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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久迩宫稔彦王
日本皇室成员、前首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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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久迩宫稔彦王（日语：東久邇宮稔彦王／ひがしくにのみや なるひこおう Higashikuni-no-miya Naruhiko Ō */?，1887年12月3日—1990年1月20日），原日本皇室成员，日本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皇族出身的首相。[2]作为东久迩宫家首任家主，其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陆军大学第26期，最终军衔升至陆军大将，位阶勋等达从二位大勋位功一级。[3]日本战败后，他受命组阁，于1945年8月17日至10月9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并短暂兼任陆军大臣，是迄今为止任期最短的一位日本首相。卸任首相后，他于1946年受到公职追放处分，并于1947年脱离皇籍。[4]1950年创立新兴宗教“东久迩教”并自任教祖，但其退出政坛后经营的各项事业均告失败。
他是久迩宫朝彦亲王的儿子，崇光天皇的男系十七世孙，同时亦是灵元天皇的女系七世孙。他也是久迩宫邦彦王及朝香宫鸠彦王的弟弟，昭和天皇的皇后香淳皇后为其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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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87年（明治20年），东久迩宫稔彦作为久迩宫朝彦亲王的第九子出生。幼年时曾被送往京都北部的农家寄养。[5]在学习院初等科求学期间，他的同窗包括异母兄鸠彦王与辉久王等皇族成员，以及后来成为其挚友的里见弴。按宫家惯例，作为末子的他本应在成年后降籍为臣、授予伯爵爵位。但为与明治天皇第九皇女聪子内亲王联姻，特准其于1906年11月创设东久迩宫家，成为一家之主。[6]此后他投身军旅，于1908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1914年（大正3年）又自陆军大学校（第26期）毕业。[7]
1915年5月，稔彦王按计划与聪子内亲王完婚。1920年4月至1926年，他奉派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又进入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广泛研修政治、外交等科目。[8]旅法期间，他深受当地自由主义风气影响，结识了画家莫奈、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约瑟夫·霞飞、菲利普·贝当等知名人士。[9]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被视为日本皇室中最具自由主义思想的成员[10]。
在法国，稔彦王学会了开汽车。1923年，当时同样在法国留学的堂兄北白川宫成久王多次邀请稔彦王一齐驾车出游，稔彦王认为成久王车技欠佳，因而屡次拒绝并劝诫其小心驾驶。成久王碰壁后，转而邀请稔彦王的哥哥鸠彦王一齐出行。1923年4月1日，成久王在巴黎郊外发生了交通事故，成久王当场死亡，而同行的房子妃与鸠彦王则身受重伤。[11]这一事故给稔彦王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关于长期留法原因，他本人归因于两点：一是受陆军元老山县有朋与上原勇作等人“尽可能长期滞留外国，与当地知名人士结交”的指示；二是在法国“初次体会到自由，并获得了释放自我的感觉”。[12]旅法期间，曾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位算命的老妪曾称他会打破皇族不得拜相的惯例，因日本陷入革命或大混乱而担任日本首相。[13]
旅法生涯的后半段，他对外自称是艺术家，过着随心作画的闲适生活，并未按预期学习上流社会礼仪和军事知识。他每年领取20万日元（约合现价8亿日元）的生活费，消费十分奢华，甚至还包养法国女子。同期在巴黎的兄长鸠彦王从其租房举动中察觉“有亲密女性存在”，随行属官池田龟雄在法结婚一事加深了疑点：单身赴任的池田于1926年秋与一当地女子结婚，该女子于1928年2月携一婴儿来日。宫内省官员怀疑此母子实为稔彦王在法所纳情妇及其私生子。有观点认为，一位看似未习法文的下级属官在当地迎娶外籍妻子有违常理，不排除系以其名义安排来日。然而该母子于1930年初返回巴黎，真相终未明朗。[5]
留学期间，稔彦王虽已得知大正天皇病危的消息，但因厌恶国内沉闷气氛而迟迟不愿返回，其滞留不归之举引发争议。留守日本的王妃聪子内亲王曾致信其随从，痛陈“我颜面尽失”。[14]有说法称，稔彦王与注重权威及形式主义的大正天皇关系不睦。[7]最终，他直至大正天皇驾崩后的1927年（昭和2年）1月才返回日本，旅法时间长达七年。
