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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代（西汉）皇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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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的主题是汉朝皇帝刘恒。关于同名人物，请见“刘恒 (消歧义)”。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中国汉朝（西汉）初期皇帝，于公元前180年至前157年在位，共23年。其系汉高祖刘邦第四子。刘恒的母亲是汉高祖薄姬（即薄太后）。他庙号太宗，正式谥号为“孝文皇帝”，后世省略“孝”字称为“汉文帝”。其墓葬是汉霸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由推选出来的皇帝，也是一位贤良、节俭、恤民及治国有方的君主，与其子汉景帝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时代的首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文帝并非汉惠帝后裔，也没有继承其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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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刘恒生于秦末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当时，其父汉王刘邦在成皋召幸其母薄姬，刘恒即于当年出生。汉高祖十一年春（前196年），年仅八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其封国位于北方边陲的代国（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刘恒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素以谦抑、低调著称。
刘邦逝世后，掌权的吕后杀害刘邦的爱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刘如意，并曾提议改封代王刘恒为赵王。刘恒深知形势险恶，遂巧妙辞让，推辞改封之议，从而得以保全性命。吕后当政时期，大封吕姓子弟为异姓王，如吕产、吕禄等，形成强大的吕氏外戚集团，加剧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吕后死后，汉初功臣集团、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爆发流血斗争。高祖长孙齐王刘襄首先于外举兵发难，周勃、陈平等人在长安内应，刘氏诸王于是群起而夷灭诸吕，最终以汉初功臣集团的胜利而告终。[1]
事后，周勃、陈平等大臣铲除诸吕，昭告天下，称后少帝刘弘及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皆非汉惠帝亲生子，因而一并废黜，并在刘姓皇族中另择皇位继承人。
在诛吕安刘后，新帝登基前，从血统与辈分上看，至少有三类四位具备一定继位资格的人物：
其中，楚元王刘交与齐王刘襄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均曾出兵，颇有战功；功臣派主要成员则有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灌婴、张苍等，刘氏家族方面则有刘邦大嫂阴安侯、二嫂顷王后以及远房堂弟琅琊王刘泽等人参与商议。[2]
后世根据史料与人物性格，多从“可控制性、功臣平衡、外戚势力、对诸吕态度”等角度，概括出大致的入选/淘汰逻辑：
- 楚元王刘交：辈分尊高、资望深厚，且在诛吕过程中出兵有功，但正因成熟老练、不易受制于功臣集团，被视为“难以驾驭”，故在程序上被列为候选，实则被排除于真正的决策圈之外。[3]
- 齐王刘襄*：诛吕政变的“首难”之一，握有兵权且自恃“高帝嫡长孙”，理论上是最有资格争位者之一。但大臣们既不认可其“嫡长孙”说，又不满其擅自起兵、杀害中央派驻齐国丞相邵平、行动接近“自立为帝”的造反行为。同时，其舅驷钧势力甚大，也引发对“再现第二个外戚专政”的忧虑。[来源请求]
- 淮南王刘长：性格刚烈、脾气火爆，为人跋扈。其母赵姬因“贯高谋刺事件”受牵连入狱，终致自杀，刘长对吕后心怀怨毒，起兵意愿强烈。据说在淮南丞相、北平侯张苍劝阻下才未举兵。刘长与刘恒同为庶子，但年幼五岁，且由吕后抚养长大，被担心对吕后仍有感情，再加上性情难以辅佐，也遭到反对。[来源请求]
- 代王刘恒：一方面，他为刘邦在世时诸子中年长者之一，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较易成立；另一方面，他在诛吕政变中没有擅自起兵，符合“功臣不愿拥立自起兵诸侯王”的心理，又能突显“拥立之功归功臣列侯”。刘恒为人仁爱孝顺，性情宽厚谦和，其母薄夫人谨慎善良，不易重演吕氏外戚专权。长期镇守边陲，又对匈奴威胁有切身认识。综合各方利益后，他因政治上的“可接受度最高”而成为功臣和刘氏宗室折中的人选。[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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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八年（前180年），群臣最终选定代王刘恒为新皇帝。刘恒时年二十三岁，性情宽厚孝顺，而薄氏家族势弱，不足与功臣、宗室争权，易为诸大臣所接受。[4]
