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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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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是东汉末年曹操南攻刘表、刘备、孙权之战役，亦可单指发生于长江赤壁、乌林一线的决战[1]。该战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注 1]，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事[2]:117。在赤壁的决战是首次发生于长江流域的大规模水战[3]:104。
208年（建安十三年）农历七月，控制中原和北方的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刺史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刘表之子刘琮投降。寄宿荆州的刘备南走，在长坂坡被曹操击溃，又东逃至夏口，与孙权结盟。十二月，曹操向夏口进军。孙权派遣周瑜、程普与刘备会合，在长江赤壁遭遇曹军。孙军将领黄盖诈降，接近曹军后点火烧船，孙刘联军乘势进攻，曹军败北。曹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自己率军北还。后曹孙刘三分荆州，三国鼎立之势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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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自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天子以来，其势力逐渐扩大。曹操先后击败吕布、袁术、刘备、袁绍，控制了中国的中原与北方地区[4]:191[5]:341。建安十二年（207年）白狼山之战后，曹操降伏乌桓首领，获得了善战的乌桓骑兵。袁氏的残余势力也被消灭——袁尚、袁熙逃亡东北，依附公孙康，最终被公孙康所杀[6]:235-236[7]:248。当时公孙康与曹操亲善；西北的势力各自为战，又被曹操的部下钟繇所牵制；曹操遂决定依照谋士郭嘉生前所定的计划，“当先定荆”[4]:192[5]:338[7]:102。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地。其又“沃野万里，士民殷富”，在刘表治下“财谷如山”[7]:103-105。
刘表自初平元年（190年）被权臣董卓任命为荆州刺史，至建安十三年（208年），已在荆州经营19年[7]:31,47-48。刘表没有太大的野心，只维持了领土的安定[6]:261-262，但也得到了治下百姓的感激[7]:133。先前，刘表未参与讨伐董卓之战，且曾接受董卓余党李傕等授官爵，导致刘表“名不正”[7]:38,44。再加上刘表善文治，较不擅武略[7]:44-46，尽管据有荆州八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但未能收服在荆州的诸多人才[7]:31。
若取得荆州，曹操可获得南下避难的人才和人口，又可以使东吴的孙权和西蜀的刘璋孤立无援。早在建安四年（199年），张绣以南阳投降时，通往荆州的门户便已打开[7]:104,107-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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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荆州
建安十三年（208年）农历正月，曹操率军回到邺城，凿玄武池以练水军[6]:241-242；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六月，曹操自任丞相，以驯顺的郗虑为御史大夫，又将政敌孔融夷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7]:116[6]:117,245。同时，西凉的马腾被曹操的部下张既说服，入朝为卫尉，其家属迁邺。原部队由马腾之子马超所代领。西北势力对于曹操的威胁进一步被减轻[6]:258[8]:154。
曹操原本并不急于南征荆州，但是同年，六十五岁的刘表病重，其子刘琦、刘琮争权[6]:242,259,262，刘琦出为江夏太守。当初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争权，曹操隔岸观火。这次情况虽相似，但多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即战场经验丰富而又被曹操所忌惮的刘备[6]:264[7]:113。在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中，刘备曾支持曹操的对手袁绍。后刘备南至刘表处避难，驻军新野[4]:196[7]:61。刘表二子争权，可能使刘备渔翁得利[6]:265。
七月，曹操于许县集合军队[9]:111[6]:265，留“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保卫后方[10]:269。曹操按照荀彧的意见，“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不掩盖进攻的方向，但是迅速前进——从许走“颍川南阳道”至宛[10]:190-191。
