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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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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骑士团(德语:Deutscher Orden,Deutschherrenorden 或 Deutschritterorden[1];英语:Teutonic Order),又译德意志骑士团[注 1],正式名称为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拉丁语: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heutonicorum Ierosolimitanorum;德语:Orden der Brüder vom Deutschen Haus Sankt Mariens in Jerusalem),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一起并称为三大骑士团。其作为一个天主教会所建立的军事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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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骑士团的起源可追溯至约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由不来梅与吕贝克的商人在圣地阿克(今以色列阿卡)围城战中建立的野战医院。1199年2月19日,教宗英诺森三世批准将这一施济团体转变为骑士修会,并将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的修会规则赋予该“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德意志人之家”[2][注 2]。
骑士团在13世纪逐步从起初的慈善团体演变为军事-宗教组织,活跃于神圣罗马帝国、圣地、地中海地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在基督徒被穆斯林驱逐出圣地后,条顿骑士转移至了波罗的海沿岸,并参与了德意志人的东向殖民扩张。这一发展催生出多个驻地,其存续时间不一。自13世纪末起,在普鲁士地区建立的条顿骑士团国逐渐成为核心。到14世纪末,该骑士国家的领土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公里。[3]
然而1410年夏季条顿骑士团在第一次坦能堡战役中遭到波兰-立陶宛联军的重大军事打击,以及15世纪中叶与普鲁士当地人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加速了骑士团及其政权自15世纪初以来的衰落。1525年,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剩余的骑士团国被世俗化,改制为一个世俗公国,自此骑士团在普鲁士及1561年后的利沃尼亚失去实质影响力。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特别是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瑞士,骑士团仍拥有大量地产并持续存在。
18世纪末因反法同盟战争失去莱茵河左岸领地,以及19世纪初在莱茵邦联各邦的世俗化改革,骑士团的所有地产被剥夺,仅剩奥地利帝国境内的产业得以保留。而这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及1919年4月奥地利的贵族废除法颁布,骑士团不仅失去了大量地产,其骑士属性亦不复存在。自1929年起,骑士团由神父团体领导,依照《教会法》被认定为神职修会。[4]
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该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骑士政权,普遍将条顿骑士团与骑士团国视为一体。德、波、俄三国对骑士团历史的研究与解读存在显著差异,常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色彩。直至二战结束后,国际学界才开始系统、方法论性地研究该骑士团的历史与结构。[5]现时,条顿骑士团的口号是“帮助、守卫、救治(德语:Helfen, Wehren, Heilen)”,总部设于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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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该教团的原名为耶路撒冷圣玛丽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德语:Orden der Brüder vom Deutschen Haus St. Mariens in Jerusalem 或 拉丁语: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heutonicorum Hierosolymitanorum)。条顿(Theutonicorum)一词反映了骑士团的德意志起源,在汉语和英语中也常以此词指代该骑士团。但与条顿人毫无关系[6]。
在德语语境中,骑士团被称为德意志骑士团(德语:Deutscher Orden),历史上也曾被称为德意志骑士团(德语:Deutscher Ritterorden 或 Deutschritterorden)、德意志领主团(德语:Deutschherrenorden)、玛丽亚的骑士(德语:Marienritter)、白袍领主团(德语:Die Herren im weißen Mantel)等。
在东北欧曾经和骑士团发生战争的国家,条顿骑士团被称为十字骑士团(波兰语:Zakon Krzyżacki,爱沙尼亚语:Saksa Ordu;立陶宛语:Kryžiuočių Ordinas;拉脱维亚语:Vācu Ordenis)。