面对汉廷迎立之邀，刘恒在代国没有立即启程，而是进行了数步审慎准备：
- 群臣辩论：刘恒遍问代国众臣意见。郎中令张武一派认为汉廷大臣皆为故高帝名将，习兵多谋诈，此次迎立“名为奉刘氏，实未可知”，主张称疾不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则认为秦失政后群雄并起，最终得天下者为刘氏，自有“盘石之宗”，又有民心所向，诸侯强藩牵制在外，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劝刘恒勿疑。[5]
- 与母商议：刘恒又向母亲薄姬请示，母子反复权衡，仍未决断。[6]
- 占卜吉凶：遂令人卜筮，“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辞称“余为天王”，卜人解释“天王”即“天子”。刘恒仍心存疑虑。[7]
- 遣舅探实：他派舅舅薄昭赴长安与周勃等大臣晤谈，确认迎立确是“奉刘氏宗庙”而非别有所图。薄昭归报曰：“信矣，毋可疑者。”刘恒这才彻底释怀，笑谓宋昌“果如公言”，决定启程。[8]
- 再探虚实：刘恒自代国出发，至高陵休息，再派宋昌先驰往长安观察局势。宋昌至渭桥，见丞相陈平率百官迎候，回报后，刘恒方驰至渭桥，接受群臣朝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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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行至长安城畔的灞桥、渭桥时，出现数个著名政治细节，显示其初登帝位时的权力布局思路：
- 当众拒绝“密谈”：太尉周勃欲“请间言”，宋昌当众答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刘恒默许不言，既避免日后被指“私收玉玺”、“得位不正”，也通过宋昌向群臣表明“君权与公议优先于私下交易”。[10]
- 形式上的“辞让登基”：周勃跪上天子玺符时，刘恒先要求“至代邸而议之”，入邸后又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11] 经过群臣再三固请后，他才“勉从众望”，以此完成程序上的谦让，消解“被功臣强立”的潜在非议。
- 清宫与废杀诸惠帝诸子：当时宫中尚有后少帝刘弘在位，太仆夏侯婴与东牟侯刘兴居奉命“清宫”，拘捕后少帝刘弘，迎代王入未央宫听政。是夜，有司分部，将刘弘及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四人废黜并杀害。[12][13] 史书未明言由谁直接下令处决，成为后世争论之处。
- 首夜“三道诏书”：即位当夜，刘恒迅速调整京师军政：
同年十二月，汉文帝又下诏，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不再普遍收没罪人家属、财产，表明其与秦、吕严刑政策的决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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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
汉初，高祖刘邦总结秦亡教训，提出“与民休息”，不断降低税赋标准。汉文帝即位后，大体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路线，在位期间崇尚节俭，减轻徭役与赋税，慎刑恤民，兴修水利，使汉朝逐步进入相对安定与休养生息的时期，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合称“文景之治”。
高祖时已将田赋税率降为十五分之一（“什五而税一”）。[18]
文帝继位初年，百姓生活仍相当艰辛，史载其时情景为：“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19]
前元十二年（前168年），文帝下诏将田租税率减半，由“什五税一”改为“按三十税一”征收，即三十分之一。[20]
第二年（前167年）六月，又正式免除全国田租：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21]
这一免税政策持续约十三年，不但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善民生，也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为文景之治奠定财税基础。直至景帝时才恢复为“三十税一”的标准，并逐渐成为定制。
此外，由于汉朝实行“郡国并行制”，诸侯王封国内可自收自支田租，易与中央直辖地区“争人争利”。文帝免除直辖地区田租，也有通过提高中央辖区吸引力、相对削弱封国经济实力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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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大税种口赋，在文帝时由每人一百二十钱降为四十钱。[22]
在徭役方面，文帝将成年男子“每年服徭”的制度，改为“三年服役一次”： “丁男三年而一事。”[23]