八月，刘表病逝，刘琮在襄阳即其位[6]:264。此时，刘琦守江夏，文聘守章陵，刘备屯樊城，关羽巡守汉水。若荆州诸人能合力抵抗，尚可与曹操相持[7]:124-125,127。
傅巽劝刘琮说：“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将刘备与刘琮对立[7]:131。刘琮见曹操势强，刘备难以倚仗，孙权虎视东方，蒯越等旧臣皆劝降，自己又与兄弟不和，遂决定投降曹操[6]:265。曹军将领皆疑有诈，唯娄圭断定其是真降[7]:131。
当刘琮派宋忠通知刘备时，曹军已至宛[注 2]。曹操的急行军和刘琮的决定使刘备措手不及。刘备令关羽率水军沿汉水南下，自己则南奔江陵[7]:132[10]:191[4]:197。有人劝刘备劫刘琮南下，诸葛亮也劝刘备攻刘琮夺襄阳，刘备皆不从。虽然刘备的实力强于刘琮，但即使得到襄阳，刘备也无法抵御曹操[7]:74,132-133。刘备在刘表墓前辞别，又向刘琮喊话，对刘表家族表示忠诚，试图得到荆州人的支持[4]:197。
九月，曹军到达襄阳以北六十公里的新野[6]:265[4]:193。荆州从事王威建议以奇兵掳获曹操，刘琮不从[注 3][9]:113，前往新野请降。曹操任其为青州刺史，封列侯[注 4]，劝降之人皆封侯。曹操任荆州人章陵太守蒯越为光禄勋，别驾刘先为尚书令，韩嵩为大鸿胪，文聘为江夏太守，邓义为侍中。又命北方逃难的士人窦辅、司马芝、裴潜、和洽、王粲等人为官[注 5][4]: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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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宣传虽吸引大批荆州士民归附，却也引发平民的恐慌。随行民众拖缓了行军速度[7]:149[4]:197。刘备在新野时，“不过数千人”，到当阳时，“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7]:73,134[5]:343。
江陵作为军事重镇，若被曹操攻占，既可补给军队，又可防止刘备重整态势，与刘琦等联合，凭险据守[7]:141,144。曹操占领襄阳后，亲率五千骑兵，以文聘为向导，与曹纯急追刘备[4]:197-198[7]:148。曹操一日行军120公里，在长坂追上刘备。其速度出乎刘备意料，刘军一触即溃，刘备弃妻子而逃，张飞据水断后。赵云救出甘夫人与刘备的幼子刘禅。曹操尽得其辎重、部众。刘备东走与关羽会合[4]:197-198[6]:266,268[10]:191。时刘琦正往北与刘琮争权，闻讯转道汉津，与刘备合兵退守夏口[注 6][10]:933。
经过此次杀戮，“荆州荒残，人物殚尽”，更有士民反抗曹操。曹操遣徐晃“讨中庐、临沮、宜城贼”[10]:199，自己赶往江陵，安顿民心，收编当地的水军[13]:101[6]:268。曹操令文聘驻夏口旁的安陆、随县附近；又以章陵太守赵俨为都督护军，统辖张辽、于禁、张郃、朱灵、李典、冯楷、路招七军，镇守后方的汝南、南阳[7]:286,295,297。七军进可攻击夏口，退可协防合肥[17]:112。
刘表二子的分裂导致江陵南方的诸郡均持观望的态度。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又以金旋为武陵太守，但仅获得了地方官员名义上的归顺。鉴于统治未稳，曹操未从其地征兵[6]:268[13]:101。蜀地刘璋先后遣阴溥、别驾从事张肃、益州别驾张松前来致敬，并派兵三百，以供差遣。长江上游对于曹操已无威胁[7]:148[14]:44。
孙刘联盟
原在初平二年（191年），孙坚在襄阳之战中被刘表的将领黄祖所杀[注 7]。后孙坚之子孙策、孙权与黄祖多次交战。建安十三年春，孙权攻下江夏，杀死黄祖。江夏距离江东颇远，孙权无力兼顾，遂屠城虏民而走[6]:262-263[14]:63。
刘表死后，两家虽有世仇，但因荆州地理对江东的重要性[14]:62,65，孙权命鲁肃借为刘表吊丧之名前往荆州，探听刘备等人的消息，自己屯兵柴桑[4]:198。鲁肃得知刘琮投降后，在当阳追上刘备，与其同至夏口。刘备表示将投靠旧友苍梧太守吴巨[注 8]。鲁肃劝说刘备与孙权连合抗曹，刘备便遣诸葛亮随鲁肃去见孙权，自己率兵前往孙权的领地——位于夏口下游五十公里的樊口[注 9][6]:269[4]:199,205[7]:183。鲁肃将刘备安排在前线，也有为孙权争取时间的意图[9]:134。
当时曹操与孙权并非公开敌对。两方互有婚姻——孙策之弟孙匡娶了曹操之弟的女儿，曹操之子曹彰娶了孙贲之女——曹操也曾授予孙权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的官职，因此曹营认为孙权会杀掉刘备。唯独程昱认为孙权不会如此，毕竟此前孙权也未答应曹操送质子的要求[14]:47-48。
曹操见刘备东至樊口，致信威胁孙权投诚：“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注 10][14]:47-49。”曹操又授予孙权从兄孙贲征虏将军，领豫章太守，与孙权平级，试图分化孙氏内部。孙贲之弟孙辅私下与曹操联络，被孙权囚禁。孙贲在朱治的劝导下未送质子[注 11]。从前线孙氏将领的摇摆不定（孙贲在豫章，孙辅在庐陵），可见孙权势力内部的动摇[14]:49[4]:204。
当初张昭、秦松等士人以重兴汉室的方针辅佐孙策。现在面临挟汉室之名的曹操的威胁，张昭等人便劝孙权投降[14]:55-56。周瑜、鲁肃则依据谶纬，认为江东将有帝王替代刘氏[14]:57。鲁肃提议孙权联合刘备，并召回在鄱阳的周瑜共商对策。周瑜到后，说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以消除抗击朝廷的顾虑，又制定了深入进攻的计划[6]:270[14]:71-73。诸葛亮进一步以当时的情势——即孙权对曹操不能再“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只有降伏或战争两种选择——说服了孙权联盟刘备[14]:69-70。