稔彦王在法期间即已萌生脱离皇籍的念头，归国后曾向宫家顾问、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表示：“如我等这般‘与皇室亲缘疏远’之人仍列皇族，于理于实皆属不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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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侵华
归国后，稔彦王历任近卫步兵第3联队长、第2师团长、第4师团长及陆军航空本部长等职，积极参与侵华。基于在法国留学的经验，他倡导陆军现代化建设。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作为第2军司令官驻留华北，并参与武汉会战。
稔彦王在中国战场犯下过严重的战争罪行，根据历史学家吉见义明的研究，他于武汉会战期间授权对中国人用毒气，并且启动人体试验计划，还曾前往满洲国观看731部队活体解剖实验的过程[15][16]。
1939年，稔彦王晋升陆军大将。1940年，因侵华有功，获金鵄勋章。[17]
1941年8月，稔彦王觐见昭和天皇裕仁时，裕仁对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独断专行表示不满，并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国际形势恶化为例，指出陆军“不对朕据实以告”。稔彦王进言应动用天皇大权否决军部不当决策，但坚持立宪君主原则的裕仁未予采纳。
同年10月，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后，稔彦王获得从以近卫文麿为代表的稳健派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强硬派的广泛支持，被提名为首相人选。但内大臣木户幸一以“避免累及皇室”为由反对，致使此议流产，最终由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木户幸一后来表示，比起首相，他认为稔彦王更适合出任陆军参谋长。[18]
尽管身为皇族及陆军高层，稔彦王基于自身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战争长期化、以及对美开战决策均持批判态度。正因如此，他屡次被国内和平势力视为首相人选之一。
汪伪政权成立后，稔彦王开始主张对华和平。1941年9月，他试图通过头山满与蒋介石进行和平会谈，并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7]然而，此举遭到新上任的首相东条英机以“不得擅自行动”为由拒绝，导致会谈未能实现。
太平洋战争前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日本国际形象，稔彦王广泛邀请政界、外交界、新闻界及军部等各方有影响力人士，共同探寻避免战争的途径，但最终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19]
1941年12月，稔彦王出任防卫总司令官，统率日本列岛、朝鲜、台湾等地的防卫力量。[17]任职期间，他持续反对日军扩大侵略行动及对同盟国开战，对主战派东条英机颇为不满，甚至与高松宫宣仁亲王密谋推翻东条内阁。1944年6月，美军在菲律宾海海战中取得胜利，日本丧失西太平洋制海权，东条内阁预备改组。稔彦王联合政坛元老拒绝东条的入阁邀请，最终迫使东条英机于7月18日内阁总辞职。[20]
1945年，稔彦王兼任军事参议官，其位于港区麻布的官邸在同年5月的东京大轰炸中被毁，但他坚持留守东京，在宅地防空洞旁搭建临时居所直至日本投降。[21]在投降前夜的宫城事件中，其私邸遭到由佐佐木武雄率领、主张顽抗到底的“国民神风队”纵火袭击。
根据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调查报告显示，为促成日本早日终战，稔彦王曾在战争末期计划推翻天皇裕仁，改立皇太子明仁亲王为帝，并由自己出任摄政王，但该项计划最终未能实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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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铃木贯太郎辞去首相一职。1945年8月17日，稔彦王奉天皇裕仁的敕令出任日本首相，组建新内阁。[22]裕仁认为稔彦王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曾经积极推动止战，且兼具皇族的权威，因此其最适合收拾残局。[23]稔彦王最初曾坚决辞谢组阁使命，但在目睹天皇因战败摧折之状并受其恳切托付后，最终转变心意，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皇族首相。[24]对此他后来表示："为突破此未曾有之国难竭尽全力，既是作为日本国民的职责，亦是长期受优遇的皇族应承担的最高责任。"
在组建新内阁时，稔彦王自己兼任陆军大臣，并任命享有广泛民望的近卫文麿出任副首相，重光葵任外相，津岛寿一任财相，绪方竹虎兼任内阁书记官长与情报局总裁，海军大臣由前首相米内光政留任。同年9月中旬，因重光葵与美军发生冲突辞去外相职务，其后任命吉田茂继任。当时报纸与新闻影片中，将这位出身皇族的首相尊称为“东久迩总理大臣宫”或“东久迩首相宫”。[3]