相比秦朝和汉初，高祖、惠帝时期，此举显著降低了劳役负担，为农业生产和社会恢复提供了更多人力。
据研究，秦二世时中国人口约两千万，经秦末战乱，到汉高祖初年降至约一千四百万。汉文帝在位时，人口迅速回升到约三千一百万。[24]
田赋免除、轻徭薄赋有效改善了百姓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带动人口恢复与增长。尽管人头税性质的口赋标准有所降低，但在人口增加的前提下，朝廷相关收入并未减少。
前元元年十二月（前179年），文帝即位不久，下诏曰： “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25][26][27]
起初丞相周勃、陈平认为收孥与连坐可“累其心，使重犯法”，主张维持原状，但最终仍奉诏行事，取消了部分连坐条文。[28]
需要强调的是：文帝所废除的，只是连坐体系中的“收孥诸相坐律”，即对罪犯家属普遍收没、奴役的一部分规定，并非彻底废除整个连坐制度。后世直至汉昭帝时期，家族连坐、什伍连坐等仍然存在，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族诛和连坐，连坐制才在法律上终止。
在废除部分连坐法后，文帝又注意到“诽谤妖言之罪”使群臣不敢尽言，于是下诏废除此类罪名：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29]
此举在法制上为臣下直言进谏创造了更宽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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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十三年（前167年），“淳于意案”与其女淳于缇萦上书救父，成为肉刑改革的直接契机。[30][31]
淳于意原为齐太仓令，以清廉著称，后因案当肉刑，押赴长安。其女缇萦随父进京，上书言“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感动文帝。文帝由此反思秦以来黥（刺面）、劓（割鼻）、刖（断足）三种肉刑“刻肌肤，终身不息”，有违“为民父母”之意，遂下诏：“其除肉刑。”
- 当黥者：改为髡首、加铁枷为城旦舂；
- 当劓者：改为笞三百；
- 当斩左趾者：改为笞五百；
- 当斩右趾者及杀人自首、官吏受贿枉法、监守自盗而又再犯笞刑者：皆处以弃市（斩首）。
同时规定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等数层逐年减刑制度，为改过自新提供通道。[32]
史家评价，改革后“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33] 文帝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系统废除大部分肉刑的皇帝，此举标志着刑罚制度由极端残酷向相对人道的一次重大转折。
关于缇萦的具体事迹，后世多有演绎、扩写，大致脉络为：缇萦不畏千里跋涉，甘愿“没入官婢”以赎父刑，其孝心与勇气感动文帝，使其意识到肉刑不仅残酷，也不利于罪犯改过、社会安定和国家经济发展。此后，“缇萦救父”的故事被广泛传颂，东汉史学家班固称赞“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以彰显其在法律变革中的象征意义。
汉文帝个人生活极为节俭。史载其“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34] 上朝时“履不藉以视朝”，即仍穿草鞋上殿。[35]
他常穿质地较粗的“绨衣”，破损则补缀再穿；对后宫亦严加限制，规定嫔妃衣服下摆不得曳地，幔帐不得施以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36]
在身后安排上，文帝也反对厚葬与过度守丧，下遗诏要求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以瓦器为主，不用金银；规定群臣三日后释服，不得因帝丧而长期禁止婚嫁、饮酒、食肉，以免“厚葬破业，重服伤生”。[37]
文帝对老弱群体有所倾斜：对八十岁以上老人按月发给米、肉、酒等生活物资，对九十岁以上老人则加发一定数量的麻布、绢帛和棉絮。结合减税、减徭等措施，使其在位时期民间普遍呈现“小康”景象。
内忧：诸王叛乱
文帝即位前后，诸王之中存在对“谁应为帝”的不满情绪，其中尤以济北王刘兴居为代表。刘兴居为齐王刘襄之弟，因兄长未被立为皇帝而心怀怨望。
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大规模入侵汉朝边境。丞相灌婴率军北击，文帝亲幸太原督战。刘兴居误判形势，以为“天子亲征匈奴、京师空虚”，遂在济北起兵反叛，意图趁机袭击荥阳。
文帝闻变，立即罢兵还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军讨伐。叛军很快被击破，刘兴居兵败自杀，其封国被废除；参与叛乱的济北吏民，凡在汉军至前先自定者或军地邑降者，一律赦免、复官复爵。[38][39]
前元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余人密谋，以輂车四十乘起兵于谷口，并图联络闽越、匈奴等势力，阴谋尚未发作即被朝廷察觉。刘长被召至长安，其党羽多被处死。[40]
群臣多主张以“大逆”罪弃市刘长，文帝念及“先帝之子”，不忍加以极刑，只废其王爵，发配蜀郡严道、邛都一带（今四川邛崃山区），并给与车乘、侍者与一定数量的肉、酒作为“生活供给”，似有“羞辱而不杀”的平衡考量。时人如袁盎认为，刘长性情刚烈，不堪屈辱，途中必自杀，届时舆论仍会归咎于皇帝“杀弟”，劝文帝慎重。文帝自以为“只是小惩大诫”，并未采纳。[41]
