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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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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安徽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体制内人士参与,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安徽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生在省会合肥,蚌埠、安庆、马鞍山、巢湖、宿州、池州、铜陵、芜湖、淮北、淮南、阜阳等地亦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安徽部分民运人士就开始酝酿或参与当时的民主运动。4月1日,蚌埠“云梦文学沙龙”为首者之一张林到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并与方励之联系准备搞全国性的“五四”天安门游行,要求与中央领导人对话。张林为清华大学物理系85届肄业,1987年曾偷渡香港被遣回。张林认为运动要寻求美国和台湾的支持。“云梦文学沙龙”之后又派出二人到北京联系[1]。
合肥
胡耀邦死后,安徽出现悼念活动。自4月19日起,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安徽教育学院、安徽农学院等高校出现政治性标语和大字报,安徽省委指示各校自20日晚起清除相关内容,查出写的领头人。高校负责人则担忧激起学生的对立情绪。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之后,该报收到来自安徽的声援电报、信件等。4月21日,安徽教育学院等校逾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在4月25日晚间,由于四二六社论提前播报,合肥学生出现抗议活动。中科大出现大字报《科大学生十条纲领》,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政治自由和政治公开,反对封建蒙昧专制;重新评价反自由化运动,为自由化正名;为方励之恢复名誉;热烈欢迎方励之回科大当校长”[2][3]。
到4月27日,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示威活动[4]。27日早晨,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发现三份小字报,内容是讲4月23日北京学生游行的情况,并指警察打了学生,官方广播报道“骗人”。大字报鼓动学生要继续示威,“血不能白流”。晚上,安徽大学某教室的黑板上发现用粉笔书写的攻击中国领导的“反动标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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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下午,有人在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农学院、教育学院贴出海报,指次日上午要到安徽大学集中上街游行,到安徽省政府请愿,响应当天全国的五四大游行[6]。5月4日,合肥发生小规模的学生游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在解释为何安徽虽然为八六学潮发源地,但却相对平静的原因,指其做法主要是先与学生对话,让学生认清利害关系,特别是如果游行中出现“不法分子”的后果;同时不动用公安武警,不轻易抓人,并且做好学生游行的接待工作,打开省委大门欢迎学生对话,听取学生意见[3]。
5月15日晚七时许,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安徽教育学院约两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合肥市广场静坐,声援北京学生静坐绝食,亦要求当局解除新闻封锁[7]。5月16日上午,安徽大学、教育学院、医科大学等六所高校的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到中午十二时结束。下午,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七所高校的两千多人又上街游行,至四时三十分陆续返校。晚八时四十分,安徽农学院一千多名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据悉,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将于十七日派代表与省政府联系对话问题。下午四时许,安徽师范学院二百多名学生到市人代会代表驻地静坐四十分钟,有一教授和学生发表演讲,声援北京学生。还说,明天要到人代会会场递交请愿书。[8]
5月17日,中科大等十余所高校超过10000名学生,教职员工和作家开始游行,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有些曾参加过八六学潮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也参与游行,并表示他们不会保持沉默[9]。
5月18日上午八时许,安徽农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工学院等高校9000多名学生,以及知识界、 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约五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示威者中亦包括如合肥农机校的中专学校。下午,中科大13名学生头绕“绝食”的绷带,在校内静坐。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等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对话[10][11]。
运动期间,合肥学生和工人前后成立了“合肥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合肥市工人自治会”、“合肥退伍军人自发队”、“合肥工人联合会”、“合肥工人自发队”、“人民之声广播站”、“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沙龙”等组织。其中合肥高自联领袖是马梁刚。合肥工人自发队队长是秦国华,副队长陈平、梁建。十多所大专院校都有人成立“学生自治会”,安徽工学院的自治会主席为杨枫[12]。
5月20日,因北京宣布戒严,上午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院校有7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安徽省政府致电中共中央,拥护李鹏、杨尚昆在北京市党政军大会上的讲话。[13]。21日,有万余名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数万人上街游行,呼喊“打倒李鹏”、“邓小平下台”、“紫阳出来”等口号[3]。
