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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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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山东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体制内人士参与,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山东最大规模的示威发生在最大的城市省会济南与青岛,烟台、东营、泰安、滨州、济宁、聊城、曲阜、淄博、潍坊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部分民运人士就开始在山东酝酿或参与当时的民主运动。4月5日,几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在山东透露,五四期间,学生计划搞全国性统一行动,一些高校已在秘密串联[1]。
济南
胡耀邦死后,4月19日济南各高校贴出了许多挽联、诗词、大小字报。官方报告指最迟到4月24日,山东各高校出现各种大小字报和标语。4月26日,北京理工大学一学生随身携带传单51份,以找女友为名到山东大学,准备在山东大学学生中进行宣传,被校保卫人员发现制止[2]。由于四二六社论缘故,4月27日,济南出现示威游行[3]。
5月15日以后,有高校学生开始罢课,有的学校被迫完全停课,有的学校只能断续上课,敎学秩序和敎学计划基本无法执行。5月16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校二千名学生上街游行。 5月17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三千名、山东工业大学和医科大学二三千名学生,以及山东大学、中医学院等院校的共八千余名学生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并聚集在山东省委门口,要求与省委领导对话[4]。到5月18日,包括高校学生和社会人士的二万余人在济南游行,以声援北京的学生,并就山东省出现的问题进行抗议[5]。19日,济南至北京的298次客车,因600余名学生进入车库登上列车,造成了车体不能出库,列车被迫停开[2][6]。
北京戒严后,5月20日山东大学、山东师大等院校的三四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山东大学有5000多学生在省政府门前示威、静坐一小时[7]。5月21日晚,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10000余名学生涌进济南火车站、白马山火车站,试图堵截运送军人进京增援的火车。22日零时,又有1000多名山东大学学生坐在铁道上,将119、65次列车堵截在济南站内[8]。
5月22日上午,济南毛巾厂和济南建筑机械厂有30多名工人手持小旗到山东大学演讲声援学生游行。下午,山东省司法学校100多名学生身穿警服上街游行。当天围观者有上万人。山东大学、轻工学院130余名学生到济南钢铁厂、卷烟厂进行演讲鼓动工人支援学生[9]。此外官方指五月下旬开始,济南的一些学生冲击车站,拦截火车、汽车强行乘车去京,外出串联,有的卧轨拦车,干扰交通运输,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5月24日,有大约1000名工人开始参与罢工[10]。一天后,有10000名左右学生、工人和市民参与游行[11]。运动期间,各高校成立了自己的学生自治会,如、“山东大学生自治会”、“山东师范大学学生行动委员会”等,也有联合各自治会的“山东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济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济南市民也先后成立“济南市工人民主联合会”、“济南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等组织。其中济南工自联的负责人为刘玉滨[12]。
5月30日凌晨,山东工业大学四五百名学生因对2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该校复课不满,认为是“造谣”,到山东省电视台门口示威。有人企图强行冲进大院。示威者把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牌子砸坏。经反复劝说交涉,在凌晨二时许全部返校[13]。
5月31日,随着全省高校复课学生继续增多,仍有学生扬言继续罢课。山东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鼓动学生罢课,称“赴京同学不返校,山大决不复课!否则愧对同学、愧对良心!”山东师范大学有人认为5月2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该校部分学生复课的消息是“最大的耻辱”,说“正当全国千万青年走向死亡的时侯,我们却退却了,成了死亡线上的叛徒”,并贴出大字报鼓动学生继续罢课[14]。
