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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书)
中國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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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即历史，现在通常指鲁国《春秋》[1]。据传，为孔子所作或修订而成，但有争议。《春秋》不像《诗经》，《春秋》没有出土战国版本。《春秋》记述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242年之历史，后人把书中包括之时代称为“春秋时代”[2]:2。汉朝起被尊为五经之一，在四库全书中属于经部，在十三经中，《公羊传》与《穀梁传》作为《春秋》的解读文本，也被列入十三经中。《左传》可能是独立于春秋的比春秋更早的一部历史书。《公羊传》、《左传》、《穀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
此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间鲁国与众诸侯国的大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体例宛若各年月的新闻标题汇编[3]，意不在史而在“义”。辜鸿铭之《中国人的精神》所陈即此。相反地，《宋史》记载北宋王安石批评《春秋》为“断烂朝报”（朝廷公报的断简残篇）[4]，不过王安石是否真有此说亦有争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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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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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
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朝廷大事亦多在此两季举行，因此“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6]。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俱已不传[7]。传之唯《鲁春秋》，《春秋》遂成其专名，即《春秋经》。通常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日本学者平势隆朗根据鲁国纪年采用立年称元，而《春秋》采用逾年称元法，认为《春秋》不是由鲁国官方编辑的史书[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以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均持是说。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说：“孔子作《春秋》”。
亦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唐代史家刘知几首先对孔子修《春秋》存疑[9]，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都有此疑问。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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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
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
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0]
体裁
《春秋》写法是在一年之下标出四季，再加日期，然后写出史事[2]:2。《春秋》以“年・时（季节）・月・日 - 记事”为体裁。
- 年：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
- 时：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
- 月：“正月、二月、三月…”。
- 日：“甲子、乙丑、丙寅…”。
- 记事：短句构成。
- 王
例如、隐公元年・二年（文依‘左传’）。
《春秋》一书文字简练、记事简略：少则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隐公五年“螟”；或二、三字，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多则如“定公四年春三月”中的叙述也不超过四十五个字。文句极为简短，每条最多不过47字，最少仅有1字[2]:2。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000字[11]，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12]，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春秋》全书分条记事，不相联属[2]:2。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
《春秋》的内容多涉及乱臣贼子，全书共记弑君三十三例[13]。用意是要隐寓褒贬，使乱臣贼子惧，以匡时救世；故对事件均有评论[2]:2。《春秋》内容以战争、会盟、朝聘等为主，也涉及日蚀、地震、水灾、旱灾、虫灾和祭祀、婚丧、宫室等[2]:2。《春秋》文字简略，叙事重结果，不铺叙过程，故称之春秋笔法，朱熹认为《春秋》并无表示褒贬之义的所谓“书法”[14]。后世有史家仿效春秋笔法[2]:2。《春秋》也有自然现象，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记载日食三十六次；例如庄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文公十四年记“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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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传
《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邹氏传》和《夹氏传》今已不存[15]。《公羊传》和《穀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公羊传》在汉景帝时立为学官；至汉武帝时，《穀梁传》学者瑕丘江公与《公羊传》大师董仲舒当朝辩论，江公因“呐于口”，由是公羊大兴，后来“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6]。汉宣帝时期，《穀梁传》的地位提高，征召瑕丘江公之孙为博士，立为学官，一度取得了与《公羊传》抗衡的地位。
何休在《春秋公羊注疏序》中说：“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公羊传》和《穀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穀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杜预统计《左传》中用“凡”的语句共五十处，即所谓“五十凡”。
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以解经为主，《左氏》则以叙事为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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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通论》四卷--清方苞注。
评价
-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9]，焦兹说“说《春秋》者，莫先于孟子”。
-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南怀瑾称：“吾人幼时读《春秋》、《左传》，而耆年硕学则告诫曰：少年不宜读《左传》，恐因此而误入歧途；吾辈后生小子，则相讥谓：然则，何以关云长读春秋，俗世反称为武圣，美髯公真为春秋所误耶！此亦一大疑情，一大话头。大可一参。”[20]
- 李敖曾评论孔子在《春秋》中做了许多手脚，“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21]
- 《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 《后汉书·班彪传》：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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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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