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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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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英语：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是香港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撰写的著作，于2018年5月经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1]。天窗出版社在2019年3月推出中文版[2]。
背景
作者顾汝德曾在新闻界、学术界、政界任职[3]——他在1962年开始探究香港的房屋问题[4]，之后于1989年至1997年期间于香港中央政策组担任首席顾问[5]。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于香港政府的运作有亲身体验[3]，了解怎样寻找香港有关的数据、政府怎样制定政策，当中所涉及的人士等等[6]。
内容
顾汝德在著作中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历任行政长官都欠缺能力[6]，错判中国大陆及香港前景，在财政上错误坚持保守主义[3][7]。上述因素令香港在执行政策时欠缺资源及人手[3]，但同时表示香港居民在这一情况下也相信公共服务会于将来改善，赞扬他们的政治意识，认为他们会以投票方式让服务质素得以改善[7]。
他先在著作中分析了香港历任行政长官选择性地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情况。他表示《基本法》本身写得好[5]，但认为历任行政长官只看重第107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而忽略《基本法》同样规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当中对于改善和维持公共服务的要求[7][3][4]。
顾汝德也在当中批评香港历任行政长官的房屋政策，表示他们没有尽责提供“合理且人们可负担的”住房[3]。例如董建华虽有心推行八万五建屋计划，但在亚洲金融风暴底下让利给发展商，停建或减建公屋及居屋[3]。下一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则出售土地储备予发展商，令政府将来决定加大兴建公居屋时难以觅地[6]。与此同时，他对董建华的资源增值计划表示反对。资源增值计划的目的是削减公共部门的开支，使之更为私有化。他表示此举最终令各部门的人手及资源不足，甚有造成人命损失的风险[4]。
他还写道政府规定的大学学额不足，令符合资格入读大学的学生被迫就读副学士学位——他批评副学士学位除了在市场竞争力存疑之外，还指想靠之重回大学的学生可能不能得偿所愿[6]。同时表示从政府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失败一事可见，他们对市民的声音意识不够，而且欠管治能力[7]。此外亦举出了一些政府“失治”的例子，像是主权移交后的部长制，指它除了令负任难以归属之外[6]，还因为从公务员圈子提拔官员，而令他们欠公共行政及政治经验[3]。
在中港关系方面，他的态度是北京领导人对于香港的判断比历任行政长官准确[5]，而后者经常误判中国大陆[4]。例如邓小平虽表示香港应保持独立地位，但1997年之后的行政长官皆把跟中国大陆在经济上融合定为其政策目标[4]。之后即使曾有行政长官向温家宝提议把香港安排在5年计划之内，但还是基于原则而被拒绝[4]；在签订《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时，董建华曾错判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程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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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评论者普遍赞扬顾汝德在《失治之城》中的分析[3][4][6][7]。它得到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叶健民、澳门大学的黎佩芝（Pui Chi Lai，音译）、秦家骢在期刊上推荐[3][6][7]，秦家骢更表示对于希望了解香港的人而言，其仍属“必读”[4]。
秦家骢在《香港皇家亚洲学会报》上认同作者在房屋议题上的分析，表示董建华的八万五建屋计划若于该时继续推行，那么后来香港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提高[4]。叶健民在《中国研究》中同样赞扬此一方面的分析，认为它“资料翔实，引人入胜”[3]。他还表示这本著作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3]。黎佩芝在《中国信息》上赞扬书籍内容“十分透彻和准确”[7]。
不过他们也指出该著作的缺漏之处。香港岭南大学的林睿在《中国季刊》中指出作者应描写更多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的情况，像是外判制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程度，而免给人“前朝官员骂今朝不是”是出自自我保护心态的印象。而且应提及特区政府是否出现路径依赖的现象[6]。叶健民同样表示这本书所反映的财政保守主义和商界优先主义在主权移交前便在香港政府中出现，但自己不能从中得知为何“商界优先”在移交后才占主流，并且浮现弊病。他推测这可能跟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中港经济融合有关[3]。黎佩芝写道，作者在提及教育时应加入更多有关市民与政府间的互动描写，以增加更多趣味[7]。郭恩成在《中国期刊》上表示，作者分析学额时应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大学的财政管理和融资模式[8]。
《南华早报》的彼得·高登（Peter Gordon）撰文表示，顾汝德在著作中对行政长官的批评事实上亦常见于其他地方的领导人，而若“北京领导人对于香港的判断比历任行政长官准确”属实，那么非建制派就经常找错对象来批评[5]。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作者不应把政府无能力提升市民福祉“全怪罪在行政长官身上”，而忽略了外部环境挑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家马岳则指北京政府与商界的紧密关系令香港政府更易于向商界靠拢，致使香港成为“失治之城”[9]。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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