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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叙利亚政变
敘利亞復興黨在1963年發動的政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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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叙利亚政变，复兴党政府称之为3月8日革命（阿拉伯语：ثورة الثامن من آذار）[3]、叙利亚革命[4]，是指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的一场军事政变。此次政变受到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地区发动的斋月革命的启发，并且在1963年2月起开始策划。[5]
此次政变是米歇尔·阿弗拉克授意下由复兴党“军事委员会（阿拉伯语：اللجنة العسكرية）”策划，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穆罕默德·乌姆兰、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他们都是阿拉维派信徒。在整个规划完成后，原计划于3月7日发动政变，但在政变密谋被当时的叙利亚政府隐约察觉后，复兴党决定将政变推迟一天。政变后，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发起了一系列清洗行动，改变了叙利亚武装部队的结构；将90%的替换为阿拉维派军官，令阿拉维派占据主导地位。[6][注 1]
这次政变结束了处于后殖民时期的叙利亚民主时代[9]，并将叙利亚转变为一个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一党专政国家。新上台的叙利亚复兴党政权使用残酷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牢牢控制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宗教领域，透过警察、政治体系、武装部队及政治安全系统保持对权力的控制，相关状况在哈菲兹·阿萨德在1970年透过政变上台后变得越来越普遍和严重[10]。这些因素令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波及叙利亚时，政府对示威者的残酷镇压，间接导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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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现代叙利亚最初成立于1920年，最初是由费萨尔一世领导下的阿拉伯叙利亚王国。该国家拥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法国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强行推翻该王国并建立了法属叙利亚托管地，费萨尔一世被驱逐到伊拉克。自此，叙利亚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之一，随后法国在托管地建立两个政权（叙利亚联邦和叙利亚国），这两个政权受到大多数叙利亚人的反对，其中许多人将其视为欧洲帝国主义的附庸政权[12]。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叙利亚政党或者团体试图建立叙利亚的身份认同，其中著名的例子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但当时大多数叙利亚人仍然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而不是叙利亚人。[13]
法国托管期间的管治政策体现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建立在半自由寡头政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这套制度一直维持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为止。这种制度创造了反映城乡生活方式的阶级社会。据估计，约三分之二的农民没有土地，而当时大约3000个家庭拥有叙利亚一半的土地，当地的中产阶级拥有大部分中小型房产[14]。同时农业收入高度倾斜，最顶层（资产阶级）的2%人口获得了50%的收入，而中产阶级（商人）赚取了25%的农业收入。剩下的人只得到了25%收入[15]。
叙利亚于1946年4月17日正式独立。法国托管期间的统治叙利亚的精英继续掌权，形成精英统治，并且继续沿用法国管治政策。[16]1948年阿以战争的失败导致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和军阀政治的崛起。叙利亚军队参谋长胡氏·阿尔-扎伊姆于1949年3月30日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成为叙利亚第一位军事独裁者至1949年8月。在1951年，军官阿迪卜·施舍克里开始在幕后掌握权力，在1953年又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军队介入叙利亚政治摧毁了寡头政治，但同时使中产阶级能够参与叙利亚政治。[17]
在这种环境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该党派由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其他在复兴党运动早期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包括扎基·阿苏兹以及瓦希比·加尼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由阿拉伯社会党（由阿克拉姆·胡拉尼于1953年创立）和阿拉伯复兴党合并而成[18]。1947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立大会的150名代表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到1950年代，该党已成功获得中产阶级的普遍支持。
同时，复兴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产阶级政党，它从一开始就派出的干部到农村地区或者落后地区招募新党员[19]，虽然复兴党当时仍然奉行伊斯兰保守主义，但是该党坚持民粹主义的立场成功吸引大量农民及民众加入[20]。1956年，复兴党组织了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劳工抗议活动。[20]虽然复兴党在当时的势力很大，但它从社会各界招募新党员的决定导致了党内产生严重的部落主义和侍从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处于部落到现代党派的中间党派”。[20]