在东久迩宫内阁任内，政府就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研讨，并确立了“愿建设和平新日本，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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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投降后，由于陆海军部队仍广泛分布于国内外，东久迩内阁的首要任务即是执行盟军要求的“日军武装解除”工作。尽管实现和平解除武装是该内阁最重要的目标，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已明确通告：若日方发射一枪一弹，盟军将立即转为“武力解除武装”。[25]为达成此目标，稔彦王以天皇敕使名义派遣多位皇族成员，前往原日本殖民地与日军侵占地区执行当地部队的劝降任务。同时，内阁全力完善各项接待准备，确保盟军占领统治工作得以顺利启动。
在《玉音放送》发布18天后，9月2日，日本政府与军队统帅部全权代表——外相重光葵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于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文书，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26]
为应对战后日本道德崩溃与精神危机，稔彦王邀请和平运动家贺川丰彦至官邸，坦言国家亟需精神重建，并恳请其出任内阁职务，指导革新国民精神。贺川咨询日本基督教团后，根据主事木俣敏提议，向首相提出了“全民忏悔运动”的构想。[27]贺川引述《圣经》的故事阐释日本现状：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却在长期和平中滋生奢靡，最终因穷兵黩武而自取败亡。他主张日本应如浪子醒悟，通过全民忏悔重获新生。稔彦王对此深表认同，决定通过广播号召全体国民摒弃前非，共同迈向和平国家的新生，并决定将“一亿玉碎”的口号改为“一亿总忏悔”，重建国民精神的同时，亦可推卸皇族与权贵的战争罪责。[28]
就任首相后，东久迩宫首相阐述了维护国体方针与战败原因论，并指出：“国民道义的沦丧亦是败因之一”，强调“军民官民全体必须彻底反省忏悔”，且“实现全国民总忏悔乃我国重建之第一步”。在9月5日其于帝国议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他进一步明确表示[29]：
战局演变至如此境地，固然源于政府政策之失当，然国民道义之沦丧亦为重要肇因。值此国难之际，我认为军民官民全体必须进行彻底反省与忏悔。我坚信，实现全国民总忏悔乃我国重建之第一步，亦为国内团结之基石。败战缘由固然非止一端，无论前线后方、军队官民，全体国民皆需沉静反思。此刻我们正当彻底忏悔，在神明座前涤净一切邪念，以过往教训警策未来，焕发新生意志。当以超越战时之举国一体精神，互助协作，各尽本分，勇闯未来艰险征途，方能开创帝国未来之发展前程。
——内阁总理大臣 东久迩宫稔彦王
这一被称为“一亿总忏悔论”的发言，在承认政治家、官员及军人“国家政策失误”的同时，亦强调了曾支持并煽动战争的“国民道义责任”。该言论因试图模糊日本的战争责任主体，进而规避对天皇裕仁的问责，在民众间引发了广泛争议与不满，同时也激起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深入关注。[29]事实上，在战败前夕，内阁情报局已向各大媒体发出通牒，明令禁止在战后追究开战及战争责任，称此举“毫无意义且非建设性”。与此同时，中央各省厅为躲避盟军将相关文件作为追责证据，已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焚毁与废弃档案。[18]
在9月12日的终战处理会议上，日本政府决定就战争犯罪问题自主开展审判。[30]而与此相对，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则通过发布《指导命令》与《新闻发行停止令》等手段，压制“一亿忏悔论”的扩散，并着手筹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旨在将战争罪责明确归咎于当时的政府与军队高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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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日本战后责任与天皇存废这一复杂议题时，东久迩宫内阁曾出现过要求天皇退位的声音。当外务省官员田尻爱义提出“为重建日本，必须实现昭和天皇退位并移交皇室财产”的主张时，稔彦王同样对此表示认同，并称“推测天皇本人亦有相同意愿”。[32]事实上，裕仁在《终战诏书》发布两周后亦曾坦言：“将战争责任者引渡至盟国实属痛切难忍之事，然朕思虑是否应由朕一人承担，纵使退位亦在所不惜”[33]。由此可见，不仅普通国民，包括首相稔彦王、高松宫宣仁亲王等部分皇族成员、高级官僚，乃至天皇本人均曾倾向于接受退位论。然而，负责推进占领政策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于两方面考量未支持此议：既担忧若以战争罪行审判天皇可能引发日本各地暴动，进而阻碍占领政策实施；又注意到天皇表现出全面配合占领政策的姿态。因此，天皇退位之议最终无疾而终。[34]
