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布鲁斯

保罗·布鲁斯（法语：Paul Brousse；1844年1月23日—1912年4月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可能派领导人。他曾在瑞士西北部和洛林积极参与第一国际支部汝拉联盟，与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一同协助编辑《侏罗联盟简报》。1882年，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大会上布鲁斯和贝努瓦·马隆领导的可能派与盖得派发生分裂。

1890年左右时的保罗·布鲁斯

青年时期：医学生与激进共和派

家族起源

布鲁斯于1844年1月23日出生于蒙彼利埃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商人，父亲则是一位医学院教师，在蒙彼利埃大学医学院担任要职。追随父亲的榜样，布鲁斯也投身医学研究，并因在1867年霍乱疫情期间的表现而出名。

政治生涯的起点

布鲁斯对政治的关注始于1860年代末期。当时法国仍处于第二帝国时期，由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掌权。尽管当时帝国政权已开始转向自由化，也设有国会，但政治权利与自由依然受到诸多限制。25岁时，布鲁斯公开支持共和主义，并参与朗格多克民主教育帐户的活动，此组织致力于在法国南部推广民主与共和理念。他尤其积极参与《自由报》的编务，该报由亚瑟・巴吕（法语：Arthur Ballue）与茹尔·盖得（当时仍是无政府主义者）创办。凭借这份报纸的影响力，蒙彼利埃成为共和主义的重要据点之一。

转折：巴黎公社与皈依无政府主义（1870–1872）

巴黎公社与法国工人运动的镇压

1870年，随著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的爆发，布鲁斯的命运出现转折。他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公社事件，但这场政治与社会实验对他产生了深度影响，成为他往后数年的典范。1871年5月，巴黎公社在“血腥周”期间被凡尔赛政府军血腥镇压，之后，一波镇压工人运动与国际工人协会的浪潮随之而来，尽管此组织并未实际参与公社事件。根据《工人国际法》（即1872年3月17日颁布的杜弗尔法案），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被宣布为非法，法国各地的分支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国际工人协会的参与和驱逐

布鲁斯于1872年夏天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时间恰逢其准备召开其年度代表大会之际（9月2日至7日于海牙举行）。他加入了在卡尔・马克思支援下于蒙彼利埃创立的地方支部。当时的国际主义运动正陷于分裂，冲突发生在所谓的“马克思派”与“反权威派”之间。后者以米哈伊尔・巴枯宁与詹姆斯・纪尧姆（法语：James Guillaume）为首，很快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反权威派与马克思派共享阶级斗争的模式与革命目标，他们皆认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负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之共产社会的历史任务。然而，双方却在是否参与政治与是否透过革命力量暂时掌握国家权力等问题上对立。此外，反权威派也反对由马克思主义者主导、设于伦敦的总委员会所集中掌握的中央权力。在海牙大会上，马克思及其盟友取得微弱多数，将巴枯宁与纪尧姆驱逐出组织。反对这场阴谋的布鲁斯也于1872年9月19日被驱逐出蒙彼利埃支部。

国际工人协会南方网络的瓦解与布鲁斯的西班牙逃亡

仅仅在海牙大会结束数月后，由于内部成员向法国警方告密，导致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南方的组织网络遭到瓦解，大批社会主义运动者被逮捕。布鲁斯因此决定逃亡，并于1873年初迁居至巴塞隆纳。1873年5月5日，蒙彼利埃轻罪法庭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判处布鲁斯四个月徒刑、50法郎罚金，并剥夺其公民权五年。面临入狱威胁，布鲁斯于国外流亡七年，直至1880年大赦为止，。

无政府主义：从巴塞隆纳到侏罗联合会（1873–1879）

一个濒临混乱的西班牙

对布鲁斯而言，选择巴塞隆纳并非偶然。西班牙在当时正处于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1868年，波旁王朝的伊莎贝尔二世女王被一次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 ）推翻，随后的1868年至1874年间，被称为“民主六年”的时期，卡洛斯派、自由派、共和派、联邦派等势力争夺政权，甚至陷入一场真正的内战。无政府主义者早已在巴塞隆纳扎根，他们希望能利用这种政治混乱与政府不稳定的局势，推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

布鲁斯与其他法国流亡者共同在巴塞隆纳成立了以法语为主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并创立了“法国南方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目的是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法国南方。此组织出版了一份以巴枯宁思想为导向的报纸《革命团结》（La 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在此报专栏中，布鲁斯发展了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谴责工人阶级同时遭受资产阶级（经济层面）与国家（政治层面）的双重压迫。他呼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革命公社，以推翻资产阶级秩序，并建立一个奠基于自治与自由公社联邦原则的社会。在这些公社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不再建立在权威之上，而是根据普鲁东理想中的契约自由理念来运作。然而，布鲁斯将其革命理想纳入孔德式科学主义的框架之中：未来的社会必须遵循社会学所建立的社会体演化法则。此社会将围绕三个主要经济组织连结在一起：作为劳动力量的个人，作为消费单位的公社，作为生产单位的行会。

