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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印度尼西亚立法选举
第1屆印度尼西亞國會選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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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印度尼西亚立法选举于1955年9月29日举行，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首次立法选举，旨在选出新一届人民代表会议议员，取代临时国会议员的职能。本次选举原定于1946年举行，但因为独立战争和政治纷争而一再延迟。按照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本次选举采用复数选区制，国会257席以名单比例代表制选出。是次选举的主要竞选议题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党和马斯友美党（马党）之间在伊斯兰教地位、经济、政治等议题上的冲突，而竞选期间虽然出现了零星的不当行为，但投票程序仍能顺利结束。
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91.54%，其中投下有效票的选民占全体选民的87.65%。最终结果显示，民族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与马党、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伊联）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合共赢得了近80%的选票，并称四大政党。当中除了马党，另外三个政党的大部分的票都来自爪哇岛，可见各党票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另外还有24个政团赢得国会议席，比临时国会20个政团为多。伊联在大选中的表现超乎预期，马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平民党的表现则比预期逊色。
和政治领袖的期望相反，本次选举并没有改变政局不稳的局面，结果苏卡诺总统在1959年废除议会制，恢复《1945年宪法》和总统制，削弱国会的权力，印尼的自由民主时期至此也宣告终结。印尼直至1999年才举行第二次自由的立法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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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45年印尼独立后，原定于1946年1月举行第一次立法选举，但因为独立战争而未成事。1949年荷兰承认印尼独立后，历届内阁都把“举行大选”写进了政纲。1951年2月，纳席尔内阁向临时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国会）提出选举法案，但临时国会还没开始辩论，内阁就已经倒台。继任的苏基曼内阁（1951年4月至1952年2月在任）举行了多场地方选举[4]，随后韦洛坡内阁于1952年7月提出选民登记法案，不过临时国会直至同年9月才开始就该法案进行辩论，到开始辩论后又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研究印尼政治的澳大利亚学者赫伯特·费斯指出，议员们反对法案的原因包括：一、部分议员是在特殊或不正常情况下加入国会，缺乏民意支持，他们清楚明白自己会在立法选举中落败。二、马斯友美党在1946年和1951年的地方选举中以大比数胜出，一般预料他们也会在立法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部分世俗派议员担忧马党胜出大选后，会废除建国五项原则，以伊斯兰主义取而代之。三、为了理顺爪哇和外岛的议席比例，《1950年临时宪法》减少了外岛的议席数目。四、官绅和外岛的土王忧虑竞选活动会打乱当地原有的权力架构[5]。
由于当时印尼有更迫切的政治问题需要解决，加上往届内阁因为争议政策而倒台的经验，所以内阁阁员并不急于提出选举法案。他们又忧虑竞选活动可能会令政治冲突越演越烈[6]。不过他们都希望立法选举能够选出一个有民意授权的国会，取代印尼与前宗主国荷兰妥协后设立，缺乏权威的临时国会，把政局稳定下来[7]。1952年10月17日，军队一方面动员民众冲击国会大厦，再到独立宫（总统府）前聚集，要求苏卡诺总统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派出坦克、大炮向苏卡诺施压；这次事件令各政党都开始尊重和支持“提早大选”的诉求[8][9]。于是韦洛坡内阁在11月25日向临时国会提交选举法案，经过18个星期，临时国会审议并表决了超过200项修正案，并于1953年4月1日通过经修订的法案。法案则于4月4日生效[9]。