在东久迩宫内阁掌权之初，首相稔彦王即明确表态期待通过活跃的言论与公正的舆论推动新日本建设，宣布将实施释放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政策方针，并提出了修改选举法与实施大选的愿景。然而，政治犯释放计划因内务省和法务省担忧可能引发共产主义革命而未能实现。
在备受瞩目的天皇裕仁与麦克阿瑟会晤照片公布问题上，内务大臣山崎岩动用行政权力禁止媒体刊载该照片，此举获得稔彦王的支持。但盟军总司令部强硬要求日方立即解除禁令，否则将逮捕山崎并命令内阁总辞。面对压力，山崎最终撤销了发行禁令。[35]
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关于解除对政治、公民及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要求废除《治安维持法》等压制自由讨论的法律制度，解散特高警察，并罢免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内务大臣至特高课长等全体相关官员。东久迩宫稔彦王与绪方竹虎经商议后认为，为表明对盟军总司令部不合理指令的抗议立场，决定拒绝这一要求，并打算以辞职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36]10月9日，东久迩宫内阁总辞，由币原喜重郎继任组阁。[37]
由于战后的日本国宪法下，日本首相需由两院议员担任，而根据公职选举法与地方自治法，皇族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先前皇族亦无担任首相者，因此东久弥宫稔彦王为至今唯一一位曾担任过日本首相的皇族成员。
1945年11月11日，东久迩宫稔彦王以“为承担皇室战败责任”为由，率先表明脱离皇族身份意向，此举获得贺阳宫恒宪王等皇族成员响应。[7]1946年2月，他以“宫内厅某高官”名义向美联社记者透露，昭和天皇确有因战争责任问题而退位的考虑，并指出支持者普遍认为天皇负有“道义与精神层面的责任”。他同时表示支持扶持尚未成年的皇太子明仁上位，由皇弟高松宫宣仁亲王担任摄政[38]。此时已决定免除昭和天皇战争罪责的盟军总司令部，对稔彦王的“退位论”保持高度警惕，担心此举将重新引发对天皇责任的追究。为此，盟军总司令部通过日本政府及皇室相关人士与稔彦王进行联络，共同遏制退位论的扩散。
1946年5月23日，稔彦王辞去贵族院皇族议员职务。同年，他受到公职追放处分（1952年解除）。1947年10月14日，稔彦王随同其他10宫家共51名皇族成员一并脱离皇籍，改称东久迩稔彦。
脱离皇族后，东久迩稔彦在新宿西口黑市开设店铺，一家经营食品杂货，另一家专营自己珍藏的古董。[9]1948年他与尾崎行雄、贺川丰彦等人一起创立“世界联邦建设同盟”，同年因兵器处理问题接受国会质询。此后他长期占用国有房产，曾诉讼追讨原私产麻布御殿，后在绪方竹虎斡旋下，购回部分土地并转售获利。对于持续占用高轮南町国有官邸的行为，东久迩坚称宫内大臣松平庆民曾承诺“将来必赐予使用”，并自此对外宣称“该地产已获宫内厅赐予”。[39]
1950年4月15日，东久迩稔彦创立禅宗系新兴宗教团体“东久迩教”，该教原拟命名为“和平教”，旨在超越佛教各派与基督教等宗教界限传播和平理念，但在盟军总司令部干预下更名为“东久迩教”。对此东久迩反思称：“虽被部分人利用系我疏失，但我愿将余生奉献给世界和平运动。”
1950年6月，因违反《团体等规正令》，东久迩稔彦遭法务省撤销其教祖资格并禁止使用教名。由于未能获得东京都认证为宗教法人，该团体最终以任意组织形态实质解散。据相关研究显示，东久迩家因持续雇用战前佣工需承担人事开支，而宗教法人可享免税待遇，此举亦被视为创教动机之一。同年他加入共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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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安保斗争期间，他与前首相石桥湛山、片山哲联名向时任首相岸信介提出退阵劝告，要求其停止打压运动。
1962年6月，东久迩就高轮南町御用邸产权提起诉讼。在时任财相田中角荣与儿玉誉士夫等人斡旋下，他于1963年10月撤销诉讼，接受京滨急行电铁（京急）4.5亿日元补偿后迁离该地。参照当时大学毕业生起薪约2万日元（2024年约为20万日元）的物价水平，该笔补偿金相当于现今约45亿日元。[39]东久迩与妻子聪子迁居至京急所有的目黑区住宅，直至去世前每月持续从京急领取50万日元生活费。
1971年，出任栈胜正创立的日本文化振兴会首任总裁。
1978年，夫人聪子去世。
1990年1月20日，东久迩稔彦因心力衰竭在东京涩谷区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逝世，享年102岁。据传在弥留之际，他曾用法语喃喃哼唱《马赛曲》。逝世后，其被追授从二位官阶，并获特例安葬于丰岛冈墓地。
东久迩稔彦以102岁1个月之龄，作为全世界最长寿的政府首脑而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40]根据可考记录，他在日本皇族（含脱离皇籍者）中曾保持最长寿纪录（享寿102岁48日，总计37,303日），该纪录后于2014年被其甥东伏见慈洽（享寿103岁7个月16日，总计37,851日）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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