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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地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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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八六学潮发生后，其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遭到掌握实权的中共元老之首邓小平罢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市民和学生纷纷纪念胡耀邦，并逐步演变为要求政治改革，乃至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议活动，史称“八九民运”或“六四事件”，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省市也发生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不过当时媒体主要聚焦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北京以外的中国各地的抗议往往会与北京的游行示威相呼应，并且有很多各地学生、民众前往北京串联参观，或北京学生组织派遣“代表团”到各地串联宣传。不同地方的抗议示威规模和社会整体参与程度不一，在部分地方，示威者的诉求具有当地特色。而不同地方当局在事件中以及六四清场之后，对参与示威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大多数地方的抗议在北京六四清场后的十多天内逐渐沉寂，各地公安机关亦开展对参与人员的抓捕、审判，加强高校学生和干部的思想工作。
5月18日，由于北京学生绝食的影响，当天北京以外上街游行的学生达50多万，波及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300多个高校，北京以外14个城市出现高校学生绝食请愿，总人数约2500人（不完全统计）。5月19日，至少有116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国家教委事后称据不完全统计，“在动乱和暴乱期间，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84个城市中的600余所高校，有280余万人次上街游行”[1]。
根6月30日的“关于坚决打击反革命。两乱分子、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报告”（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在事件后全国性的大搜捕运动中，全国共取缔“各种非法组织”515个”；718名“非法组织头头”到各地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拘捕“各类非法组织成员及打砸抢烧分子”4386名，破获31起“反革命集团案”、8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2]。中国各地的抗议内容很多来自的政府文件的泄露、中国异议人士的披露或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报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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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北京为整个运动的中心。在整个运动期间，北京的抗议学生、工人、市民通过大游行、募捐、集会、请愿等方式表达自己诉求。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局势进一步紧张，不断发生示威者试图阻止军车进入城内的事件。天安门广场被示威者长期占据，直到6月3日晚上戒严部队进军天安门广场。
天津临近北京，很早就出现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各类政治表达，并且天津、北京、河北的政治、社会运动，往往彼此联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学生积极参与了天津的游行，并有很多学生到北京天安门进行串联。5月的几次游行，天津参与人数有上万至数万人。
由于京津冀地区相互靠近，很多河北的学生或示威者前往北京或天津串联。河北省保定、石家庄以及各地高校和市民参与了游行。由于许多参与镇压六四民运的军队原驻地在河北，许多河北发生的政治、社会运动与军队相关。例如，六四清场后，负责北京戒严的部队陆军27军在石家庄的总部被示威者围堵。
东北地区
齐齐哈尔等地有人响应示威。省会哈尔滨的抗议最为活跃，并得到部分工人、市民和新闻工作者支持。随着北京清场消息传出，抗议进一步激化。
学生主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从长春开始蔓延开来，部分工人、市民和体制内人士也加入支持，特别是长春一汽职工参与，游行人数一度超十万。北京六四清场消息后，吉林的抗议升级并最终被镇压，官方取缔多个组织并拘捕近百人。
沈阳、大连、鞍山等城市的高校发起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有部分人提出建立新政党、推翻政府等激进主张。抗议高峰期有数十万师生市民走上街头，甚至堵塞交通、号召罢工。六四清场后，辽宁仍有游行和悼念活动，随后当局展开清查，打击“非法组织”，大量参与者被拘捕、判刑或劳教。民运人士指控政治犯在狱中遭受虐待。
西北地区
咸阳、渭南、延安、汉中、商洛、榆林、安康等地都发生了游行示威，省会西安的游行示威规模最大。4月的示威曾发生严重的骚乱，导致陕西省政府被冲击。
华东地区
上海的游行最高峰有30万人以上。因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胡耀邦死后的报道，被时任上海书记江泽民进行整肃，并导致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六四事件之后，上海火车站爆发抗议与骚乱，并有火车车厢被焚毁，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在六四之后首个处决参与者的城市。江泽民在事后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赵紫阳。
福建的大规模抗议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省会福州以及厦门。其余各地如泉州、漳州、南平也有不同程度的响应。时任宁德地区党委书记习近平也因为应对当地的学生示威而在事后被提拔。
中南地区
湖南以省会长沙的示威人数规模最大，湘潭、郴州、邵阳、益阳等县市均有示威者不同程度响应。4月22日长沙爆发的骚乱，造成示威者冲入湖南省政府机关。北京六四清场之后，湖南是全国各省因八九民运被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华南地区
广东的大规模抗议集中在广州和深圳，并波及珠海、中山、汕头等县市，示威参与者还包括香港、澳门学生。其中最大规模的抗议是5月23日的省港澳大游行，有五十万人参与。六四事件之后，广东成为民运参与者通过黄雀行动到达港澳的主要通道，广东军政当局亦因此加强边防。
西南地区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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