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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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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史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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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丛书》(せんしそうしょ)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的前身)于昭和41年(1966年)至昭和55年(1980年)间编纂,朝云新闻社出版的二次世界大战官方战史。由陆军69卷、海军32卷、共通年表1卷所构成,全102卷,另附录图、表类。

事实速览 战史丛书, 原名 ...

刊行之初一时称为《太平洋战争战史丛书》或是《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其后单纯简称《战史丛书》,日本则俗称为《公刊战史》,各册附录标题为《太平洋(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1]

概要

前史

太平洋战争败战后,币原喜重郎内阁基于终战联络会议与昭和天皇要求调查战争原因、编纂战史的意见,昭和20年(1945年)10月30日通过“败战之原因及其实相调查之件”阁议决定,同年11月24日内阁设置“大东亚战争调查会”(后改称战争调查会),但是战争调查会在对日委员会中遭到苏联英国的强烈反对,经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的解散劝告,而于昭和21年(1946年)9月废止[2]

另一方面,陆军省于昭和20年11月9日在军务局下设置史实部,着手太平洋战争的战史调查。同年11月30日陆、海军省废止,分别改为第一(陆军)、第二(海军)复员省。第一复员省下设史实部、第二复员省下设史实调查部,进行太平洋战争史之调查研究,前者由宫崎周一郎原陆军中将、后者则由富冈定俊原海军少将分别担任主管。然而在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命令下,禁止日本独自的战史研究,依GHQ的G-2备忘录,复员省负责协助美国对日战史的调查研究[2]

昭和21年6月改编后的复员厅第一及第二复员局,分设史实调查部(陆军)与资料整理部(海军),前者以服部卓四郎原陆军大佐为首,后者以上原义雄原海军大佐为首,并甄选适任之原陆海军军人登用。主要业务是关于太平洋战争作战战斗的史料收集‧整理,并提供美方。之后,昭和22年(1947年)10月第一复员局、昭和22年(1948年)1月第二复员局相继编入厚生省,同年5月31日厚生省设置引扬援护厅,陆军的史实调查部改称“引扬援护厅复员局资料整理部”(后称资料整理课)、海军的资料整理部改称“引扬援护厅第二复员局残务处理部资料课”。后来战史室所收藏的史料,有不少就是此时期所收集,且收集史料也并未全部提供GH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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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室之成立

昭和25年(1950年)8月警察预备队成立,昭和27年(1952年)占领结束以降,战史研究的必要性再次受重视,保安厅内也认为有成立战史机关的需要。昭和29年(1954年)6月10日,西浦进原陆军大佐、寺崎隆治原海军大佐以调查员(非常勤)身份配属保安研究所,为设立战史调查研究机关作准备[4]

昭和30年(1955年)6月7日,防卫厅厅议通过“关于战史资料之调查研究”,并决定设置战史委员会。同年7月6日战史委员会成立,8月22日召开之第一次战史委员会,决议实施史料搜集‧整理,及并行战史之编纂和战训之抽取。10月22日厚生省引扬援护局整理第一课资料整理班解体,业务移管至防卫厅战史室,旧陆军相关的史实调查室系统搜集之史料与要员也随之移管。但旧海军相关的资料整理部所属史料,则移交至史料调查会(会长‧富冈定俊原海军少将),并未统一由战史室管理‧保存[4]

陆海军出身者对于史料保存与修史态度的冲突,在于初代战史室室长西浦进,战前历任陆军大臣秘书官、陆军省军事课长,是东条英机的心腹,当时内局与海军出身者间有不少批判意见。同时海军出身者对于由陆上幕僚监部与陆军出身者系统所推动的战史室设置,也有抵抗感。相较于陆军出身者很早就进行史料整理,以编纂战史为主要目的,海军出身者则因海军败战时曾大规模销毁史料,相关文献明显不足,主张以搜罗史料为优先。因此战史室从成立之初,就已经埋下陆海军出身编纂官对立的背景,并影响深远[5]