马克思的一份手稿曾经将条顿骑士团描称为 Reitershunde——意思是“一大群骑士”,然而当他的书译介至俄国时,译者将这个短语从字面上翻译为“狗骑士”(Псы-рыцари,来自 Reiter Hunde),这在俄语中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贬义的标签。1938年谢尔盖·爱森斯坦描述1241年冰湖之战的反德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上映之后,此称呼变得更加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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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骑士团成立之前的兄弟会于1191年由来自不来梅和吕贝克的德意志商人在阿卡成立。在占领阿卡后,他们接管了该市的一家医院来照顾病人,并开始将自己描述为耶路撒冷德意志之家的圣玛丽医院。不久,教宗克莱孟三世批准了它,骑士团开始在Outremer(十字军国家的总称)中发挥重要作用,控制着阿卡的港口通行费。基督教军队在中东被击败后,骑士团于1211年移至特兰西瓦尼亚,以帮助保卫匈牙利王国的东南边界免受库曼人的攻击。1225年,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试图在特兰西瓦尼亚境内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教皇奥诺里乌斯三世的教皇诏书声称骑士团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后,骑士团被武力驱逐。
1230年,里米尼的金玺诏书发布,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和马索维亚公爵康拉德一世发起了普鲁士十字军东征,联合入侵普鲁士,旨在将波罗的海古普鲁士人基督教化。骑士们迅速采取措施对抗他们的波兰东道主,并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下,将受波兰公爵邀请的海乌姆诺地(也称为齐米亚·切乌明斯卡或库尔默兰)的地位改变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从那里开始,骑士团创建了独立的条顿骑士团修道院国,不断增加被征服的普鲁士人的领土,随后征服了利沃尼亚。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国王谴责骑士团没收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库尔姆兰,以及后来的波美拉尼亚(波兰称为波莫尔兹格但斯基)、库亚维亚和多布岑兰的波兰土地。
随着立陶宛的基督教化,该骑士团在理论上失去了在欧洲的主要目的。然而它发起了许多针对其基督教邻国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战斗(在吸收了利沃尼亚骑士团之后)。条顿骑士团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使他们能够从欧洲各地雇佣雇佣军来增加他们的封建征召兵,他们也成为了波罗的海的重要海军力量。1410年,一支波兰-立陶宛军队在坦能堡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骑士团并破坏了其军事实力。然而条顿骑士团的首都在随后的马尔堡围攻中被成功保卫,因而免于崩溃。
151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波兰立陶宛的齐格蒙特一世结为联姻。此后,帝国不支持反对波兰的命令。1525年,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继任大团长,后辞职并皈依路德教,成为普鲁士公爵,将普鲁士世俗化并成为波兰的附庸。不久之后骑士团失去了利沃尼亚及其在德意志新教地区的财产。直到1809年拿破仑·波拿巴下令解散,骑士团失去了最后的世俗财产,骑士团确实保留了其在德意志天主教地区的大量财产。
然而骑士团作为一个慈善和仪式团体继续存在。它于1938年被纳粹德国取缔,但在1945年重新建立,总部设置于维也纳。今天它主要在中欧开展慈善活动。
骑士们穿着带有黑色十字架的白色外套。十字图案有时被用作他们的徽章。此图像后来被普鲁士王国和德国用作军事装饰和徽章,例如铁十字勋章、功勋勋章、德国国防军和现代德国军队的徽章。骑士团的座右铭是:“帮助、保卫、治愈”(德语:Helfen, Wehren, He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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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期间,大批德意志骑士加入东征军队,希望霍亨施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率领他们取得胜利。 然而腓特烈一世不幸在一条小河中溺亡,抵达阿卡的德意志骑士群龙无首,饱受酷热与疾病所扰。常规的军事单位与医院骑士团不堪重负,患病的德意志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救治。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来自不来梅和吕贝克的十字军决定组建德意志人的医院修会,即“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拉丁语: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heutonicorum Ierosolimitanorum)。[7]1197年,修会成员决定为一些前线城堡提供驻防,因此他们请求教宗塞莱斯廷三世批准他们成为军事修会的请求。第二年,教宗颁发了新的特许状,条顿骑士团得以成立,阿卡成为骑士团总部,直至1291年被攻占。
1199年9月19日,教宗意诺增爵三世颁布训令,规定条顿骑士披和圣殿骑士一样的披风(白色披风,刺绣的纹章由圣殿骑士团的红十字改为条顿骑士团的象征黑十字),并执行和医院骑士团一样的团规。
条顿骑士团最初的势力很小,他们的领地与城堡大多来自其他领主的馈赠。1195年4月,香槟区的亨利伯爵赠提尔(今黎巴嫩境内)作为据点,1196年3月再赠其在雅法(今特拉维夫附近)的封邑;另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在1197年赠送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教堂、修道院和医院,逐渐在耶路撒冷地区形成势力。
13世纪初,随着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对立加剧,医院骑士团拉拢条顿骑士团以对抗控制着耶路撒冷地区主要军事据点的圣殿骑士团,其间条顿骑士团从医院骑士团手中获赠马加特堡。
