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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特尔监狱
一座前澳大利亚监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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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特尔监狱（英语：Fremantle Prison）[1]是一座前澳大利亚监狱，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弗里曼特尔，现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遗址包括牢房、门楼、围墙、小屋和隧道。它最初用于关押从英国运送来的囚犯，但于1886年移交给殖民政府，用于关押当地被判刑的囚犯。1898年和1911年，皇家委员会举行了调查，并推动了监狱系统的一些改革，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出现重大变化。负责管理监狱的政府部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经历了几次重组，但弗里曼特尔监狱的文化却难以改变。囚犯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导致了1988年的一场暴乱，狱警被劫持为人质，一场大火造成了180万美元的损失。该监狱于1991年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最高安全等级木麻黄监狱。
该监狱由一名监狱总长、治安官或监狱总监管理，他负责西澳大利亚州的整个囚犯或监狱系统，以及一名主管监狱本身的典狱长。监狱官员（狱吏/狱警）在严格的条件下工作，直到他们透过西澳大利亚监狱官员工会获得代表权。最初送来此处服刑的囚犯多品行良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殖民者，但最终也会有不太理想的囚犯被送到弗里曼特尔。作为一个地方管理的监狱，19世纪90年代以前羁押于此的受刑人大多是被判短期徒刑的白人，原住民很少。到了20世纪末，在此服刑的大多数囚犯刑期更长，其中不乏因暴力犯罪入狱者，原住民人数也有所增加。
弗里曼特尔的监狱生活受到严格管制。膳食是一天中的重要部分，在监狱运作期间，囚犯们都在牢房里用餐。直到1911年左右，囚犯或囚犯的劳动都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此后，狱方一般只允许受刑人在监狱内工作，但监狱内的工作量始终不足以让他们充分休息。惩罚措施多年来各不相同，鞭笞、戴镣铐等肉刑最终被延长刑期和剥夺探视权或娱乐活动时间所取代。该监狱曾执行40次绞刑，是1888年至1984年间西澳大利亚州唯一合法的处决场所。另外，该监狱也发生多次越狱事件，著名的越狱者包括19世纪的穆恩戴恩·乔、约翰·博伊尔·奥莱利和其他六名芬尼亚兄弟会成员，以及1989年的布伦登·阿博特。该监狱还曾发生过各种骚乱，其中1968年和1988年的重大骚乱造成了破坏。
1991年，弗里曼特尔监狱进行了多项修复工程，亦于2010年作为澳大利亚监狱遗址的一部分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监狱内的一些建筑找到了新的用途，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作为澳大利亚囚犯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一部分，该监狱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侧重于历史解读和保护工作，重点关注监狱的囚犯流放时代（1850年至1886年），而忽略了其近代历史，包括关押在那里的原住民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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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造
弗里曼特尔监狱的建筑、围墙和隧道布局图。此图左侧为正北方向。
图例
监舍
工坊
医院
水库建筑
隧道
城墙
门楼和露台上的房屋
弗里曼特尔监狱建在一块约15公顷的土地上，石灰石是从现场开采的。一道4.6米高的围墙环绕着监狱场地，西墙中央有一座门楼，面向狱外的马路[2]。其他围绕该地点的道路包括北面的诺茨福德街、东面的汉普顿路和南面的福瑟吉尔街[3]:7。监狱工作人员和官员的住所位于墙外门楼的两侧。在墙内，阅兵场位于门楼的东侧。阅兵场后方是位于场地中心的主监舍区[2][4]，里面有两座小教堂[5]。主楼北面是新区，西面的西北角是前女子监狱[2]，以前是厨房、面包房和洗衣房[6]。医院建筑位于东北角，旧工寮则位于东南角以及门楼的北面[2]。为从含水层提供淡水而建造的隧道系统在场地东边缘下方运作[7]:2–3。
门房北侧马路的2号、4号和6号建筑，为维多利亚风格的小屋，与其他房屋的乔治式风格形成鲜明对比[8]。10号是一栋双层房屋，最初建于1853年，供牧师居住，但于1878年被典狱长接管，后来被监狱管理部门使用。毗邻的12号单层房屋建于1854年，是门卫的住所，位于门房的北侧[9]。门房南侧的路旁16号是一栋双层房屋，最初是典狱长居住的，后来是驻地治安官居住的。直到1970年代，它一直被用作狱警的住所[10]。18号是路旁大楼最南端的房子，而8号是最初几栋建筑中最北端的房子，两栋楼都设有两间客厅、三间卧室和两间更衣室，以及一间厨房、一个盥洗室和一个棚屋，但布局相互呼应。其中，18号在19世纪90年代进行了扩建[11]。