孙权于是任命周瑜、程普共同领兵，沿江而上，与刘备合力迎击曹操[6]:270-271。二将的分权是孙权制衡的手段，但不利于战场的指挥[19]:4[20]:397。孙权也没有倾全力而出击。若战事不利，孙权仍有足够的力量再作决定[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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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史书各自采用对其本国有利的叙事，孙刘两家各自的宣传致使联合抗曹的记录混乱[21]:87-88,93-95[4]:199。
裴传永认为事件的发展为曹操书至，张昭等主降，鲁肃、周瑜主战，孙权决计，诸葛亮游说，孙权决定联盟。诸葛亮到柴桑后，孙权需与鲁肃、周瑜等定计，因此未立即接见诸葛亮。诸葛亮由此认为孙权“内怀犹豫之计”，遂以激将法说之[注 12][22]:74。饶胜文则认为诸葛亮游说在前，曹操书至在后[14]:68。
火烧乌林
十二月，曹操率军从江陵东征，水陆并进[注 13]。水军顺长江而下，先东南向至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又东北向至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注 14][4]:207[10]:194-195，向夏口前进[注 15]。若至夏口，曹操便可和文聘、赵俨等部夹击敌军[7]:296-297。
周瑜等率领水军自柴桑西上，与刘备军会合后，遂向赤壁进兵。控制赤壁一带，可阻截曹军自陆口上岸，走陆道威胁柴桑[9]:120,124,127。联军至赤壁，与曹军突然相遇。曹操未料到周瑜会主动进攻。曹军人数的优势在江上无法发挥，加上军中的瘟疫，初战失利。曹操遂将军队引次江北乌林，扎下水寨[注 16]；周瑜率军驻营南岸，双相对峙[9]:127[14]:51[8]:162。或因联军水军的骚扰，曹军的粮道不顺，“士卒饥疫”[10]:199-200。由于先前的战斗，曹军与刘备军多有疲惫，而刘琦军与周瑜军未经战斗，士气较高[6]:273。
联军的驻地江口隐蔽，海拔较高，便于监测敌情。曹军驻地位于云梦泽与长江之间，空间狭隘，多有芦苇[7]:307-308,310,318。周瑜的部将黄盖建议火攻，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注 17]。”周瑜从之，决定用诈降之计接近曹军[9]:128[7]:319。黄盖准备了数十艘蒙冲斗舰[注 18]，装载薪草鱼膏，外用赤幔覆盖，并密书曹操约降[9]:128[4]:209。
汉代的云梦大泽在赤壁西北。受气压影响的湖陆风正是从东南往西北吹袭。在寒潮转为暖湿之际，是湖陆风最强盛的时候[7]:366,371,374。当时风向正对曹军[注 19]，黄盖率所备之船，系走舸在后，顺风而行。过河至半，黄盖军点火烧船，乘走舸逃火。火势延及曹军战船与岸上各营[9]:129[4]:209。周瑜率轻锐渡河进攻，刘备亦率军自嘉鱼蜀山围攻汉阳乌林峰[9]:129，曹军死伤惨重，荆州军多有倒戈。曹操为避免船舰落入敌手，下令焚毁余船[4]:210。
若从原水路撤退，需逆流而上，速度缓慢[10]:197。曹操选择沿华容道穿过云梦泽，向江陵退却。云梦多有沼泽、湖泊，华容道也只是泥道，不易行军。曹操令老弱残兵以草填充泥地，羸兵为人马所踏，死者甚众。周瑜、刘备未料到曹操会如此撤退。周瑜率军沿江而上，刘备放火焚烧华容道上的芦苇，但都未能截住曹操[7]:320-322。曹军仍有残余水军以水路返回江陵，路经巴丘时，“遇疾疫，烧船”[注 20][2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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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种说法。西晋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与东晋袁宏《后汉纪》皆系赤壁之战于十二月。东晋孙盛《异同评》说：“案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刘宋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从之，系赤壁之战于十月至岁终之间。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据孙盛而系赤壁之战于十月至十一月。《中国历代战争史》因《三国志通俗演义》，系赤壁之战于十月十日，乌林之战于十一月十三甲子日[7]:155-157,162。
张靖龙认为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因为一是周瑜说：“又今盛寒，马无藁草。”“盛寒”当在农历十一月以后。二是曹操需在江陵停留安抚，方能完成如封侯刘琮等人、安葬王儁、置临江郡、遣刘巴降伏荆南等事。三是《先主传》与《孙权传》皆在其分别称帝、为王后才变为编年体，之前多略年月，《武帝纪》则一贯以时间列事。建安十三年之事，当据《武帝纪》为准[7]:155,159,167-168,174。宋杰依张靖龙[10]:192。张磊夫则认为是在十月[注 21][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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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兵力在史籍中记载不同[19]:4-6。曹军兵力有三种说法[10]:192：