昭和30年10月20日,战史室于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旧陆军经理学校剑道场迹)成立(初代室长‧西浦进)。昭和30年度战史室的定员为事务官等17人、自卫官11人,合计28人;实际员额为事务官15人、自卫官7人,合计22人。陆军出身者以编纂战史、海军出身者以战史史料搜集为主,各自挑选人选。10月25日召开之第二次战史委员会,决议昭和31年度(1956年)起战史室由防卫研究所管理,原因是陆海空综合性的战史研究机构,由陆上自卫队所辖显得不自然,而由长官直属又嫌规模过小。当时对于战史研究机构,有英美式三军个别进行,与西德的统一机构两种构想,最终决定采用后者[5]

陆海军出身编纂官的对立

战史委员会对战史室组织最初的构想,拟成立管理班、总合班、陆上班、海上班、航空班共五个班体制,但因人材不足而取消总合班。因此组织上是由陆、海、空个别编纂战史,相对于陆上班重视作战史与战争指导史的编纂,海上班则认为战争指导史的编纂中,陆海方可能有意见出入,也希望其他部会的人能参与,而不无龃龉[5]

12月15日举行的第三次战史委员会中,策定第一次长期计划(昭和40年(1965年)为止的10年间),并决定战史室的主要业务为关于太平洋战争之(1)战史史料之收集‧整理、(2)战史编纂、(3)战训之抽出。而战史编纂则分为大本营战史(大本营之作战指导及政战两略的调整)、一般战史(各方面之作战战斗)、特殊战史(日本本土防卫上关系密切的项目,包括登陆‧反登陆作战史、反空降作战史、海上护卫作战史、反潜反机雷作战史、本土防空作战史)等三大类[6]

昭和37年(1962年)4月24日,相隔七年后举行的第五次战史委员会,除研拟昭和41年(1966年)以降的战史编纂计划外,并将战史刊行首次列入议题。同年9月25日的第六次委员会,决定战史刊行列入第二次长期计划中继续审议,以后战史委员会就未再召开[6]

基于战史委员会的决议,战史室于昭和37年12月23日实施讨论战史刊行的特别研究会,决定开始检讨以刊行战史为前提的第二次长期计划。但是海上班以基础史料收集并不充分为由,认为刊行时期尚早,因此决定由陆军关连的战史先行刊行[6]

取代战史委员会的战史恳谈会,昭和39年(1964年)2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但是战史刊行的检讨过程中,基于战前以来陆海军对立的纠葛,依然遭到海上班的强烈反对。航空班基于提供航空自卫队教育研究资料的立场,倾向陆海军航空战史统一编辑,但海上班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日本没有空军,且航空是海军战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经讨论后,陆军航空战史从地上战史中分离[7]

关于战争指导史的刊行,本来由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任职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十班(战争指导)的原陆军中佐原四郎执笔。原战史编纂官利用败战时第二十班秘密保存,免于焚毁与GHQ接收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御前会议资料、重要机密文书、公文档案、日记及近卫家的阳明文库为根据,详加考证,于昭和39年完成《大东亚战争指导史》。然而刊行前进行审查时,海军出身的战史编纂官指出其中40处问题,与陆军出身的战史编纂官间发生激烈争议[8];主要是陆军笔下的战争指导史,显示海军积极主张开战的一面,有违战后以来世间流传“陆军主战,海军避战”形象。因此昭和40年8月18日举行的第三回战史恳谈会,除修正第一次长期计划及讨论战史刊行的具体问题点外,决定暂时保留战争指导史之刊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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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丛书之刊行