门楼和相关的入口建筑群建于1854年至1855年间，由囚犯建造。它由皇家工兵部队军官兼监狱总长埃德蒙·亨德森设计，并用石灰石建造而成[12]。门楼在狭窄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座塔楼，可令人联想起13世纪英国城堡或城墙城市的塔楼[13]。大门的制作材料是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铁，而建筑物顶部的时钟则是从英国进口的[14]:26。作为正门，门楼一直是监狱的重要特征和地标；自监狱关闭以来，门楼内设有咖啡馆和景点管委会办公区[12]。修复工作于2005年进行，保留了原始的石材立面，并去除了非原始建物的渲染[13]。
主监区于19世纪50年代由囚犯建造，之后几乎没有改变，设计容纳量高达1000名囚犯。中央四层楼高的监区两端是大型宿舍病房，称为“交流室”。在这里，多达80名囚犯睡在吊床上，要么作为表现良好的奖励，要么是因为他们即将获得假释的证明。相比之下，狭窄的牢房尺寸仅为2.52平方米。虽然每个牢房最初都配有接通自来水的水盆，但这种安装是在S型弯管出现之前；由于管道中弥漫的气味，到19世纪60年代，管道被拆除。在皇家委员会的指导下，监狱拆除了两个牢房之间的隔间墙，扩大了牢房面积。1920年代安装了电灯，但从未配备厕所，因此在监狱运作期间，人们一直使用水桶代替马桶。自监狱关闭以来，管理者已修复了6间牢房，可向游客展示监狱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的生活条件[15]。主楼还设有绞刑架、单独监禁牢房和一座圣公会教堂及天主教教堂[5][14]:46。
弗里曼特尔监狱的新区大楼建于1904年至1907年间，旨在解决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它还允许监狱管理人员实施“隔离系统”，即囚犯在服刑的前三个月被完全隔离。最初，狱方令囚犯在操场上设置了一个圆形监狱，以便在每天的操场时间实施这个概念，但该系统并不成功，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囚犯管理策略，导致狱方在五年内拆除了这栋建筑。新监区是第一座通电的建筑，并铺设了地下电力线路。二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征用了该区，将战俘与其他囚犯隔离。1994年，建筑物进行了改造，以容纳办公室、小型商业场所和会议室[16]。
西北区的综合建筑最初是服务区，内有厨房、烘焙房和洗衣房，建于19世纪50年代。珀斯监狱关闭后，囚犯转移到弗里曼特尔，需要一个关押女囚犯的地方。这些建筑也被改建成监狱，并在周围建造围墙，成为西澳大利亚州第一座单独的女子监狱。由于人口和犯罪率的增长，这些建筑在19世纪90年代和1910年代进行了扩建。随着班迪阿普女子监狱的建成，弗里曼特尔女子监狱于1970年关闭，女囚皆被移监至班迪阿普，其空间一直用于教育和评估，直到1991年主监狱关闭，2015年被开辟为青年旅馆[6][17]。
监狱医院建于1857年至1859年间，是弗里曼特尔监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囚犯流放时代，健康的囚犯被要求从事公共服务协助殖民的建设，而病弱的受刑人则会被送入监狱医院。1886年至1903年间，医疗服务迁至主牢房区，原先的建筑则用于关押病弱的受刑人和女囚。但该医院随即于1904年翻新并重新开放。此后，它一直持续运作至1991年监狱关闭[18]。
该监狱最初的工寮是一家铁匠铺，其为监狱旧址上最早建造的建筑之一，后来被称为东工坊，其他工坊包括木匠工寮、水管工寮、油漆工寮、印刷厂，以及从19世纪50年代起的金属加工厂[19]。西工寮建于20世纪初，该工寮透过提供油漆工、垫子工、鞋匠、装订工和裁缝工等工种为囚犯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20]。1993年，北边的四个工寮改建为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艺术工坊[21]。
19世纪50年代，监狱在石灰岩基岩中凿出竖井，从含水层为监狱提供淡水。1874年，监狱安装了一个水箱，为弗里曼特尔提供替代水源。囚犯们用水泵注满水箱，水箱透过重力供水管连接到栈桥[7]:2-3。1896年，官方在斯旺伯恩街 （Swanbourne Street）建造了一座城镇水库，透过监狱的三胀式蒸汽泵供水，该泵每天可从监狱隧道中抽取超过4.5兆升的水。囚犯们也因此从手动抽水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改从事供应木材和锅炉燃料的工作[7]:2-3。1910年，隧道关闭[22]，但地下水继续用于灌溉监狱的花园。1989年，人们发现附近油罐泄漏的柴油污染了地下水质；1996年，这些污染已基本上透过生物修复清除[7]:3。这些隧道于2005年中期向游客开放[23]。
历史
与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建立的流放地不同，英国在西澳建立的天鹅河殖民地最初是“自由定居点”[24]，英国政府禁止将囚犯流放当地，试图在当地建立一个平等的乌托邦，但进入19世纪40年代，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克服了早期的抵触情绪，1848年9月24日，西澳的民众呼吁当局接收囚犯，殖民当局也同意接收一些来自英国的囚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也宣布西澳为罪犯流放地[25]:183，随后，第一艘载运75名英籍囚犯的船舶“信德号”于1850年6月2日来到西澳，其到来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信德号曾派出一艘帆船先行前往西澳报告囚犯将抵达一事，却被风吹偏了航线，当时，殖民地的圆屋监狱已人满为患，信德号的突然到来也导致殖民地当局未能充分准备，因此75名囚犯不得不留在船上[14]:18–20，直到临时监狱建成。临时监所建立后，监狱总长爱德华·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开始寻找建造永久性囚犯机构的地点，最终在现址——一座俯瞰弗里曼特尔的小山上落户[14]:21–22。
弗里曼特尔监狱的设计以英国的彭顿维尔监狱为蓝本，但将对角线形的牢房区替换成了四层楼高的线性结构，这将成为南半球最长、最高的监区[26]:2。监狱始建于1851年[14]:22，同年，皇家工兵抵达西澳后，工程进展迅速。他们训练囚犯使用现场开采的石灰石充当建筑材料。监狱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亨德森和狱警的住所，以减轻他们因私人住宿费用带来的经济负担[26]:3-4。