选举法案一通过，内阁就计划任命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印尼选委会，Panitia Pemilihan Indonesia）的委员。按照他们的计划，每个执政党在选委会中都有一名代表，主席则由无党籍的阿萨阿特担任。4月28日内阁闭门决定选委会的成员名单，但没有委任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代表，引起民族党的不满，结果6月2日韦洛坡内阁倒台时，选委会还没有成立[10]。继任总理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则于1953年8月25日宣布自1954年1月起开始筹备选举，为期16个月。11月4日，政府宣布选委会的成员名单，委员会主席为民族党党员苏克里·哈迪库苏莫，委员则来自当时所有执政党——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伊联）、印尼伊斯兰联盟党、印度尼西亚人民党（Partai Rakjat Indonesia, PRI）、国家人民党、劳工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支持政府的伊斯兰教育联合会，以及本来中立，后来反对政府的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党[11]。
1955年4月，选委会宣布立法选举将在9月29日举行。不过选举的筹备进展不如预期，例如许多地区直至9月初（而不是原计划的8月初）才委任投票委员会的委员。8月17日苏卡诺发表独立日演说时表示，所有阻碍选举的人都是“革命的叛徒”。及至9月8日，布尔汉丁内阁的新闻部长夏姆苏丁·苏丹·马克穆尔宣布，除了未完成选举筹备工作的地区，其他地区都可以于9月29日举行选举。而经过一轮“紧张忙乱的工作”后，投票委员会也在投票当天准备就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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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选举法》（1953年第7号法令），立法选举由印尼选委会（现选举委员会的前身）筹办[13]:第18条，而由于当时候选人和选民都信任选举程序，而且舞弊现象不严重，所以在当时的印尼，“选举监察”的概念既不存在，也没有必要[14]。符合参选资格的人士[d]可以政党、组织或个人名义组成参选名单，每张名单须获得所在地方选区不少于100名选民的提名（首名候选人以外各候选人须获得该选区不少于25名选民的提名），并提交竞选标志，候选人则须提交姓名、照片，并表明参选意向。之后选委会将核证名单的提名资格，并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对外公布合资格参选名单[13]:第36—41, 51—54, 62条。
《选举法》下的选举制度深受荷兰的宪法和选举制度的影响，同时参考了印尼官员观察1951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和1951–1952年印度大选选举后得出的结论，以及此前举行地方选举的经验。本次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识字多的选民可以投票支持任何政团或候选人，不识字的选民则只能投票支持任何政团；费斯指出，虽然也有政治领袖偏好小选区制，但他们同意该制度不利小党，小党代表不见得会赞成，而比例代表制则没有人公开反对[9]。为了精简选举流程，以及令国会有机会讨论地方议题，印尼全国实际上分为15个选区（而非不分区），西伊里安由于尚未脱离荷兰殖民统治，所以未进行选举。每个议席的人口基数为30万人，选委会分配议席时，首先使用黑尔数额分配190个地方议席，然后计算全国范围内各政团的余票，再使用黑尔数额（47席）和最大余额法（20席）分配剩余的议席。这种制度容许未取得地方议席的候选人重新当选，所以实际上各选区的当选名额和应选名额相差了1到5席[2]。
韦洛坡内阁提出的选举法案仅向年满18岁的印尼公民赋予投票权，但修改后的法案采纳了马党的修正案，容许未满18岁，却已结婚的公民投票[9]。选民登记手续自1954年5月展开，至11月结束，最终共有43,104,464人完成选民登记[15]。
竞选活动
费斯指出，本次选举的竞选活动可分为两阶段，首阶段在1953年4月1日临时国会通过选举法案时展开；次阶段则于1954年5月31日选举委员会审批通过参选政团的竞选标志时展开[16]。
提交选举法案的韦洛坡内阁是由伊斯兰政党马党和世俗政党民族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该内阁倒台后则由两党轮流执政。就雅加达和全国层面而言，这届立法选举的主要竞选议题是马党和民族党之间的对立——在伊斯兰教地位的问题上，马党否认他们的目标是在印尼建立伊斯兰国，民族党反驳马党的指控，强调他们支持建国五项原则并不是对伊斯兰教冷淡，另外两个主要伊斯兰政党——伊联和伊斯兰联盟党则支持马党。经济方面，马党批评阿里内阁的“特别进口许可证”制度加剧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损失，又指出阿里治下的腐败、奢侈现象，并以1955年8月布尔汉丁上台后平抑物价的成果争取选民支持，民族党则辩称上述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民族经济。政治方面，马党批评阿里内阁故意拖延大选，又助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民族党则打出反殖牌，称阿里内阁成功举行万隆会议，又积极寻求收复西伊里安[17]。
身为第三势力，印尼共在竞选期间主张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了印尼经济，造成了人民贫穷、民生凋敝等经济问题，又批评马党勾结伊斯兰之家和外国经济利益集团，马党则尝试划清印尼共和其他政党的界线，批评印尼共听命于苏联，重提印尼共发动茉莉芬事件的历史，并指出共产党的无神论性质[18]。美国中央情报局前特工约瑟·史密夫（Joseph Smith）表示，中情局曾在竞选期间秘密向马党支付100万美元，以打击苏卡诺和印尼共[19]。尽管印尼共和民族党在劳工、保安等问题也有分歧，但两党都同意缩小分歧，统一口径攻击马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18]。