- 80-100万
- 载于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与陆机《辩亡论》。学界基本以为是夸大[10]:192。
- 30-40万
- 《三国志·诸葛恪传》言：“近者刘景昇，在荆州有众十万……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三国志·周瑜传》也言“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曹操大概原有三十万众，得降众十万，共四十万。
- 卢弼《三国志集解》、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张大可《三国史研究》从之。张靖龙认为除去随刘备、刘琦而走的两万荆州兵和防守的兵力，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兵力约30万[10]:192-193[7]:244,270。
- 10-20余万
-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周瑜说曹操：“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曹操大概有22-24万人。
- 一般以周瑜所估为准，如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马植杰《三国史》。赵克尧认为曹操兵力约15万，因为袁绍全盛时拥兵十万，后连年战争，曹操的兵力不会超过袁绍太多。宋杰认为除去留守的曹仁、乐进、徐晃、文聘等人的兵力，曹操约有10多万兵[25]:99[10]:193-194。
- 尹韵公认为赤壁之战中曹军的数量，仅为追刘备时的五千骑兵[26]:138-139。多数学者持反对意见[注 22][27][28][7]:157。
孙军方面，《三国志·周瑜传》说周瑜请兵三万。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周瑜请兵五万，得三万人。《三国志·吴主传》言“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则有兵力两万[19]:4。张磊夫、张靖龙、宋杰皆以三万为是[6]:272[7]:246[10]:933。
刘军方面，《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说：“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共有两万人[19]:6。张磊夫认为诸葛亮应有夸大[4]:205。伊丁认为孙刘联军共有四到五万人[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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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曹操自江陵下长江之外，另有汉水一说。艺文类聚引《英雄记》云：“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簰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数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则回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走[注 23]。”万绳楠从而认为赤壁之战中双方分别在浦口、赤壁和乌林发生战斗[15]:212。梁敢雄、王中柱认为曹军主力自襄阳沿汉水出击。张靖龙则认为主力水军不会以竹排渡河[7]:251,256-263。
王琳祥、邱娅玲认为部分曹军自襄阳出击，部分自江陵沿夏水入汉水，再入长江[30]:53-54。郦道元《水经注》引应劭《十三州记》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原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张靖龙从而认为十二月时，夏水已枯，水军无法通行[7]:263-264。
分析
战前，周瑜分析曹军说：“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诸葛亮也说：“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刘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彊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9]:117。”
关于曹操失败的原因，后世多采信周瑜所说。不过周瑜夸大了曹操后方的不稳定性和骑兵在南方战斗的劣势。周瑜和诸葛亮所说的诸多不利因素，如粮草缺失、水土不服、人心不稳，也会随时间而消失[7]:5-7[14]:45。刘军也面临人心不稳的问题：江夏水军原与江陵水军同属刘表，共以江东为敌，现在敌我转换，对于士气不利[6]:271。但是周瑜抓住了曹操有劣势的时机，主动出击，方才得胜[14]:73。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曹、刘的争斗破坏了荆州的经济，曹军在江陵驻扎数月，而又东征，严重耗损了荆州原本的存粮。曹操的根据地在冀州的邺城。从邺转运粮草到荆州又十分不便，无法支撑一场持久的战斗。运粮的问题使得曹操之后改从淮南进攻孙权[10]:198-199。