监狱围墙建于1853年至1855年间，门楼及相关入口建筑群则建于1854年至1855年[26]:4–5。主监区南半部的建造始于1853年，并于1855年完工，囚犯于1855年6月1日从临时监狱移监至此[26]:7。随后，北侧的建筑群也开始建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大部分皇家工兵被召回，只留下亨利·雷负责监工，最终于1859年底竣工[26]:8。
在西澳大利亚的囚犯流放时代，该监狱被称为监禁机构（Convict Establishment），用于关押从英国运送来的囚犯。从1858年起，当地被判处较长刑期的受刑人也被关押在那里，监禁费用由殖民政府负担[27]:20–21。1868年，英国对西澳大利亚的刑事流放停止，殖民地的囚犯人数逐渐下降，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期下降到83人[14]:45–46。由于将这些囚犯送回英国的费用巨大，加之拆除监狱成本太高，监狱当局决定与殖民政府谈判，放弃对他们的管辖权以及监狱建筑群[14]:45–46。因未能达成共识，早期谈判破裂，但于1883年8月重启[27]:24–25。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双方达成妥协，移交工作亦于1886年3月31日完成[27]:25–26。
监狱移交给殖民政府后，改名为弗里曼特尔监狱[14]，珀斯监狱的所有囚犯都被移监至此，从1887年起，女囚犯也被关押在这座监狱，但与男性受刑人分开、单独监禁[14]:45–46。19世纪90年代的西澳大利亚淘金热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的大幅增长：当地的常住人口从1891年的近50,000人增加到约1895年的近10万人，到1901年则达到184,000人[28]。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当地的犯罪率也逐渐上升，弗里曼特尔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14]:46。
19世纪90年代，公众对囚犯待遇的不安情绪日益加剧[14]:46–49。 1898年9月，西澳大利亚州总督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殖民地的刑罚制度[27]:150。该委员会听取了近240名证人的证词[27]:159，其中包括弗里曼特尔监狱在押的囚犯[14]:46–49。1898年12月至1899年6月期间，委员会提交了三份报告，涉及该监狱最为人知和最突出的问题，包括犯人的分类、量刑、惩罚和饮食待遇。委员会成员特别考虑了监狱系统的管理理念——犯罪的原因，以及惩罚的类型及其理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种改革方案的可能性[27]:160。
在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开始后的一年内，狱方透过拆除两间牢房之间的内墙，扩建了近100间牢房，并引入了管理受刑人的分级制度。狱方还在主楼增建了内墙，将监区划分成四个独立的区域[29]:12–13。在时任典狱长乔治的敦促和官方调查的推动下，监狱建造了新的五个工坊，分别供裁缝、装订工、鞋匠、垫子匠和油漆工使用，这些工坊为囚犯提供了更多实用的技能培训及工作的机会[21]。
1902年，西澳《政府公报》公布了针对狱政官员的新规章，当地亦于1903年通过了新的《监狱法》。理论上，该法案的通过应该会引发重大的监狱改革，但最终却未能实现。该法案将大部分修改条文转为行政法规，由总督自行决定，因此，当地媒体称其为一份苍白无力的法律文件[30]:48–51。
新监区于1907年竣工，1908年投入使用，其设计源自于1899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对分监系统进行修改[21]。 新监区的设计与亨德森于19世纪50年代主持建造的建筑相似，但呈L形，只有三层楼高，并配有电灯照明[21][14]:50。与羁押于早期建筑内的受刑人不同，新监区囚犯一般被羁押于自己的囚室里，但也有在监区单独的庭院内放风的机会，此时，便由中央塔楼值班的狱警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21][31]。
1911年，皇家委员会对弗里曼特尔监狱的另一项调查建议西澳大利亚州当局关闭该监狱。但该报告被州政府忽视，因为州政府更关心的是道路和学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囚犯的困境[32]:4。然而，随着具有在英国和殖民地有工作经验的休·汉恩（Hugh Hann）被任命为典狱长，对刑罚改革感兴趣的工党政府上台，监狱政策发生了迅速变化。这导致弗里曼特尔监狱的独立监区于1912年被拆除，独立的训练场也被拆除[21]。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曼特尔监狱部分监区充当了军事监狱及拘留中心，用于关押军事人员[21]。在1940年到1946年间，该监狱成为澳大利亚50多座军事监狱之一，共关押了12,000多名敌侨和战俘[32][33][34]。到1945年10月，弗里曼特尔最多可容纳400名军事囚犯和160名平民囚犯[35]。由于澳大利亚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管弗里曼特尔监狱，导致其人满为患，巴顿磨坊监狱（Barton's Mill Prison）便在1942年投入使用，以收押一般的囚犯[32]:4，但越狱者等具危害公共秩序、社会安全之虞的囚犯则被送回弗里曼特尔[36]。
