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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普 (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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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普（1902年9月9日—1969年1月5日），字贯三，山东沂水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家，因发现缓发中子、创建山东大学物理系而著称，被认为是中国核物理学的先驱人物。[1][2]
1928年，王普自北京大学物理学毕业，1928-1929年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的地质所和物理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29年-1930年转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1930年，他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物理系任教。1935年，王普作为公费生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并在威廉皇帝学会化学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学。1938年博士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1939年-1946年，王普任教于辅仁大学，并在山东大学复校后返回担任物理系主任、代教务长。1947年-1950年，他到美国国家标准局担任辐射物理学研究员，1950年-1951年任杜克大学访问教授，1951年-1956年任范德堡大学副教授（期间兼任通用汽车学院教授）。因不满麦卡锡主义风潮，他假借学术会议名义绕道苏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王普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山东省政协常委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1957年后，王普身患高血压与心脏病，长期疗养。文革爆发后，王普因屡遭迫害，于1969年跳楼自杀，时年67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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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1902年9月9日，王普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南乡（今属沂南县依汶镇东贯头村）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王西琪为晚清廪生，曾任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监。1910年起，王普到聊城县上小学，至1922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同年，王普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于1924年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28年，王普获得学士学位。同年秋天，王普的老师丁西林介绍他到中研院工作，王普自此成为中研院物理所（丁西林任所长）与中研院地质所（李四光任所长）的助理研究员。1929年，由于受不了上海的潮热气候，王普回到山东，在济南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4][5][6]
1930年，王普受聘进入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物理系。由于该物理系当时只有一名实验技师与教师王普，因此他被认为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创办人。1935年秋，王普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山东省公费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后随导师K.菲利浦在威廉皇帝学会化学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学，成为继王淦昌之后第二位到此学习的中国人。1938年，为完成博士论文，王普在研究所的帮助下前往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所，进行热中子与铝核作用的实验研究，最终凭此通过答辩并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底，王普计划参与美国物理学会议。但该会议被推迟至1939年，与“第五届华盛顿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一并举办。由此，王普决定暂缓回国，并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资助，继续留在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当满一年的客座研究员。期间，他与R. B. Roberts、R. C. Meyer等人首度发现了缓发中子[7][8][9][10]。1939年秋，王普前往北平，受聘为燕京大学（直至1941年12月，该校被日军强行解散）与辅仁大学的教授。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他作为物理系唯一的华裔教授（其他三位是德裔教授）[11]，常常在课上发表爱国主义言论，抨击法西斯主义的暴行。1945年-1946年，王普兼任北平临时大学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后，王普回校担任物理系主任，一度代理教务长。期间，王普计划为山大建立仪器厂，以推进原子能研究与宇宙光线研究。[4][5][6][12]
时任山大物理系主任王普为了建加速器，与筹建巨型β加速器的美国国家标准局联系，寻求技术协助。然而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学校的教学及科研条件愈发困难。王普便打算到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哈夫斯塔德的推荐信加持下，王普于1947年秋以核物理学家的身份受聘，前往美国国家标准局担任辐射物理学研究员，直至1950年7月1日为止。虽然按照最初的聘约，王普应该带上家眷前往美国，但他以“到美国是去工作，不是去享福或旅游”为由，坚决不同意这一要求，甚至撕掉聘约。最终，美国国家标准局只好让步，允许王普单独赴美国工作。1950年-1951年，他担任杜克大学的访问教授。1951年-1956年8月，他担任范德比尔特大学副教授。1956年上半年，他还兼任通用汽车学院的教授与教员顾问。教书期间，王普专注于使用核乳胶方法研究高能粒子与宇宙线。[4][5][6][12]
1950年代，受麦卡锡主义风潮影响，许多在美国工作的华人遭受迫害，王普亦在其中。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遭过数次传讯与监视，几乎被美方扣留。在美期间，王普常与郭贻诚等人保持通信往来，屡次表示要设法回到中国。1956年8月，王普假借参与欧洲某学术会议的名义，在中国驻荷兰代办处的帮助下，绕道苏联回国；抵达北京后，他受到高教部司长李云扬、山东大学校长晁哲甫、中科院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等人的接待与欢迎[13]。尽管北京多个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等[14]）争相聘请王普，他的家人也在北京居住，但王普还是决定重返山东大学，担任山东大学的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5]、原子物理教研室主任与物理系教授。同时，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至1958年为止），第一、二届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物理协会理事、青岛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4][5][2][6]
