里尔·佩特克维切特·比特一起创办了《立陶宛新消息》(Lietuvos žinios)报刊,1910年,他又与阿尔比纳斯·瑞姆卡一起主编《立陶宛农民》(Lietuvos ūkininkas)。持此之外,他还出版了植物学、医学和历史等专题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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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期
1915年的一战期间,格里纽斯和家人从靠近前线的立陶宛转移到远离战场的高加索地区。这段期间,格里纽斯先是在纳利奇克,然后在格罗兹尼的一家伤兵医院担任主治医生,在高加索期间,他还特别关照来自立陶宛的战争难民。1917年,格里纽斯与乔纳斯·亚布隆斯基斯、普拉纳斯·马绍奥塔斯一道,在沃罗涅日成立了“在俄罗斯的立陶宛人民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Lithuanians in Russia),其目的是将所有立陶宛的政党联合在一个新的权力架构之下。俄国内战爆发后,格里纽斯和家人移居到基斯洛沃茨克,在1918年10月8日发生的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交战中被卷入战火,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来自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枪弹击中,妻子当场身亡,女儿也最终伤重不治。埋葬了母女二人后,格里纽斯领着两个儿子小卡齐斯(Kazys)和乔吉斯(Jurgis)来到了新罗西斯克,从那里乘船穿越黑海、地中海最后来到法国,他的小儿子乔吉斯在这次旅途奔波中病倒,最后于1919年在法国南方去世并下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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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涯

1919年,格里纽斯担任总部设在巴黎的“立陶宛遣返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帮助在德国的立陶宛战俘返回家园。同年,他回到立陶宛,以立陶宛人民社会民主党 (Popular 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和农民联盟 (Peasant Union) 之间两党共同领袖身份,准备参加“立陶宛立宪大会”的选举。在竞选期间,他积极主张召开《立陶宛独立法案》中提及的国会,以决定国家结构的性质,他以爱沙尼亚人在1919年已经选出国会为例,批评右翼政党“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试图延迟召开国会。1920年,他被选入马里扬波莱市议会,并担任议会议长。“考那斯兵变”发生后,他敦促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尽快举行选举。在4月14日至15日的两天选举中,格里纽斯的政党获得第二名,排在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前面。他促请议会议长斯图尔金斯基斯离开其所属政党,谨慎地制定法律。格里纽斯主张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他建议在议会议员当中应包括波兰代表,允许犹太人以他们选择的语言在议会发言。议会通过了他的一项提议,声明在宣布大赦之前不会执行死刑。1920年6月19日,格里纽斯出任基督教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组建的联合政府首相,该职务直到192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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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纽斯出任首相后的任期内,在外交方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完成了与苏联的谈判,签署了两国闲的和平条约;其次是拒绝了保罗·海曼斯提出的关于立陶宛与波兰组成联邦国家的建议,而是划定了立陶宛与波兰的边界;第三是立陶宛加入了国际联盟,使立陶宛作为独立国家得到了国际承认。在内政方面,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医院和学校以及公共交通得以建立和发展。在振兴民族文化方面,筹建立陶宛国家剧院(1940年建成)、保护丘尔廖尼斯的绘画、创办立陶宛大学等。在他任内,腐败问题得到整治,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得以完成。然而,由于基督教民主党争取为天主教会收回在沙俄帝国时期被俄国当局没收并转给了东正教会的土地,而与农民联盟意见相左,导致联合政府解散。 1922年1月18日,格里纽斯递交辞呈,他的位置由内阁成员的外交大臣欧内斯塔斯·加尔瓦纳斯卡斯于2月2日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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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政府首相之后,他依然作为立陶宛国会议员继续活跃在政坛。 他协助制定了立陶宛永久宪法,该宪法于1922年8月1日开始实施。同年,他成为考那斯市政府医疗卫生部门的主管。在数年期间,他作为“立陶宛农民大众联盟”的代表,分别当选三届国会议员。离开政府之后的格里纽斯在国会中成为反对派,他捍卫新闻自由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主张加强对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关注,并批评温卡斯·克雷维·米茨科维丘斯、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和尤萨斯·普里卡斯等人要求将外交重点放在苏联方面,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立陶宛才能处于维尔纽斯的掌控之下,而免遭来自波兰的威胁。1924年,格里纽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亲俄分子》(Mūsų rusofilai)的文章,他写道:“只有天真的人才相信从未放弃沙俄帝国主义的苏联会把维尔纽斯交给立陶宛。”他主张立陶宛政府应该与英国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结成联盟[10]。

1926年6月7日,格里纽斯当选立陶宛总统。在他总统任内,立陶宛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地区的权利。财政上的结余被用于道路建设、工业、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戒严法和审查限制被废除。作为国家贸易开始了与德国和苏联进行的贸易谈判。
作为总统,格里纽斯个人生活简朴,即便是因公前往农村视察,他也不用国家提供给他的公务车,而是乘坐公交车。当家人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回答说:“立陶宛国家还很穷。”。然而,格里纽斯的民主改革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抵制,国防参谋长凯西斯·斯基尔对军队实行的改革政策引起了军官们的不满[11]。