北京六四流血清场后,6月4日,4000多名学生手持花圈在济南游行,哀悼死于北京的遇难者,呼喊“反对暴力”等口号。据报道,他们在公交车上涂写反李鹏的标语。示威者还设置了路障阻挡交通,其中济南轻工化学总厂工人王立新在当天因为将公交车横在马路中间,其后被以“破坏交通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5][16][2][17]。
6月6日逾万名学生走上街头,五时许,山东大学、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等九所院校的3800百余名学生堵塞了济南市的九个主要路口,他们将隔离墩和拦截的公共汽车放气后横在道路中央,设置路障1百多处,造成市区14条汽、电车路全部瘫痪,致使许多职工不能上班。4千多名学生在街头40多处演讲,一些高校开始“空校”,3千多名学生离校。第一机床厂教育处职工学校教师邵凌才在数千人参与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抗议戒严部队,遭一便衣警察抄自行车牌照号码。邵凌才随后向示威者指认该便衣“记我的自行车号”。随后该便衣警察受到现场示威者的围攻(邵在六四清场前曾在泉城路等处多次发表演讲,后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晚10时,设置路障的百余名市民与历下区公安发生冲突。晚11时,一些民众(官方指为几百名“社会闲散人员”)冲击历下公安分局,分局牌子、玻璃被砸,捣毁了分局的服务部、一层办公室的玻璃,烧毁一辆上海牌小轿车。济南公安机关指其抓获三名焚烧汽车的人,至7日凌晨二时抓获48人。公安指最后抓捕的55人中没有学生[18][19][17]。
6月7日夜,刘玉滨(天桥区纺织品公司团委副书记)、车宏年(第一机床厂工艺处化验室化验员)、李风林、王长安、魏强等人组织成立了“济南各界自治联合会”。在山东大学新校十号楼237房间成立了“济南各界自治联合会”。该组织该组织下设“革命军事委员会”、“城市工作委员会”、“内务委员会”等八个委员会,计划“筹备长短利器”、“迅速调查部队情况”、“铲除秘密警察”、“罢工”、“空机关”以及破坏铁路运输等。当局指其“妄图组织革命的武装以反抗反人民的军事镇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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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5月14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青岛海洋大学的三百五十余名大学生,呼喊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新闻自由”,“打倒官倒”等口号上街游行。一时许,他们到市政府递交请愿书,并提出:明天如实报道他们的行动;市长要与学生对话;不能对参加游行的学生打击报复。市政府答复了学生的要求后,学生于下午二时三十分返回学校[20]。整个运动期间,学生成立了“青岛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5月16日上午八时五千五分,山东纺织学院十七名教师和十一名学生,打着“声援北京十二名作家声明”的横幅上街游行。十一时许,他们到青岛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后,学校用车将他们接回。下午一时,青岛海洋大学两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鼓动青岛医学院的学生一起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绝食。21时,青岛建工学院300余名学生游行[2][21]。
5月17日上午,青岛化工学院、建工学院等院校的四千余名学生打着“打倒官僚,要民主、自由”等横幅上街游行[4]。5月19日,青岛海洋大学等高校和中专近2万名学生到汇泉广场集合,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海洋大学学生杨海上午在汇泉广场召集各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青岛高校联合自治会”[12]。各高校校园大字报增多,一些大字报、口号矛头对着李鹏和共产党。海洋大学出现“打倒李鹏”等口号,建工学院有大字报称,要“加强各民主党派的力量,并联合起来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对抗”[2]。
北京宣布戒严后,20日游行人数明显减少,各高校陆续复课,到6月3日,复课率已达 90%左右。5月22日、23日,有青岛海洋大学、建工学院几百名学生在青岛火车站强行登240次列车到北京未成,即坐轨拦车,造成了铁路运输中断十几小时,晚11时许仍未发车[22]。官方指5月21至23日靑岛地方铁路运输因学生卧轨阻拦,造成经济损失14万6千多元人民币。5月24日,青岛学生再次举行游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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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六四流血清场后,6月4日,大量已经复课的学生继续罢课,上街游行。