途中各县官吏畏惧担责，不敢启封囚车，又不敢充分供给饮食，刘长遂绝食而死。文帝闻讯后“哭甚悲”，令丞相、御史追究沿途“不发封、不馈侍者”的县吏，皆弃市，并以列侯之礼葬刘长于雍，设三十户守冢。[42]
总体而言，文帝对宗室诸王反叛的处理，在“法理严惩”与“骨肉之情”之间摇摆：对济北王则“王自杀、国除”，对刘长则“废王发配”，但最终仍以“死于途中”收场，两案均对后来的“七国之乱”有警示意义。
外患：南北威胁
文帝在位期间，既要应对南方南越国的称帝问题，又要面对北方匈奴的频繁入侵。在国力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他总体采取“南抚北御”的策略：先通过政治斡旋解决南越称帝问题，再在北方以“和亲为主、武备为辅”应对匈奴。
南越国起源于秦始皇统一后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驻军集团。秦末大乱时，南海尉任嚣临终劝龙川县令赵佗“可乘乱并三郡，自立为国”，后赵佗遂据岭南，自称南越武王。[43]
-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遣陆贾出使南越，承认赵佗为“南越王”，与之剖符通使，约为藩臣。[44]
- 吕后执政时，曾禁输铁器入南越，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对内行帝制，对外仍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居。[45]
- 文帝即位后，再度遣陆贾出使。赵佗上书自陈称号不过是“聊以自娱”，愿“去帝制黄屋左纛”，恢复南越王名号，长期为汉之藩臣，并定期进贡。文帝对此大悦，承认其内外之分而不再强行讨伐。[46]
通过柔性外交，文帝基本稳定了岭南局势，为后来的汉武帝彻底纳入岭南打下了基础。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间，正值匈奴单于更替频繁的时期，先后经历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三代更易，每次更替往往伴随对汉边境的大规模试探或侵袭。
史载自前元三年（前177年）起，至文帝末年，在位二十三年中，有二十余年边境遭受匈奴骚扰，其中三次规模尤大：[47]
1.前元三年（前177年），冒顿单于在位，匈奴右贤王率众大入北地，深入河南地为寇。文帝初幸甘泉，命发边骑八万五千至高奴，遣丞相灌婴迎击，匈奴遂退去。 2.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深入朝那、萧关，焚烧回中宫，游骑至雍、甘泉，杀北地都尉卬，虏掠人民畜产甚多。文帝一度欲亲征，后在太后极力反对下作罢，改派多路将军出击，匈奴停留月余后退走。 3.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分六万骑入侵上郡、云中，文帝发将军分屯飞狐、句注、北地、细柳、霸上、棘门等要地以备之，数月后匈奴退去，汉军亦罢兵。
此外，重要因素还有燕人宦者中行说投降匈奴。他在和亲出使途中“降单于”，深得老上单于信任：
- 一方面，教匈奴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自称，并在尺牍、印封尺寸上刻意压过汉朝，激发其政治自大；[48]
- 另一方面，为匈奴解释和辩护“父死子娶后母、兄死弟娶嫂”等习俗，从而强化其内部凝聚力；[49]
- 更关键的是，他熟知汉朝边防部署与礼制思路，被认为在前元十四年匈奴奇兵深入回中宫、甘泉一带时起到重要参谋作用。[50]
在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北边压力甚大的背景下，文帝不得不在“安边”与“避战”之间寻找折衷。
总体而言，文帝对匈奴采取“和亲为主，辅以有限军事反击”的策略：
和亲：延续高祖以来以宗室之女或“公主”名义嫁予单于为阏氏，以岁贡丝绵、粮食等物资换取边境相对和平。
用兵：前元三年（前177年），右贤王入北地，文帝发骑兵八万五千，令灌婴统军，高度重视但避免决战；[51]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深入朝那、萧关，焚烧回中宫，文帝亲临渭北劳军，欲躬率亲征，最后在皇太后再三挽留下作罢，改由多将军分路出击，终迫匈奴退去；[52]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入侵上郡、云中，文帝任命令勉、苏意、张武、周亚夫、刘礼、祝兹侯等人分别屯兵飞狐、句注、北地、细柳、霸上、棘门，立体布防，待匈奴退去后即罢兵。[53]
在文帝时期，匈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但通过和亲与有限反击，至少避免了因“贸然决战”而重演秦末那种国力透支的局面，为后来的汉武帝北击匈奴积累了时间与资源。
文臣武将
文帝即位后，既倚重高祖旧臣，也广泛网罗、培养新一代政治与军事人才，为“文景之治”储备了干部基础。
高祖旧臣：
周勃：诛吕首功，为太尉，后因“夺兵权”与“功高震主”的矛盾逐渐被边缘化； 陈平：善权谋，多次在政变、外交中发挥关键作用； 灌婴：宿将，曾多次领兵抵御匈奴。
代国旧臣：
张武：先在代国劝谏慎行，后在文帝朝中多次任将军，前166年率十万骑、千乘车驻军渭北防匈奴，后元六年又屯守北地； 宋昌：以“代国中尉”身份力主入京即位，后被封为壮武侯，并任卫将军，镇抚南北军； 薄昭：薄太后之弟，以外戚之贵封为轵侯，在迎立过程中扮演“信使”角色。
在新兴人才方面，尤为重要者有：