1926年12月17日正值格里纽斯的60岁生日。当天晚上,以波维拉斯·普莱查维丘斯为首的军官利用受邀参加庆祝他的生日晚宴时机,借机发动了政变。军官们拘押了格里纽斯本人和政府总理米科拉斯·斯莱热维丘斯,并控制了军政要害部门。这次的政变是以当时立陶宛最为保守的政党“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所发动。格里纽斯强烈抨击这次政变,称这是对国家的犯罪。他将政变原因归咎于民族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和部分军队,并指出政变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独立的最初几年,当时代表社会最富有阶层的民族主义者都有独揽大权的野心。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向一位德国特使指出,政变的想法在4年前就有了[12]。为避免国家政局陷于动荡,格里纽斯辞去了总统职务,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取代了他的位置。政变后的斯梅托纳政权成为了立陶宛独立建国之后废黜民主选举的独裁政权。安塔纳斯·斯梅托纳事后为政变做出辩解,声称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次行动阻止了布尔什维克掌控立陶宛的政变企图。但格里纽斯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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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政坛之后
离开政坛之后,格里纽斯在考那斯市政府,为建立健全医疗公共卫生系统的基础而工作。1928年12月6日,他彻底退休并获得了每月1,200里特的终生养老金。退休后,他继续他的医学生涯,领导一些健康协会,编辑医学期刊以及从事翻译小说和科学文献。
格里纽斯虽然离开了政坛,但是仍然继续关注政局的动向。1939年,他为一份名为《铃门之道》(Varpininkų kelias)的杂志撰写文章,解释民主社会的好处,并预言未来的立陶宛将会是民主的,公民应该直接选举总统而非通过选举议会议员组阁政府。面对着随着纳粹政权的上台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加剧的形势,他呼吁在立陶宛境内要抵制这种针对立陶宛犹太人的暴力行为。
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的苏联占领期间,格里纽斯从事报刊《民间保健》(Liaudies sveikata)编辑和担任考纳斯卫生博物馆馆长的工作。1942年,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格里纽斯、康拉达斯·阿列克萨(立陶宛医师)和迈科拉斯·克鲁帕维丘斯(政治家)联名签署了写给考那斯德国总督的一份公开备忘录,就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和对立陶宛实行殖民化政策表示抗议[14]。备忘录发出之后,备忘录的作者立即被捕。康拉达斯·阿列克萨和迈科拉斯·克鲁帕维丘斯被押送到德国,而格里纽斯则被纳粹当局驱赶回自己的家乡瑟勒马。
1944年,当苏联重新占领立陶宛之后,他和家人逃离了立陶宛。在逃亡过程中,他的很多照片、书信等珍贵文档都丢失了。当他到了德国境内的难民收容营地安定下来之后,开始写他的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一卷于战后的1947年在德国蒂宾根出版。
1947年,他移民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与移民到美国的立陶宛新闻媒体人士建立了联系。为寻求国际社会对立陶宛的帮助,格里纽斯曾写信给十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向他们发出呼吁。
1950年6月4日,卡齐斯·格里纽斯在芝加哥逝世,享年83岁。1994年10月8日,他的骨灰遗骸迁移到立陶宛,重新安葬于他出生的家乡瑟勒马。
家庭成员
卡齐斯·格里纽斯与第一任妻子若阿娜·格里纽维娜(Joana Griniuvienė;1865年—1918年)于1896年结婚,婚后生育两男一女,长子小卡齐斯·格里纽斯(Kazys Grinius;1899年—1965年)、女儿格拉兹娜·格里纽特(Gražina Griniūtė;1902年—1918年)、次子乔吉斯·格里纽斯(Jurgis Grinius;1909年—1919年)。1918年俄国内战期间,妻子和女儿死于战乱,第二年,次子又在法国流亡期间病逝。1925年,格里纽斯结识了比他小30岁的护士——克莉丝汀娜·格里纽斯(Kristina Grinius;1896年—1987年),这对年龄悬殊的情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尤其是格里纽斯的政敌,他们对此予以冷嘲热讽。然而,年龄的差异并没有阻挡两个人最终步入婚姻殿堂[15]。婚后两人有了一个儿子:柳塔斯·格里纽斯(Liūtas Grinius)(1927-1989)。[16]
追授“国际义人”荣誉
1941年10月直至1942年春,在纳粹德国对立陶宛境内的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期间,卡齐斯·格里纽斯夫妇藏匿了一名犹太朋友德米特里·盖尔佩纳斯,夫妇二人为他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包括假身份证件、藏匿房屋和食物。德米特里后来加入到犹太人成立的抵抗纳粹游击队,并成为了游击队领导人之一查伊姆·耶林的得力骨干。格里纽斯夫妇也随之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以及为隔离区的犹太人提供医疗药品。1944年5月查伊姆·耶林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之后,德米特里接替了他的位置。1944年7月13日,德米特里被德军俘虏并被送往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他回到了立陶宛。德米特里战后在一家印刷厂担任经理,之后在苏联一直从事出版方面的工作,并撰写出版了关于在德国占领期间犹太人聚居区生活以及游击队活动的书籍[17]。2015年9月21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为格里纽斯夫妇追授了“国际义人”的荣誉称号[18][19]。
相关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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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格里纽斯150周年诞辰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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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纽斯的墓地(瑟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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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纳斯旧总统府外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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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纽斯的瑟勒马家乡故居
外部链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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