为了缓解弗里曼特尔过度拥挤的状况，20世纪初期的改革提出了建立外役监的专案[37]:26[32]:4。作为改革的一部分，狱方于1927年在监狱南边的巴克山建立了帕德勒普监狱农场，用以收容轻罪、在监表现良好的受刑人[32]:4。巴顿磨坊监狱的建立虽然是澳大利亚政府于二战期间的临时措施，但在二战结束后，该监所仍然用于收容受刑人[32]:4。西澳大利亚监狱系统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大幅改革，但其改革进度落后于同国其他州份，1960年至1971年间，西澳政府在州内建造了七所新监狱[30]:56-57，之后，弗里曼特尔的女囚便被移监至新建的班迪阿普女子监狱[21]。此外，西澳政府也颁布了关于缓刑、假释和酗酒罪犯的新立法，对受刑人提供了监禁的替代惩罚方案。随着这些新安排以及监狱类型的多样化，弗里曼特尔监狱也于1963年成立了一个分类委员会来评估囚犯[30]:57。
1966年，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被任命为弗里曼特尔监狱总长，这促进了监狱内部的重大变革[30]:58。他所做的首批变革之一就是清理分类委员会积压的等待评估的囚犯。坎贝尔还建立了一所狱警训练学校以及一个评估中心来评估新入监的囚犯[30]:58–59。监狱也引入了工作释放和社区服务计划，亦聘请社工和社福官员参与受刑人矫正工作[30]:58–59。在坎贝尔改革期间，狱管部门（Prisons Department）于1971年重组为惩教部门（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38] ，监狱总长的职位也被监狱总监（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取代[30]:61。
1972年，皇家委员会开始调查监狱对原住民囚犯的虐待和歧视问题[30]:18。其于1973年发表的报告发现，监狱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歧视”[39]:161，然而，报告中充斥着种族刻板印象，原住民囚犯的证词被认为是不可靠的[40]。该报告也针对监狱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包括建议政府向监狱增派独立且经过训练的福利官员[39]:174。
1977年，威廉·基德斯顿（William Kidston）接替坎贝尔出任监狱总监，并监督了监狱改造政策的转变，从“家长式的囚犯改造” 转变为仅仅提供改造机会[30]:62-62。1981年通过了新的《监狱法》，该法以现代理念和实践更新了1903年的《监狱法》。然而，该法案偏向囚犯管理和维持监所安全，同时该部门再次更名为狱管部门，以强调监禁是其主要职责[30]:65-67。1983年，伊恩·希尔（Ian Hill）成为监狱部门主管，并多次重组该部门，力求提高效率[30]:67。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在西澳大利亚州的大部分监狱系统中都产生了效果，但弗里曼特尔监狱的文化却抵制变革。囚犯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导致了1988年的监狱暴动[30]:68-69。在平定暴动后，官方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30]:18。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于1983年决定关闭弗里曼特尔监狱，但该监狱一直运作至1991年11月30日[41][21]。在押的受刑人被官方移监至州内另外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木麻黄监狱。社区内部对该监狱的未来发展存在分歧，有主张保留原建筑的意见，也有人主张重建之。最终决定是保留监狱的原建筑，但允许其建筑进行改造以供社区再利用[41]:203。
监狱解散后，弗里曼特尔监狱信托基金也随之于1992年成立，旨在为西澳劳动部长提供场地管理方面的建议[21][3]。旧监狱的不同区域也有了新用途，监狱教堂成为了当地民众举行婚礼的场所[5]，沿海商业中心也在新监区旧址上建立[16]，监狱医院则设立了弗里曼特尔儿童文学中心（Fremantle Children's Literature Centre）[42]:89，监狱也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一家名为弗里曼特尔监狱守卫者（Fremantle Prison Guardians）的私人公司根据合约组织了为期十年的旅游运营，直到2001年底；随后，州政府接管了监狱[21]。2015年5月，在原女子监狱的监舍内，一家提供短期住宿的旅馆成立[43]。
管理者与受刑人
西澳大利亚州首任监狱总长（Comptroller General）埃德蒙·亨德森管理该监狱长达13年[44]:56[45]。监狱总长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囚犯劳动并负责囚犯纪律”[42]:30。1886年，随着弗里曼特尔监狱移交给西澳殖民地政府，监狱总长的职责被治安官取代[46]:270，他负责管理西澳殖民地的所有监狱[37]:15。 1911年初，官方重新设立了监狱总长职位，职责从治安官办公室剥离出来[37]:23。1971年，狱管部门更名为惩教部门并进行了重组，监狱总长职位被监狱总监取代[30]:61。 虽然监狱总长、治安官或监狱总监负责整个以弗里曼特尔为中心的西澳监狱系统[47]:57，但典狱长也拥有该监狱本身的管理权限[27]:44[37]:29。
在囚犯船上，囚犯由享有退休待遇的警卫看守，这些警卫多为在中国、克里米亚和阿富汗等地服役而获得退休金的前军人。有些人继续留在军队，但许多人选择带着妻儿一起前往殖民地定居[48]。这些狱吏需要协助监狱总监处理监狱发生的任何暴动事件[37]:12。
弗里曼特尔监狱的狱吏（Warders）直到20世纪初才被改称为狱警[30]:169。他们住在距离监狱步行距离内特建的连栋宿舍里，生活和囚犯一样受到严格的管制[42]:17–24。19世纪90年代，狱吏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仍然十分严格艰苦，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27]:65–67。由于人员流动率高，许多狱吏对官方政策或非官方的规章制度知之甚少[30]。狱吏（狱警）的职责先前没有明文规定，直到1902年才开始明确[30]:172–173。除了防止囚犯越狱和执行监狱规章外，他们还监督囚犯的工作、指导囚犯进行各种职业技能训练。官方也要求狱警成为囚犯的道德榜样，同时维持一种正式而疏离的关系[30]:182。