1210年,赫尔曼·冯·萨尔扎(c.1165-1239)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条顿骑士团在其指挥下在耶路撒冷地区获得一定的胜利,并参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进入埃及,但最后在曼苏拉战役(1221年8月30日)中惨败,赫尔曼·冯·萨尔扎与圣殿骑士团团长一同被俘。在赫尔曼·冯·萨尔扎担任团长期间,条顿骑士团获得教廷颁发的赎罪证(1216年2月18日),以及教宗和诺理三世授予的113项特权(1221年1月9日)。

1211年,匈牙利的安德烈二世邀请条顿骑士团前往特兰西瓦尼亚帮助遏制库曼人的扩张,好让他可以专心参加十字军东征。安德烈二世承诺骑士团可以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布岑兰(Burzenland)定居,并且免除了骑士团许多税目。骑士团对这项新使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到1220年条顿骑士团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5座城堡,并且拒绝与当地的贵族分享胜利果实,这引起了匈牙利贵族和教士们的不满与猜忌。
为了保护骑士团的既得利益,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向教宗提出请求,将骑士团的土地置于教廷保护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实际上成为了教廷的采邑,原先支持骑士团的匈牙利国王也被激怒,下令将骑士团驱逐出境。
至此,骑士团在匈牙利的尝试以惨败告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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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顿骑士团离开匈牙利后,匈牙利不得不自己对抗东方游牧民族的威胁。1241年,鞑靼人大举入侵东欧,一路打至匈牙利并将时任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驱逐至奥地利大公国。匈牙利北部的波兰王国也损失惨重,无力防御游牧民族的侵略。
1226年,波兰东北部的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请求骑士团帮助保卫他的边境并征讨波罗的海普鲁士地区的原住民(古普鲁士人),并允许骑士团驻扎在库尔默兰,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北方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1226年,条顿骑士团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达成协议,获得普鲁士境内的所有贵族特权。1234年,条顿骑士团赢得瑟格纳战役的胜利,教廷控制普鲁士全境,将之租借给条顿骑士团,但直到1285年,条顿骑士团才最终征服普鲁士,迫使普鲁士人改宗天主教。
为了弥补瘟疫造成的损失并取代部分灭绝的土著人口,骑士团鼓励来自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意志人、佛兰芒人和荷兰人)和后来的马祖里人马索维亚(波兰人)的移民。 这些人包括贵族、市民和农民,幸存的老普鲁士人通过日耳曼化逐渐同化。 定居者在前普鲁士定居点上建立了许多城镇。 骑士团自己建造了许多城堡(奥登斯堡),在那里它可以击败古普鲁士人的起义,并继续攻击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在14世纪,骑士团经常与之交战 和15世纪。 骑士团建立的主要城镇包括艾伦施泰因 (Olsztyn)、埃尔宾 (Elbląg)、梅梅尔 (Memel) 和柯尼斯堡 (Königsberg),这些城镇建于 1255 年,是为了纪念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 (Otakar II),位于被毁的普鲁士定居点的遗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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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年条顿骑士团在索勒战役中惨败后,利沃尼亚宝剑兄弟团被条顿骑士团吸收。利沃尼亚分支随后被称为利沃尼亚骑士团。当骑士在1242年的冰河之战中惨败于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王手中时,试图向罗斯扩张的尝试失败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骑士团专注于征服库尔斯人和瑟米利亚人。1260年,它在杜尔贝战役中与萨莫吉提亚人惨败,引发了普鲁士和利沃尼亚各地的叛乱。条顿骑士团在1262年至1265年的柯尼斯堡围城战中取得关键胜利后,战争达到了转折点。库尔斯人最终在1267年被征服,而塞米利亚人则在1290年被征服。骑士团在1343年至1345年镇压了一次重大的爱沙尼亚叛乱,并于1346年从丹麦手中购买了爱沙尼亚公国。
在14世纪初,关于波梅里利亚公国继承权的争端使骑士团卷入了进一步的冲突。1306年,波兰国王温塞斯劳斯去世后,勃兰登堡侯爵对公国提出了要求。波兰的肘高大公瓦迪斯瓦夫一世也根据普热梅斯瓦夫二世的继承权要求公国,但遭到反对一些波美拉尼亚贵族。他们向勃兰登堡请求帮助,勃兰登堡随后在1308年占领了除格但斯克城堡外的整个波美瑞利亚。由于瓦迪斯瓦夫无法保卫格但斯克,当时由大团长齐格弗里德·冯·费希特旺根率领的条顿骑士团被要求驱逐勃兰登堡人。

1308年9月,普鲁士领主海因里希·冯·普洛茨克(Heinrich von Plötzke)领导的骑士团将勃兰登堡人逐出格但斯克,但随后拒绝将该镇让给波兰人,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该镇的居民遭到屠杀。尽管暴力的确切程度尚不清楚,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估计范围从该地区的政要和骑士编年史家报告的60名叛乱领导人到10,000名平民,这一数字在教皇诏书中被引用,用于惩罚该事件的骑士团的法律程序;法律纠纷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命令最终被免除了指控。在索尔丁条约中,条顿骑士团于1309年9月13日以10,000马克的价格从侯爵手中购买了勃兰登堡对格但斯克、希维切和特切夫城堡及其腹地的所谓宣称。

