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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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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的主题是新加坡华人圈中使用的汉语官话。关于一种以新加坡华语为基础的混合语，请见“新加坡式华语”。新加坡华语或华文、中文、 官/普通话，是指新加坡人圈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含有当地特色的现代标准汉语变体。是除了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外的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
新加坡华语可以分成两种形态：新加坡标准华语和新加坡式华语。这两种对于精通中文的人士很容易辨别。新加坡标准华语主要是使用于较为正式的场合，可以在新加坡华语传媒听到，也是新加坡学校里所教授的一般语言形式。新加坡式华语则是一般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口语化华语，这种汉英混合式的非正式口语通常加杂了大量的英语、其他闽粤方言和马来语词汇句子。
基于早期华人先辈下南洋的共同文化和经历，口语化的新加坡华语有不少地方与马来西亚华语相似，但因腔调上有些不同，某些新加坡人将带有马来西亚口音的华语腔调称为“联邦腔”。而两者合称为“新马华语”。
新加坡华语是自1979年讲华语运动之后才在新加坡华人圈中广泛的使用开来。一般而言，新加坡的华语是继英语之后在新加坡第二广泛使用的语言。由于在新加坡使用甚广，华语已取代新加坡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2]。随着中国大陆21世纪的经济崛起，华语在新加坡的使用和重要程度有显著上升的趋势[3]。2000年至2010年，通晓两种（英语和华语）语言或以上的新加坡人从五成增加至七成[4]。
随着近几年中国移民大量的涌入新加坡[5]，新加坡华语已逐渐向中国大陆的普通话靠拢[6]。现今的新加坡华语仍在自己基础环境下继续发展，其主要影响来自普通话、中华民国国语及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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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更迭
在1960年代中叶以前，“华语”是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对各种汉语方言的统称，例如新加坡报章会把港产片（粤语）、厦语片（闽南语）、国语片（北京官话）一概称为“华语电影”；然而1960年代中叶后，新加坡开始把“华语”专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现代标准汉语，粤语和闽南语被排除出“华语”之列。新加坡华语和马来西亚华语的称呼沿袭了此一经过重新定义的“华语”。[7]
概况
新加坡标准华语主要是以北京官话作为基准。新加坡电视台和电台的新闻播报员在使用华语播报新闻时，除了语音与台湾国语相似外，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同普通话无甚差别，少许差异主要在词汇方面。
在普通的口语沟通方面，当地华语受到当地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跟普通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基于早期华人先辈下南洋的共同文化和经历，口语化的新加坡式华语普遍上与马来西亚华语最为接近，也可互通。
新国华语保留了文言文及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的一些词汇和特色。由于早期的新加坡华校大多采用中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华语发音一律根据《国音字典》和《国音常用字汇》，因此在发音方面仍保留了一些旧读音。此外，当地华语在发展之初也受其他新加坡汉语方言的影响，如闽南语、粤语、客语等。
从1949到1979年，由于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的接触，普通话并未对当地华语产生影响。相反，新加坡大部分的中文娱乐节目及文学读物主要来自台湾，因此当地华语受到了台湾华语一定的影响。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新加坡与中国大陆接触日趋频繁，当地华语渐受普通话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采用汉语拼音、从繁体字转为改用简体字等，普通话里的许多词汇也逐渐流入新加坡华语。
历史
史料说明，新加坡1819年在莱佛士开埠本地前，已有华人居住。新加坡由莱佛士开埠、大量马来亚土生华人商贾及欧洲商人来到，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契约劳工（猪仔）的买卖，也常称为苦力(coolie)。