晁错：文武兼备，因上《言太子知术数疏》阐述君主驾驭群臣与治理万民之道，自太子舍人擢升为太子家令，被称为“智囊”。其《言兵事疏》论述“选将”“用兵”“汉匈优劣”“以夷制夷”等，影响深远，亦上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重要奏议。[54]
贾谊：年仅二十余岁即由吴公推荐为博士，是当时最年轻的博士之一。其《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谏铸钱疏》等，对总结秦亡、规劝文帝、论证“德战”与“仁政”均有重要影响。[55]
周亚夫：绛侯周勃之子，以治军严整著称。文帝亲观其军于细柳时，感叹“此真将军也”，并在临终遗诏中嘱托太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56] 后于景帝朝平定七国之乱，成为汉初名将。
逝世与身后之事
公元前157年7月6日（六月己亥），汉文帝驾崩于长安的未央宫。乙巳（7月12日），被葬于长安城东南的霸陵，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塬。
至汉景帝时，群臣上议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建议以高祖庙为“太祖之庙”，以文帝庙为“太宗之庙”，天子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各为文帝立“太宗之庙”。景帝制曰：“可。”[57]
后世普遍认为，汉文帝以节俭、宽仁、慎刑、轻徭薄赋之政，使战后残破的汉帝国迅速恢复元气；其在位时期虽未大规模开疆拓土，却完成了从“战后恢复期”向“稳固发展期”的关键过渡，与其子景帝共同缔造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 在宗室与诸王问题上，他在恩义与法理之间多有折中，在对匈奴与南越态度上则偏重务实与节制，这些选择既体现了当时国力与政治格局的约束，也构成了对后世“文治与武功”平衡的一种早期范式。
评价
《史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汉书》︰“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屮，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汉.许嘉 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汉书‧韦贤传》)
汉.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遂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 (《新论》)
魏.曹丕︰“文帝慈孝，宽弘仁厚，躬修玄默，以俭帅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典论》)
魏.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艺文类聚·卷十二》)
魏.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三国志.王朗传》)
唐.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旧唐书‧太宗本纪》)
唐.虞世南：“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几近于王道。”(《帝王略论》)
唐.卢藏用︰“惜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制者，汉文之明也。并能垂名无穷，为帝皇之烈。岂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济众，以臻于仁恕哉！”(《旧唐书.卢藏用传》)
唐‧权德舆︰“文景二帝恭俭爱人始蠲去肉刑，恻隐之教洽于人心，当时风俗敦朴，公卿耻言人过，刑狱衰息。”(《册府元龟‧卷一百四》)
唐.李渤︰“文帝躬约素德，罢构露台，却千里马，熙然与刑措无异。贾谊尚以为皇号甚美，论德不称，岂非兼以造程裁范，未抵大中欤？”(《全唐文.上封事表》)
宋.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何博士备论》)
宋.王安国︰“(汉文帝)三代以后未有也‥‥‥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宋史‧王安国传》)
宋.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栾城集》)
宋.苏籕︰“汉文帝、唐太宗，海内安乐，虽三代不能加。”(《栾城遗言》)
宋.罗从彦︰“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盖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汉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长，其惟汉文乎！”(《宋元学案‧议论要语》)
宋‧钱时︰“景不如文亦明矣。然言治者，必曰文景，何也？盖自春秋战国，历暴秦，更刘项，战斗之祸，宇宇分裂，生民涂炭。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两汉笔记》)
宋.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朱子语类》)
