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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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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河南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体制内人士参与,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其中省会郑州、洛阳等大城市的示威规模最大,也有很多示威者乘火车到北京串联支持北京学生。六四镇压后的数周,开封仍然爆发了游行,并被中国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4月
胡耀邦死后,官方报告指最迟到4月24日,河南高校出现各种大小字报和标语、对联。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之后,该报收到来自河南的声援电报、信件等。4月26日,河南高校的学生继续张贴大小字报,呼吁成立组织,制订行动纲领。有的要进行募捐,准备到各地大学进行串联[1]。
5月
5月4日,洛阳发生小规模的学生游行,洛阳工学院800多名学生上街,响应同日全国的五四大游行[2]。
5月15日,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起河南高校学生声援活动。郑州大学等七校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晚七时至16日凌晨,郑州河南工学院、粮食学院一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16日凌晨,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宿舍楼中的一些学生高呼“要自由,要民主”等口号。有人从窗户里扔出酒瓶,有的敲着脸盆,还有的砸坏玻璃。与此同时,在学生宿舍前的广场上聚集了200名围观的学生。校方则极力阻挠该校学生加入外面的外校游行队伍。
5月16日下午一时三十分至晚八时,郑州大学、工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民族学院等十余所高校的9000多名学生,以及河南省社科院研究生共万余人喊着“打倒官倒、反对腐败”“郑州人觉醒吧”等口号,到河南省政府游行,并在河南省委、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与省领导对话[3][4][2][5]。
5月16日早晨,新乡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86级90多名学生罢课。中午,该校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新乡市政府递交请愿书,提出要省委、省政府发电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改组《河南日报》等八条要求,限17日17时前答复[2]。
5月16日,开封河南大学4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大学生的绝食请愿。此后从16日到20日,开封当局指又连续发生多次大中专学生请愿游行活动,最多时人数达万人,并指游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企图制造更大动乱,在省内外造成严重影响”[6]。
5月17日下午,郑州十余名所大专院校及电力学校等中专学生计一万五千余人上街游行。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有400名学生冲破校方组成的两道阻拦线,举着横幅标语加入队伍。三时许部分学生冲入河南省政府大楼要求对话,河南省政府一名副省长同学生进行了对话。当天由于很多人参与或围观示威,致使郑州的交通受到阻塞[7][5]。5月17日晚,许昌师范专科学校学生也上街游行[8]。
5月18日,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安阳、平顶山、驻马店、许昌、南阳、周口等地、市有近三万人上街游行。早八时,郑州有12所高校和11所中专学校约20000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者还包括一些教师,以及河南省电力设计院的科技工作者。下午,他们又轮番到河南省政府院内示威、静坐、演讲。公安指有人殴打民警。
当日,新乡有五所大专院校和新乡电视大学的数千名师生员工上街,洛阳有洛阳工学院等大中专学校上万师生上街,在开封亦有河南大学上千名学生游行示威。在平顶山市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和教师约2000多人,结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高校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当局指“所经之处观者如堵”。平顶山当局也指当日午夜,行驶在平声剧院十字路口的一辆轿车和公安部门的一辆三轮摩托车被“少数坏人”掀翻,导致交通一度堵塞[9]。
其中5月18日和19日,南阳师范专科学校等七所院校1700多人上街游行,进行声援活动,还有人书写、张贴标语、鼓动工人罢工。当局还指“少数单位有些人以要求解决某些问题为借口,酝酿游行、上访”。当局指北京戒严后,南阳“少数单位的混乱现象逐渐平息”[10]。
