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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昀
台灣學者、教育家(1901-198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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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为张晓峰的其他人物，请见“张晓峰”。张其昀（1901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鄞县人，中国史学家、地学家及教育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国国民党秘书长、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等要职，亦为中国文化大学、台北市私立华冈艺术学校之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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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19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毕业，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于史地部，与缪凤林、陈训慈、范希曾、张廷休等人同学。当时的南高声誉蜚腾，公认为中国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师从哲学家刘伯明、史学家柳诒徵、地学家竺可桢等人。1923年毕业时，正好是南高改制易名东大，出于对南高的挚爱，坚持领取了南高最后一届毕业生文凭。
张其昀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间编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成为当时全国的通用教材，对中学教育发挥了很好的提升作用。1927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为中国人文地理学之开山大师。1935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是从未出国留学的当选评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
国共内战时，国民政府因东南战事不利，出现了西撤西北或西南的提议，张其昀等则以“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它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解放军的乘胜追击”、“把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本殖民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在军事上，台岛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台岛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50年，回到祖国怀抱后，会对中央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尤其是台岛受‘红色污染’不多，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形，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政府极易镇压不稳定因素以稳定社会”等优势提出东撤论，蒋介石因此逐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往台湾[1]。
1949年，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又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
1985年8月26日因心肺功能衰竭于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9月15日遗体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祭礼后火化，暂奉于阳明山山腰永明寺永明楼。11月3日，灵骨正式奉安于中国文化大学境内“晓园”。[2]1996年1月7日，张其昀夫人龚柏英辞世后与先夫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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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略
身为学者，张其昀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在自然地理学方面也有贡献。方志学领域，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并曾本着“恢复旧时书院之精神，提倡自由讲学之风气”，创办中国人地学会，出版《方志月刊》。
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1932年，张其昀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担任《科学的中国》总编辑[3]。张其昀亦曾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为《科学》杂志撰稿[4]。
张其昀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的学者。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在台复校和新学校、学系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着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也促进了台湾地理学的发展。期间将当时南海学园规模大幅扩张成为“南海五馆”，亦即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教育资料馆、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等，并于1955年在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成立了地理学系（今地理环境资源学系）。
1958年7月，陈诚组阁，由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当时殷海光即于《自由中国》十九卷发表〈对梅部长的低调希望〉，称“其中最得人心的决定，是把前任教育部长换掉了。前任教育部长之换掉，教育学术界凡属稍明事理的人士，无不额手称庆，无不稍微松了一口气，无不对自由中国教育的前途寄予一点新希望。”殷海光更在文中批评“前任教育部长”的四大作风为“个人创霸”（利用职权的便利和公家的金钱创办一些品质低劣的刊物，雇用小喽啰来自我歌颂）、“好大喜功”（树立机构如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艺术馆等，只有形式而无内容）、“政教不分”（对“党化教育”雷厉风行，在学校灌输青年部族思想）、公私不分（毫无国家体制、法令，将原有编制七十人的教育部扩充为三百人，把大笔教育经费拨给他私人所主持的出版机构订购书刊）。认为撤换教育部长是“教育界的克星已去”。[5]:1065-1078
其后张其昀于1961年前后在国防研究院的主持下以关内本《清史稿》为蓝本监修《清史》，并于1962年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另在献堂馆成立国立音乐研究所。
张其昀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之长、影响之远，令人感念。张其昀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于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在台湾，张其昀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创办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执教的文史学者便有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璁、陈立夫、高明、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人；张其昀设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
张其昀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
- 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 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
- 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
- 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
- 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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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昀提倡华学。他认为，以“汉学”称中国学，造成中国学和与宋学等并称之汉学的混淆，且西方学者以“汉学”称中国学，将汉族之学等同中国学（英语：Sinology），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外，无以含括全部中国之学。满、蒙、藏等中国各族群和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上有着最密切的交融关系，这些研究也共同构成了中国学。华学不仅是汉学，不仅研究汉族之学，也研究中国少数族群之学。
张其昀创立全神教。他认为，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尊重世界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相通的良好精神，另一方面，摒弃造成纷争的各种“人格神”教及一神教的弊端，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的“多神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神教，可以和谐共容兼包并蓄，“道并行而不悖”。“全神教”之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先贤圣哲以来人类共通的良好精神，培养宗教情操，即为“圣教育”。“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认为教育之最高境界为“圣教育”。全神教之所谓“宗教”，实指信仰、教化。
著作
- 《中国地理学研究》
- 《中国区域志》
- 《中华民国史纲》
- 主编书籍
- 《金史》
- 《元史》
- 《清史》
- 《国父全书》
- 《抗日战史》
- 人文地理学著作
- 《初级中学人文地理编辑例言》
- 《江浙两省人文地理之比较》
- 《人生地理学之态度与方法》
- 《人生地理学》
- 《中国人地关系概论》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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