对波美瑞利亚的控制使骑士团能够将他们的修道院国家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连接起来。十字军的增援和补给可以从帝国领土西波美拉尼亚通过波美瑞利亚到达普鲁士,而波兰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被封锁。虽然波兰主要是骑士的盟友,反对异教的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但对波美瑞利亚的占领使这个王国变成了骑士团的坚定敌人。
格但斯克的占领标志着条顿骑士团历史的一个新阶段。1307年开始的对强大的圣殿骑士团的迫害和废除令条顿骑士团感到担忧,但对波莫瑞利亚的控制使他们能够在1309年将总部从威尼斯搬到诺加特河上的马尔堡,世俗权力无法触及.普鲁士兰德梅斯特的职位与大团长的职位合并。教皇开始调查骑士的不当行为,但没有发现任何指控有实质内容。随着反对立陶宛人的运动,骑士们面临着报复性的波兰和来自教皇的法律威胁。
1343年的卡利兹条约结束了条顿骑士团与波兰之间的公开战争。骑士团将库亚维亚和多布津土地让给波兰,但将海乌姆诺土地和波梅雷利亚与格但斯克(日耳曼化为但泽(Danzig))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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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年,皇帝路易四世授予骑士团征服所有立陶宛和俄罗斯的帝国特权。在大团长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1351-1382年)统治期间,骑士团的国际声望达到顶峰,并接待了众多欧洲十字军和贵族。
瑞典国王阿尔伯特将哥特兰岛割让给骑士团作为保证(类似于封地),并理解他们将从波罗的海这个战略岛屿基地消灭海盗海盗。1398年,大团长康拉德·冯·容金根率领的一支入侵部队征服了该岛,并将Victual兄弟赶出了哥特兰岛和波罗的海。
1386年,立陶宛大公雅盖沃接受基督教洗礼,与波兰王后雅德维加结婚,取名为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成为波兰国王。这在两国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盟,并成为条顿骑士团的潜在强大对手。骑士团最初设法让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和他的堂兄维陶塔斯相互对抗,但当维陶塔斯开始怀疑骑士团计划吞并他的部分领土时,这一策略失败了。
雅盖沃的洗礼开始了立陶宛正式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尽管在普鲁士和立陶宛正式成为基督教徒后,骑士团成立的理由就结束了,但骑士团与立陶宛和波兰的争执和战争仍在继续。蜥蜴联盟于1397年由普鲁士贵族在库尔姆创建,以反对骑士团的政策。
1407年,条顿骑士团达到了其最大的领土范围,包括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萨莫吉希亚、库尔兰、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哥特兰、达戈、厄塞尔和诺伊马克的土地,这些土地由勃兰登堡在1402年典当。
1242年4月5日,1万2千名十字军和条顿骑士团部队(包括丹麦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地的骑士和民兵)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指挥的1万5千至1万7千人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军队展开楚德湖战役,条顿骑士团以重骑兵作为前锋和作战主力,其后是步兵,两翼和后方有重装骑兵,俄军则以轻骑兵和装备弓箭、标枪的轻步兵配置在中央,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精锐重装步兵在两翼,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亲卫队和贵族骑兵队作为预备队埋伏在左翼后侧。最终条顿骑士团的重装骑兵由于行动不便以及冰层开裂等原因遭到惨败,损失超过1万人,再无能力向俄国腹地进军。楚德湖战役也被称作冰湖大战。
1291年5月18日,马穆鲁克苏丹国骑兵攻陷阿卡,大团长康拉德·冯·费希特旺根率领条顿骑士团总部迁往威尼斯。1320年,条顿骑士团团长在希腊南部摩里亚半岛被当地人杀死。

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俄罗斯联军展开格林瓦尔德战役,条顿骑士团败北,包括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宁根在内的全部高级指挥官阵亡。1440年,普鲁士地区的乡绅和市民建立普鲁士邦联,1454年,它起来反对骑士团,要求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将该地区并入波兰王国,国王同意并在克拉科夫签署了一项合并法案。1454年3月在克拉科夫成立时,该地区的市长、市民和代表宣誓效忠波兰国王。这标志着条顿骑士团和波兰之间的十三年战争的开始。卡西米尔四世授权合并领土的主要城市铸造波兰硬币。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在此期间,骑士团于1455年将诺伊马克送回勃兰登堡以筹集战争资金。由于玛理诺堡城堡被移交给雇佣军以代替他们的报酬,并最终移交给波兰,因此骑士团将其基地迁至桑比亚的柯尼斯堡。

1466年结束十三年战争的《第二次托伦和约》规定,骑士团除赔款600万葛罗琛以外,还要割让西普鲁士予波兰王国。被击败的骑士团放弃了对格但斯克/东波美拉尼亚和海乌姆诺领地的任何权利要求,这些领土与波兰重新合并以及埃尔宾(埃尔布隆格)和马林堡(马尔堡)地区以及主教主教区瓦尔米亚也被认为是波兰的一部分,同时保留了历史悠久的普鲁士的东部领土,但作为波兰的封地和保护国,也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波兰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都必须在上任六个月内宣誓效忠于在位的波兰国王,大团长成为波兰国王和波兰王国的亲王和顾问。