5月18、19两日,此前被校方阻挠的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也参与了郑州的游行。18日该校有七名教工在校长反对下组成教师声援团加入[5][11]。整个运动期间,开封河南大学体育系85级学生焦志刚发起成立了该校的学生自治会[12],郑州的学生、工人市民等亦先后成立“郑州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郑州工人自治联合会”“郑州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在濮阳,有人成立名为“中国志民党”的组织。
5月18日上午9时许,驻马店师专近千名学生组成游行队伍,通过驻马店市内各主要街道,在向驻马店地委进发途经乐山路与解放路交汇口处,当局指”“不少群众围观,一度造成交通阻塞”。上午11时许,驻马店水文三队约300名职工上街游行,到达市政府大门口。当日下午及19日,驻马店全市所有大、中专院校均有学生上街游行。市委当局则决定派联络员到有关单位“掌握思想动向”。市教育局召开中、小学校长会要求其“坚守岗位”[13]。
5月19日,包括洛阳、郑州各地继续有人上街游行。上午十时,洛阳市六所中学、一所小学和一些科研部门约30000人到洛阳市政府请愿示威,有人冲击市政府办公大楼,并砸坏门窗玻璃,有人高呼“公安局抓人啦”,人群一下涌到市公安局门口,砸碎公安局办公楼部分玻璃。一些人鼓动示威者往楼里冲,公安人员将三名冲击者带离现场进行审查[14]。
另外在许昌,5月18日至19日,许昌师专、 许昌教育学院、许昌商业学校、许昌农业机械学校等校学生先后上街游行。许昌市政府领导与学生进行了对话,当局规劝学生要“冷静、理智”并回校复课[8]。
北京戒严后,5月21日,继续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游行[15]。当天下午,洛阳工学院、师专学生和市民堵住了驻当地的54军127师大门,试图阻拦部队进北京增援[16]。22日上午,郑州大学、河南工学院、粮食学院等八所高校6000多人上街游行,口号包括“反对镇压”、“拥护赵紫阳”、“打倒邓、李、杨、薄,反对新的‘四人帮’”等[17]。
5月中下旬,河南乘车赴京声援热潮继续升温。5月22日,2000余名学生强行乘火车赴京,造成列车被迫停开事件[2]。信阳当局也指整个5月中下旬信阳市大中专学生受“北京发生的政治动乱波及”上街游行[18]。南阳当局则指5月下旬一些人扒车赴京声援,有的南阳人则“直接参与北京动乱”,有的张贴,散发“反动标语、传单”、呼喊“反动口号”,有的“制造、传播谣言,诬蔑、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南阳当局指全市“局势稳定,始终保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10]。
5月23日,有2000余名学生分别从汲县、安阳、焦作、信阳车站强行乘车赴京,赴京学生总数已超过7000人。以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为例,该校在整个运动期间,共有七批学生进京,有学生参加了外高联组织的声援北京知识界大游行和在天安门广场守护该校自制的校旗。5月29日,该校由学生处派人进北京劝说,全部学生及四名教师返回学校,并收掉了他们安置在天安门广场校旗[5]。整个运动期间,受学生强行登车赴北京声援学运的影响,郑州的铁路交通经常受阻[19]。
5月24日,李鹏与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省长程维高谈话,讨论局势,杨表现出对赵紫阳的同情,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2]。26日,郑州粮食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在郑州绿城广场静坐,百余名郑州大学学生在广场演讲。示威者准备将广场作为学运中心。当时郑州17所高校中,半数以上学生复课的有8所,尚未复课的有5所[20]。5月26日以来,新乡市公安指其已抓获21名民运分子。
5月27日,河南高校中大小字报、传单、漫画增多,有些言词激烈,矛头直接指向中国领导人,还有人成立了河南学运中心,贴出了二十八日大游行的通知[21]。5月29日,多数学校开始复课。只有少数学校仍有学生上街游行、演讲。高校学生赴京声援的情况减少,赴京的学生陆续返回[22]。
到30日,除仍有极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河南各高校大部分已复课。赴京的学生绝大部分已经返回。学运领导者宣布学运到此结束,挂在郑州绿城广场的“河南学运中心”横幅和旗帜被人拆掉[23]。31日,洛阳师专300多名师生,骑自行车或步行上街举行“沉默游行”。他们沿途用扩音器播放《国际歌》,进行募捐,并打出“沉默不是屈服”,“压抑愈狠,反抗愈强”,“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标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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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月1日上午,郑州大学几百名学生准备上街游行时校方劝说,之后没有出发。下午有几名学生到郑州国棉三厂门口演讲,鼓动工人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当时河南大学的学生意见不一,有人想坚持罢课到全国人大会召开,有人想再坚持一两天就复课[25]。2日,学生组织的“民主之声”广播站播出杨尚昆在军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校方将广播器材没收。为此郑州大学1000多名学生在校内游行,将校办公楼围住[26]。
北京六四清场后,6月4日,开封市公安抓获担任“外高联”常委和“河南高校赴京声援团”总指挥的河南大学学生但斌。6月5日,郑州有八千多名学生、工人在绿城广场、二七纪念塔、火车站演讲,并抬花圈游行[27]。郑州铁路公安分局在郑州车站广场抓获一名民运分子杨红军。