呼喊的口号不断升级,并攻击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抗议者还组织了演讲小分队,四处散布北京镇压的消息,播放美国之音,张贴大小字报,鼓动青岛市民罢工罢市,并从5日开始,在市区主要道路设置路障,堵塞交通, 企图造成“不罢工的罢工”。6月5日到8日的4天内,青岛市内交通受到严重影响。青岛市邮电局助理工程师张霄旭在6月5日和6日,在青岛市政府门前对数千人进行演讲,内容包括“我们的政府向学生、人民群众开枪,伤害了这么些人,这种法西斯暴行是骇人听闻的”、“在座的学生、群众都有义务宣传搞罢课、罢工”、“目的是让法西斯政府下台”、“北京已血流成河,该流血就要流血,该拿起枪就拿起枪”、“血债要用血来还”、“政府杀害群众、学生,是法西斯暴行,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不敢干的事情,共产党做出来了”、“我们一定团结起来,推翻邓、李、杨政府”、“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政体结构还不如乌托邦”、“打倒李鹏也不能实现民主,关键是改变现行的政体和社会制度”,并指“在座的可能有公安局、安全局的以及那些政府官员,你们可能因身份的限制而不得已为统治阶级服务,希望你们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如果你们助纣为虐的话,将来人民胜利的话一定要和你们清算的”[17][22][16]。
6月5日,青岛有传真机的单位收到从境外传来的宣传品41份,主要是香港明报、成报、星岛日报、天天日报、快报、经济日报等刊登的文章、新闻剪报和打印的宣传品。公安局要求全国单位堵截收缴同类的“反动”宣传品[24]。6月6日,青岛海洋大学、化工学院、医学院、纺织学院、建工学院等高校的2000余名学生,堵住了市区29个主要路口,拦截过往车辆阻止职工上班。市区22条交通干线瘫痪。海洋大学还组成二十多人的绝食团,在青岛市政府门前绝食请愿。上午八时,石油大学2000余名学生在校内广场为北京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几百名学生抬着花圈,戴着白花、黑纱上街游行。还有学生直接到几家工厂门口鼓动罢工,甚至冲击工厂,企图阻止工人上班。
当天下午,由于参加游行抗议的二名大学生被台东交警大队抓捕,还有数千示威者打出 “青岛市民”的旗号冲击台东交通警察大队,与警察发生冲突,堵交通,截汽车,呼喊反政府口号。青岛建材一厂工人张本先,啤酒厂工人王健向台东交通大队院内投掷瓦块,呼喊“不放人就砸公安局”等口号,并以群众代表的名义带头冲进交通大队办公楼要求放人,直至19时许离开现场[22][18][17]。
6月7日晚,数百人在青岛市市政府门前聚集抗议,其中青岛味精厂工人姜春元在政府门口台阶发表演讲,内容包括呼吁大家“不要再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世界上搞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赶上经济体制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靠资本主义也行,国民党来也行。”“对27军的人,我们就要像二次大战结束后,对待纳粹党卫军的处理的国际惯例一样,见一个杀一个,只要他们出来”,并说“要掐死”中国领导人等[17]。
6月8日,青岛海洋学院有百余名学生上街拦车,堵塞交通。6月10日晨,仍有人在青岛市沧口区一路口设置路障,阻拦交通[25][2]。从6月5日至10日,青岛每日均有上万名群众上街游行,工人罢工,交通严重堵塞,全市24条公交线路被迫停驶22条[6]。
6月5日、6日,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王银令和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青岛市副市长俞正声先后发表电视讲话,随后,青岛市公安局发布了第1、2号通告,明确提出了禁止“阻断交通和张贴大小字报、传播谣言”的禁令和措施。青岛市政府又发布通告,明确宣布“青高联”及其“敢死队”、“市民声援团”为“非法组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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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县市
在胡耀邦死后的悼念活动中,官方指有人乘机散布攻击政府的言论。例如有的山东学生“怀疑胡耀邦的死因有问题,说胡不是死于心脏病,怀疑中央有问题”[26]。5月,滨州医学院等大专院校学生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中共惠民地委则要求共产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参与非组织活动[27][28]。
5月17日,曲阜师范大学一千余人上街游行。该学校在运动中有人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为徐泉[4][12]。5月18日上午,济南、青岛、泰安、济宁等市有近五万名学生上街游行[29]。当日,淄博山东农机学院千余名大学生走出校园,沿张店人民西路、中心路、柳泉路等主要街道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淄博当局指整个运动期间淄博发生了8次学生游行活动[30]。烟台大学、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烟台师范学院、莱阳农学院近5000名学生和教师到烟台市区游行,并到市政府门前静坐,声援北京。烟台副市长周训德、姜代晓、杨金镜分别同请愿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复课[31]。5月19日,山东各地继续有人上街游行[32]。