1512年,来自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波兰-条顿战争之后,当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大团长于1525年皈依信义宗时,骑士团完全被普鲁士赶下台。他将骑士团剩余的普鲁士领土世俗化,并继承了他的叔叔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国王,波兰,普鲁士公国作为波兰王室的个人附庸的世袭权利,普鲁士效忠。普鲁士公爵保留了它的货币、法律和信仰。贵族不在下议院。
1525年,阿尔布雷希特宣布改信马丁·路德的信义宗,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上的宗主教宗的联系,随后宣布将骑士团领地改为普鲁士公国,阿尔布雷希特自任普鲁士公爵。尽管条顿骑士团失去了对其所有普鲁士土地的控制权,但仍保留了其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利沃尼亚境内的领土,尽管利沃尼亚分支保留了相当大的自治权。许多帝国财产在1524年至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中被毁,随后被新教诸侯没收。在利沃尼亚战争期间,利沃尼亚领土被邻国瓜分;1561年,利沃尼亚大团长哥达·凯特勒将骑士团在利沃尼亚南部的属地世俗化,创建了库尔兰公国,也是波兰附庸。条顿骑士团在1525年失去普鲁士后,专注于他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财产。由于他们没有连续的领土,他们开发了一个三层的行政系统:地产合并为由指挥官(Komtur)管理的指挥官。几个司令部合并形成一个由地区指挥官(Landkomtur)领导的辖区。条顿骑士团的所有财产都隶属于位于巴特梅尔根特海姆的大团长。
德意志有12个辖区:
在德意志本土之外是:
骑士团逐渐失去了对这些地产的控制权,直到1809年时,只剩下了梅尔根特海姆大团长的席位。
条顿骑士团分裂为三块:普鲁士骑士团和立窝尼亚骑士团迅速消亡,第三块德意志骑士团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又活动了300年。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1809年,法国皇帝拿破仑解散作为军事组织的德意志骑士团。拿破仑倒台后,德意志骑士团再度复活, 但是被迫依附于哈布斯堡王朝而存在。
天主教会继续存在于奥地利帝国统治的各邦,拿破仑无法触及。从1804年起,骑士团由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员领导。
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统治的奥地利、蒂罗尔、波希米亚和巴尔干。1918年帝国的崩溃给骑士团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虽然在新的奥地利共和国,骑士团似乎有生存的希望,但在哈布斯堡领土的其他旧地区,人们倾向于将骑士团视为哈布斯堡家族的荣誉骑士勋章。这样做的后果是有可能没收骑士团的财产,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财产。为了更清楚地区分,在1923年,当时的大团长、奥地利陆军元帅、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王朝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现役陆军指挥官欧根拥有一个骑士团的牧师诺伯特·克莱因在当时的布尔诺主教选举了他的助理,然后退位,让主教成为骑士团的高级大团长。
由于这一举措,到1928年,现已独立的前哈布斯堡地区都承认这个修会是一个天主教教团。教团本身引入了一项新规则,该规则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29年批准,根据该规则,该教团的政府在未来将由教团的一名教士掌握,其所属省份也是如此,而妇女修会将有女性上司。1936年,女性修会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澄清,修女会被授予修女会最高管理者作为最高主持,修女会在修女会的总章中也有代表。
这完成了将条顿骑士团的天主教会中剩余的东西转变为现在更名为Deutscher Orden(“德意志教团”)的天主教宗教修会。
这种重组和精神转变的充满希望的开端受到了德国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下扩张实力的严重打击。在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同样在1939年捷克土地被吞并后,条顿骑士团在整个大德意志帝国被压制,直到德国战败。这并没有阻止国家社会主义者将中世纪条顿骑士的形象用于宣传目的。

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吞并了南蒂罗尔,这并不是一个有利的环境,但在二战的敌对行动结束后,一个现在民主的意大利提供了正常化的条件,1947年奥地利合法地废除了采取的措施违反命令并恢复没收的财产。尽管受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的阻挠,骑士团现在大体上能够根据其传统元素开展活动,包括照顾病人、老人和儿童,包括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区和自己的内部学习场所。1957年,罗马教廷总检察长在罗马建立了一个住所,作为朝圣者宿舍。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逐渐好转,与此同时,一些骑士团成员的被迫流放导致骑士团在德国重新建立了一些适度但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尤其是姐妹们,获得了几个立足点,包括专门学校和对穷人的照顾,1953年,帕绍的奥古斯丁教规圣尼古拉故居成为姐妹之家。尽管以1929年改革规则为代表的重建已将骑士等类别搁置一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行人自发地参与骑士团的使徒工作,导致他们以现代化的形式复兴,这一发展由教宗保禄六世于1965年正式确立。
官方名称为“耶路撒冷德意志圣玛利亚之家的兄弟会”,尽管自成一格,但今天的骑士团无疑是一个天主教宗教团体。它的生活和活动的各种特征让人想起僧侣和乞丐的特征。其核心是从事庄严宗教职业的教士,以及从事永久简单职业的平信徒兄弟。修会也是修女会的一部分,在她们自己的结构内拥有内部自治政府,但在修会的总章中有代表。他们的终极上司是最高统帅。大约100名天主教神父和200名修女分为五个省,即奥地利、南蒂罗尔-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修士主要提供精神指导,而修女主要照顾病人和老人。许多神父关心德语社区。
