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论

马克思描述的异化（Entfremdung）是指原本自然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异化一词最重要的用法是表示人与其“类本质”（Gattungswesen）的异化。马克思主张异化是资本主义的结果，他的立论基于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中提出的理论，费尔巴哈在此书中力证“上帝”观念是人类特征的异化；麦克斯·施蒂纳则进一步声称“人性”观念是个人的异化；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中抨击了他所持有的观点。

异化的种类

劳动异化

劳动异化（英文：Alienation of labor），即马克思理论中，工人感到自己失去对自己从事的劳动的控制的状况^[1]。随着流水线作业和分工的细化，劳动异化作为结果之一在现代社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马克思认为，被异化的劳动者与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劳动目标、生产过程分离。使得工作成为非自发性的活动，因此劳动者无法对劳动产生认同或者领略到劳动的意义。

马克思的异化论基于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的观察：工人不可避免地失去对自己工作的控制，从而失去对生活及自我的控制。工人从来都不是自主、自我实现的人类存在，他只能以资产阶级欲其所是的模式而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异化，因为每个人借着劳动为社会添砖加瓦，然而个体的这个社会面向是透过私有制表现的，其中个体只是工具，而非社会的存在：

“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做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

”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下劳动的异化划为四类^[2]：

1. 工人与他的“类本质”的异化。
2. 工人之间的异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将劳动化约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而非社会关系。
3. 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因为产品脱离工人自身的控制，反而成为异己的、敌对的关系。
4. 工人与其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劳动成为无意义的活动，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

女性主义的劳动异化

贾格尔（英语：Alison M. Jaggar）就马克思的四类异化再行延伸，他认为强制性的两性分工制度同样会使得女性产生劳动异化，贾格尔将其分成三类：^[3]

1. 女性与家务劳动的异化
2. 女性与身体的异化
3. 女性与男性间的亲密关系的异化

异化论的地位

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念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精神处在一个摆脱无知，迈向自我了解的历史进程中。在青年马克思的相应理论中，精神的无知成为异化，而历史的超越终结成为人实现。

这种马克思哲学的目的论解读（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支持）被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在关于“随机唯物主义”（法语：matérialisme aléatoire）的论著中抨击。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解读让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主体（一如卢卡奇在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述的），这是被黑格尔唯心主义所污染，此流“主体哲学”已经流行了五百年，阿尔都塞批评这是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

异化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4]换言之，马克思似乎认为尽管人类需要自我实现（异化的反面）^{[来源请求]}，这在历史上还是次要的，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给工人如此迅速地堆积无产阶级的苦难，以致于他们必须采取社会革命以求生存，而无暇顾及自我实现的问题。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等人的马克思人本主义在这点上着力较深。

异化与阶级

在《神圣家族》（1845年）第四章中，马克思述及资本家与无产者同样遭受异化，只是经验方式不同。资本家在异化中得到了轻松与力量，他们在这种异化中仿佛获得了人类的存有感；无产阶级在异化中感到无力及非人的存在。马克思以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叙述两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后续发展

属于法兰克福派的哲学家耶吉声称传统的异化论有一些缺陷，耶吉表示她认为传统的异化论带有本质主义色彩，但所谓的本质本身是很难被规范的，因此耶吉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主张把异化论的论点修改成一种更加贴近生活的版本^[5]。

异化论与台湾

在台湾，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最早由国民党内部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郑学稼引介。郑学稼在1970年代撰写《论马克思的异化说》，并于1992年出版遗著《青年马克思》，强调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的异化概念对反思共产主义国家的专制有启发意义。他区分“三个马克思”，认为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应与列宁主义区隔，甚至可与第二国际的改革派接轨。1980年代，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郑学稼也曾驳斥余光中对陈映真的密告，主张青年马克思思想不应被视为颠覆性思潮，展现其作为“国民党左派”的独特角色。与此同时，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理论亦传入台湾，他批判异化论过于人本主义，主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后已与此断裂，走向科学。台湾左翼刊物如《岛屿边缘》与地下出版的《路易‧阿杜塞》广为流传，使批判异化论的观点在青年左翼间广受重视。然而，前政治犯林书扬在1980年代至2000年代间仍持续运用异化概念来分析劳动、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矛盾。他在狱中借由阅读郑学稼著作“反过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出狱后则以异化论简化与普及马克思思想，应用于台湾统一运动与工人运动之中。虽然他了解异化论在理论上的局限，却也视之为台湾左派面对现实处境时仅有的可行思想资源之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