6月6日,河南继续有大专院校学生围堵、骚扰工厂,鼓动工人罢工,或上街游行[28]。同日,濮阳市委、中原石油勘探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并成立“处置突发事件临时指挥部”和民警防暴队及民兵等组织。濮阳当局指“极少数敌对分子散布谣言,进行反政府煽动”,濮阳市公安机关则“加强侦察破案, 严厉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并在6月破获以乔某某为首的“中国治民党”“反政府集团”[29]。
6月8日,洛阳工学院一千多名学生在主要路口设路障,一百余名学生打着“还我同胞”的横幅上街游行,千余名群众尾随围观。下午二时许,洛阳师专的两名青年教师带着二百多名学生到当地驻军127师留守处,动员军人家属给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亲人写信、打电话,瓦解军心,被警卫堵在门外,示威者持续四个多小时才离开[30]。当日,郑州市公安抓获一伙示威者张振峰、裴军等12人,指其“蓄意制造事端,拦截、推翻车辆”[19]。
在渑池县,当局指县内出现响应河南全省和北京的“反动标语、大字报”,并且有人上街游行。渑池公安机关指有“假大学生”进行“非法串联煽动”,因此公安亦放弃节假日“严守工作岗位”[31]。
后续
6月9日,郑州市政府发出通告,指“郑州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郑州市工人自治联合会”为“未经登记的非法组织”,并要求其立即解散,“停止一切非法活动”[32],并决定在郑州市和各区公安机关设立举报电话,供民众检举揭发。6月10日、17日,信阳市政府分别发布第一、二号通告,号召全市“制止动乱,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18]。
6月11日,安阳市政府发出《关于维护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的通告》,指“安阳市学生自治联合会”、“安阳市大学生联合会”等组织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组织”,应“坚决予以取缔,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该组织领导成员应主动到公安保卫部门登记”,对北京和外地来安阳“串连、藏匿的高自联成员,要检举揭发,协助捉拿归案”[33]。
6月12日,中共许昌市党政军领导戴保兴、王日新、牛学忠、唐聚圈、马绥之等看望公安、武警、解放军驻许昌部队[8]。6月12日,开封市总工会就社会上“一些人成立非法组织开封市工人自治联合会”一事发表《严正声明》,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立即予以取缔。6月13日,开封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全市“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社会动乱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维护社会治安做贡献”[6]。
6月14日,安阳市当局指安阳发生“6·14煽动性标语案”,而安阳当局在运动期间则“加大专案侦查力度,严厉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坚决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并最终侦破该案[34]。6月15日,在密县平陌乡第一煤矿搞反共宣传的史含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参加北京高自联的“敢死队”,后被任命为 “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队”的负责人王岩,被郑州市公安机关抓获。
6月16日,洛阳公安逮捕曾在北京参加“飞虎队”的成员刘国威和曾参与拦截砸军车活动的庞京红、唐力[19]。同日,三门峡市政府召开电话会议,要求部署全面检查文化市场、清理收缴“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书刊和音像制品”,此后又指全市检查250余人点,查封各类“非法出版物”2万余册[35]。
6月19日,开封市政府发布第二号《通告》,宣布开封市“参加各种非法组织的不法分子”,限于6月25日到所在辖区公安分局投案自首,否则将“从严惩处”。期间,当局又组织了一支包括工人纠察队、治安队和联防队,由近万名开封干部职工组成的“群众性自治自防队伍”,以“制止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为己任”,护厂、护店、护楼、护院,防止“极少数人串联、煽动、冲击等破坏活动”[6]。6月19日,新乡公安收审曾为北京外高联骨干分子,并在新乡继续进行串联等民运活动的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籍乃国。6月20日,济源市委、人武部及民政、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走访慰问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济源籍解放军家属[19][36]。