5月22日,1000余名学生强行乘火车赴京,造成列车被迫停开事件。当天上午,安徽大学、农学院、教育学院几百名学生上街游行。下午,安徽省电视台有20余人打着“声援北京学生,公审李鹏”、“杀国贼以谢国人”等标语上街游行,并高呼类似口号[14]。
5月24日上午,合肥工业大学2000余名学生和百余名文学艺术界人士上街游行。下午,一百余名新闻工作者在安徽日报社集中后上街游行。晚上,二百余名工人和百余名退伍军人也上街游行。合肥至北京的128次列车由于有学生强行登车不能正点发出[15]。
在5月28日,大约有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7所学校4000名学生,400名工人、知识分子和复员士兵参加当天的游行,响应当天的全球华人大游行[16][17]。
6月1日,又有1500名学生游行,以示对上海学生的声援。同一天,有安徽大学等4所高校近千名学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为“从天安门广场返回途中被火车撞死的学生”(一说坠车死亡)安徽大学刘玉根致敬,开追悼会[18][3]。
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开入天安门并造成流血。得知北京镇压后,6月6日,合肥继续有示威游行,千余名学生到合肥钢铁公司呼吁罢工。街头被学生设置了多处路障。7日,继续有高校学生在市区多处设立广播站,传播美国之音的消息。中医学院百余名学生到合肥钢铁公司铁厂等处卧轨,使铁厂高炉的生产和安全受到威胁[3]。
6月8日,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几十名学生到合肥钢厂、安徽纺织厂,煽动工人罢工,遭拒绝,仍有少数学生上街设置路障。晚上,合肥电机厂、钢厂、橡胶厂工人和学生700多人打着“高自联”“工自联”的旗子上街游行。十一时三十分许,一百多名学生在火车站卧轨,围观群众达20000万余人。合肥市委、市政府组织人力一面劝说谈判,一面强行将学生带出车站,晚七时三十分铁路交通恢复正常[19]。6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100余人上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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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县市
当局指安庆的安徽农业学院一些学生在胡耀邦死后,“在宿舍里起哄,摔脸盆,摔瓶子,并点火烧了一副门窗”[20]。六安当局指从4月21日开始到6月初,六安市区学校的学生,先后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反政府口号[21]。4月24日,蚌埠医学院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鼓动人们“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之际行动起来”,“不能让现在的腐败者再继续下去了”[22]。
5月15日,安徽出现了高校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凌晨,芜湖教育学院门口发现“民主万岁、爱国无罪”的大标语。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也贴出了“声援北京大学生绝食静坐行动”等内容的标语[23]。
5月16日下午,芜湖教育学院三十多名学生张贴了百余张标语,并到安庆师大等学校串联声援北京学生绝食[8]。运动期间,蚌埠民运人士张林写信给方励之、李淑娴,要求“立即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将风起云涌的民主力量团结在一面旗帜下”,还编制了组织机构,并在给王丹等人的信中鼓励其“绝食斗争”[24]。
从5月17日至6月初,淮北市相山地区高校和中专学校的学生发动游行、罢课、串联和声援活动,当局指“正常的教学、 工作秩序被干扰”[25]。5月17日中午,阜阳师范学院、教育学院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未经阜阳市公安局批准)。阜城公安上街维持秩序,当局指在学生游行期间,阜阳“各机关、工厂稳定、市场照常营业”[26]。5月17日至18日,六安城区大中专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活动。六安行署公安处及六安市县公安局干警则加强值班、执勤,“防止打、砸、抢、烧的意外事件发生”[21]。
5月中下旬,滁州师专学生多次上街游行,并拦阻火车,欲赴京串联,当局指其后被劝阻[27]。淮南当局也指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淮南高校学生多次上街游行,到淮南市委、市政府前面示威[28]。
5月18日,继续有学生强行乘车到北京,马鞍山、铜陵、芜湖、淮北、蚌埠等12个地区25000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淮南有煤炭学院等高校五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芜湖有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机电学院两校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蚌埠则有安徽财贸学院等四千余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巢湖的巢湖师专、财校有二千余名学生示威游行。宿州的师专有上千名学生上街。另外贵池的池州师专和铜陵的铜陵财专分别有数百名学生上街[10]。5月中旬以后,全安徽高校学生的罢课导致有的学校停课,有的学校只能断续上课,基本影响了学校教学秩序[11]。
5月20日,因北京宣布戒严,芜湖、安庆等地也有学生上街游行[13]。期间蚌埠学生也成立了“蚌埠高校自治联合会”支持学运[12]。民运人士张林在蚌埠多次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冲击学校、工厂、火车站,组织学生在市委门前静坐、绝食、印发传单、播发美国之音并在静坐场地和其它公共场所发表演讲,号召学生“要以无限期地静坐来抗议”,还对群众说“打倒专制的XX……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黑暗的犯罪集团”。张林还成立组织了支持学生的“蚌埠各界青年声援团”,并成为蚌埠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总指挥[24]。
5月22日、24日,因学生无票强行乘车、冲击铁路,列车被迫停开。淮南线营运受到很大影响。5月22日,六安师专学生在六安行署门口静坐抗议[21]。5月29日上午,淮南煤矿学院近百名学生上街游行。舒城县师范学校和省公路学校也有一百余名学生在县城游行,并散发“告全县人民书”等传单[29]。
六四镇压后,蚌埠6月4日有数千学生市民上街游行,并持续到第二天。民运人士张林带领该地学生冲进蚌埠市委开追悼会,并发表演讲。示威者又把花圈挂在蚌埠市政府办公楼上,呼喊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绞死XX!”等。张林亦在市委交通路口对学生、群众说:“几天来XX的伪政府欲予通牒,于昨天和今天凌晨竟敢动用武装军队血腥镇压学生……有二十多名学生被打死……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灾难崩溃的边缘,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必须行动起来,才能把我们这个民族……从灾难中、黑暗中解放出来”[24]。
