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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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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广东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参与者还包括从在广东就学的香港、澳门学生，或专程入境声援的香港、澳门民运支持者。其中最大规模的抗议发生在广州和深圳，此外在佛山、珠海、韶关、中山、肇庆、新会、江门、东莞、汕头、潮州、梅州、湛江、惠阳、茂名、阳江、电白、惠州、三水等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响应。据部分亲历者指，广东的抗议示威范围波及全省，波及面达到县一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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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广东抗议的高峰发生在五月中下旬，并因19-20日中国总理李鹏发表讲话、北京宣布戒严等事件而达到高峰。据亲历者暨南大学澳门学生萧亚群称，当时广东抗议的特点是推动改革开放议题，笼络体制内知识分子、中下层干部及新闻界参加，并借助反对“官倒”与分配不公，针对广东数千家与中央委员相关的公司，由工自联披露其“倒卖许可证、囤积居奇”等行为，鼓动工人、厂长及市民参与，同时也结合香港前途问题，提出香港高度自治与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体宣传反过来扩大参与规模[1]。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广东部分民运人士就开始酝酿或参与当时的民主运动。1989年2月21日，1974年广州“李一哲事件”的大字报作者之一李正天从广州到北京参加签名运动，并致函国家主席杨尚昆，除呼吁请其大赦异议人士王希哲外，亦点名批评广东省委会记林若禁止发表他的文章[2]。4月2日，中国公安部通报各地公安厅局，指中山大学有些人“频繁串联”，策划借“四·五”之机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准备在四月五日开“纪念讨论会”，提出“声援释放魏京生”，“要人权，要自由，打倒一党专政”的口号，亦声称这次行动得到海外的经费援助，与方励之有联系，在广州已串联好华南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一起行动，并打算由被处分过的学生来对付警察，鼓动学生“不要怕流血”。广东省委指示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做好防范工作，密切注意大专院校，特别是几所重点院校学生的动态，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校内外做好防范。报告指这些策划者“活动比较隐蔽，要求有关人员对组织活动的通知传看后即烧毁”[3]。4月5日，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胡平透露，五四期间，中国民联拟在广州等地安装传真机，随时传递大陆民运或学潮的信息。巴黎蒙马特高地电台《华人之声》节目编辑陈庆浩（为澄海人，广东外逃人员，与台湾关系甚密）等亦计划利用国际舆论将4月7日搞成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纪念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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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首次学生游行发生在4月20日。在5月中下旬曾连续多日爆发大规模游行，并以5月23日的“省港澳民主大游行”为规模最大，有包括香港、澳门学生在内的50万人参与。六四清场后，市内主要的交通要道，如海珠桥、海印桥等被示威者多次堵塞。
深圳
4月25日，深圳大学学生会收到北大学生电话后，决定于4月27日起罢课三天，但称“考虑到深圳外来人员多，怕被坏人利用”，不计划在5月4日上街游行。当天，深圳大学学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支持北京学生运动[5]。
5月4日，全国各地爆发五四大游行。5月5日，来自于深圳特区报、法制报、商报、青年杂志、风采杂志、蛇口通讯报、特区经济杂志社、光明日报驻深记者站、深圳电视台、广播电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十余家新闻单位的逾百名新闻从业者联名致电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参加游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和 《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致敬”，并要求上海市委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处理”。他们认为此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深圳青年报》、《特区工人报》停办，并令有关编辑及记者人权受侵犯，违背中共十三大的原则。他们希望不要将当时正在草拟的《新闻出版法》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法规，而“应交给人民广泛讨论,使之成为保障新闻自由的基本法”，呼吁保障新闻自由，“我们需要自由的讲真话的环境”，“一种声音只能说明专制统治,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深化经济改革是相违背的”,“允许民间办报和容忍多种声音存在”[6][7]。
由于不满学校官方的学生会组织不组织同学支援北京学运，支持民运的学生向学生会反映要求，不获理睬，因此深圳大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自治会，并得到学生的响应。5月16日，深圳大学600名学生和200名敎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深圳大学敎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声明》，该校共青团代表亦致词支持学生运动。当天，市内也有学生示威。5月17日中午，汇集到深圳大剧院的深圳大学5000多名学生以及深圳师专200余名学生开始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并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门前递交请愿书，由师生募捐六万余人民币和万元港币支援学运与示威。当天游行还有数十名记者参与，并有数万群众在旁围观或捐款。新成立的自治会与深圳高自联参与了活动的组织。深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分别宣读了深大老师、学生致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请愿书，要求当局转达他们对北京绝食学生的声援。深圳市政府的负责人接受了请愿书,并表示会转达师生们的要求[8][9][10]。