由于清朝时期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有海禁条例，人民不可自由出入。因此契约华工都是经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门到海外，或由猪仔贩商到中国收买地方官员放人出洋。以此推测，在19世纪初期，要有大量华工出洋的情况并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才形成大规模华工出洋的情况。1860年中英、中法与中国满清政府签下的《北京条约》，买卖人口合法化，华工出洋一时达到高潮。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客”sinkeh（闽南语读音）[注 1]。“新客”有一大部分是契约劳工，包括扛包头的苦力、轮船的烧炭工、在街上待聘的杂工等。有些则是因为中国家乡贫穷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南下南洋。而其他则是为了逃离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各种的战乱而来到了新加坡。 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南部沿海地带如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心系“唐山”（中国的别称），认为自己是华侨。
在这些新客当中，其中以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及海南人最多。福建、广府、客家各自拥有不同的方言，而且有不同称谓，分为泉漳话（闽南语泉漳片）、潮州话（闽南语潮汕片）、 粤语、客家语、海南话（沿海闽语－琼雷话－海南话）等。由于各自的语言彼此不相通，形成各族成立的会馆。但采用北京话（官话）作为华人通用语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确立北京话为国语，而抗日战争令福建、广东、客家之间的间隔逐渐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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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当地华人社会的早期私塾多以各自籍贯方言为教学用语。新加坡第一所学习“国语”(即中华民国国语、华语）的讲习班于1898年出现，但方言学校仍维持到1909年[8]。1919年五四运动后，由于受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当地私塾纷纷跟随中国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开始把教学语言由方言改为“国语”（即中华民国国语、华语），这是该国华语形成的开始。
然而，当时并没有标准语口语为基础，加上早期的新加坡华文老师大多源自于中国南方，带有浓厚的南方方言腔。因此，该国的华语的发音受到了中国南方方言腔的影响，例如没有儿化、缺少轻声、句子里也没有轻重音等等。
1919年，中国一些学者出版《国音字典》，这是较早的国语辞书之一。不过字典实际是中国北方音和南方韵相混合的产物，例如其中就包含有入声字。直到1932年，才有第一本真正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国语字典《国音常用字汇》问世。此后，三四十年代，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新移民（新客）进一步扩大了国语学校的范围；“国语”也逐渐改称“华语”。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新加坡的中文娱乐节目及文学读物主要来自台湾或香港，因此华语受到了台湾中华民国国语一定的影响。 1980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遂采用了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从用繁体字转为改用简化字等。自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开始研究华语的标准化，并且参考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案例研究。
1990年后，随着新中交流频繁，大批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开始涌入新加坡，许多的普通话词汇也开始流入新加坡的中文当中。现今的新加坡传媒播放着大量来自的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娱乐节目，影响着新加坡的华语环境，致使新加坡继续受到来自台湾中华民国国语文，香港粤语词汇和中国大陆普通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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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新国的华语和现代标准汉语的最大差异主要是在词汇方面。由于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从1949至1979年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接触，新加坡必须根据自己当地的社会环境来发展华语文。除了考虑到新加坡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新加坡也从中华民国国语文或其他新加坡当地的各种汉语方言里吸收许多的词汇。 这就逐渐形成了新加坡特属的华语词汇。根据汪惠迪所编写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拥有1560个本地独特的华语词汇，而这些词汇都不曾在中国大陆或台湾使用过。[9]
