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期间的学生与政府对话

在六四事件期间，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官员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呼吁对话始于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悼念仪式，即学生领袖决定必须以和平对话解决事件，遂组织代表团统一学运秩序。在四月到五月间，学生要求学生与政府的对话都应在电视上直播。但是中共政府未能满足学生这一要求，而是建议对对话现场进行录播。^[1]在4月29日，5月14日和5月18日共举办了三场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在4月29日的对话结束后不久，电视上播出了对话实况。5月18日的对话也是如此。仅5月14日的是录播^[2][3]。

4月22日：学生主张和平请愿

当天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举着写有“七项要求”的请愿书，希望中共官员能够出面接收。但是没有任何一名中共官员出来接收他们的请愿书。^[4]

七项要求

当时的学生发布了七点。^[5]尽管具体说法较多，不过不脱其基本要领，详列如下：

1. 正确评价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2. 要求客观评价报导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同时查处北京市欺上瞒下编造“动乱”这种借口；
3. 公开调查“四．二零”打人事件真相；
4. 反贪污、反腐败，惩处官倒，领导干部向全国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并解决康华问题^[6]；
5. 尽快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并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陆办私人报纸的要求；
6. 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公布全国政协三个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调查结果；
7. 检讨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误，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去年通货膨胀的原因^[7]

学生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当时日益严重的问题，例如中国境内的腐败和人民生活成本的上升。^[8]学生为了能与中共官员对话，创立了对话代表团。它是由北京大学的沈彤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项小吉以及其他大学的代表组织的。^[9]后来学生和政府代表总共进行了三场对话。但是，上述对话还未能让所有的学生和政府感到满意。

4月29日：第一场政府讲话

在1989年4月29日举行的对话是学生和政府代表之间第一次被录制以及播出的对话。政府代表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袁立本、陆宇澄和来自北京16个不同学校的四十五名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10]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官倒和媒体言论自由，以及政府公开透明。袁木总结说，大多数同学怀着满腔热情，要求推进改革，反对腐败的愿望与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何东昌接着说，同学们在游行中喊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等口号。对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总体来说，政府表示非常赞同对话，并认可学生们为学运设下的底线原则，中央代表同意会花时间处理现在的治理乱象，以及需要颁布《新闻法》。^[11][12]。

各说各话

政府认为对话达到了目的，那些学生代表也同意让学运缓和下来，而部分学生对对话不满意，认为这是安排好的一场秀，吾尔开希曾抵达“对话会”会场，但被拒之门外，座位上四名官员在讲台上学生在听席上，议程安排也非常老气官腔，这造成一个北航学生代表退场抗议。随后与北高联常委王丹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承认举行的是对话会，而是官方掌控的座谈会。^[13]从一些学生的角度来看，由于袁和其他官员回避了学生的要求，仅仅是同意有这些问题，故这次对话没有任何实质进展。^[14]中共官员在对话中总是强调中国需要稳定。从李鹏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其代表方袁木在对话中表现坦诚而良好。^[15]

5月14日：对话代表团

到了五ㄧ的时候对话仍是开放选项，同一时间，香港大学生也去信给中国政府，在当时英属香港中大学生的建制之风强盛，珠海讲师黄毓民反对高唱共产音乐《国际歌》，却还被亲共学生批评，试图与中央稳定关系，不过也为了声援北京，举办了香港的五四大集会^[16]。后来到五月四日的时候举办了题为“庆祝五四，为民请命”的游行，几位主要有代表性的学生正式发表《新五四宣言》，作为公认的学运基本文件，并由王超华公开宣讲^[17]，正式的代表团也成立。

在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赵紫阳趁著5月4日亚行年会各代表团演讲时积极评价了学生代表，说到“最近有一部分学生上街游行。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反对腐败’。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他说：“我认为，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尽管他后来失势，但据学生回忆，相对坦诚的交流其实是这时候才开始，当下学生也对赵的说法感到满意，认为学运达到差不多了，应该能够如计划般和平落幕；而赵于同月19日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时，大家能感受到赵才是真正获得了历史发自内心的掌声^{[18][19][20][21][22]}。

最后达成的5月14日对话的谋划，始于五月九日，当时一名中共政府官员在校园内与沈彤接洽，声称可以安排对话代表团与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进行非正式对话。^[23]对话代表团提出了对话中要讨论的三点，包括当前的学生运动、实质性改革的进展以及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条款。^[24]负责教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以及阎明复再加上其他十位官员出席了对话。参与对话的对话代表团则由十三名学生组成。^[25]

直播争议

由于对话时间仓促通知，政府官员声称对话无法现场直播，因而5月14日的对话将由中央电视台录制并延迟播出。^[25]对话代表团继续要求对话应现场直播，或者至少要对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进行对话直播。除了对话代表团，其他学生观察员也出席了这次对话。对话过程中发生了混乱，因为学生观察员试图要求政府代表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使对话代表团原本提出的三点要求根本无法讨论。^[26]而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发现对话并未如期播出，非常不满，认为自己被出卖，于是大批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冲入在统战部的对话现场。对话被迫中断^[27]。

5月18日：与李鹏会面

外部视频链接
YouTube上的5.18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

1989年5月18日的对话是学生代表团与政府之间进行的最重要的对话，因为它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鹏和11位学生代表，特别是当时态度最坚定的学生。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李铁映、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阎明复、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出席会议的学生领袖包括吾尔开希·多莱特、王丹和熊焱。^[28]学生代表希望进行实质性对话，他们希望与政府就国家存在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对话的过程清楚地表明，李鹏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们结束绝食运动。对学生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政府不会妥协或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

开始对话

李鹏参加对话的目的是要求学生终止绝食抗议，而不是双方之间进行某种谈判，同时这次对话李鹏迟到了几分钟才抵达现场。^[29]而参与绝食的吾尔开希·多莱特穿着病人服并拿着氧气瓶出现在对话中，后来的电视节目也播出了这一场景。^[30]吾尔开希对李鹏的迟到感到不满：“您只是说这次会议有点来晚了......我们早在4月22日就要求与您见面。这次会议不是迟到了一点，而是来的太晚了！” ^[28]

许多学生领袖指出学生运动的性质是“爱国”和“民主”，并要求政府对此予以肯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肯定了学生的讲话，明确表示：“我相信我们的学生是爱国的。他们希望促进我国民主。（他们）没有试图制造动荡。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将能肯定这一点。” ^[28]

李铁映是第一个代表政府讲话的人。李暗示政府会创造更多与学生代表对话的渠道，但他强调社会需要稳定，并说无法预测学生运动蔓延的后果。他告诉学生们，国家存在着学生可以表达意见的机构，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阎明复肯定了学生运动的意图，但警告说由于学生领袖无法控制运动的方向，运动中的“坏蛋”正在给国家惹来麻烦，阻碍了有意义的对话的进行。^[28]

李鹏说，政府有责任“维持秩序”，并说大多数学生是“爱国”和“不制造动荡”的。李表示，政府最关心的是学生的健康，但政府反对继续破坏社会秩序。^[31]学生代表提出了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问题，并要求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但李鹏重申了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出尽管学生们有良好的意愿，但仍有人利用这种情况制造动乱。^[32]

北京市长陈希同谈到抗议活动对该城市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称北京的交通瘫痪，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