6月5日,六安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当局指六安在“动乱期间”出现的大小字报、传单、标语和“谣言”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6月8日,芜湖安徽师大1000多名学生到车站准备卧轨,经劝说谈判后离去。淮南矿业学院、蚌埠医学院、财贸学院、阜阳师院也有300名学生上街游行[19]。一些高校的几百名学生游行至淮南华东电网,鼓动工人罢工。当天,200余名学生在陈洞公路与淮阜铁路的交叉口设置路障,卧轨拦车,洞山铁路道口被堵,造成淮阜铁路运输中断19小时27分钟,华东电力网供电因而遭受影响[11]。淮南市政府发布《告全市人民书》,当局则指淮南市党政各级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事后“对有关责任者进行了严肃处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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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当局之后公布指在整个运动期间,全安徽主要城市和若干地方均“发生程度不同的社会动乱,如冲击党政机关、卧轨拦车、设置路障、阻断交通、煽动工人罢工,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也给经济带来重大损失”。官方数据指不完全统计安徽事后“取缔各种非法组织”九个;“依法逮捕、收审制造动乱、搞打砸抢的非法组织头头和动乱骨干分子”38人。支持示威者的“非法刊物”《立交桥》也因为“煽动闹事”被取缔[30]。
在六安地区,当局指全区共查清、取缔“非法组织”4个(包括正在酝酿建立,尚未活动就被强令解散的2个),抓获收审参与“北京暴乱”或传播“反动谣言、煽动运筹”的8人,摸清了全区19次共7400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皖西联大、六安师专58名学生进京支持参与运动的底数和情况,清查、清除了各类传单、标语、大小字报1100多份,对其中“内容反动”的23起都进行了拍照取证,又收缴香港或外地寄来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反动心战品”7份[21]。
6月9日,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发出通告,要求师生“认清形势,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完成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当局指自此池州该校全校6个系21个班级学生“出勤率接近往常”[31]。6月9日,六安地委为防止运动对全区的影响,对各县市委、地直各单位党组织提出四项要求,“确保城市的安全与稳定”[21]。6月10日,淮南市谢家集、田家庵、八公山、大通、潘集五个区和矿务局机关分别成立工人纠察队,以协助公安保护工厂、煤矿、铁路。6月11日,安徽省教委发出通知,责令各高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立即解散。合肥市政府发出通告,责令“合肥市工人自治会”等民运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
6月12日,六安地委成立了“清查、清理工作领导组”,基本查清“非法组织的主要情况”。六安当局也指其收容审查10名参加“北京反革命暴乱”的人士,“清除了各类标语、传单,及时取证,收缴反动宣传品”[21]。6月14日,合肥公安局负责人指“非法组织头头”必须到公安机关登记,并希望民众透过各公安分局设立的举报电话进行检举揭发。芜湖市及其所辖三个县,共收捕各类“犯罪分子”199人。安徽教委发出补充通知,要求各高校在6月19日以前全面复课[11]。
6月15日,涡阳县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逮捕民运人士赵凤荣,指其“肆意制造谣言”。迄6月15日,合肥公安局收审了高山青、邢国华、罗亮等7名民运组织带头人和骨干分子,另外还有13人到公安机关登记。
6月20日,金寨县公安局抓获两名在北京参加民运活动被北京公安通缉的徐文斌、王明丽。迄6月21日,安徽省已取缔非法组织40个,抓获“煽动和制造动乱,搞打砸抢”的示威者68名,协助北京抓获四名逃亡者[11]。6月25日,六安地委领导成员召开会议,要求“认真清理反革命暴乱的流毒和影响,夺取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进一步抓好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清除党内腐败现象,切实办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21]。
至7月3日,安徽省已有八个省辖市、六个地辖市明令取缔了各种民运组织43个,到公安机关登记的组织领头者304人。六安地区全区“清查工作汇报会”在7月3日召开,要求彻底查清“一切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有关的人和事的来龙去脉”,查清“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过程”并处理,有要求对暑假期间各高校返乡的学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对其中“传播或制造谣言”要及时追查,“情节严重的要给予严肃处理,并清除谣言的影响”,对“申请出境、出国”和前往深圳、珠海特区的“必须严格审批制度”,又要求加强“反心战斗争”,严禁收听“敌台广播”,加强“情报信息的掌握”,注意发现和控制“敌情新动向”[21]。
7月4日,合肥市公安机关逮捕在该市建立“人民之声”广播站的杨丰。8月12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朱德超有期徒刑八年[11]。运动期间,怀远县民运人士、蚌埠市高自联总指挥张林因组织领导蚌埠市民和学生支持和参与民运,被当局通过录音等方式搜集其活动、演讲记录作为证据。张林于6月8日被蚌埠公安逮捕,当局指其“蓄意制造动乱”,被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32][24]。
7月7日,安徽省检察院检察员谈念淮被控支持动乱而遭撤职。7月26日,安徽日报报道,安徽省政府作出决定撤销同情民运的温元凯安徽省教委党组成员及省教委副主任职务。8月16日,新华社报道“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团”六个分团分赴包括合肥在内的各地开展宣讲工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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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另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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