组织
教团总议会(德语:Generalkapitel)是所有牧师、骑士和同父异母兄弟(德语:Halbbrüder)的集合。由于集结成员的后勤问题,他们分散在很远的地方,只有辖区和司令部的代表聚集在一起组成总章。总章设计为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但会议通常仅限于选举新的宗师。 教团总议会的决定对该命令的大委员会成员具有约束力。
大团长(Hochmeister)是该命令的最高官员。直到1525年,他才被教团总议会选举。他拥有一个教皇国的统治者级别,并且在 1466 年之前一直是普鲁士的主权。尽管有如此高的正式职位,但在实践中,他只是平等中的第一人。
大委员会(德语:Großgebietiger)是由大团长任命的具有整个命令能力的高级军官。有五个职位。
- 总指挥官(德语:Großkomtur;Magnus Commendator),大团长的副手
- 大司库(德语:Treßler)财务主管
- 大医师(德语:Spitler;Summus Hospitalarius),负责所有医院事务
- 大司马(德语:Trapier),负责穿衣和武装
- 大元帅(德语:Ordenstrappier;Summus Marescalcus),军事长官
- 1190 西布兰德
- 1190-1192 康拉德
- 1192 格尔哈德
- 1193/94 海因里希
- 1195–1196 乌尔里希

- 1198—1208 海因里希·沃尔波特·冯·巴森海姆
- 1208 奥托·冯·科彭
- 1208–1209 海因里希·冯·图纳
- 1209–1239 赫尔曼·冯·萨尔扎。作为腓特烈二世的朋友和顾问,赫尔曼获得了与教皇和诺理三世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旧军事教团同等地位的认可。1237年,他还主导了利沃尼亚宝剑骑士团并入条顿骑士团。
- 1239–1240 康拉德·冯·图林根
- 1240–1244 格哈德·冯·马尔伯格
- 1244–1249 海因里希·冯·霍恩洛赫
- 1249–1252 冈瑟·冯·维勒斯莱本
- 1252–1256 波波·冯·奥斯特纳
- 1256–1273 安诺·冯·桑格豪森
- 1273–1282 哈特曼·冯·赫尔德龙根
- 1282 或 1283 –1290 伯查德·冯·施万登
- 1290–1297 康拉德·冯·费希特旺根 在阿卡沦陷后,康拉德将骑士团的总部搬到了威尼斯。
- 1297–1303 戈特弗里德·冯·霍恩洛厄
- 1303–1311 齐格弗里德·冯·费希特旺根,与他的前任齐格弗里德·冯·费希特旺根属于同一家族。1309年,齐格弗里德将骑士团的总部迁至普鲁士
- 1311–1324 卡尔·冯·特里尔
- 1324–1330 维尔纳·冯·奥瑟恩
- 1331–1335 路德·冯·布伦瑞克
- 1335–1341 迪特里希·冯·阿尔滕堡
- 1342–1345 鲁道夫·科尼希·冯·瓦佐
- 1345–1351 海因里希·杜塞默
- 1351–1382 温里希·冯·克尼普罗德
- 1382–1390 康拉德·佐尔纳·冯·罗滕斯坦
- 1391–1393 康拉德·冯·瓦伦罗德
- 1393–1407 康拉德·冯·容金根
1407–1410 乌尔里希·冯·容金根。他见证了条顿骑士团和波兰-立陶宛之间的战争,指挥了第一次坦能堡战役。骑士团第26任大团长乌尔里希·冯·容宁根,符腾堡人,他见证了条顿骑士团和波兰-立陶宛之间的战争,指挥了第一次坦能堡战役。此役条顿骑士团国的实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容金根也战死军中,从此条顿骑士团成为波立联邦的附庸,直至16世纪 - 1410–1413 海因里希·冯·普劳恩
- 1414–1422 迈克尔·库希迈斯特·冯·斯腾伯格
- 1422–1441 保罗·冯·拉斯多夫
- 1441–1449 康拉德·冯·埃利希豪森
- 1449 或 1450–1467 路德维希·冯·埃利希豪森
- 1467–1470 海因里希·罗斯·冯·普劳恩
- 1470–1477 海因里希·雷弗尔·冯·里希滕贝格
- 1477–1489 马丁·特鲁赫塞斯·冯·韦茨豪森
- 1489–1497 约翰·冯·蒂芬
- 1497–1510 萨克森公爵腓特烈
- 1510–1525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阿尔布雷希特,联统勃兰登堡-普鲁士,成为了霍亨索伦家族的第一位普鲁士公爵
- 1527-1543 克朗贝格的沃尔特
- 1543–1566 沃尔夫冈·舒茨巴
- 1566–1572 格奥尔格·洪德·冯·文克海姆
- 1572–1590 海因里希·冯·博本豪森
- 1590–1618 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三世
- 1619-1624 布雷斯劳主教奥地利的卡尔
- 1625–1627 威纳赫的约翰·尤斯塔斯
- 1627–1641 约翰·卡斯帕·冯·斯塔迪翁
- 1641–1662 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威廉
- 1662-1664 奥地利大公卡尔·约瑟夫
- 1664–1684 约翰·卡斯帕·冯·安普林根
- 1685-1694 普法尔茨-诺伊堡的路德维希·安东
- 1694-1732 普法尔茨-诺伊堡的弗朗西斯·路易斯
- 1732-1761 巴伐利亚的克莱门斯·奥古斯特亲王
- 1761-1780 洛林的卡尔·亚历山大亲王
- 1780-1801 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
- 1801-1804 泰申公爵卡尔
- 1804–1835 年奥地利大公安东·维克多(职位继承给奥地利皇室)
- 1835–1863 奥地利埃斯特大公马克西米利安
- 1863–1894 奥地利大公威廉·弗朗茨
- 1894–1923 奥地利的欧根大公(世袭身份结束)
- 1923–1929 诺伯特·克莱因(布尔诺主教,1916 年至 1926 年)
- 1929-1933:诺伯特·克莱因
- 1933–1936:保罗·海德
- 1936–1948:罗伯特·沙尔茨基
- 1948–1970:玛丽安·塔姆勒
- 1970–1988: 伊德丰斯·保勒
- 1988–2000:阿诺德·维兰德
- 2000–2018:布鲁诺·普雷特
- 2018 年至今:弗兰克·贝哈德良
图集

后世评价