自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标准华语已越来越倾向现代标准汉语。因此，新加坡标准华语和现代标准汉语在词汇方面的相似度已达90%[10]。
以下的例子显示了新加坡，中国大陆， 台湾和香港所使用的不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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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有许多跟当地生活有关系的地区词汇，其根源是来自汉语方言对于马来语词汇的音译。例如，“甘榜”、“巴刹”等都源自新加坡福建话对于马来语词汇的音译。
汪惠迪编著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就收了不少新加坡的社区词，“大”字下所收的社区词有“大宝森节”、“大伯公”、“大彩”、“大彩万字票”、“大草场”、“大耳窿”、“大马”、“大牌”、“大坡”、“大日子”、“大学先修班”、“大字报”等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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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语的日常生活用词仍采用许多台湾华语词汇。
由于新加坡和香港都曾为英国殖民地，且均通粤语，居民和经贸往来密切，所以也有些词汇是从香港而来。
新加坡和其他华语地区如中国大陆或台湾所用的一些词汇虽然表达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意思。近年随着各华语区之间的交流频繁，同实异名的地区性华语词汇逐渐趋同；并且由于华文书写上表意的特点，也使得各华语地区间能够一定程度上理解或意会不同地区的非翻译类词汇；而因各地接触不同外文事物，采取不同翻译方式翻译来的音译词，则往往成为某一华语地区的特色词汇、并且只有该地区的华语人口才能理解。此外，各华语区词汇明显体现了各地华语社区历史、政治、文化发展的历程，使得新加坡华语词汇非常具有特色，例如：新加坡的词汇“乐龄”显然比中国大陆的“老龄”更文雅；而新加坡的词汇“客工”相比台湾的词汇“外劳”更具人道精神。
在新国华语和普通话中，有些词汇看起来是一样的（“同名”），但却有着不同的意思及用法（“异实”）。
有许多新国华语的词汇源自于其他汉语方言如泉漳话、潮州话、粤语等。这些方言也影响了当地华语当中的语音。
有些新加坡华语词汇来源于英语，是依照“英语——粤语或客家话汉字发音——新加坡华语词汇”这样的发展顺序音译过来的。这些词语出现在当地华语文章里。
语法
新国华语的书面语法基本上跟现代标准汉语的语法是相同的。但在口语表达方面，新加坡的华语语法和现代标准汉语的语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了各种汉语方言、文言文及英语的影响。有些新加坡的华语文章更表现出当地的语法特征。
在星国华语的口语当中，有许多人使用“字”这个词语来代表“五分钟”。“钟头”这个词语则代替了“小时”这个词。
例如：
- 一个字 = 五分钟
- 两个字 = 十分钟
- 三个字 = 十五分钟
- 九个字 = 四十五分钟
7:45pm 通常被说成“七点九个字”或 “七点九”（标准华语：“七点四十五分”）。“字”的用法来源于文言文、闽南语或粤语。在中国古代计时方法当中，“小时”是以“时辰”（两个小时）做为一个单位。“分钟”则是由“刻”（十五分钟）为单位。 一“刻”则分成三个“字”（等于五分钟）。
在谈到日子的时候，新国华语的口语则惯以“拜”这个词来取代“星期”这个词语，例如“拜一”是指“星期一”。“星期天”则叫“礼拜天”或“礼拜”。“一个星期”则通常叫做“一个礼拜”。
“拜”的实用来源于闽南语。“礼拜”则来源于基督教徒对于一个星期里日子的定义。
在数量大的号码当中，与其说“一万”，新国华语口语则惯用“十千”。“十万”则通常在当地华语当中被说成“百千”。这是受到了西方数字系统的影响（即Ten Thousand, Hundred Thousand等等）。
因受到粤语语法的影响，新加坡人说华语时有把“先”字置于后面的习惯。
以上是典型的新加坡“先”作副词的用法，在邻近的马来西亚华语也有类似的用法。而在粤语中，时间副词“先”必须置于动词之后，故而港澳等地以粤语为母语者也经常将这一结构用于普通话中。
新国华语惯用“而已”一词，相对应于普通话的“罢了”。这是受到了文言文的影响。 例如：这样子而已啊！
在中国大陆，这种用法有时也会出现，但是通常“罢了”更常用。
在中国普通话里，“再”作副词是用来表示动作的先后顺序（前半段动作在先，后半段动作在后）而使用的。 新国华语则通常使用“才”而较少用“再”。
例如：
- “关税申报单刚巧用完了，打算在飞机上领了才填写。”[14]
- “现在不要说，等他吃饱了才说。”
在新加坡华语的口语当中，“啊”（通常念成“aⁿ”，带有鼻音）代表“是的”的意思。标准汉语则通常使用“是”、“好”，亦有些近似“哦”或“噢”。