5月18日上午，深圳师专1000多名学生从学校出发，步行游行到深圳市中心。他们呼喊口号，高举横幅，并向行人募捐支持北京绝食的学生，一直持续到下午。中午，“深圳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深圳高自联）在深圳大学成立，并有百余名学生宣布绝食。下午，深圳大学等也有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五百人在深圳市政府门前静坐并一直通宵持续到晚上[11][12][13][14]。同日，深圳大学全校的党员、教工、职工举行大会，校方各个单位支持该校15名学生到北京参与声援或绝食行动，并在经过深圳高自联与老师、校长沟通。有高校负责人表示“北京一日不复课,深圳都不会复课”[10]。全体党员会议通过了“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包括深圳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罗征启在内的深圳大学全体中共党员通电中共中央，要求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结束专制”（本条由一些党员、教师提出来），并集体签名发表了一份公开信。通电认为中共中央对待学运严重失误，“使国家真正地处在动乱的边缘”。公开信的内容被香港新闻报导，也发到了北京40多家的新闻机关。深圳大学师生发起全市市民请愿运动，呼吁中共顺从民意，要求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万人签名[6]。
5月19日，深圳有200多人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还出现自称“爱国同盟”的传单写“我们要保卫民主，不要万王之王”暗指邓小平[15][16]。也有示威者打出“深圳新闻界声援学生”“打倒李鹏打倒法西斯”“岂有此李”等标语[17]。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体连续四天待命，全日留守办公室应对示威游行与突发状况[18]。深圳高校自治联会的负责人在接受《十月评论》采访时表示，其在乘火车经过广州时，沿途有很多农民为他们呐喊支持，并表示“作为一个广东人,见到他们的反应…很高兴。因为在过去,广东人考虑政治问题比较肤浅,并不太关心,这次他们也能够觉醒起来,这是很大的转变”。该负责人认为政府对待绝食请愿“残酷、无动于衷”，亦表示深圳作为特区主要是通过香港的电视电台了解各地消息，但认为深圳存在政治意识淡薄的现象，同时比较关注现实和具体的问题。他亦认为中国几十年来的专制政治并未改变，“我们国家还存在一个邓太后”，因此民众惧怕政治运动[10]。
国务院总理20日宣布北京戒严后，5月22日，深圳大学成立了“声援北京紧急协调委员会”，逾三万名大中学生、工人、职工、记者、企业员工等各界民众在深圳大剧院广场举行声援北京学生的集会，宣读了告深圳市民书，呼吁全民以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然后沿主要街道游行，口号有“人大人大，为民说话”等，标语有“结束老人政治”、“李鹏不倒，特区无望”、“学生洒热血,争民主可歌可泣,李鹏违民心,施暴力遗臭万年”、“我为中华哭民主,不信春风唤不回”等，并散发了《告深圳市民书》、《要求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致全国人大的呼吁书》等传单，当中指“李鹏背弃民意,与人民为敌,一场民主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劳不可免”。《羊城晚报》的报道指整个活动有秩序进行，并由警方维持秩序[19]。路透社消息称，参与游行的人数达十万，占深圳市人口20%。香港电台广播，香港学生联合会组织一批学生，将于23日到深圳与大学生汇合后到广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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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大公报报导深圳大学教学秩序已经基本恢复。百余名此前到北京声援静坐的深圳大学学生大部分回到学校复课。也有学生表示“正常上课不表示不关心国事”，并认为“无限期罢课并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20]。
六四镇压之后，6月6日，深圳当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车辆不能直通广州，香港车辆只能到深圳，不能进入广东其他地方。但稍后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释。有媒体报导与广州军区的调动有关[21]。6月6日，为响应“空校行动”，有1千多名学生离校返乡。深圳市3千多名中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北京出兵，集会后，抬着花圈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2万人[22]。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学逾三千名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并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二万人。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6]。
其他县市
4月30日，一名黄姓佛山学生发表公开信，代“头脑清醒的佛山青年”支持北京学生并表示钦佩。黄亦将其内容张贴为大字报，表示其通过收听香港商业电台的新闻报导了解北京学生的动向，并批评自己学校的“贪污、官僚主义亦较为严重”，尽管本校的大部分师生对校长等“都是较为愤慨的,但是我们毕竟是过于保守”，并认为“我校实行的只是“你是民、我是主”式的民主”[10]。
5月17日，珠海人民广播电台、珠海特区报的新闻工作者签名声援北京学生，并通过传真将签名信件发往北京。5月17日上午，中山市孙文学院有80多名师生在市内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并沿途募捐[22][8][9]。
5月18、19日，全广东有多个县市响应北京号召进行游行，例如在江门的五邑大学、江门教育学院，湛江的水产学院、医学院、雷州师专、湛江教育学院、湛江广播电视大学，梅州的嘉应大学，佛山的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兽医专科学校，珠海的教育学院、电视大学、技工学校，潮州的韩江师范、韶关的韶关大学、教育学院、曲江电大，肇庆的教育学院、肇庆师专(西江大学)，电白的师范、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的师生等，各地人数从近千到两千不等[23][24][25][26][27][28][29][30]。在肇庆，市委书记陈邦贵、市长唐长安，在梅州，副市长何万真、游宁丰均与游行学生进行对话，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车送学生回校。