昭和40年9月8日的参事官会议,承认第三回战史恳谈会的审议结果,确定昭和41年(1966年)至昭和50年(1975年)年度末间刊行战史91卷的第二次长期计划。同年11月18日,基于参事官会议决定,防卫事务次官对防卫研修所长通达“关于太平洋战争战史之编纂及刊行”。91卷的内容为大本营战史31卷、陆军战史31卷、海军战史20卷、陆军航空战史9卷,陆:海:空卷数比为3:2:1。大本营战史扣除先行保留的战争指导史外,分为陆军部作战指导史10卷、海军部作战指导史6卷、陆军航空作战指导史2卷、陆军军政史4卷、陆军航空战备史4卷。大东亚战史因由陆14卷、海11卷、空6卷构成,加上个别战域一般战史后,原预定为陆45卷、海31卷、空15卷,但实际完成时海、空各减2卷,陆则增加4卷,变成陆49卷、海29卷、空13卷,陆海军别则是陆62卷、海29卷,主要是追加《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之故[9]

其后,战争指导史经协议结果,决定恢复刊行,原《大东亚战争指导史》更名《大本营陆军部开战经纬》,海军方面另撰《大本营海军部开战经纬》,结果原本91卷的战史追加5卷《陆军开战经纬》后成为96卷,于昭和48年(1973年)2月26日的事务次官通达明示。《陆军开战经纬》刊行前,原执笔者虽然反应海军方面部分意见,修正若干内容笔误与用词,但整体行文与基本态度依然不能充分表达海军方面的立场,因此海军出身者决定委由调查员内田一臣前海自幕僚长(原海军少佐)执笔《海军开战经纬》,并获得末国正雄(原海军大佐)、中村悌次(原海军大尉、前海自幕僚长)的指导与支援,历时6年,至昭和54年(1979年)完成[10]

而战史室再检讨的结果,认为全96卷的战史仍未充分,计划追加关于军备与日本本土防卫的特殊战史共16卷,但昭和50年4月22日的事务次官通达决定追加6卷。新增6卷分别是《大本营海军部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2卷、《陆军军战备》、《陆军航空作战基盘之建设运用》、《潜水舰史》、《陆海军年表》,合计102卷,于昭和55年(1980年)刊行告一段落[10]

平成15年(2003年)8月,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有鉴于《战史丛书》完成后各方新公开的史料(主要是苏联解体后揭露的二战档案)日增,宣布将以此为基础进行全面增补改订,以平成27年(2015年)年度开始出版为目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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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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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战史丛书》修纂期间,参与的编纂官、调查官总数逾100人以上,几乎都是参与大战的军人,面谈的当事者超过15000人次,搜罗史料超过20万件,修史时间长达25年,同时执笔上尽力排除意识型态,以求作为客观公正战训之依据[11]。因此以研究者的观点,作为有一定水准的信史殆无疑义[12]

然而批判的意见也不少,除了开始修史的时间离战争结束已经10年,部分史事记忆已经模糊或当事人身故而难以稽核;陆海军出身编纂官的对立始终存在,以至于部分记述不得不采两论并记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之外。由于当时海外史料与著述未尽公开流通,以致误认甚至缺漏的细节不少;同时详于前线的作战战斗,而于整体宏观性的战略分析则难免有未尽充分之处[12]

流通和翻译

目前,本丛书于日本国会图书馆、防卫研究所史料阅览室、大学图书馆,日本各都府道县及政令指定都市的图书馆总馆,以及靖国神社靖国偕行文库室等处保存并阅览,而坊间的旧书店与拍卖网站等也有部分零卷流通可以入手。

此外,本丛书并曾分赠中、美、英、法、韩等国之军方战史研究单位,以交换对方的官方二战战史。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基于当时参谋总长郝柏村“编纂抗战战史应参考日方资料”之指示,曾选录本丛书中关于抗战相关部分43卷,翻译为《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于民国77年(1988年)至81年(1992年)间出版,共约2100万言[13]

中国天津市政协曾将《战史丛书》中《北支治安战》(北支の治安戦)进行翻译,命名为《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内容有删节。[14]2015年,樊友平、朱佳卿翻译的完整版《华北治安战》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版本为译者自费出版,印刷数量较少,仅保留了原作的文字部分,所有照片和地图一律删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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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脚注

外部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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