在新加坡华语的口语当中，当“了”置于动词后，表示动作的结束时，“了”通常念成“liǎo”，例如“吃饭了吗？”。标准汉语通常将“了”念成“le”（轻声）。将“了”念成“liǎo”主要是源自于闽南语对于“了”（liáu）的读法，例如“食饭了”（闽南语读音：tsia̍h pn̄g liáu, 亦“吃饭后”）。
在现代标准汉语里，为了将“兴趣”、“营养”、“礼貌”这些带有感官性、表达性的名词与主语联系起来，可以在这些名词之前加个“有”字，构成“主——系——表”结构。
例如：
- “很有兴趣”
- “很有营养”
- “很有礼貌”
但是，在新国华语文章当中，常不用“有”字，而是直接“名词作形容词”用。同类的特殊语法结构，还可参见文言文中的“名词作动词”。
例如：
- “很兴趣”
- “很营养”
- “很礼貌”
在中国普通话当中，“一下”常置于动词之后，用于显示（动词所代表的）动作是短暂的；同类的表述方法也可以通过动词重叠来完成，但是两者不可混合使用。 例如：
但是，在新国华语中，“一下”作副词修饰动词和动词重叠则同时应用以完成对于暂时性的表述。
例如：
- “让我想想一下。”
- “我们讨论讨论一下。”
- “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大陆普通话当中，如非特意强调主谓之间的被动关系，很少使用“被”这个副词；新国华语口语则时常使用“被”修饰一切和主语具有隐含被动关系的动词。这是受到了英语的影响。
例如：
新国华语口语有时会将形容词或动宾结构词组当谓语使用。
例如：
“进步”为“动宾结构”词组，也可整体作形容词意为“先进的、前进的”。动宾结构作谓语时：
有些词语会以重叠字的方式来说，这是受到闽南语的影响.
新加坡华语（尤其是新加坡式华语）所使用的一些量词和标准汉语里的量词有所不同。这是受到闽南语的影响。
语音
新加坡的华语在语音方面基本上跟普通话是一样的，即有四个声调，但儿化及轻声并不存在于当地华语。
当地华语的最初参考的是中国的老国音，以及后来的新国音，然后才是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在发展之初，当地华语受到了南方汉语方言入声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第五声。[15]
这个第五声有以下音韵特征：
- 它是个下降调，调值通常是51，有时则是53。
- 它的持续时间较短，聼起来有种“中断”的感觉。
- 带这个声调都有一个喉塞音的韵尾；这个韵尾有时很明显，有时较模糊。这个塞音韵尾不但截断了声调的持续时间，也使得音节的辅音韵头变为强音，因而近似浊辅音。
但是，经过多年的演变，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已消失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当地华语的语音，已经越来越向现代标准汉语靠拢。
在语音方面，新加坡标准华语跟现代标准汉语有些细微的不同：
新加坡本地华人的华语腔调比较接近中国大陆南部地区的腔调，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地区。然而，自1990年代，新加坡也涌入了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的新移民，也出现了许多普通话腔，或是北方腔。也有许多新加坡华语新闻播报员是源自中国大陆，其腔调也比较类似普通话腔。
卷舌音在新加坡华语省略掉。
ㄖ (r) 变ㄌ (l) 的读音一般是受闽南语，尤其是泉音的"ㄌ (l)"影响，例如“热” 闽南语一般读成lua̍h（泉音）或jua̍h （漳音）。
受其他语言的影响
新加坡福建话（闽南语）是新加坡华人圈中最大的方言。闽南人通常会以闽南语的方式去讲华语。这就导致一种闽南语式的华语出现在新加坡，跟中国普通话在语法、词汇及语音有着明显的差异。
除了闽南语之外，新加坡仍有一部分的人士在家里讲自己祖籍的汉语方言，例如闽语、粤语、客语、琼语。有些人士可能会因为不同祖籍通婚的关系会讲超过两种或更多的汉语方言。在方言母语的影响下，这些人士在讲华语时通常会保有自己方言的口音，文法和词汇。这都跟标准汉语有所区别。
英语是新加坡主要的行政、教育和工商语言（即所谓的“第一语言”）。英语对新加坡华语的影响也不小。例如，有许多政府行政命令都是先以英语颁布，然后才翻译成中文。由英语再翻译成中文有时也会出差错。有些习惯讲新加坡式英语的新加坡华人在讲华语时，会加入新加坡式英语的各种英语或方言词汇，造就了新加坡式华语。虽然有些人在讲华语时并没有方言腔，但思维模式则习惯使用英语，遂以英语的方式和语音腔调去讲华语。由此，新加坡华语也受到来自英语的影响。
书写系统
在新加坡，简体字是官方及报章所使用正式华语文字。虽然新加坡学校一律教授简体字，但是新加坡政府并不阻拦使用繁体字。因此，有许多商店的招牌标语仍然使用繁体字。小贩中心和咖啡店的菜单也通常使用繁体字。
由于没有对繁体字媒体或刊物有所禁止，新加坡仍从台湾或香港进口大量繁体字读物、杂志、流行音乐、电视娱乐媒体节目等。有许多来自港台地区的卡拉OK光碟里面的词都是以繁体字写的。虽然官方的出版是以简体字为主，政府仍允许家长在注册小孩的名字时可以选用繁体字。除此之外，新加坡书法界为保留汉字的优美，也经常使用繁体字。随着网络的兴起，新加坡华人可以在电脑里自由书写简繁两种字体，因此新加坡仍有一些人士使用繁体字。
新加坡早期主要是使用繁体字。自1970年代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之后，则全盘开始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 新加坡曾经经过三轮的汉字简化过程，最终全盘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制订简化字。1969年之前，新加坡仍使用繁体字。从1969至1976年，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简化字。1976年之后全盘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