北京戒严后,5月20日东营、泰安等院校的7000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7]。21日,继续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游行,有高校学生组织小股人员走向社会进行鼓动宣传,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潮的同情和支持[33][34]。5月22日上午,济南、青岛、烟台、东营、泰安、滨州6市34所学校(含2所中学)15000名学生上街游行。当日,烟台大学、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烟台教育学院有1400余人参与游行[35][31]。
5月23日,烟台师范学院300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到市区游行,并到烟台市政府门前静坐演讲[31]。5月24日,青岛、烟台、东营、济宁、聊城五个城市八所院校2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23]。运动期间,聊城师范学院也有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聊城分会”。5月27日,山东不少学生仍未复课,有学生继续到社会上讲演,鼓动群众。游行、冲击车站、强行乘车、卧轨拦车等行为消失[36]。
北京六四清场后,公安局指烟台6月4日有很多学生上街游行[16]。6月5日,烟台大学、中国煤炭经济学院1300多名学生和教师戴着黑纱、白花,抬着花圈,打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横幅进入市区游行,并用高音喇叭播放哀乐,声援北京。此后,烟台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又相继发生罢教罢课事件,先后有2800多名学生空校返乡。不少学生还到社会上串联、演讲、募捐、传播信息[31]。
6月5日和7日,潍坊印染厂工人刘济潍在潍坊的学生游行示威过程中,用毛刷和墨汁在市区主要马路的墙壁、公共汽车、党家湾崖烧饼铺等地书写了“绞死刽子手李鹏”、“军队应反戈一击”、“打倒刽子手XX、XXX”、“人民公敌XX、XXX”“XX死刑”、“刽子手XX没有好下场”、“保卫共和,结束独裁”等标语7处9条(其后刘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17]。
6月6日,临朐县水泥厂化验员张铭山收听美国之音,在县城书写并匿名张贴《告临朐县人民书》小字报,呼吁“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救党、救国、救学生”。小字报被其他职工揭下后举报。该县公安局通过调查信纸来源和鉴定笔迹,锁定目标并将其抓捕,最终被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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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在6月6日在青岛台东交警大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示威者的张本先、王健两人被以流氓罪分别判刑12年和10年。当局亦指控其曾参与陈延忠等人组织的“青岛市民请愿团”,并参与5月初大学生要求“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为诉求的游行示威。曾在青岛市政府前多次带头演讲的张霄旭被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当局亦指控其当中集资购买一台收录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并在六四清场前就鼓动“要大学生结社,担起宣传民主意识的责任”(张在1980年曾参加民运组织“民主志友学社”)[17]。
6月6日,济南军区7313厂工人解金玉当天与众多济南工人一起在历下区公安局门前抗议抓捕工人,并设置路障阻止镇压,被抓捕后被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刑6年。当局指其在公安局门外西侧与他人一起动手竖立已被推倒的铁栅栏做路障,并用水泥石块砸路灯和武警,并鼓动人民将横在马路中间的公共汽车掀翻挡路。在六四清场后在济南成立“济南各界自治联合会”的刘玉滨等人,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有期徒刑2年到3年不等。当局亦指控刘玉滨等人在运动期间书写并张贴“最新消息”、《起诉李伪政府的八条罪状》等传单文,或先后在济南解放桥、铁路机械学校等地进行演讲,或带头呼喊:“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杨尚昆”、“打倒独裁”等口号[37][17]。