6月23日,《河南日报》报导河南省公安相继捕获6名参加北京民运活动的民运分子。6月25日,洛阳公安指其破获由卢贻春策划的“预谋反革命暴乱案”。当局指河南大学体育系学生叶红军(曾因参加开封市“反革命纠合”组织被捕过),根据北京高自联总部联络人员的授意,在6月6日潜入洛阳市,与洛阳耐火材料厂研究生卢贻春秘密接触后,对其表示“军方已制定了一个对政府沉重打击的计划“七月革命””,要卢在洛阳建立800人的“敢死队”,夺取武装部、公安局的枪支。洛阳公安又指6月17日,卢到洛阳医专张环建等人处传达叶所讲的“七月革命”,并预谋按北京高自联总部的统一指挥,炸毁桥梁、铁路、通讯设备,而后到郑州汇合南下,在广州建立政府,并准备以英属香港和台湾为依托,取得美国第七舰队支持,再“北伐夺取全国政权”。6月25日,洛阳市公安局将卢贻春、张环建逮捕,其余人员则“交所在单位处理”[37]。
7月10日,许昌市及禹州市“学习表彰共和国卫士马国选烈士”大会在禹州市举行(马国选为禹州人,陆军第54集团军代理排长,在北京的冲突中重伤死亡)。会前,许昌市党政军领导看望了马国选的亲属[8]。
7月12日,中共平顶山市委召开市直各单位、各企业副县级以上党政干部大会,并决定在全市开展“清查和清理北京发生动乱期间所发生的干扰安定团结的人和事”,清查结果为全市共清查出12件事,涉及到4605人,对46名“重点清查对象”作了处理[9]。
7月18日,许昌市长王日新率团赴北京慰问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驻许昌部队。8月19日,许昌市党政军领导到许昌火车站迎接在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归来的驻许昌部队官兵[8]。
8月18日,中共安阳市委作出决定全市开展向“共和国卫士”沈运田、王锦伟学习的活动(沈、王均为安阳驻军某团士兵,被派往北京执行任务,沈运田为一营教导员,王锦伟为某团后勤处参谋,被邓小平先后签署命令授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33]。
8月24日,河南日报报导郑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从事反共宣传的郑州高自联领头者刘峰及林胜利、张伟[19]。焦作公安当局则指运动期间焦作查处和发生了“政治事件”2起,同时协助了新乡市公安局破获了“9·2反革命恐吓案”[38]。
事后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在政治清查过程中没有过关,由于“立场不鲜明”以及与赵紫阳的关系,被降职免去河南省委书记职务[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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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晚,开封河南大学三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礼堂叫喊罢课。经校方反复劝告后,依旧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坚持在次日凌晨上街游行[40]。这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次关于六四事件的公开抗议活动。游行中,曹红旗率领100多名河南大学学生到开封市政府大门,一路叫口号:“坚决抗议北京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六四暴行’!”,“武装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要民主!要自由!反专制!”、“打倒法西斯政府”、 “反对镇压”、“我们不是暴徒”、“还我同学”等,并攻击中国领导人。带头喊口号的二人是中文系学生张国强、政治系学生申英钦。 尾随加入的围观群众近千人,游行抗议一个多小时后,被紧急调来的武警驱散。
事发第二天,6月2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省市要员陪同下亲临开封督查,定性为“六·二一反政府的反革命游行”,认为是“北京反革命暴乱继续”,开封随即全城戒严搜捕。公安机关认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已经半个多月了,河南开封竟发生公开上街举行反政府游行的严重事件,并呼喊反动口号,这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决不可等闲视之”[40],也有大批人马进驻河大。曹红旗、张国强、申英钦、于亚非(因掩护曹红旗定为窝藏犯) ,杨清、焦志刚、刘学忠、叶红军等“学生领袖”于6月26日被监视居住[41]。
6月27日,河南省公安厅长坐镇河大布置抓捕。曹红旗在朋友帮助下,于6月28日凌晨逃跑,但终于7月1日被抓。三名“学生领袖”均秘密关押,曹红旗押于开封看守所303号。7月3日,开封公安指其破获这起重大反共“纠合团伙案”,并指经开封市检察院批准,对“6·21反政府游行事件”(当局对事件的称呼)中以杨涛为首的7名“首要犯罪分子”依法逮捕[6]。
7月6日,《开封日报》头版以显著篇幅刊登开封市委宣传部的“关于“六・二一”事件”的大批判文章。《河南日报》也指““六・二一”反动分子在游行中大肆殴打公安干警”。官方指为“危害全国稳定的胆大包天的反革命暴乱”。8月8日,开封市中级法院开庭,拟对曹红旗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5年,后在当事人的强烈申诉和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参照北京大学王丹被判四年的案例,改判有期徒刑3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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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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