宋.陆九渊：“夫文帝之为君，固宽仁之君也。然其质不能不偏于柔，故其承高、惠之后，天下无事，不知上古圣人弦弧剡矢、重门击柝之义，安于嫁胡之耻，不能饬边备、讲武练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举入边者数四，甚至候骑达于雍甘泉，仅严细柳、㶚上、棘门之屯，虽拊髀求将、御鞍讲武，而志终不遂。使其有学以辅之，而知高明之义，必不至于此矣。”(《问汉文武之治》)
元‧许衡︰“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着，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元史‧许衡传》)
明‧丘浚︰“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大学衍义补》)
明.孙绪︰“古人有言直如弦死道边，诚哉斯言。汉之文帝，三代而下第一贤主也，袁盎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陇西都尉。光武，中兴贤主也，申屠刚以数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二君且不能容直士，况其下者乎？”(《沙溪集.巻之十一.无用闲谈》)
明‧谢肇淛 ︰“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然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五杂俎》)
明.桂萼︰“昔汉文帝唐太宗方草创之初。每预免民租。卒以收富强之效。”(《桂文襄公奏议》)
明‧戈谦︰“降及汉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轻徭役、薄税敛、谨节用、寡嗜欲。汉唐诸君，庶几作民父母之义。故其享国长久，亦至三四百年，此本固邦宁之验也。”(《皇明经世文编‧恤民疏》)
明‧郎锳︰“三代而下，称治世莫如文景。今观文帝之世三十六诏，景帝之世二十五诏。而其除租、赐爵、务农、忧恤者，三之一焉。则其史称与民休息可知。呜呼!此后世之所不及也。”(《七修类稿》)
清‧李渔︰“从来人君之善行乐者，莫过于汉之文、景；其不善行乐者，莫过于武帝。以文、景于帝王应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觉其逸；武帝则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见其劳。”(《闲情偶记》)
清‧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史记半解》)
清‧王夫之：“夫文帝而幸非纵欲偷乐之主也，其未免于田猎钟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义之腴，建中和而兴王道，诸侯奚而不服，风俗奚而不移，廉耻奚而不崇？而先导谀以冀仇其说，文帝幸不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谊虽欲自异于李斯也不能。乃后世或犹称之曰“善诱其君以兴治”。下恶得有臣，上恶得有君哉！”(《读通鉴论》)
清.王仕云︰“太宗孝文，恭俭宽仁。建贤劝农，加惠元元。”(《四字鉴略》)
清.弘历：“贾谊初请改正易服，且谦让未遑，何以于黄龙之见即议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诞，非有以乘其间乎？文帝，三代下令主，于此不无遗憾。”(《乾隆御批纲鉴》)
清‧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邪，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匄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老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戾乎。”(《曾国藩文集》)
清.鲍东里︰“迎文于代，为世贤君，恭以持己，德以化民。庙号太宗，实为不愧，遗诏短丧，为仁者累。” (《史鉴节要便读》)
汉.荀悦︰“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虽在明世，且犹若兹，而况乱君暗主者乎！然则屈原赴湘水，子胥鸱夷于江，安足恨哉！周勃质朴忠诚，高祖以为安刘氏者，必勃也。既定汉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岂有异哉！狼狈失据，块然囚执，俛首抚襟，屈于狱吏，岂不愍哉！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进而喜，非贪位；退而忧，非怀宠。结志于心，慕恋不已，进得及时，乐行其道。故仲尼去鲁曰迟迟而行，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境，彼诚仁圣之心。夫贾谊过湘水，吊屈原，恻怆恸怀，岂徒忿怨而已哉！与夫苟患失之者异类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从死，岂可谓不忠乎！然人主不察，岂不哀哉！及释之屈而思归，冯唐困而后达，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贤俊所以伤心也。”(《前汉纪.卷八)
