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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施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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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施皮策（罗马尼亚语：Andre Spitzer；希伯来语：אנדרי שפיצר；1945年7月4日—1972年9月6日），以色列男子击剑运动员，也是1972年夏季奥运以色列代表队的教练。他是在慕尼黑惨案中被黑色九月恐怖分子挟持并随后丧生的11名运动员和教练之一。
早年生活
施皮策出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是一名犹太人[1][2]。他的父母在纳粹强迫劳动营中幸免于大屠杀[3]。1956年他11岁时父亲过世后，施皮策和母亲搬到以色列[4][5][6]。他曾在以色列空军服役，并在以色列国家体育学院学习击剑[5][7]。
1968年，他被派往荷兰接受击剑进一步的指导，在海牙跟随剑击大师亚伯拉罕进修。在荷兰的第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斯海弗宁恩的Smitsloo家。1971年，他与他的一位学生安基·德容（Ankie de Jongh）结婚[5][8]。不久之后，施皮策与妻子回到以色列，27岁的他成为当地最顶尖的击剑教练[5]。他们夫妇二人住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交界的比拉尼特[9]。他帮助创建了国家击剑学院，并成为温盖特学院的首席击剑教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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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奥运
施皮策夫妇与以色列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前往慕尼黑，但年幼的阿努克则留在荷兰由祖父母照顾。
安基·施皮策回忆了她丈夫对奥运的理想主义和态度：
（在奥运村漫步时）……他发现黎巴嫩代表队的成员，并告诉（我）他要去跟他们打招呼……我对他说：“你疯了吗？他们来自黎巴嫩！”当时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处于战争状态。“安基，”安德烈冷静地说，“这正是奥运会的意义所在。在这里，我可以去找他们，可以和他们交谈，可以问他们的近况。这正是奥运会的意义所在。”于是他走向……黎巴嫩队，……他问他们：“你们的成绩如何？我来自以色列，结果如何？”令我惊讶的是，我看到（黎巴嫩人）作出了回应，他们与他握手，与他交谈，并询问他的成绩。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转过身来，面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来时的情景。“你看！”安德烈兴奋地说。“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就知道这一定会发生！”（Reeve (2001), pp. 52–53）
在奥运会中途，当以色列的击剑选手已经参加完比赛后，施皮策夫妇被召回荷兰——他们的女儿和妻子的父母在一起，因为不断地哭泣而住进了医院[3][8]。他们抵达后，医生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9] ，安德烈可以在奥运会上与队友团聚。安德烈错过了他的火车，但他的妻子开车以极快的速度将他送到了埃因霍温车站，在那里他无票登上了火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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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皮策回到慕尼黑约四小时后，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成员闯入以色列宿舍，杀害了教练摩西·温伯格和举重选手约瑟夫·罗曼，并将施皮策和他的八名队友当作人质[13]。恐怖份子宣布他们要释放其他234名恐怖份子[9]。恐怖分子殴打人质，并阉割了其中一名人质，让他在被捆绑的同伴面前流血而死[14]。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打电话给施皮策的妻子，告诉她以色列政府“不会与恐怖份子谈判”。施皮策的妻子问：“为什么不呢？”梅厄回答说：“如果我们屈服于他们的要求，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都不会安全。”[9]
在人质危机中，有人看到施皮策身穿白色内衣，双手被绑在身前，站在二楼窗前与德国谈判人员交谈[15]。施皮策是唯一会说德语和英语的人质，因为他是在年轻时学会的，所以他是与德国危机小组的中间人[3]。有一次，当施皮策试图向谈判员提供恐怖分子不希望谈判员知道的关于以色列人质约瑟夫·罗曼被杀害和阉割的资讯时，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用AK-47突击步枪的枪托猛击施皮策的头部，并将他粗暴地拉离窗户，回到房间里[3][15]。那是大多数人最后一次看到施皮策活着。
经过20小时的紧张谈判（其间人质没有进食，也不允许使用厕所），人质和恐怖分子被直升机送往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空军基地，恐怖分子相信，他们会从那里被飞机送往友好的阿拉伯国家[3]。相反地，巴伐利亚边境巡逻队和慕尼黑警方试图进行一次准备不充分的救援行动，不过在恐怖分子抵达前15分钟，17名负责伏击恐怖分子的西德警察打扮成飞行员和服务员进行了投票，决定放弃他们的任务，并离开他们的伏击点[9]。经过两小时的枪战，施皮策目睹四名队友被机枪射死，之后一枚手榴弹在他们的直升机内被引爆。几秒钟之后，施皮策和另外四名队友被恐怖份子射杀[16]。施皮策当时年仅27岁[17]。共有11名以色列人质被杀[3]。五名恐怖分子和一名西德警官安东·弗利格尔包尔（Anton Fliegerbauer）[14]也在枪战中丧生。
在人质危机期间 (除了在其他运动员抗议后短暂休息半天) 以及11名运动员遇害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选择不取消奥运会余下的赛程，奥运会照常举行[18][19]。
一个月后，德国政府按照10月29日劫持汉莎航空615号班机的恐怖份子的要求，释放德国人俘虏并监禁的三名犯下慕尼黑惨案的幸存恐怖份子[18]。在劫持事件发生之后以及之后的许多场合中，都有人担心这次事件可能是西德政府为了“摆脱三个已经成为安全负担的杀人犯”（正如阿姆农·鲁宾斯坦在释放囚犯之后不久在以色列报纸《国土报》上以“波恩的耻辱”为标题所写的）而制造的，或者至少是西德政府所容忍的[20][21][22][23]。
后续
施皮策与队友阿米祖尔·沙皮拉、克哈特·索尔、埃利泽·哈尔芬和马克·斯拉温一起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基尔亚特·绍尔公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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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基·施皮策在以色列没有家人，也不懂希伯来语，但她还是决定和女儿留在以色列，后来更改信犹太教[3]。安基解释说，她认为如果她回到阿姆斯特丹抚养女儿，“我将永远无法向阿努克解释她父亲的为人。她在那里永远是个例外。而在这里，她会适应得很好。”[25]
安基·施皮策证实，在上帝之怒行动期间，摩萨德（以色列对外情报机关）在以色列总理梅厄授权下进行秘密行动，追踪并杀死慕尼黑惨案的黑色九月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罪犯和主谋，每当有目标被杀，摩萨德官员都会定期打电话到她家通知她[26]。安基说她并不感到满意，她更希望恐怖份子受到审判：“我没有满心喜悦地想：‘哦，太好了，现在他们要为安德烈报仇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寻找报仇的机会。我不是为了复仇而活，我是为了正义而活。”[27]
1980年，安基·施皮策与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埃利·雷克斯结婚，现时以安基·雷克斯-施皮策（Ankie Rekhess-Spitzer）之名活动[28]。她带头争取德国政府承认他们在救援安德烈等人失败中的罪责。2003年，在遇难奥运选手的亲属向德国政府提出诉讼，指控政府在处理危机时行为严重失当、管理严重失当之后，德国政府向慕尼黑遇难者家属支付了经济赔偿[15][29][16]。
如今，安基·施皮策是驻以色列的记者，为荷兰和比利时电视台报导中东问题[3]。她多年来一直争取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能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为慕尼黑遇害的11名奥运选手默哀一分钟，但奥委会直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延宕一年举行）才首次加入这个仪式[3][30]。
安德烈·施皮策曾由《慕尼黑》中的欧利·普费弗和《慕尼黑72 - 暗杀》中的帕斯夸莱·阿莱阿尔迪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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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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