在20世纪期间，狱警的角色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工作仍然是以维持监狱安全为中心，每天处理单调的公事[30]:189。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在坎贝尔的领导下，狱警培训成为监狱管理层的优先事项。监狱设立了员工入职和晋升培训课程，并开始为高级狱警举办研讨会[30]:58, 61。在此期间，狱警也透过西澳大利亚狱警工会获得了代表权，该工会曾于1975年首次发起罢工行动，几乎瘫痪了监狱系统[30]:189-191。
考虑到受刑人多半可以成为廉价劳动力、新增劳动力、为西澳经济注入英国政府资金，英帝国乃将囚犯引入西澳。在流放的最初几年，囚犯通常很年轻，来自农村，品行端正，只犯过轻罪[49]:60–61[50]，刑满释放后，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殖民者[42]:74。到19世纪60年代后，大多数囚犯年龄较大，多为是来自城市地区的重刑犯[49]:61，其中包括被认为“难以管教且危险”的政治犯[42]:76。在1886年弗里曼特尔监狱移交给地方政府控制后，它成为西澳大利亚州的主要监狱[30]:71，与此同时，囚犯人数急剧增加。这一增长主要包括刑期较短（三个月以下）的囚犯[30]:71。1897年的囚犯人数为379人，当时的监狱督察詹姆斯·罗（James Roe）也因此认为监狱“人满为患”[30]:86。
尽管监狱系统得到了大幅扩张，但过度拥挤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依然存在，西澳大利亚州的监禁率也高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30]:86, 99。囚犯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84年，16至19岁囚犯的比例是1898年的三倍，原住民囚犯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几乎占到监禁人口的一半[a][30]:88–89。受刑人的刑期也较长，1984年，该监狱超过80%的囚犯服刑超过一年[30]:94。1970年代和1980年代，因暴力犯罪入狱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仍只占囚犯的少数。当时，监狱工作人员和一些囚犯都认为，监狱暴力事件显著增加，这与监狱中毒品交易的增加以及与因毒品犯罪入狱的受刑人刑期延长相关联[30]:95–97。
监狱运作
1855年，囚犯监狱的一天的工作从凌晨4:30的起床铃声开始，狱警和囚犯于5:25在阅兵场集合。囚犯们在早餐前后被派去工作，并在各自的监舍吃早餐，中午集合。之后，囚犯们在操场或工作地点吃午餐，下午继续工作，直到晚上6:00在牢房里吃晚餐。值夜班的狱警于晚上7:15接手工作[51]。 囚犯监狱改为殖民地管理的弗里曼特尔监狱后，情况几乎没有变化，也没有新的规章制度[27]:29。
1930年代，《每日新闻》报的记者艾迪·邓斯坦（ Eddie Dunstan）在新闻报道中也描述了类似的例行工作方式，但工作时间较短[52]：
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清晨6:45，第一声钟声响起，囚犯起床，狱警清点囚犯人数后，将他们带进院子，一直待到7:30，然后领取早餐返回监舍。8:00的钟声后，囚犯再度集合，之后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午11:15。他们吃了午餐，然后被锁在牢房里直到12:20，之后在院子里待一会儿。下午1:00又是一次游行，之后又开始了另一段工作，持续到4:15。再次领取晚餐后，囚犯们被锁在监舍里过夜。灯一直亮到晚上9:30。周末没有工作，狱方会为囚犯播放一部电影[32]:14–15。
从监狱早期直到1991年关闭[14]:7[42]:49，囚犯们都在监舍内用餐。在建立初期，每餐都包含监狱烘焙房制作的面包。早餐搭配红茶，晚上则搭配茶或可可。正餐被称为午餐，在中午供应，也包括汤、肉和蔬菜[42]:59–60。直到19世纪90年代，食物种类仍然非常有限，蔬菜也很少。早餐供应粥，通常不是太稀或太硬，监狱伙食的整体品质相当低[27]:84 ，尤其是在1897年和1898年。1898年，皇家委员会指出该监狱伙食的品质很快有所改善，该委员会亦建议狱方减少配给以降低成本[27]:92[32]:4。
在1960年代，食物准备由一名合格的厨师监督，该厨师也负责培训囚犯烹饪。饮食由优质食物组成，但“不加任何附加食材”[32]:7。早餐是粥，配上三分之一品脱牛奶、一杯热饮（通常是红茶，除非囚犯购买咖啡或可可[b]），以及根据周数调整的维吉麦、蜂蜜或人造奶油。午餐和晚餐的种类更多。两餐都包含一道肉菜（咸牛肉、香肠或肉馅饼）以及马铃薯泥和卷心菜，不过偶尔也会有烤肉晚餐[32]:7–8。在1991年关闭前，肉类、蔬菜和面包仍然是监狱伙食的重要组成部分[14]:7。
除了参与建造监狱本身外，狱方还会安排囚犯参与弗里曼特尔及珀斯周边地区的其他公共工程，包括珀斯堤道、珀斯市政厅和斯特灵公路[14]:33–34。囚犯所承担的工作取决于他们的表现。抵达西澳大利亚后，狱方会将囚犯关在监狱内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如果认为性情正常，狱警会将囚犯分组送去工作，他们主要在弗里曼特尔和珀斯周边采石、填埋沼泽、烧制石灰、建造公共建筑、道路和码头[49]:61。
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会被派往远离这些主要定居点的道路或其他工地上工作，如果持续表现良好，囚犯可以获得假释令，允许在殖民地指定地区从事私人工作，并最终获得有条件赦免，享有除返回英国本土以外的大多数权益。刑期结束后，狱方会为他们发放刑满释放证书。但如果出现不当行为，囚犯将继续从事这些级别的工作，或送回监狱监禁。重刑犯和被捕的越狱者，在受到体罚和关禁闭后，会被安排到铁链队从事苦役，通常在弗里曼特尔附近的道路上进行[49]:61。