夺取江陵后，曹操没有立刻进攻夏口，因为其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刘表与孙权有世仇，曹操原以为孙、刘会像公孙康与袁氏兄弟般争斗，但是相比公孙康，孙权的野心更大，所处的形势也更危险。曹操送信恐吓孙权，没有能威迫其臣服，反而如程昱所料：“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促进了孙、刘联盟[8]:158[13]:102[7]:287-288。
对夏口的战略位置，曹操亦有疏忽。若能控制夏口，则可以有效地遏制孙权对荆州用兵。曹操没有紧逼夏口，也让刘备军获得喘息的机会。经此一役，夏口渐被重视，如后来司马懿论孙吴直言：“夏口、东关，贼之心喉[10]:927-928[13]:103,105。”
张作耀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8]:165。”曹操在南征之初，没有计划要消灭孙权，但是在刘琮请降，刘备溃逃，轻松取得荆州的形势下，曹操的野心膨胀，欲一举消灭刘备、孙权[注 24]，意图篡汉[注 25][10]:200[31]:74-75。
贾诩曾劝说曹操：“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但曹操没有彻底稳固地盘，以人口与经济的优势蚕食敌人[7]:14-15；或运用昔日针对袁谭、袁尚时，郭嘉所说“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的策略，等待孙、刘生变[2]:128,139；而是在休整三个月后，在联军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出击[7]:20-22。曹操低估了联军的实力，没有发挥自己步骑的优势，从江陵直接渡河再向东推进，更是没有多线出击，反而与联军在江上相遇，陷入“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的困境[8]:166[7]:9-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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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的史书将曹操败北的原因归咎于瘟疫[21]:91-92。曹军中的疾病的确影响了赤壁之战的成败[注 26]，但关于流行的疫病种类，学界有不同的猜测[7]:332-333[8]:167。
李友松等认为曹操兵败的主要原因是急性血吸虫病，因为发病的地区与时间皆符合血吸虫病流行的规律。血吸虫病从感染到发病大概40天。曹军南下荆州的部队在赤壁之战前染病，战时发病，而孙权军生活在疫区，士兵对其有免疫力[注 27][34]:27,36,40,42-44[7]:333,339。
对疾病的其他猜测还有斑疹伤寒[35]、疟疾[7]:346-347、鼠疫[36]。赤壁、巴丘、合肥、南郡等地皆被此次的疾疫所影响[37]:708。
后续
败退至江陵后，曹操率军还邺，以乐进守襄阳，曹仁、徐晃守江陵。联军乘胜进攻，与曹仁对峙江陵。至建安十四年末，曹军多有伤亡，粮尽，退至北一百五十公里的襄阳[14]:77[10]:991[4]:229。荆州为三家所占，曹操占北部南阳，孙权得南郡与江夏，刘备取荆南四郡[14]:77-78。三国之势初成[4]:211。
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的决定性胜利[4]:211。曹军虽然多有死伤，但主力似乎仍存，以致明年（209年）曹操再次进攻孙权[注 28][10]:198。不过曹操丧失了经验丰富的荆州水军，也错过了消灭刘备和孙权的机会，终生没有南下如此之远[4]:211,215,223。
赤壁之战的同时，孙权率备用军攻合肥以牵制曹操[注 29][5]:348[4]:226。闰十二月，蒋干以诈使孙军退走[7]:164-165[10]:269。
战后，刘琦留在江夏，数月后死。江夏被孙权所得[6]:275。刘备自领荆州牧，表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以孙权为盟主。孙刘通过联姻以稳固联盟[14]:78-81，但很快开始争夺益州[5]:347。虽然刘备在赤壁之战中获胜，但先前长坂坡一战的失败也使刘备在联盟中处于下风，甚至影响之后刘备占据荆州的正当性[7]:152-153。
相关作品
后代诗人逐渐脱离对赤壁之战史实的争论，而以赤壁为题材以述志，如忧心政治的杜牧《赤壁》和感慨人生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21]:109-112。关于三国的文学题材由铜雀台转变为赤壁也始于杜牧《赤壁》[38]:283。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岗的批本又将赤壁的叙述故事化[21]:89,115-116。
赤壁之战在《三国演义》中占第四十三至第五十回。相比在历史中同为重要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所占用的笔墨以及虚构的成分皆远胜之[39]:46,50。《三国演义》对刘表、曹操、刘备、孙权势力中主要的人物都有刻画[40]:13，其中的剧情多有借周瑜之手神话诸葛亮[41]:44。周瑜军应该是战斗主力，但是刘备与诸葛亮在诸多演义中戏份更多[4]:211-212。关于赤壁之战的传说广为流传，对其史实的讨论也被诸多演义所影响[4]:215[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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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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