仅仅数月之后，巴塞隆纳的无政府主义起义尝试便以失败告终，同时，军方亦重新掌握政权，在此情势下，布鲁斯决定离开西班牙，前往加入位于瑞士、作为当时欧洲主要无政府主义据点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侏罗联合会。

工人国际的日内瓦会议

1873年9月初，布鲁斯抵达日内瓦，恰好赶上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大会。虽然马克思在海牙大会上成功取得多数，但在此过程中，他也疏远了国际内多数的联合会。 在日内瓦，这些联合会决定拒绝总委员会的权威，奠定了一种工人国际新模式的基础，此模式建立在无政府主义的自治与联邦原则之上。 布鲁斯以其对任何形式权力的明确反对立场而引人注目，他在会议上亦呼吁工人国际应关注法国成员的权利，这些成员大多是巴黎公社后的流亡者。

侏罗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

1873年至1879年间，居住在瑞士的布鲁斯极为活跃。日内瓦大会结束后，他定居于首都伯恩，并在伯恩大学取得了化学助理职位。在此期间，他在当地法语、德语与义语社群之及中成立了多个侏罗联合会的支部。在宣传方面，他是侏罗联合会机关报《通报》（Bulletin）的编辑成员，并协助创办了多份报刊，包括1876年的《工人报》（Die Arbeiter-Zeitung）、1878年的《先锋报》（L’Avant-Garde）、以及1879年的《反叛者报》（Le Révolté）。他是侏罗联合会的主要演说家之一，经常在侏罗地区参加无政府主义集会。就在这段时期，布鲁斯创作了革命歌曲〈红旗〉（Le drapeau rouge）。他取用弗莱堡爱国歌曲的旋律，并另填歌词。此曲后来被译为俄语，成为十月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颂歌之一。

在理论层面，布鲁斯撰写了许多小册子，其中包括1873年出版的《凡尔赛与工人国际中的国家》（L'État à Versailles et dans l'Internationale）与1874年出版的《普选与人民主权》（Le Suffrage universel et la souveraineté du peuple），明确阐述他的无政府主义概念。此外，布鲁斯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及行动宣传的领袖之一，他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普及这些理论。

仅仅数年，布鲁斯便跃升为侏罗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些领导人包括了纪尧姆、阿德马・施维茨格贝尔（法语：Adhémar Schwitzguébel）、克鲁泡特金。他同时也参与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重建。与让-路易・潘迪（法语：Jean-Louis Pindy）合作，他参与筹建了一个由法国东部几个支部组成的法兰西联合会，并协助创办其官方刊物《先锋报》。

司法问题且遭瑞士驱逐

布鲁斯的政治活动使他与瑞士保守派产生冲突，并两度入狱。他首次被判处一个月监禁，原因是在1877年3月18日于伯恩参加了一场社会主义示威活动，而当时侏罗联合会的成员与警方发生冲突。翌年，他因在《先锋报》上为试图刺杀德意志皇帝的卡尔·诺比林格与马克斯・赫德尔（英语：Max Hoedel）辩护，而再次遭到监禁。此报也因此被瑞士当局勒令暂停出版，随后完全停刊。

1879年1月，他保释方式出狱，随即与克鲁泡特金等人决定创办新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并由他命名为《反叛者报》（Le Révolté）。同年4月15至16日在诺夏特受审时，他被判两个月徒刑并遭瑞士驱逐十年。6月16日出狱后，他立即携伴侣娜塔莉・兰德伯格（英语：Natalia Landsberg）展开流亡之路。他持伪造证件穿越法国抵达比利时。不久后，于8月5日遭比利时皇室法令驱逐，便决定前往伦敦，并在当地结识了马克思及多位法国流亡者。

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1879-1880）

自1870年代末起，布鲁斯在政治上开始转向，逐步由无政府主义迈向社会主义。在经历了十年的抗争运动后，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成果相当有限。法国、西班牙与义大利的起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侏罗联合会亦未成功与瑞士工人运动建立稳固的连结。无政府主义在欧洲工人与社会主义运动中依然位处边缘，他本人大力鼓吹的行动宣传也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布鲁斯开始质疑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不参与主义，和批评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孤立。他认为，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必须形成共同战线。

