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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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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罢工[1]或称粤港大罢工,是一场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香港和广州发生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行动[2][3]。数以三十万计的工人在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广州国民政府支持和组织下,离开香港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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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
1925年5月中,上海发生工潮,上海有学生示威以声援工潮中被杀的领袖顾正红时,被租界的英籍巡捕开枪射杀,十三人死,数十人重伤,是为五卅惨案。事件引起全中国出现反抗外国在华势力的运动,各地直接参加声援运动的人数估计有一千二百万人。当中日本及英国更为矛头所指。[来源请求]
经过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国民政府维持省港罢工委员会决议案之训令
香港的工会由中国共产党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邓中夏及香港海员工会的苏兆征等人,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组织,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罢工。[来源请求]
6月19日起,各个由指挥的工会,包括:电车、印刷、船务首先响应,三日内即有数万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各学校学生亦同时罢课,罢课罢教者有8成。[4]
在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华工,亦于6月21日起响应,拒向英商及领事馆提供服务。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处于联俄容共时期,在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下,广东各界巡行大示威,赴会者包括省港澳各团体,省内国立市公私立等大小男女学校、商界各团体、农民团体及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警卫军等,人数十万余众。[来源请求]

会场分为三部分:工农界会场由谭平山主持;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持;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持。并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宣读国民党决议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演说、广州特别市代表孙哲生演说,商界协会代表甘乃光演说,演毕,宣布散会巡行。[5]结果酿成冲突,英军指游行者越界并威胁租界人命财产,向部分群众开火射击,造成五十多人死亡,称沙基惨案[3]。
同时,广州政府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工人部长廖仲恺的主导下,决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广州生活[来源请求]。7月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并编制约五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和截留粮食。至7月7日,罢工人数达到20.9万人,当年香港总人口约72万,工人占3-40万,即有过半数工人参与罢工,而当中有十多万人离开香港,前往广州。[4]
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后才稍为回复,但经济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1925年香港出入口货总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户倒闭,港府收入大减,需向伦敦政府借款三百万英镑以渡过难关[3]。香港政府对事件态度强硬,批评广州政府资助煽动骚乱及制造对立,又要求伦敦政府派遣海军封锁华南各港口;并支持反对广州政府的地方军事力量进攻广州。不过,伦敦政府指示港府必须保持克制。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因党内斗争遭到暗杀,引发广州政府内部派系冲突激化,而针对港府的行动则失去焦点[6]。香港的华人商界领袖及社会名流表态支持港府,香港东华医院、华商总会以及廿四行商联合会领袖在1925年8月21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不要被广州政府煽惑,又鼓励各界结束罢工,许多海外华侨也不再汇款给在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7]。
另一方面,态度强硬的港督司徒拔任期届满返回英国,新任港督金文泰在1925年11月上任后,表现出较友善的态度,同意派出辅政司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1926年3月18日发生中山舰事件,省港罢工委员会被蒋介石派兵包围及勒令缴械,失去组织罢工的能力。4月初起,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注意力被转移,大罢工逐渐松懈,越来越多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宋子文、陈公博及陈友仁与英国政府谈判罢工问题,港督覆函称“罢工实际已成过去”。9月18日,国民政府宣布将于10月10日解除对香港封锁。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解散,省港大罢工至此全面结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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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为了防止攻击殖民地政府的出版和胁迫政府的罢工罢市,殖民地政府在大罢工后于1927年分别修订《承印人与出版人条例》(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 )和制定的《非法罢工与停业条例》(Illegal Strike and Lockout Ordinance)。[2]而受到政府的铁腕政策影响,香港的工人运动在1927年后进入低潮。[4]
文学作品
省港大罢工的情况被写入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于1928年出版的小说《征服者》。香港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也著有一本历史小说《香港归来的孩子》(原名《红苗》),以省港大罢工为背景。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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