1902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身着条顿骑士团僧侣的装束,在重建的马尔堡城堡中爬楼梯,作为德意志帝国政策的象征。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茨克使用条顿骑士团的形象来宣传亲德和反波兰的言论。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采用了这种意象及其符号。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这种性质的协会和组织为纳粹德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纳粹宣传和意识形态经常使用条顿骑士团的形象,因为纳粹试图将骑士团的行为描绘成纳粹征服生存区的先行者。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将党卫军理想化为20世纪中世纪军事教团的转世。然而尽管在纳粹宣传中提到了条顿骑士团的历史,但骑士团本身在1938年被废除,其成员受到德国当局的迫害。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和希姆莱相信,纵观历史,天主教的军事宗教命令一直是罗马教廷的工具,因此对纳粹政权构成威胁。希特勒将他的德国骑士团建立在条顿骑士团的基础上,尤其是大团长的礼仪徽章本身,尽管他们废除了上述命令。
对条顿骑士团的争议性评价始于1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重新发现并浪漫化中世纪,另一方面波兰正处于被占领与持续瓜分的状态。自1850年起,这种氛围发展为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斗争”。[10]争论最初发生在波兰知识分子与普鲁士-德国历史学家之间,1860年以后,波兰的历史学者也正式加入论战。
波兰出版物指控骑士团对普鲁士人实施了种族灭绝[11]并执行毫无节制的扩张政策,[12]而德国历史学家则将该骑士团描绘为“日耳曼文化的传播者”。
这场争论在德国方面持续至1945年,在波兰方面则在1989年前虽有缓和但依然存在。波兰历史学家托马斯·托尔布兹这样总结道:“在德国,从帝国建立到纳粹国家崩溃的时期,骑士团在人文学科、宣传与当代政治中不断被引用;在波兰,这种现象持续至1989年铁幕倒塌。”[13]
这场波兰知识分子对占领者的初期论争始于文学领域。1826年,亚当·密茨凯维奇发表了长诗《康拉德·瓦伦罗德》,借用历史隐喻来批评俄罗斯对波兰的高压政策,以避开沙俄的审查制度。他将波俄冲突置于中世纪舞台,并以阴暗的条顿骑士形象代替沙俄占领者。[14]19世纪中叶,利沃夫历史学家卡罗尔·沙伊诺哈撰写历史叙事《雅盖沃与雅德维加》,让几代波兰人形成对该冲突的民族认知。[15]1874年出版的显克维支《十字军骑士》(Krzyżacy)则将骑士团描绘为十足的恶魔。[16]
从1865年起,被视为波兰历史学奠基人的沃伊切赫·肯琴斯基宣称,德意志的统治只为斯拉夫人带来“苦难与奴役”。这一观点将骑士团塑造为“由犯罪能量驱动、以暴力征服或利用当地斯拉夫统治者的天真而东扩的条顿主义”,后来在波兰民族主义的出版物中被进一步解释为种族灭绝或灭绝政策(波兰语:wytępienie)。19世纪波兰绘画也深受这一民族叙事的影响,条顿骑士通常被描绘为嗜血、残暴的敌人。例如沃伊切赫·格尔松(Wojciech Gerson)于1875年创作的历史画作中,骑士形象极为负面。即使在当代的波兰历史重演活动中,如2010年在萨诺克-姆日格乌德(Mrzygłód)举行的活动中,条顿骑士仍被作为象征性形象出现。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普鲁士地区的日耳曼化政策进一步激起波兰人的反感。在民族主义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波兰社会开始以1410年的格伦瓦尔德战役作为民族记忆的核心象征之一,每逢战役纪念日便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波兰历史绘画也进入繁荣时期,许多作品描绘波兰战胜条顿骑士团的场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扬·马特伊科的巨幅画作《格伦瓦尔德之战》,象征波兰对“傲慢的德意志精神”的胜利。
显克维支的小说《十字军骑士》也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强化了这一叙事,该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将骑士团塑造成道德败坏、形象可憎的集体。
1918年建立波兰第二共和国后,波兰历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骑士团的合法性。学者质疑《克鲁施维茨条约》的真实性以及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正当性。部分学者引用德国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茨克的观点,将骑士团对普鲁士人的征服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并将1308年占领波美雷利亚视为对“波兰固有领土”的侵占。
尽管现代学术界对“中世纪种族灭绝”这一说法持批评态度,但在20世纪波兰民族主义兴起及德波紧张关系背景下,关于骑士团“消灭普鲁士人”的表述在部分通俗史学作品中仍有出现。然而,多数现代历史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一词来描述中世纪骑士团的行为是非历史的、缺乏文献证据支持的夸张说法。骑士团既未计划性灭绝当地人,也未系统性推行语言与文化的抹除。[17]
纳粹德国失败后,波兰共产党政权借用“格伦瓦尔德1410年=柏林1945年”的宣传逻辑,强化对德胜利的象征意义。冷战时期的宣传更将条顿骑士团等同于“西德军国主义与复仇主义”的象征,强调波兰与苏联之间的泛斯拉夫团结。[18]
波兰社会对这一历史记忆的情感认同一直延续至今。例如在200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前夕,波兰小报刊登德国队长迈克尔·巴拉克身穿条顿骑士服装的漫画,配以“再现格伦瓦尔德”的口号,以激发民族情绪。这种手法虽非主流,但偶尔仍出现在媒体中。
1970年代起,随着西德威利·勃兰特政府推行东方政策,德波关系缓和,双方学者合作开展历史课本审订工作。1977年成立的联合教科文组织教科书委员会推动两国在历史记忆上的相互理解,也促使波兰对骑士团形象的重新审视趋向客观。
今日的波兰仍然在每年7月中旬举行战役纪念重演活动,不仅有波兰和立陶宛的团体参加,也有德国团体以历史和解为目的加入。2010年纪念活动上,条顿骑士团团长布鲁诺·普拉特出席并献花致辞,象征两国民族和解。