6月10日,参加北京民运活动的骨干分子石金刚被乐陵市公安局抓获。山东省政府发出通告,责令运动期间成立的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其组织者和首要分子,应立即到公安机关登记,并要求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坚决同极少数制造动乱和暴乱的坏人进行斗争,防止和制止反革命分子策划动乱、暴乱的阴谋得逞”,并指出厂矿企业必要时可组织“护厂队”,对鼓动破坏生产的行为“要及时揭露,制止暴乱”[6]。
从6月4日至12日,济南市公安干警和武警共抓获并收审了84名示威参与者。至6月12日,青岛市公安机关共抓获75名“制造动乱、破坏交通”的参与者。从6月4日至12日,山东全省基干民兵在“护厂护店护村活动”中共协助公安部门抓获并收审了60多名参与者[6]。
6月13日,济宁市有四名高校自治会成员向公安局登记自首。青岛市政府发出通告,宣布“青岛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及其“敢死队”、市民声援团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6月14日,山东电台报导泰安公安抓获两名民运分子。济宁市政府发出通告,宣布曲阜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公安机关并对该组织领头者许全发出通缉令[6]。
6月15日,济南市公安局取缔“济南市各界自治联合会”,逮捕了领头者刘玉滨、车宏年和骨干分子张新潮、邵良臣、郝劲光。参与北京民运活动的骨干分子刘建强、宫永刚、宫辉,在德州火车站被公安查获。在北京参与阻拦、焚烧军车的示威者姜晓东被肥城县公安局抓获。聊城市政府发出通告,宣布“高自联聊城分会”为“非法组织”并责令立即解散。6月16日,滕州公安抓获一名张贴反共标语的北京“农自联”骨干分子刘生昌。6月17日,参与北京民运活动的骨干分子禹方强在其原籍新泰市被公安抓获。“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会长万新金在其原籍平度县到公安投案自首[6]。
6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担任“外高联”领头者之一的潘强,在山东大学校园内被捕。截止6月20日,济南公安共收审“制造动乱、打砸抢烧”的108人,其中本市95人,外地13人。6月2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对45名示威人士分别判处死刑17名;死刑缓刑两年9名;无期徒刑9名,有期徒刑十名。6月22日,“济南各界自治联合会”主要成员王长安到济南公安历下分局投案自首。济南市政府发出通告宣布“济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山东师范大学学生行动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应一律取缔,并限定其组织领头者和骨干七日内到当地区公安分局登记。迄6月24日,山东省公安共查获参与北京民运活动的领头者和骨干分子八名[6]。
六四之后,淄博当局取缔了各组织,对参与游行请愿的人员进行了登记,并指其侦破了25起“反动标语”,“制裁”了5名“触犯刑律的反革命分子、特务间谍分子”[38]。莱阳市籍的解放军士兵刘国庚在北京的冲突中死亡,被当局表彰为“共和国卫士烈士”。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于德普等领导在事后特意到其出身的盖家瞳村看望其亲属[31]。8月16日,新华社报道“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团”六个分团分赴包括济南在内的各地开展宣讲工作[6]。
青岛味精厂工人姜春元因为多次在青岛市政府前和繁华闹区演讲,又到海洋大学宣传抗暴方式,鼓励民众不要再相信共产主义,呼吁抵抗邓小平、李鹏等人,并谴责在北京执行戒严令的军人,被秘密逮捕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在莱西北墅监狱钢管车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青岛工人姜福祯在六四清场后在青岛海洋大学张贴、散发了《讨逆民之贼李鹏书》,文中批评邓小平和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并呼吁民众将邓、李等赶下台,被当地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姜在运动期间因为此前曾参与民运刊物的编辑工作被勒令退学,六四清场前为不连累家人并未公开活动)。姜福祯出狱之后,开始寻访周边地区因为六四成为政治犯的人群,并最终流亡荷兰[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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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外部链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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