中文文体和新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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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当地华人社会的早期私塾以各自籍贯方言为教学用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加坡的华校开始陆续采用中华民国的教课书。新加坡的中文文体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基本上仍是采用文言文。后来由于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当地私塾纷纷跟随中国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开始把教学语言由方言改为“国语”（即中华民国国语），并且改采白话文。其他华校也跟随这个趋势一律使用白话文。
新加坡的报业界也见证了文体从文言文转变成白话文的历史。新加坡最早的报纸之一叻报在清朝1890年所出版的报纸仍是使用文言文。到了民国6年（1917年），叻报也依旧使用文言文。但是到了民国14年（1925年）叻报已改成白话文了。接下来之后,所有的报纸都一律采用白话文。
新华文学原属马华文学的一环, 始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1965年马新分家，新加坡独立之后，新加坡华文文学开始独立耕耘，自成“新华文学”(亦即“新加坡华文文学”)。
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反映了新加坡移民社会历史的演变。许多早期从中国南来作家在本地办学校、办报社、在推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919年，《新国民杂志》的创刊是马华文学萌芽的标志。当时侨民思想浓厚，作品多受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发表在报章副刊的作品多数是中国作家作品的剪稿。
1925年，纯文学副刊《南风》、《星光》的出现，把马华文学带入新纪元。纯文学副刊刊登新文学作品，摆脱了当时的副刊依赖剪稿的情况。南洋思想就在这时候萌芽了。 1927年1月创刊的《新国民日报》的《荒岛》更明确地主张要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艺里。 “本土化”的文学作品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描写南洋社会的风土人情。这时候的新华文学的质与量都大大地提升了。
1937年，芦沟桥事件以及中日战争的爆发掀起了反日浪潮。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背负着抗战救亡的使命。这促使刚发展的本地意识受到了挫折，侨民意识又告抬头。 1941年至1945年，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马华文学史一片空白。
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新加坡的人民对自己所捍卫的土地产生了归属感，并迫切渴望自由与民主。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主题趋向反殖民主义。随着文艺思想的革新，1947年至1948年引发了一场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意”之争。争论的结果确定了马来亚意识和马华文艺的走向，力求建立独立自主的马华文学。明确的'本土性'主张也是新马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
1950年代，新马作家以本地的生活为题材，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面貌，并在作品里运用大量的方言俚语，创造出本地特色的作品。本地作家如苗秀、姚紫、赵戎、絮絮等的作品就是新马文学'本土化'的代表作。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马华文学因此分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及新加坡华文文学。
1960至1970年代，华文出版刊物数量激增。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作家成了新华文坛的生力军。他们的创作以道地新加坡人的观点去写新加坡的题材。不但延续了先驱作家们的'本土化'的创作概念，也把华文文学带入另一个层次，为新加坡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拓展了一条道路。
艺文影视
自从新加坡1979年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之后，所有的汉语方言电台和电视节目都被华语节目所取代。[16] 新加坡也开始播放华语流行歌曲。从1980年代中所产生的新谣为本地华语词曲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坡电台也开始有新加坡龙虎榜，发展至今新加坡已成为了东南亚华语流行音乐的重镇之一。也有许多华语流行乐的歌手来自新加坡，例如孙燕姿、林俊杰 、蔡健雅、BY2等等。