在囚犯流放时代后，安排囚犯参与兴建公共基础设施的工作仍在继续，但由于囚犯的纪律问题、工会的兴起（工会将此类工作视为“对自由劳动力的威胁”）以及人们越来越将工作视为改造而非惩罚措施，户外工作逐渐减少[30]:151-152。到1911年，狱方几乎不再将囚犯派往监狱外工作，但监狱内提供的工作机会无法充分取代户外工作[30]:156，合适工作的缺乏困扰著监狱[30]:149。在19世纪，监狱内提供的工作机会包括烹饪、洗衣、打扫监狱、裁缝、制靴和印刷等[42]:49，当时，这类工作供不应求——在19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日益严重，因此，狱方也会安排囚犯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活动，以让他们消磨时间。这些工作包括砸石头、操作水泵和捡麻絮[29]:8。即使有这些额外的活动，到1899年，仍有60到70名 的男子在水泵旁工作[30]:156，这些囚犯每小时只工作几分钟，其余时间则在玩西洋跳棋[37]:17。
1901年，新建的工寮落成后，囚犯可以从事制靴和裁缝工作，从1904年起，还允许从事印刷工作[30]:145–146。但只有一小部分囚犯被分配到工寮，在1902年，平均279名囚犯中只有35人被分配到工寮[30]:151。1911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1908年的工寮中仍只有少数人工作，裁缝师有20人，制靴有15人，织垫有12人，而且只有一半的人同时工作，而且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30]:155–156。在20世纪，囚犯的工作几乎没有改变，但监狱工寮增加了金属加工，以及洗衣、烹饪和清洁等与监狱本身相关的工作[30]:160–161。据报道，1984年，90%的囚犯都有工作，要么是全职，要么是兼职。工作的意义不大，因为工作被视为“一种管理选择，而非生产”[c]，但安全问题和纪律限制了工作的改造价值，并且大部分工作都是监狱外不存在的工作[d][30]:161,164。
在囚犯流放时代，尤其是在汉普顿担任监狱总长期间，行为不端的囚犯会受到鞭笞、关禁闭以及在枪口下被锁链束缚著干活的惩罚[37]:12。难以管教的囚犯会被狱方安排用手将地下水泵入监狱的水库。这种工作被称为“曲柄抽水”，囚犯们尤其鄙视这种工作[14]:31。监狱工作人员也不喜欢鞭刑－1851年，监狱总长下令执行400次鞭笞，但由于找不到行刑官来执行而免除了150次。由于行刑官的角色非常不受欢迎，因此狱方会为行刑官提供额外报酬或改善住宿条件[42]:24。
到了19世纪80年代，监狱对囚犯的惩罚措施还包括短时间内限制饮食，在此期间，囚犯的饮食仅有面包和水，另外，他们还有可能被上脚镣监禁，巡视法官还可以延长他们的刑期[37]:16,18。自监狱建立初期就一直使用的九尾鞭在1911年皇家委员会提出改革中被废除[14]:31[37]:23。在此期间进行的其他改革后，狱方施加的惩罚数量从1913年的184起减少到1914年的57起，再到1915年的35起[37]:25。
鞭刑在1940年代被废除，最后一次行刑发生在1943年[42]:52。从那时起，典狱长在听取囚犯案件后会决定其罚则，严重违法行为则由治安法官作出决定。较轻的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囚犯被关禁闭，或剥夺探视、接受教育或参加音乐会的权限；严重的违规行为将导致囚犯被取消所有已获得的奖励，在此期间，囚犯只能食用面包和水，惩罚通常执行两周[37]:30。
1886年，弗里曼特尔监狱刚归西澳殖民政府管辖后，当局立即规划兴建一座配备绞刑架的耐火砖监区[14]:46。该监区于1888年竣工[54]，并于1889年首次用于处决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来自英属马来亚的吉米·朗（Jimmy Long）[14]:46[55]。从1888年竣工至1984年西澳废除死刑前，该监狱的绞刑架室都是西澳大利亚州唯一合法的处决场所[54]。在此期间，至少有43名男子[e]和1名女子被绞死。杀人犯玛莎·伦德尔是该监狱唯一被处决的女囚，她于1909年伏法。该监狱最后一个被处决的囚犯是连环杀手埃里克·埃德加·库克，他于1964年伏法[14]:63。
该监狱的处决过程遵循严格的程序[57]。从被判死刑之日起，囚犯就被关在新区监狱一间水泥地板的监舍内。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以防止他们自杀逃脱刑罚。绞刑通常在星期一早上8点进行，狱警会提前三个小时将死刑犯叫醒，让他们享用最后一餐，随后淋浴并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他们被戴上手铐，转移到绞刑架附近的拘留室或“死囚牢房”，并被允许喝几口白兰地来减少痛苦。上午8点前不久，他们被戴上头罩，被带到可容纳多达11名证人的行刑室，站在活板门上，脖子上套上绞索，然后狱警会以长距坠落绞刑处决犯人[14]:54–56。囚犯从离开牢房到被处决的时间很短，大约60秒[57]。经过医学检查确认死亡后，死囚的尸体被运走埋葬[14]:54–56。
弗里曼特尔监狱曾发生多起越狱事件。著名的越狱者包括1867年的穆恩戴恩·乔、1869年的约翰·博伊尔·奥莱利和其他芬尼亚兄弟会成员，以及1989年的布伦登·阿博特等[54]。
约瑟夫·博利索·约翰斯（Joseph Bolitho Johns），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穆恩戴恩·乔，是西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丛林大盗。1865年7月，他因杀死一头公牛被判处十年徒刑[58][59]:41–43。 11月初，他和另一名囚犯从一个工作小组潜逃，逃亡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采用了“穆恩戴恩·乔”这个绰号[59]:44–45, 47。由于潜逃和持有枪支，穆恩达因·乔被判处十二个月监禁，并被转移到弗里曼特尔监狱[59]:49–50。1866年7月，他因试图破坏监狱门锁又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但他在同年8月再次成功越狱[59]:54–56。穆恩戴恩·乔制定了一项计划，试图透过陆路逃往南澳大利亚，但于9月29日在位于珀斯东北部约190公里处被捕[59]:59, 66–67, 81。