宋.王楙︰“文帝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信，赏罚之命，往往出于一时，而不加审细，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不至丽于有过之地。季布为河东守，人或言其贤，则召以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则罢归故郡。贾谊通诸家之书，廷尉言其能，则召以为博士，绛灌言其擅权，则弃之长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则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则赦出之。太仓令或者言其过，遽下腐刑。缇萦言妾父廉平，则恕之。孟舒、魏尚守云中，皆有能称，稍有所闻，则下吏削爵，一闻田叔、冯唐之言，遂复其故职。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以辩给而迁啬夫；以犯跸而欲致其死，以盗环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而赖张廷尉之救上也。文帝轻于赏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轻信之过，向非有以救之，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野客丛书.卷十四》)
家庭与相关争议
刘恒任代王时，曾有一位代王王后，为刘恒生有四子。史载这位代王王后在平定诸吕之乱后、刘恒入长安前即已去世；在刘恒登基后不久，其所生四子又相继病逝。[62]
高后八年九月，刘恒登基，次年正月便有人上言“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建议立太子，最终立八岁的庶长子刘启为太子。[63] 从时间上看，自登基到立太子不过数月，而代王王后已先于入京前去世，其四子又在此短期内先后病亡，历来引人疑窦。
由于《史记》《汉书》对代王王后的姓名、出身都未明确记载，后世多有推测，认为其可能与吕氏家族有某种血缘关系，甚至由此衍生出“代后或为吕氏女”“刘恒有意与吕氏血脉切割”等解读。[64] 然而相关说法多属后人合理推断或演绎，缺乏直接史证。
后世民间及部分二手论述中，曾出现“汉文帝为稳固皇位而杀代王王后及诸子”的说法。但从正史记载来看，这种说法并无明确依据，甚至与原文相悖。
- 《史记·外戚世家》记：
“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司马迁明言“四男更病死”，并未提及被杀。
- 《汉书·外戚传》文字基本沿用此说：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为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此外，《史记·外戚世家》又载：“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假若代王王后确为吕氏之女，文帝“独幸窦姬”本身就可能招致严重政治风险——参照其弟赵王刘友不睦吕氏夫人而被吕后幽禁饿死的前例，可知吕后绝不容忍“冷落吕氏嫡后、宠幸他姬”的行为。《史记·吕太后本纪》中两段赵王受害记载，恰恰说明了吕氏对婚姻与后位控制的严厉程度。
再看《史记·孝景本纪》：“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此处司马迁对“前后有几男”“谁先谁后”本身就存在记忆模糊之处（四子、三子记载不一致），却仍坚持使用“死”“病死”等字眼，而非“诛”“杀”。从“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到文帝即位之间尚有数年之久，很难简单推定为“登基后立刻杀子”。
综合来看，正史给出的信息只能证明：
- 代王王后在刘恒入京前已经去世；
- 她所生数子在文帝即位前后数年间陆续病逝；
- 文帝最终改立庶长子刘启为太子。
至于“文帝亲自下令杀妻杀子”的说法，既无史文支持，也与“病死”的原始记载相矛盾，多属后世基于政治斗争想象、对“权力代价”的文学化夸饰。就现有史料而言，“杀妻杀子说”应视为缺乏文献根据的臆测，不能作为严肃史论依据。
纪年
其他
《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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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奉养其母薄太后，极为孝顺，从不怠慢，当他还是代王的时候，有一次母亲患病，病了三年之久，文帝亲自殷勤看护，在侧侍候，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每逢煎好汤药，如非亲自尝试，未敢拿与母亲服。 文帝孝顺母亲，因而仁孝声名传遍于天下，得到人人之赞颂。[65][66]
诗曰：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玻。汤药必先尝。[67]
据说，汉文帝有次梦见自己即将登天之时，结果邓通出现，助他一臂之力登天，加上邓通巧言逢迎，所以十分受文帝宠信；有次文帝让相士许负给邓通面相，许负说邓通将来会“当穷饿死”。文帝反赐给邓通蜀严道铜山，准其自铸铜钱，于是“邓氏钱”遍布大汉天下，其富可想而知 [68]。但因为邓通曾经在文帝在位时，因“吮痈舐痔”事，得罪过太子刘启，故在文帝驾崩之后，即位的汉景帝刘启罢免邓通，并且没收其全部家产，最后邓通因为穷困而饿死在蜀地（传说是雅安）。
影视形象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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