各党采用的竞选手法包括举行竞选集会、展示竞选标志、分发党报和宣传单张、举行社会福利活动、进行选民教育等。竞选期间，从城市到乡村都挂满了各党的竞选标志（不论有没有附上口号），这是为了招募党员和辅助各政团的竞选活动。在这方面又以印尼共最活跃，最有创意，他们除了在印尼各地展示批量生产的党徽，还在风筝等物品和乡村剧院等场所画镰刀锤头的标志；马党之后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20]。印尼共举行社会活动拉拢选民的做法也比其他政党成功，为了让群众从此只支持印尼共，他们除了表达政治诉求，还在地方举行了农具分享活动，以及为农民建设灌溉渠道；其他政党则鼓励党工到合作社做义工[21]。各党也举行了规模不一的竞选集会，但只有小型集会能让政党了解地方层面的政党支持度，以及基层选民的诉求[20]。
到了竞选期最后几个月，各主要政党都不在举行竞选集会，而是集中在设有党组织的乡村进行选民教育[21]，举行小型集会和逐户拜票。而在9月，各党领袖都马不停蹄，到全国各地拉票，同时各党也增加党报的发行量，并在党报中攻击敌对政党。这时也有村长和宗教领袖和警卫员选择威迫利诱选民，强迫他们改变投票意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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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
选举日临近之际，市面上开始出现不实谣言，例如爪哇岛的投毒谣言引起了民众的恐慌，也有店主把货物囤积起来。投票前两、三天，许多地区都有民众不在晚上出门，也有店主在中午提早歇业[23]。
选举当天，不少选民一大清早就在票站外等候，到8点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完成投票。选举气氛很平静[23]，很多选民投票后还感到高兴、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91.54%，其中有87.65%的选民投下了有效票；如果不计算在竞选期间死亡的选民（2%），弃权率则有6%[1]。
民族党在这次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他们获得了22.3%的选票，印尼共的表现也和民族党一样超出预期。伊联的竞选活动同样大获成功，议席从8席大增至45席。另一方面，马党未如理想的表现引人注目，也有不少评论指出社会党、平民党以及过去5年参加过内阁的小党表现欠佳。就得票率而言，四大政党（民族党、马党、伊联和印尼共）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差距很大[24]，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新一届国会共有来自28个政党的代表，比临时国会20个为多[25]。
在本次选举中，各党的票源分布并不均衡。根据选委会的统计，爪哇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6.2%，而民族党85.97%的得票、伊联85.6%的得票和印尼共88.6%的得票都来自爪哇。反而马党的得票中，只有51.3%来自爪哇岛，由此他们也成为了外岛第一大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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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选举结果对布尔汉丁内阁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各参政党虽然取得了国会过半数议席，但优势不明显，而表现不俗的伊联和伊斯兰联盟党起初并不愿意进入内阁，在内阁的地位也不高。这令内阁领导层陷入两难——如果他们不向伊联和伊斯兰联盟党大幅让步的话，他们就可能会离开内阁。不明朗的选举结果使得政治领袖再一次就组阁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27]，最终布尔汉丁内阁在1956年1月失去伊联的支持，并在3月倒台，随后阿里回任总理，其内阁由民族党、马党和伊联组成，后来却因为内部分歧而无法正常运作[28]。
新一届国会会期4年，第一次会议在1956年3月26日召开。苏卡诺总统在国会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说比起套用西方“50%+1”的民主制度，印尼应该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结束国会内朝野对立的局面。随后数年间，苏卡诺又继续阐述他对新政治制度的构想（konsepsi），指出印尼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势力必须合组纳萨贡（Nasakom）[e]内阁，处理国家事务。于是他在1957年3月14日宣布全国实行军管，第二届阿里内阁也在同时辞职。之后苏卡诺又于1959年颁令废除《1950年临时宪法》和议会内阁制，恢复《1945年宪法》和总统内阁制，并解散国会和在1955年12月选出的制宪议会。这结束了印尼历史上的印尼的自由民主时期，并正式展开所谓的指导式民主时期。印尼直到1999年才举行下一场自由的立法机构选举。[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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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脚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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