作为越狱和逃亡期间犯下的抢劫罪的惩罚，穆恩戴恩·乔在其剩余刑期之外还被判处五年苦役，仍然关押在弗里曼特尔，狱方采取了非常措施，以确保他不会再次越狱。在那里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防越狱”牢房，牢房由石头砌成，内衬有桉树枕木和1,000多颗钉子。1867年初，穆恩戴恩·乔被安排去砸石头，但代理监狱总长并没有允许他离开监狱，而是下令将石头运进来，倾倒在监狱院子的一个角落里[14]:37[59]，穆恩戴恩·乔在那里工作，狱警时刻监视着他[59]。
西澳总督约翰·汉普顿对这些安排非常有信心，有人听到他对穆恩戴恩乔说：“如果你能再出来，我就原谅你。”然而，穆恩戴恩·乔砸碎的石头并没有定期清理，最终堆积成堆，遮挡了警卫对他腰部以下的视线。他部分隐藏在石头堆后面，偶尔挥舞著大锤砸向监狱的石灰岩墙。1867年3月7日，穆恩戴恩·乔从他在监狱墙上凿的一个洞越狱[59]:86–89。在越狱两周年纪念日的前几天，穆恩戴恩·乔再次被捕并回到该监狱，并被加刑四年。新任总督弗雷德里克·韦尔德听说了前任汉普顿对囚犯的承诺，认为对他进一步的惩罚是不公平的，因此在1871年5月为穆恩戴恩·乔核发了假释证[59]:111–113, 165–166。
1865年至1867年，英国当局围捕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又称芬尼亚兄弟会）的支持者，并将其中62人流放到西澳[60]。1869年，其中的成员约翰·博伊尔·奥莱利乘坐美国捕鲸船“瞪羚号”（Gazelle）越狱，定居美国波士顿[61]。同年晚些时候，许多被监禁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获得赦免，此后西澳监狱中只剩下8名激进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60]。
之后，美国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购买了捕鲸船“卡特帕号”（Catalpa），该船于1875年4月29日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启航，执行一项秘密救援任务。在与当地芬尼亚兄弟会特工的协调下，越狱行动安排在1876年4月17日进行，届时大多数囚犯都会观看皇家珀斯游艇俱乐部的帆船赛。卡特帕号在罗金厄姆附近的国际水域抛锚，并派出一艘捕鲸船前往岸边。上午8点30分，六名在监狱围墙外劳动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乘马车潜逃，马车向南疾驰50公里，到达捕鲸船等候的地方，随后他们搭上了捕鲸船[60]。
第二天，捕鲸船设法与“卡达帕号”会合，随后“卡达帕号”驶向大海。他们被殖民地总督征用的蒸汽船“乔治特号”（Georgette）追赶。虽然乔治特号在4月19日追上了捕鲸船，但“卡达帕号”的船长声称他们当时处于公海，袭击“卡达帕号”将被视为向美国宣战。乔治特号不愿引发外交纠纷，于是默许“卡达帕号”逃走[60]。
1989年，绰号“明信片大盗”（Postcard Bandit）的布伦登·阿博特从弗里曼特尔监狱越狱。他因在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珀斯贝尔蒙特分行实施“澳大利亚首例‘突击’式银行抢劫案”被判处12年监禁。在监狱的裁缝工寮工作期间，他缝制了与狱警制服相似的工作服。阿博特和两名同伙趁着工坊无人看管的机会，穿着这套工作服越狱。他们砍断了一根横杆，爬上了屋顶。一名同伙摔断了腿，但阿博特和另一名同伙设法跳上了墙，最终逃脱[62]。
阿博特直到1995年才被捕，脱逃期间，他在澳大利亚各地犯下多起抢劫案[63]。两年后，他又从昆士兰州的一所监狱越狱并返回西澳大利亚[62]，据称，他在是次脱逃期间抢劫了联邦银行的米拉布卡分行[64]。越狱六个月后，阿博特在达尔文再次被捕[62]，并被送往昆士兰州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服刑二十年[64]。
弗里曼特尔监狱自开设以来，曾发生多次囚犯暴动和其他暴动事件[65]。最早的一次发生在1854年[66]，而1968年和1988年发生的两次重大暴动则导致监狱受损[32][67]:28。
1968年6月4日发生了一场暴乱，主因是狱方在前一天晚上向囚犯提供了受污染的食物。其他促成暴动的因素包括监狱卫生设施和个人清洁设施简陋不堪、1964年更严格《假释法》的出台以及监狱过度拥挤问题。下午1点，下班铃声响起时，囚犯们便开始反抗；他们拒绝回去工作，聚集在操场上。典狱长索普与两支囚犯代表团进行了谈判。除了改善伙食外，他们还要求设立单人牢房并解雇指定的狱警[32]。
大约三个小时后，谈判破裂，狱方扣留了囚犯当晚的晚餐。这导致囚犯暴动，砸坏了家具；骚乱导致了三名狱警、三名囚犯和一名警探受伤。下午5点，政府增派的警察和狱警赶到，但他们花了七个小时才制服囚犯，参与暴动的最后一批囚犯在午夜后则被锁在牢房里。监狱因此损失了约200至300澳元。为了缓解监狱过度拥挤并减少囚犯骚乱，约60名未参与暴动的囚犯被移监至奥尔巴尼、杰拉尔顿、卡内特和巴顿磨坊的外役监。然而，如果没有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的资助，其他改善措施就无法进行，因为当时的州政府并不认为监狱改革是优先事项[32]。
1988年1月4日，尽管珀斯当日的气温高达42摄氏度[68]，狱警仍决定下午让囚犯待在户外操场上。下午4点左右，当第三监区的囚犯被放回监舍时，一个声音喊道“我们抓住他们（狱警）”[14]:59，同时，一些囚犯向狱警泼了开水[68]:5。一群囚犯冲进牢房，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简易武器攻击狱警[14]:59。这导致一片混乱；囚犯们沿着楼梯平台冲过来，制服狱警并将他们劫持为人质，与此同时，其他囚犯在牢房之间穿梭，放火焚烧。囚犯们撤退到操场，劫持了六名人质[69]。囚犯纵火后，火焰迅速吞噬了整栋建筑，蔓延到椽子，导致屋顶坍塌[14]:59–60。