5月18日上午，珠海教育学院的近800名师生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游行队伍行至珠海市委、市政府大门前时,有几名干部拉着标语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此后，游行队伍离开,边喊口号边行进。整个游行有不少市民观看。下午，珠海市电视大学、教育学院、财贸学校的数百学生上街游行[9][14]。
5月18日下午，佛山大学、教育学院2000多名学生，200多名教师上街游行，并进行募捐，声援北京的绝食请愿。晚上7时，他们游行到佛山市政府大院，由学生代表向佛山市领导递交请愿书。佛山市长卢瑞华和学生见面，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游行队伍到晚上8时分别乘车回学校[14]。当日，肇庆有3000多学生上街。汕头市则有两千多师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前请愿，与时任市长陈燕发对话[11][13]。
5月19日上午，珠海继续有电视大学等学校的数百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向有关的负责人递交了请愿书。当日，佛山市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维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有数百学生在佛山市政府前静坐。惠州从5月18-24日，连续有惠阳师专、西北纺织学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数千学生上街，市长李近维、副市长李鸿忠与学生对话[31]。三水、茂名亦有学生响应游行[22][1][32]。
5月24日，汕头、珠海、阳江、惠州等市继续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学的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静坐请愿[33]。东莞中学、莞城一中、理工学校、广东艺师班及华工代培班约2000名学生游行后聚集市政府门前静坐,递交请愿书,经市政府派出人员沟通后解散[34]。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市农机学校、市纺织工业学校，卫生学校、南海电视大学、南海师范学校也有学生举行环市游行[27]。期间，深圳有学校的飞虎队直接派人到惠阳淡水镇的崇雅中学串联，张贴标语。中学校园内出现了大字报。并有人先后五次投匿名信件到校长办公室，要该校校长允许该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罢课等[35]。
六四清场之后，6月5日，新会的卫生学校、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并在会城镇新会县政府门前静坐，递送请愿书，呼喊支持“六四”的口号[36]。 6月6日，广东至湖南方向铁路被堵，部分铁轨被撬，致使六列客车被堵，九千余名旅客被困。[37]江门五邑大学、幼师也有上街游行，并张贴大小字报，做花圈，抗议北京镇压[24]。在惠阳淡水镇，人们到银行挤兑,市场粮价飞涨。有人打匿名电话给崇雅中学校长，要其下令全校课间默哀三分钟，同时校外也有人手持小旗，希望该校学生响应[35]。
6月8日，韶关、汕头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佛山大学发起组织“佛山高联自治会”。有的学校搞“追悼会”，将花圈送往烈士陵园[38]。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对北京情况并不知情。香港一些社会团体在六四后，通过长途电话致电广东各地，通知其北京镇压的信息，也有汕头市民回复港方指，因为每日收看中央电视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体情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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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6月6日，海珠区召开宣传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紧急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有关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从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宣传工作”。广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负责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别发表谈话或召集各种会议，“号召全市工人、青年、妇女和衷共济，维护广州安定团结局面”。广州军区在6月7日致电函，坚决拥护中央平息六四风波。广东省政府在6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迅速稳定经济，稳定大局，巩固和发展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省高教局发言人在同日发表谈话，“呼吁我省高校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为维护广东的安定团结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广东各报刊登于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的消息。6月10日，驻广州的海陆空军代表在广州军区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
6月8日，中山大学已有8名美国专家、12名西德留学生和2名日本留学生返回本国，还有16名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已办妥去香港的手续[40]。6月28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中省高教局汇报，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复上课，“至6月24日，暨南大学有小部分港澳华侨学生还没有回校，上课人数为91%，其余高校上课人数达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