目前，新加坡有两个电视台拥有华语新闻的时段。
社会语言学议题
新加坡的人口以华族占绝大多数，可是鉴于这个岛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内复杂的民族结构，华文从来就不是主要的官方行政语文或学校里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不过，虽然华文不是行政语文，可是华语仍然是广大华族的生活语言，是他们之间互相沟通较为方便的语言，因此也是各政党争取选票的“政治语言”。根据观察，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能用华语跟选民直接沟通的候选人，他们获胜的机会比不谙华语者来得高。于是，在竞选期间，候选人无不设法以华语发表演讲，吸引说华语的选民。[17]
新加坡因为在1980年代废除华校制度，将原来的华校改成全英校制度，虽然有“讲华语运动”及强制性要求所有的华族儿童必须学习华语，但新加坡年轻华族人士的华语程度仍然面临下滑的情况。这不仅让政府的华语政策备受批评，也让政府伤透脑筋想办法要改进华文教学。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双语教育即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学生除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还必须修读所属族群的“母语”课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基于国家发展和族群团结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但是，经过40多年的推动后，英语不但已成为本地强势主导工作语言、跨族群语言、“国家语言”，未来还可能取代族群“母语”，成为新加坡学生第一习得语言。
在新加坡的华族社群里，华族学生必须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读十到十二年的华语课程。但相对于英语应用能力，华语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只是单科，教学时间有限，本地学生听说能力还行，“读写能力”却不断弱化。[18]
除此之外，新加坡中学里的华文文学和中华历史课都是选修课程，不是必修课，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开办这类课程。因此，有许多新加坡年轻一代没有读过华文文学和中华历史，中文程度遂而无法提升。
近年来，中国大陆随着综合国力的急升，逐渐从世界的工厂转型为世界的市场，华语也因此跻身成为仅次于英语的全球第二强势语言，越来越多外籍人士都以学习华语作为提升自我竞争力的条件。华语在新加坡的主要功能除了承传华族文化外，也开始显现其经济价值，间接地增加本地学生及工作人士学习华语的兴趣。[19]
新加坡华人原先的母语其实是各种祖籍的汉语方言。从讲华语运动开始，新加坡华人的家庭语言度过一个从“脱方入华”，再到“脱华入英”的转变过程。新加坡华语在80年代被定为“第二语言”，不免让人感觉有贬低之嫌，因此到了9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将“新加坡华语”定为华族的“母语”。这个定义仍持续当中，而政府认为华语做为一种母语是能够达到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新加坡华语精英也接受了“华语”作为“母语”的这项决定。
然而近几年，因汉语方言在新加坡的不断流失，新加坡华人开始有了危机意识，认为如果不再保护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将永远离开新加坡。新加坡老一辈的华人大多是讲汉语方言，而有许多新加坡年轻一代在家里是讲华语，甚至是英语，这都造成了年轻一代无法有效的以汉语方言来跟他们的祖父母沟通。这不但产生了隔代的代沟，传承汉语方言也成了很大的问题。不过，所幸的是新加坡仍有一小批人士仍然坚决在保护或推广方言，因为他们意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性。
新加坡所推行的“双语”地区，虽然在政府倡导、民间努力之下，得到了较多的学习英语、使用英语的机会，相对地，在母语的学习上，却减少或剥夺了许多应有的机会。或许仍可看到一般新加坡人民能用母语交谈，甚至看报纸、读些消遣文字，写出只字片语，但是缺少正式的学科训练，一般人的文字使用能力却难以提升到从事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法理论辩、说理传道的高层次境界。如此一来，母语文化的推展传递，势必受到重大的限制，在一昧追求提升英语能力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慢慢脱离了母语的文化，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损失。[20]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延伸阅读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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