1957年大鸣大放中，王普与刘洪宾联合数十名山东大学教授，打算为批判“党天下”的储安平发声援电报，但王普的好友束星北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太过大胆，王普虽感不悦，但也听从了他的建议[15]。1958年，王普主持举办“基本粒子与原子核理论暑期讲习班”，邀请朱洪元、张宗燧、谢毓章等物理学家为60名学子传授理论知识。此举被认为是粒子物理学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大规模普及[17]。
早在反右运动爆发后，王普便身患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在青岛等地疗养。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59年招收李惠信、张乃健为自己的研究生[12]。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普遭过数次抄家，导致他的近千张照片（包括其与爱因斯坦等著名物理学家的合影）被销毁，自存的大部分著述遗失。1968年秋冬之际，王普被隔离审查，之后只能睡在实验室的水泥地上，每周经历数次规模不等的批斗会，疾病愈发恶化[18]。1969年1月15日，不堪迫害的王普跳楼自杀，时年67岁。1979年4月7日，山东大学为王普举办追悼会。[4][5][2]
据山东大学教授、王普的学生孙文广回忆，领导曾要求王普在反右运动中批判束星北，但王普仅对束星北的物理研究作批评。其后，对现状不满的王普时常发牢骚，因患病转入疗养院才逃过一劫。文革爆发后，王普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回山东大学批斗，甚至被扣上“攻击革命样板戏唱腔像狼嚎”的罪名，被关入“黑监狱”隔离审查，饱受折磨。王普在关押处（山东大学物理楼）自杀身亡后，还有人贴大字报，骂他死有余辜。[19][20]
尽管王普是中国近代的核物理学先驱，但他的成就与事迹并不广为人知。根据鲁任的说法，在2009年，专门评介王普的文章不足十篇，这其中还包括大学校史资料、县志与同事回忆文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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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王普是家中的独子，他还有两个妹妹。1922年，王普在父母的包办下与一位比他年长的女子成婚，生有一女。1928年夏，刚从北大毕业的王普又在北京自由结婚，对象则是林舒志（约1910年-1990年5月），来自莆田的前清官吏之女。由于王普热爱故乡，因而他子女的名字均以“沂”为字辈。王普共有五女一子，已知的包括王沂坦、王沂明、王沂华、王沂青、王沂光（独子）。[21][6]
据王普的亲友与学生回忆，王普为人狷介耿直，且一心痴迷于物理研究，是不关心时事、不擅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者。然而，他不堪忍受不公的对待，不想趋炎附势，也不愿做损人利己的事。因此他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饱受迫害，最终自杀。回国后，丁西林曾劝告王普“你回山东就毁了！”，但王普执意凭借自己的偏好，前往气候湿润的青岛定居，并坚持返回山东大学教书。而与他同一代的王淦昌等人则因参与两弹一星项目而功成名就。[5][6]
据清华大学物理系前主任张礼回忆，王普的生活作风相当严谨、自制。他在辅仁大学教授普通物理学课程时，都会穿上熨烫得十分平整的白色实验服，以明确表明他的职业身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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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王普在卡内基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亦担任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地磁部高电压实验室的理论顾问。二人作为同事，私下经常互相来往。王普因此对高电压装置有所了解，并发表文章《核子物理与高电压》，具体分析了西方各国的高电压装置，文后呼吁中国物理界应当立刻拨款建设高电压装置，以促进核物理研究。[12]
1939年，伽莫夫邀请王普将他去年撰写的科普小说《Mr Tompkins in Wonderland》翻译成中文，并在王普回国后给他寄去后续故事。王普因而成为最早将《物理世界奇遇记》翻译成中文的人。1939年-1940年，王普将“Mr Tompkins in Wonderland”译作“老朱梦游幻境”，并将三章译文发表在中国科学社主编的《科学》杂志上。之后，王普接受《科学》杂志主编刘咸的提议，将九章译文整理成一本小书，名谓《老朱梦游物理世界》。该书于1942年出版，并附有伽莫夫撰写的中译版序言。相较后来的译本，王普的译文采用归化策略，具有半白半文的特点，且内容也不与1940年代的原著完全相符。根据王普在书中的说法，有些内容是他接受伽莫夫提议修改的，而他将主角人名“Tompkins”翻译成“朱琴欣”则是依照伽莫夫妻子的建议。[12]
人物贡献
在研究中子物理学与核裂变物理学的中国科学家当中，王普是最早做出贡献的一位。他早在1938年，便发表相关研究结果，证实热中子可产生半衰期为2.3分钟的³⁸Alβ发射体，测定热中子在铝中的吸收系数（0.037厘米²/克）与相应的截面（1.6×10⁻²⁴厘米²），并证实铝在热中子能区当中不存在共振能级。1939年1月，卡内基科学研究所与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主办“第五届华盛顿国际理论物理学会议”，王普（时任卡内基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则成为唯一一名参会的黄种人。会议期间，受核裂变发现启发，王普与R. B. Roberts等人于1月28日合作演示了铀-235裂变[18]实验，验证了奥托·哈恩与莉泽·迈特纳的发现。会后三个月内，他们又共同在《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其中2篇文章首次提及了铀与钍在裂变中发射缓发中子的现象。王普等人对缓发中子的发现不仅成为中子放射学的开端，而且也令人类对如何控制链式反应有进一步的理解。[22][2][6] 1956年王普回国后，他进入山东大学指导物理学研究工作，并提出了两项课题：其一是利用原子核乳胶研究宇宙射线的不稳定粒子，其二是利用闪耀摄谱仪研究各种材料及x射线谱的吸收情况。为了推进课题研究，王普购置设备，组织人员，并建立了核乳胶实验室。然而，由于1957年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再加上高血压与心脏病，他的雄心壮志未能亲自实现。不过，山东大学的相关研究尚未陷入停歇，王普在辅仁大学的学生王承瑞主持了核乳胶实验室，并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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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方面决定拆卸日本的回旋加速器，以削弱其实力。得知此事后，王普便于11月8日在北平《正报》上发表《我国应令日本交出磁电谐绕机》，呼吁日本当局将所有的三部回旋加速器作为战争赔偿交还给中国。他还指出，核物理装置的重要性绝不输于重工业机器与纺纱设备。然而，国民政府并未搭理王普的提议，中国也未能拥有回旋加速器。1946年，叶剑英两次前往景山东街7号(王普住宅)，打算邀请王普去延安工作。对此，王普回应称:“如果你有加速器、原子反应堆我就去，哪里有原子反应堆我就去哪里。”此后，王普仍旧打算建造一台加速器，并在1947年进入筹建加速器的美国国家标准局，参与开发高能量辐射测量核物理的技术。直至回国前后，他才考虑起中国大陆的现实条件，放弃了建造加速器的想法，转而提倡利用核乳胶进行高能物理研究。在王普的提议下，山东大学开设核乳胶实验室进行高能宇宙线研究，成为中国大陆较早开展亚原子物理研究的单位之一[2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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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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