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海南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海南省也有抗议、游行、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主导，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海南于1988年正式建省，时任海南省长梁湘被认为支持赵紫阳的改革派。海南的示威抗议被一部分人士认为有梁湘的支持。六四事件之后，梁湘以及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等人都因为对运动的同情而遭到整肃^[1][2]。

经过

4月

4月胡耀邦死后，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时任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以送交海南省领导阅读，并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部分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求程凯出来与他们对话，程凯则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2]。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向各地发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接获之后，认为学生“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并认为“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的抗议不应“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程凯命令总编室主任赵希龙将四二六社论从次日海南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放到第四版，“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并对其说“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海南建省初期，《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程凯撰写。此后，海南省当局领导对程凯做出一定的冷处理。程凯指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一直拒绝与其见面，并认为许利于其进行了政治赌博：如果赵紫阳最后得势，那么功劳属于许士杰，如果赵紫阳失势，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程凯头上^[2]。

此前，由于海南当局与日本熊谷组公司达成开发洋浦地区协议，被党内一些保守派质疑为“卖国”的“租界”，是为“洋浦风波”。在八九民运爆发后的学生示威中，西安、上海等地亦有学生提出“还我海南打倒卖国贼”、“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口号,北京还有学生要求当局解释“海南出租”。4月28日，邓小平审阅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就洋浦开发问题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赞成该协议^[3][4]。

5月

5月10日凌晨二时许，海南大学学生借饭堂伙食等问题，先是上千人在校内集会抗议，随后500多人上街游行（该校学生因伙食间题曾于5月6日向校方提出抗议。前一晚校方与学生进行对话，学生认为校方缺乏诚意）。他们呼喊“民主万岁”、“争取自由”、“清除腐败”、“还我健康”、“要民主、要自由、反对暴力”等口号，于三时四十分到海南省委、省政府门口静坐，并要求对话，并争取与海南省省长梁湘对话。经劝说交涉后，五时许学生返校。学生宣布罢食食堂饭菜一天，并商讨下一步抗议方式。当日晚上20时，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约两千名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并多次与守卫海南省委大门的武警对峙，并多次冲击武警防线，要求与省政府领导对话。省府秘书长刘须钦接见学生代表，同意于14日进行正式对话^[5][6]。

5月11日晚，海南大学继续有二千多名学生打着“打倒官倒”、“自由万岁”、“惩治贪官”等横幅上街游行。5月14日，示威者与海南省政府代表举行对话^[5]。

北京学生宣布绝食后，5月15日晚，海南师院、海南粮食学校、海南师范附中等校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学生前往海南省府示威，抗议14日之对话中官方缺乏诚意^[7]。

5月16日晚上，海南医学院、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师范学院、海口职业大学等校二千多名学生陆续在省政府前聚集，多次试图进入省政府大门，要求与主要领导对话，遭到武警和警察阻拦。官方称：“有的学生向警察投瓶子、鞋子，双方未发生冲突”。5月17日夜，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等五校仍有2000余名学生再度示威，分赴省府要求对话。整个运动期间，如海南师院的学生成立了“爱国自治会”等组织，当时海南医学院学生还打出了“解剖贪官”、“医死官老爷”、“医死官倒”的横幅。还有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学校的环境^[1][7]。

5月18日，海南省八所高校的一万多名师生员工、六家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近二万人游行，呼喊“邓小平退休”、“誓与北京学生共存亡”等口号，并设立了募捐箱,声援北京绝食请愿学生。5月19日，海南省府官员派代表与学生代表进行第二次对话^[8][5]。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1日晚有海南大学、南开大学海南分校数千名学生游行，反对北京戒严，要求李鹏下台。5月22日晚，继续有上千高校师生和海南特区时报的编辑记者等呼喊口号游行，并于次日凌晨到达海南省委，并递交《呼吁书》等。5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谈话。许表示会坚决“按中央精神做好工作,希望中央文件早点发下去”。27日。中国总理李鹏派遣审计署署长吕培俭来海南，核查赵紫阳儿子赵二军的“倒卖”问题^[5]。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则指戒严之后，其认为“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并指其对共产党“绝望”，“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继续利用海南日报短暂的新闻自由^[2]。

据当时在海口工作的郭兆树回忆，当时部分游行得到海南省政府默许甚至鼓励，游行进行之前当局会预先通知，由公安封供游行队伍使用。海口参与者包括海南电视台、海南日报及海南省委党校等机构。有些学生声称游行是学校组织他们出来的。游行主要在海府路的省政府大院附近进行，部分标语如“还我三十条、建我自由岛”，反映了民众对中央政府政策的不满（“三十条”是指海南建省时中国中央政府承诺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示威者认为其在落实上有问题）^[1][9]。

6月

北京六四流血清场后，海南日报的编辑在6月4日版面上安排一个字“血！”作为标题报道海口当地的一场车祸，以暗指北京的流血事件，此后又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公开官方版本的北京死亡数字时，将该则新闻与国家统计局长要“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的新闻放在一起，暗指人数造假^[2]。

6月5日，海口有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海口公园集会演说。6月6日，有1500多名学生和青年教师游行，于凌晨在海口公园举行北京死者的追悼会，并向“解放海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10]。

后续

海南省公安当局称1989年因为“反革命动乱”，该省“不安定的因素增多”，并在运动之后逮捕了“反革命案犯”7人^[11]。海南省省长梁湘因“用公款制作西装”等罪名被双开（开除党籍及公职），并被普遍认为实际原因是因为与赵紫阳的关系，以及对海南示威的处理方式。六四过后，当局展开“扫黄”，打击“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娱乐”。海口海秀路一座由港商租下的宾馆改建的按摩、芬兰浴中心在营业不到二个月后，在六四之后被令停业，撤消营业执照^[5][1]。

对海南日报的处理

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海南日报社，对总编辑程凯进行审查，并写出一篇《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指控程凯在“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当中的做法包括执意发表赵紫阳的照片（包括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借报导匈牙利事件流露对北京戒严的不满，“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支持“发表错误文章”以鼓吹多党制和民主自由等。其后程凯被撤销中共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中共亦指控《海南日报》在其主持下犯了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程凯此后流亡美国，成为民运人士到达美国洛杉矶，开始海外流亡生活^[12][2]。

外部链接

• 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另见

• 六四事件
•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地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