在俄罗斯,与条顿骑士团共同历史的处理具有特殊背景。起点是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北部与俄罗斯势力的直接冲突,尤其以1242年冰湖战役为高潮。[19]尽管现代历史学家多将此战视为一次较大规模的小冲突,[20],中世纪的俄国编年史却将其神化为天主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的决战之役。[21]
通过这种历史解读,俄国史学也得以淡化俄罗斯诸侯在对抗金帐蒙古过程中的败绩。[22]然而,与蒙古人相比,俄罗斯人对德国人的抵抗更为激烈,其原因在于蒙古人并不干涉东正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仅征收贡赋;而条顿骑士团则在教皇支持下,以宗教为名,企图改宗甚至消灭东正教徒这一“异端”。
除冰湖战役外,1268年的韦森堡战役亦被俄罗斯史学界视为重要胜利。同样,1410年坦能堡战役也受到俄罗斯编年史的重视,因为参与该战的白俄罗斯军团被赋予关键性的战役贡献。[23]
到了1930年代,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对抗背景下,条顿骑士团的形象被赋予新的政治含义,成为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无情侵略者和纳粹主义的前身象征。[24]这一解释的典型艺术再现便是谢尔盖·爱森斯坦执导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该片在1941至1945年间的苏德战争中成为反德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25]
直到苏联解体前,官方对条顿骑士团的解读始终未脱离上述框架。[26]直至今日,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仍坚持认为,条顿骑士团是罗马天主教会与德国封建势力侵略俄罗斯领土、消灭东正教的工具。

在新教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形象长期以来并不正面,尤其受到15世纪中叶与普鲁士等级阶层爆发的十三年战争影响,而显得颇为疏远甚至负面。[27][28]
拿破仑战争之后,在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茨克的大力推动下,条顿骑士团的形象发生转变。[29]骑士团开始被描绘为“德国向东方的文明使命”的象征,并在史学上扮演着“对抗斯拉夫世界的文明传播者”角色。[30]特赖茨克将骑士国视为“从德国海岸大胆伸入野蛮东欧之海的一座坚固海堤”,而1410年坦能堡会战中骑士团的失败则象征“西方世界”败于“野蛮东方”。在他眼中,骑士团体现了“德国性格中的攻击性力量与严厉冷酷的统治气质”。[31]
受到波兰方面对1410年“坦能堡战役”象征性纪念的影响,19世纪末德国民族主义者开始以“德意志元素”回应波兰的纪念活动。于是,骑士团逐渐被威廉时期普鲁士的民族主义者塑造成“德国东部殖民者”的典范。类似观点也体现在恩斯特·维歇特的小说《海因里希·冯·普劳恩》和《托伦市长》中。历史学家阿道夫·科赫在1894年甚至宣称:“普鲁士诸王是站在骑士团团长的肩膀上崛起的。”[32]

由于将西普鲁士等地区割让给新成立的波兰国家,引发了跨党派的宣传活动,重新唤起人们对骑士团在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传统”认同。东普鲁士的地理孤立进一步引发与1466年骑士国所面临外交困境的类比,使其被视为“斯拉夫洪流中德意志的堡垒”。[33]
1920年7月11日,在阿伦施泰因投票地区进行的全民公投中,因与波兰的边界争议决定了南部东普鲁士的归属。在公投前的宣传中,德方大力强调骑士团在“东地传统”中的作用。[34]街道布满骑士团十字徽章的旗帜与装饰。魏玛时期,多个在东部作战的自由军团(Freikorps)将骑士团符号用于其臂章,如东部边防卫队与波罗的海后备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主义组织之一——青年德国骑士团(Jungdeutscher Orden),甚至在名称、组织架构和职务名称上完全仿效了条顿骑士团。[35]

在纳粹德国时期,对于条顿骑士团的历史态度并不统一。总体而言,海因里希·希姆莱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等人延续了19世纪的正面骑士团形象。[36]
阿道夫·希特勒早在1924年所著的《我的奋斗》中就赞美德意志东向移民运动,并设想未来“沿着骑士团旧路”的征服计划。[37]1934年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安葬于坦能堡纪念碑时,德国政府将他塑造成1914年第二次坦能堡战役中的皇家将领,试图以此为1410年的失败“复仇”。[38]
然而,希姆莱出于其种族理论设想,要创立一支新的“德意志骑士团”作为“基因传承者”,其中包括新设的纳粹骑士团堡垒。因此,原本神圣的骑士团名称被废除。1938年,骑士团被官方解散。[39]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逐步压制旧有传统,为新“骑士精神”让路。然而,在骑士团旧地东普鲁士,宣传成效有限。例如帝国劳役团第25区的标志仍保留有纳粹党徽与骑士团十字。在战争中,党卫军第11“北欧”装甲掷弹兵师中的一支装甲部队还以骑士团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命名。
1945年后,由于失去东部领土,联邦德国社会对骑士团的回顾兴趣明显减弱,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骑士团进行美化。这一议题在社会上趋于沉寂。[40]只有部分复仇主义团体仍旧坚持旧有立场。
德国流亡者组织与历史研究机构如黑尔德研究院之间联系疏远。尽管如此,直至1960年代初,东欧研究界仍有不少学者试图在“去种族主义”的包装下延续传统的民族主义与“东线防御斗争”论调。[41]这一状况于1960年代初随学术代际更替才有所改变。[42]
1985年,维也纳成立了“国际历史委员会研究德意志骑士团”,其研究关注思想史、区域与欧洲视角。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骑士团仍被官方视作“侵略与复辟的堡垒”。1985年版《德意志军事词典》写道:“……这个沾满鲜血的骑士团在20世纪被改组为主要从事慈善的教会组织。目前在奥地利与联邦德国仍作为一种神职–军事传统团体存在。”[43]
1991年9月4日,联邦德国发行了一枚10德国马克面值的“德意志骑士团800周年”纪念币。[44]德国亦发行过以骑士团为主题的邮票。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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