警方谈判人员与发起暴动的囚犯头目进行了沟通[30]:20，到夜幕降临时，囚犯也释放了一名人质[14]:60。同时，消防队难以控制主牢房的火势，因为监狱大门太窄，消防车无法通过，囚犯们也向消防队投掷杂物，阻碍了消防队的灭火工作[30]:20。囚犯头目也对狱方提出了三项要求：与西澳司法部长乔·贝林森会面、允许媒体采访以及保证事后不予报复。第二天早上，经过19个小时的对峙，所有的人质获释，但狱方只满足了第三项要求。然而，囚犯们在骚乱期间有机会与媒体沟通，因为骚乱是一场现场媒体直播，电视台直升机从上空拍摄[30]:20。
虽然没有人员死亡，但大火造成了180万澳元的损失，另有警员因此受伤[68]:6[70]。骚乱发生后，弗里曼特尔监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调查记者发现，监狱当局此前曾收到此类事件风险的警告。西澳政府迅速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并在六周内完成报告[30]:20–22。此外，西澳法院还对33名发起骚乱的囚犯进行了审判，这是该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审判，这些囚犯的刑期也因此被延长[14]:61。
保护与开发
弗里曼特尔监狱于1992年1月10日被列入西澳大利亚州历史遗迹临时名录，并于1995年6月30日被永久列入[21]。它被誉为澳大利亚保存最完好的囚犯建造监狱，并于2005年成为西澳大利亚州第一座被列入澳大利亚国家遗产名录的建筑。澳大利亚联邦遗产部长、参议员伊恩·坎贝尔表示，它将与其他10处监狱旧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71]。五年后，这些地点于2010年以澳大利亚监狱遗址之名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72]。
在监狱群申请世界遗产名录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着重于对监狱囚犯时期的历史解读和保护工作。这是以牺牲其近代历史为代价的，包括二战期间用作拘留中心，以及监禁原住民囚犯的历程。这种优先考虑从监狱关闭前的首批保护计划中可见一斑，体现在将游客体验打造成“弗里曼特尔监狱——囚犯关押地”的品牌，以及透过修复——虽然这些修复对于防止破坏和衰败是必要的，但却忽略了该遗址的近代历史[73]。
自1990年代以来，弗里曼特尔监狱的各个部分都进行了修复；1996年至1999年间，当局共花费80万澳元，以修复圣公会教堂的正面[74][75]。2005年，监狱门楼区域进行了修复工作。非原始的粉刷被移除，原始的石雕得以显露[13]。 2005至2006年期间，隧道工程也完工[23]。主牢房区在2006年至2007年进行了为期18个月、耗资190万澳元的修复工程[76]。绞刑架室亦于2013年恢复到1964年最后一次处决时的状态[77]。
弗里曼特尔监狱在转型为旅游景点后开始接待澳大利亚国内外游客，其中不乏在曾在该监狱服刑的囚犯、前狱警及其后代[41]:205。 从2001年至2010年度，游客人数逐年增加，从近10.5万人增加至近18万人[41]:210–211。截至2018年，该监狱自2006年以来每年都荣获、入围或获得旅游或遗产奖项的表彰[f]。虽然旅游体验以真实性和遗产价值为基础，但监狱内的一些细节被隐藏或淡化，例如监狱纹身、骚乱以及描绘复仇、性或暴力的涂鸦等[41]:211。
景点包括导览游、设有可搜寻囚犯数据库的游客中心、美术馆、咖啡馆、礼品店商店[41]:206–208和旅游住宿区[43][89]。监狱定期为学童举办教育活动，并组织展览会、重演历史事件。监狱里还会举办主题派对和晚宴等活动，并以历史事件重演作为娱乐活动[41]:206–208。监狱之旅展示了监狱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讲述了成功和未遂的越狱事件。部分隧道可供进入，夜间游览则着重于这座监狱闹鬼的名声[41]:206–207[g]。
弗里曼特尔监狱收藏了约15,000件与监狱遗址、历史或监狱工作人员和囚犯经历相关的文物[92]。监狱也致力于保存口述历史，并将相关访谈记录保存在监狱展馆内，录音则存档于J.S.巴蒂图书馆口述历史馆藏。自1989年以来，监狱就开始记录这些回忆，包括监狱当局、工作人员、志工访客和囚犯的经历[93]。弗里曼特尔监狱的口述记录和考古资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21][h]。
监狱画廊展示并出售西澳大利亚州在押及刑满释放的前囚犯的艺术品。此外，监狱画廊也举办其他与监狱历史相关的展览，包括历史文物[95]。监狱的许多牢房和区域都描绘了囚犯的艺术作品[14]:29，包括19世纪伪造罪罪犯詹姆斯·沃尔什的作品，他的作品几十年来一直被粉刷一新[42]:50。在监狱建立初期，狱方禁止在墙上绘画[42]:50，尽管涂鸦被视为破坏行为，但在监狱运作期间都存在[96]:106–107。这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会放宽[97]——包括从1976年开始，重刑犯会在自己的牢房里创作艺术作品，但涂鸦仍被禁止[96]:107。直到20世纪80年代，狱方才正式允许艺术或艺术疗法[42]:50；涂鸦行为从未被正式允许，但在监狱运作的最后六个月内，随着关闭在即，这条规定不再强制执行[96]:107。
一位更当代的监狱艺术家是丹尼斯·诺兹沃西（Dennis Nozworthy），他在该监狱服刑了22年，并声称自己于1982年在死囚牢房中发现了艺术作品。他的部分作品目前收藏于科廷大学、珀斯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以及西澳政府司法部[98]。其他牢房里还收藏着原住民艺术作品，其中包括瓦尔马贾里族艺术家吉米·派克的作品，他在弗里曼特尔监狱服刑期间开始绘画创作，师从史蒂夫·卡利（Steve Culley）和大卫·罗斯（David Wroth）[99]。
参考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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