1876年巴黎、1878年里昂，以及1879年马赛举行的法国工人代表大会，让人看到统合所有社会主义与工人力量的希望，并于1879年促成了第一个工人党的成立：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在伦敦，布鲁斯创办了《劳动》（Le Travail）这份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开放的月刊，并与盖得、保尔·拉法格、马隆建立联系。。1880年7月11日，甫摆脱保皇派控制的共和派众议员通过法案，对公社成员与国际主义者进行全面大赦。经过七年流亡生活，布鲁斯终于得以返回法国。他定居于巴黎第十八区，并与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公社成员一同成为工人党党员。

可能派领导者 (1880-1890)

工人党的分裂与可能派的兴起（1880–1882）

在成功促成社会主义者与工会的联合之后，工人党很快陷入分裂。这个所谓的“党”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同，更像是一个联合会或联盟，集合了不成比例地分布在法国各地的研究小组与工会，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也相当分歧。集体主义理论虽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但仍持续受到互助主义者和合作社派的质疑，他们于1881年决定退出工人党。即使在集体主义者内部，改革派、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也很快产生紧张关系。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参与政治，决定独立运作。结果，工人党内仅剩下围绕《平等报》（L'Égalité）的盖得与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及被盖得称为“可能派”的革命改革派。可能派在党内占多数，掌控了官方机关报《无产者》（Le Prolétariat），并拥有数位重要领导者，包括布鲁斯、马隆、让・阿勒曼与茹尔・乔弗杭（法语：Jules Joffrin）。马克思派与可能派在是否参与政治方面观点一致，双方于1881年以盖得、拉法格、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伦敦共同起草的〈最低纲领〉为基础，共同参加市政与国会选举。针对巴黎市政选举，布鲁斯在此纲领之中补充了一些受到市政社会主义启发的条文。由于遵守过去的誓言，布鲁斯拒绝成为候选人，但这并未阻止蒙彼利埃党部投票支持他。

可能派与盖得派的冲突（1881-1882）

在1881年选举之后，盖得派与可能派之间的关系快速恶化。前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因此反对所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而对可能派而言，革命则是经济与制度系统逐步演进的结果。任何能改善劳动阶级生活条件的改革，都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然而，他们同样强调绝不与所谓“布尔乔亚”政党结盟，即便对方是激进党人。此外，可能派也拒绝与资本主义体制妥协。然而，这两种观点仍无法调和。盖得派指责可能派是革命的掘墓人，而可能派则批评盖得及其伙伴遭到马克思的远端操控，以及无视1880年利阿佛与1881年汉斯大会的决议。1882年圣艾蒂安大会召开前数周，布鲁斯撰写了一本名为《工人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Le marxisme dans l’internationale）的论战小册，批判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操作，并呼吁工人党彻底摆脱这些“爱好支配、过度强制、且宗派化的团体”。在1882年的圣艾蒂安大会上，两派正式决裂。由于可能派占据多数，盖得派在会议甫开始便选择离场，随后又被正式逐出党外。此后，他们决定另行创建法国工人党。

布鲁斯：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的主要领导者（1882-1890）

摆脱盖得派之后，可能派成为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唯一的主导力量。此时，布鲁斯的影响力达到其巅峰。他成功团结了多数党员与法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人物，领导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透过其庞大的政治与思想影响力，他成为可能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尤其以其1883年在《集体财产与公共服务》（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les Services publics）一书中定义的公共服务理论最为著名。

作为法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能够依赖一个重要的工会基础，并在法兰西岛、阿登省及维埃纳省拥有坚实的活动者网络。在巴黎，此党于1885年构思一套革命改革章程，并借此取得首次选举成功，赢得数席众议员与市议员席次。在1887年的市政选举中，布鲁斯首次亲自出马，并于第二轮投票中当选为巴黎第十七区中埃皮内特区（Quartier des Épinettes）区的市议员。此后，他连续二十年间屡次连任，从1887年起持续担任市议员，直至190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与激进党人结盟后，他于1888年当选巴黎市议会副议长，并于1905年担任议长。在市议会及其所属的埃皮内特区，虽然受到市议会有限权限及缺乏席次绝对多数的限制，布鲁斯努力于推行社会及公共卫生政策，如市营面包铺，民众大学与工人住宅。他的同时代人视其为市政问题的专家，以及法国最早的市政社会主义实验者之一。在其公职任内，他亦持续关注医疗与社会议题，并担任塞纳省议会下监督公共救济事务的委员会主席，尤其是担任精神病收容所预算的报告人。

布鲁斯主义的没落与消失（1890-1912）

在1890年代，布鲁斯主义进入衰退阶段。当独立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工人党逐渐成为最具活力的社会主义流派时，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则流失了其党员、民选代表以及工会的支持。这种退潮有多个原因。首先，1890年，阿勒曼派分裂出去，建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此事大大弱化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并使其失去了工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