当时的复兴党面临一个重大的困境：透过选举或强制手段来掌权。即使是党内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领导人也倾向以选举涉及腐败为由发动政变。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之后，复兴党曾经解散了一段时间。1962年，阿弗拉克召开复兴党代表大会并重建该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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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叙利亚政变常被视为纯粹的军事政变，但它包含了许多民族叛乱的成分。该政变是由一个反寡头联盟领导的，该联盟由激进的下层中产阶级[注 2]、军官团的战略成员、宗教少数群体和大量农民组成[22]。在国际背景下，政变的发生是因为新成立的叙利亚民众对以色列建国独立的敌意以及外国势力对叙利亚任意更改边界导致叙利亚民众的普遍不满。
因为传统菁英以及土地贵族主导了农业领域并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引发了叙利亚新中产阶级不满，新中产阶级由反对传统菁英的资本家和小企业家组成，该阶级经常尝试参与政治，但由于寡头对政治权力的长期垄断导致他们的尝试未能成功，使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激进化[23]。当时在阿拉伯地区发生的民族斗争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大叙利亚主义及修正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激进的意识形态催生了激进的土地改革。[23]
在许多国家，军队以及其指挥官都是十分保守和信奉精英主义的，但在叙利亚却变得激进，因为军队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认为传统的精英无法保卫国家。叙利亚军队大量士兵是从内陆地区招募，他们主要属于新中产阶级以及少数族群。[23]
在叙利亚，宗教少数群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特定种族／宗教派系通常属于特定社会阶层。例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都是社会阶级较低的族教群体，他们开始接受并且认同阿拉伯民族主义[注 3]，同样地复兴党也主张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以此作为平等融入民族社会的一种方式。[24]
另外，在这场政变中农民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到“新中产阶级只能造成政局不稳”。但农民才会支持长久的激进变革或者革命，这是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加上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以及传统菁英阶级对大部分收入来源的垄断，导致了争取变革或反对旧有制度的农民运动或者思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叙利亚支部能够从激进的农民运动中招募年轻人加入复兴党及军队，以便扩大势力及铺平政变道路。[24]
规划阶段
1962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叙利亚地区支部军事委员会大部分时间都在规划透过常规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军事委员会决定必须占领基斯沃和盖泰纳的军营[注 4]，并收编第70装甲旅、占领霍姆斯军事学院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25]
为了政变成功，军事委员会开始尝试争取一些叙利亚军官的支持。由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崩溃，加上兵变、清洗和调动，使军官团杂乱无序，并容易受到反政府煽动的影响。当时叙利亚军队内部分为五个不同的派系；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大马士革派”、“阿克拉姆·胡拉尼派”、“纳赛尔派”、“复兴党派”和一群独立人士[26]。“大马士革派”因支持纳齐姆·库德西的民选政府而成为军事委员会的敌人；“阿克拉姆·胡拉尼派”因反对泛阿拉伯主义而被视为竞争对手；“纳赛尔派”则成为复兴党的盟友，因为当时的叙利亚总统正在尝试消除纳赛尔的影响。[27][28]
军事委员会命令一群下级军官邀请上校齐亚德·哈里里加入政变部队，他是面向以色列的前线指挥官，军事委员会向哈里里承诺“如果我们成功，你可以成为参谋长；如果我们失败，你可以与我们断绝关系。”哈里里支持并且同意加入该委员会，因为叙利亚总理哈立德·阿兹姆打算解除他的指挥权及降职。[29]
在策划政变时，军事委员会及其成员并不受到复兴党人的支持。军队-党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联合起来的首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复兴党免受镇压，当时军事委员会并不看好米歇尔·阿弗拉克领导的复兴党文职领导层，反对他在阿联时期解散复兴党。但这时阿弗拉克需要军事委员会来夺取权力，而军事委员会也需要阿弗拉克来保住权力，因为军事委员会明白没有阿弗拉克，他们就没有支持的基础。1962年5月8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复兴党代表大会决定重建该党[21][30]，并继续由阿弗拉克担任全国指挥部秘书长。会议过后军事委员会向阿弗拉克传达了政变的意图，阿弗拉克同意了，但他与委员会没有就政变后如何分享权力达成协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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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
与伊拉克支部相比，叙利亚地区支部没有群众支持，也没有中产阶级的重要支持基础。尽管阿弗拉克因该党缺乏支持而警告军事委员会，但他们未有理会，并计划于3月7日发动政变。然而，那天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突袭了政变策划者计划聚集的公寓，有数名军官当场被捕。之后该政变被迫推迟至3月8日进行。[32]3月7日晚至8日早上，政变部队开始向大马士革进发。齐亚德·哈里里率领一旅从以色列前线前往大马士革，复兴党军官率先控制了驻扎在苏韦达的第二个旅。在夹击中，第70装甲旅旅长向政变部队投降，乌姆兰迅速地接管了第70装甲旅的控制权。
驻扎在大马士革西南部城市盖泰纳的潜在敌对部队没有介入，事后判断可能是因为政变部队已经控制了大马士革地区的通讯[32]。之后哈里里的军队继续向大马士革进军，到达后开始在该市设置路障，同时封锁了邮局等重要设施。复兴党军官萨利姆·哈图姆上尉占领了广播电台。叙利亚国防部总部没有任何抵抗就被占领，总司令被捕，叙利亚总统纳齐姆·库德西及总理哈立德·阿兹姆很快也被政变部队拘捕。政变当天早上，萨拉赫·贾迪德骑着自行车进城，占领了军官事务局。[1]