六四后三周，香港商人减少了对广东工厂的投资订单，亦有三名港商计划出售在广东的工厂。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赵紫阳曾在广东工作16年，当地多位官员为其亲信，因此广东成为六四后北京重新集权的潜在目标，影响广东的特殊地位[41][42]。深圳大学在事后遭到全面整肃，同情学运的校长罗征启被深圳市纪委宣布开除党籍与公职，其后亦被多次调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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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府在6月15日发出《“关于解散“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非法组织的通告》。该组织被作为非法组织解散[44]。广州市政府发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广州高自联领袖“从速到市公安局登记”。7月5日，广州市政府发出《关于解散“广州工人自治联合会”非法组织的通告》取缔广州工自联，敦促该组织领袖必须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记”[17]。
相关的领袖，随后也遭到中国司法的相应处置。例如广州学生爱国联合会副主席易丹轩，当时为广东商学院企业管理二年级学生，在示威期间领导学生上街集会、绝食。易丹轩在六四后在广州被捕，遭关押一年半后受审，被控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刑两年，并于1991年出狱，92年赴美留学[45][46][47][48]。中山大学教师陈破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于1993年被判处两年劳教[49]。
当时26岁的广州海员学校教师陈志祥亦因为六四后的6月7日，携带一罐油漆和刷子,在广州珠江河堤沿江中路和环市中路的围墙上写下二十多米长的十字巨型标语，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从重从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官方指标语的内容是“攻击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煽动群众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46][50]。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严时，举著长横幅，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华南理工学生张强被学校要求退学，并无法正式毕业。此后由于华南理工、当地公安局与法院之间相互推卸责任，其户口被注销成为“黑户”[51][52]。
6月11日,韶关公安机关拘捕张贴反共标语的香港人郭文深。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名北京高自联领袖马少方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派出所投案自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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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后，广东当局加强了对信息的审查。广州各大公司的传真机被当局派员看守，若认为接收消息可疑即会检查。广州和深圳的长途电话常受到干扰。罗湖等口岸的联检也对香港旅客携带的物品加强检查，禁止香港报纸（包括文汇报大公报）流入。广州市民部分能通过香港广播电台获得关于北京的报导，但近郊地方无法接收信号[53]。许多居民和干部住宅安装的可以接收香港电视信号的鱼骨天线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众抱怨广东电台节目无法收听收看相关的新闻，也有广东新闻工作者在北京镇压后对新闻机关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满。珠江台的点歌节目“想点就点”则改变过去欢快的风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等旋律沉重的歌曲[54]。
多数北京的民运领袖，经广州工自联和香港支联会协助，通过收买武警、基层干部与蛇头等方式，从广东逃出。同时广州工自联据点移至暨南大学，仍继续地下运作，协助通缉学生领袖隐藏和外逃，部分行动（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导致成员被捕[1][55]。广东省公安厅也在7月17日证实三名暨南大学澳门学生秦国东、梁灶华、陈泽伟“涉嫌参与偷运民运分子离开大陆”，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秦国东、梁灶华在7月24日获释回澳门，但陈泽伟仍被扣留审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获释回澳门。
7月中旬后，中央加大了对广东、海南等地参与者的清算与外逃的打击，严令广东、海南加强边防，杜绝民运人士外逃，但仍有赵紫阳亲属逃出。8月中旬，李瑞环带领公安、武警宣传部等领导进驻广东，召开南方四省宣传会议，调动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电视、加强沿海检查，并撤销此前同情学运的中上层干部职务，没收广东外事活动干部或出国考察干部的公务护照，在主要公路广深、广汕、广湛、广海加强检查，严防通缉的民运份子外逃，由武警总队副政委长驻深圳、广东、海南至县一级沿海口，由武警埋伏[1][55]。同时，六四期间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处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联与学自联领袖，并将政治罪名改为经济犯罪以阻碍外逃者获得庇护，此举导致广东民运人士大量外逃，如陈绍泰、邓绍琛等人。期间，三个从北京逃亡的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在由广州工自联、港支联会安排从湛江外逃时被捕获，广州工自联在暨南大学的联络点被查出，几位香港支联会协助内地民运领袖外逃的成员也被诱捕。10月后，中央进一步调整广东与海南领导层[55][1]。
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也称抓获了参与策动运动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特务”多人，指张益、吴继东二人“按照台湾特务机关的指示，接收和传播台湾广播电台编造的谣言，并向台湾特务机关密报广州地区情况”。10月23日，张益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吴继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8月，大埔县公安局指抓捕台湾特务、大埔县人陈树根，向台湾投递反革命信件，“建立反共救国军”“准备武装暴动，攻打各县”，被判处7年徒刑[1][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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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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