哈菲兹·阿萨德带领一小群政变部队占领了大马士革东北40公里（25英里）处的杜迈尔空军基地。这是唯一抵抗政变的强大力量，该基地的一些飞机奉命轰炸政变部队。最初的计划是阿萨德将率领一个连在清晨前占领该空军基地，以防止空袭。但由于第70装甲旅的投降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导致阿萨德的部队落后于计划。当阿萨德的部队抵达基地外围时天已大亮。阿萨德派出两名军官告诉该基地的指挥官，如果他们不投降，政变部队将开始炮击基地。据阿萨德本人称，尽管该基地的部队可以在战斗中击败政变部队，但他们最终决定向政变部队投降。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政变领导人在陆军总部举行庆祝活动。[1]
820人在政变期间被杀或受伤，另有20人随后被处决[2]。这次政变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冷漠对待。后称为“革命诗人”的萨伯法尔豪特（阿拉伯语：صابر فلحوط；英语：Saber Falhout）撰写并发布了“第九号公报”，该公报恢复了35名军官的职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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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事件
叙利亚新政权的第一个行动是建立由20人组成的全国革命指导委员会（NCRC），由十二名复兴党人和八名纳赛尔主义者和独立人士组成。3月9日，NCRC命令萨拉赫丁·比塔尔组成政府，并执行NCRC的政策。后来，六名平民被授予NCRC委员资格，其中包括三名复兴党成员和三位纳赛尔主义者。但这些行为并没有改变权力平衡，军官仍然控制着国家。政变后，军事委员会成员就在NCRC成员的背后秘密制定国家政策，当文职领导人曼苏尔·阿特拉什发现后就质问：“为什么这些先生们不说话？我可以建议他们任命一名联络官来传达他们的意见吗？对我们有何看法？”，在这件事之后乌姆兰才粗略地向NCRC委员介绍军事委员会的计划。[33]
另外，复兴党当局在1963年以后禁止了穆斯林兄弟会等政党的活动，军队内同情或者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军人都被当局铲除。军队开始由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军官主导，同时在军队内部安插与军事委员会成员关系密切的阿拉维派人士[注 1][6]。自此，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反抗复兴党政权，并于1964年发动罢工，史称“1964年哈马骚乱”。[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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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在政变之后，来自叙利亚北部和大马士革持续的亲纳赛尔示威活动以及支持埃及与叙利亚、伊拉克联合的复兴党领导人的压力，促成了新政权与埃及和伊拉克政府之间建立联盟国家的进度，伊拉克的反阿联政府也在1963年被推翻。4月17日，三方达成了一项新的阶段性统一协议，将三个国家纳入联邦，纳赛尔担任联邦的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开罗为首都。[35]
然而，4月28日至5月2日期间，复兴党的军事委员会私底下放弃了这个计划，先后解除了50多名纳赛尔主义军官在武装部队中的高级职位，叙利亚政府相关行为导致埃及通过广播电台谴责复兴党（倾向纳赛尔主义的报纸先前已关闭）。阿勒颇、大马士革、哈马和该国其他地区发生大规模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骚乱，针对纳赛尔派的清洗行动促使纳赛尔派官员纷纷辞职抗议[36]。同时，叙利亚军队的大部分逊尼派军官被撤职或者解雇，阿拉维派军官占比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叙利亚民众的强烈抗议，许多知识分子透过媒体和出版物指出新政权的宗派特征。[6]
6月19日，总参谋长哈里里率领包括总理比塔尔、阿弗拉克和教育部长在内的高级代表团出访阿尔及利亚。哈里里不在国内期间，军事委员会利用这个机会对哈里里麾下的约30名精英军官进行了清洗，其中大部分是政治独立人士。[37]随后哈里里奉命直接飞往叙利亚驻美国大使馆，并在那里被重新任命为大使馆武官。但不久后，他于6月23日搭乘飞往贝鲁特的航班返回叙利亚，以抗议军事委员会针对他的行动，但最终抗议失败[38]。军事委员会驱逐了哈里里，他被迫于7月8日离开叙利亚前往法国。[39]
尽管进行了清洗，但是纳赛尔派在军队中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实力。7月18日在埃及情报部门的帮助下，纳赛尔派军官贾塞姆·奥尔万试图发动一场针对新政府的政变[40][41]。陆军总部和广播电台遭到攻击，随后的战斗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名旁观者[40]。但这次政变最终失败，27名参与政变的军官被逮捕处死[42]。总统卢艾·阿塔西随后辞职，表示他不赞成处决政变参与者[42]。在短暂逃避当局追捕之后，奥尔万及其主要同谋被捕并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他们被判犯有叛国罪及判处死刑[43]。但是在纳赛尔和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游说之下，他们仅在一年后被流放。[44][45]
奥尔万政变的失败标志着纳赛尔主义对叙利亚军事和民事机构的重大影响的结束，随着亲纳赛尔势力的失败，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为该国唯一的权力中心。叙利亚与埃及的关系急剧恶化，但纳赛尔仍然受到叙利亚群众的欢迎，他在之后曾发表广播谴责复兴党是“杀人犯”和“法西斯分子”[42]，最终双方也退出了统一协议[40]。政变失败和随后的第二次清洗的关键结果之一是阿拉维派军官在复兴党军官队伍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成功继续透过人数优势控制军队。新复兴党军官（年轻一派的军官、阿拉维派军官）随后反抗复兴党的老军官（阿弗拉克的派系），产生严重的权力斗争，导致1966年政变。[7]
在一个政变远多于选举的国家，要找到建立稳定政府的基础并不容易。事实上，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政变已经成为国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人对政变感到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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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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