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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
亞洲北部的民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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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上古汉语：*qʰroŋ.nˤa），是亚洲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在漠北建立的游牧帝国，存在年代约在前4世纪年至48年，其后分裂为西迁的北匈奴（48年—93年）和依附汉朝的南匈奴（48年—216年）。统治领域约略在现今蒙古国、西伯利亚南部、中亚与中国大陆北部地区。公元4至5世纪又陆续在中原和西域建立汉赵、北凉、夏 (十六国)、高昌北凉等政权。
此条目的主题是东北亚历史的匈奴。关于入侵罗马帝国的匈人，请见“匈人”。 | |||
|---|---|---|---|
| 匈奴 | 东胡 | ||
| 南匈奴 | 北匈奴 | 鲜卑 | |
| 鲜卑 | 丁零 | ||
| 柔然 | 高车 | ||
| 突厥汗国 | 铁勒 | ||
| 东突厥 | |||
| 薛延陀 | |||
| 唐朝（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 | |||
| 后突厥汗国 | |||
| 回鹘汗国 | |||
| 契丹 | 阻卜 | 黠戛斯 | |
| 辽朝 | 克烈 | 乃蛮 | |
| 蒙兀 | |||
| 蒙古帝国（诸汗国） | |||
| 元朝（岭北等处行中书省） | |||
| 北元与后蒙古帝国时期 | |||
| 鞑靼（东蒙古） | 瓦剌（西蒙古） | ||
| 喀尔喀 | （四卫拉特） | ||
| 清朝（清代蒙古）·准噶尔汗国 | |||
| 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内札萨克·外札萨克） | |||
| 中华民国境内盟旗 （塞北四省） |
博克多蒙古国 | ||
| 外蒙古（地方） | |||
| 蒙古人民共和国 | |||
| 中国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 | |||
| 蒙古国 | |||
| 民族 · 文化 · 地理 · 漠南 · 漠北 | |||
| 泛蒙古主义 | |||
匈奴是部落体制的国家，建立了一套尊卑分明的内外官制，分王庭、左方和右方三个辖区，分别由单于、左右贤王负责监理，各自在自己的分地游牧而居，各有自己的军官、文官[1]，对领土也有强烈欲望[2]。其王族为挛鞮氏，其领袖称单于，其下辖各王，统领各部落，单于和诸王的皇后和妻子称阏氏（匈奴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匈奴政治上有一定影响。[3]在历史学界中有许多关于部落国家的假设，但是因为他们留给后世的信息不多，而且关于文献的部分，事实上，因为当时是汉族才具有庞大的官僚系统负责纪录，所以说保留到今天的资料，主要都是透过另一视角的汉族历史学者撰写的。关于匈奴历史的研究，与汉族的互动，以及具体的体制等等，在研究中仍有争议，尤其中国大陆学者一般是以古推论，而更需要重视苏联与蒙古学者也撰写了不少参考论点，并结合上他们在地实际考古物证，比如阿巴坎遗址等，才称得上充分还原[4][5][6]。
虽然匈奴是古代中原的北方大敌，但不是一直以来都很强盛，司马迁的《史记》曾记载在头曼和冒顿单于初期周边情况是“东胡彊而月氏盛”（《汉书》“东胡强而月氏盛”），头曼单于曾将自己儿子冒顿送到西部的月氏作质子；《史记》记载冒顿单于在位初期“东胡彊盛”，必须将所爱阏氏给予东胡王。[7]
7世纪初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Theophylacus Simocatta）认为，欧洲中世纪史上的阿瓦尔人，由两个联合起来的部落，即瓦尔部（uar或var，阿瓦尔由此得名）和匈人部（Kunni或Huni，该名暗示其匈人起源）组成。而瓦尔部和匈人部又属于铁勒（丁零、敕勒 、高车）多民族联盟，有此推测欧洲匈人跟欧洲阿瓦尔人可能跟铁勒联盟有关联。再加上史书《隋书·铁勒传》：“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新唐书·回鹘传上》亦作“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北史·高车传》:“高车，尽古赤狄之馀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周书·突厥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匈奴和匈人可能为突厥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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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史记》记载，匈奴为夏后氏后裔，先祖为淳维[8]。匈奴是由许多游牧部落之间结盟，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的各民族皆可被称为匈奴[9]。
《史记》记载，前318年，韩、赵、魏、燕、齐五国，率匈奴部队，攻秦[10]，这是匈奴名称最早见于古代文献的年代。到了战国时代末期，游牧民族在塞外相互结盟，形成跨民族联盟，逐渐形成月氏、东胡与匈奴三大势力[11]。此时汉地各国开始兴建长城，以防备匈奴。
秦始皇时，派蒙恬北伐，取得河套地区，匈奴头曼单于率众北徙至漠北，这是中国汉文史书上首位记载的匈奴单于。在蒙恬死后，秦朝陷入内战，匈奴重新占领河套地区[12]。在头曼单于时代，匈奴开始形成大型帝国，至其子冒顿时，匈奴陆续击败了月氏与东胡，向中亚草原发展，成蒙古草原上最强盛的国家。
汉朝初期，汉高祖亲征匈奴，却遭冒顿单于围困，是为白登之围。而后收复太原等失地以及河套一部份，考虑国力问题休养生息，约定以宗室女和亲。至汉武帝时期，汉朝改变政策，与匈奴进行长期战争，削弱了匈奴势力，但汉朝本身也因此面临内政上的危机。汉宣帝时，与位于南部的匈奴合作，攻击北方匈奴，南匈奴成为汉朝附庸，汉朝与南匈奴有和亲关系，王昭君下嫁匈奴，成为著名故事。
东汉时，持续采取分化策略。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遭到东汉击败，撤退到中亚草原，此后的记载缺乏。
在东汉末年，南匈奴逐渐恢复独立地位。西晋时，因八王之乱，南匈奴单于刘渊趁机独立，建立王朝，开启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化后也不再自称匈奴。在此后，突厥汗国在中亚草原崛起，取代匈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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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
匈奴在强盛的时候，东破东胡，南并楼烦、河南王地，西击月氏与西域各国，北服丁零与西北的坚昆。范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今大兴安岭。南沿秦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向西以阿尔泰山为界，深入中亚的咸海甚至里海一带，北达贝加尔湖周边。被称之为“百蛮大国”。
以大戈壁为中心分为南、北。与现今不同的是，在漠南一带的山区，如阴山，当时尚有数量众多的树木，而平地有面积广大的草原，为匈奴人狩猎的场地。而漠北一带，地平又少树木，多大砂，生活较不易。
气候方面，冬季比夏季还长。在冬季零下20度很为普遍。霜雪在九月上旬就己下降。在乌兰巴托一带，可达零下40度以下。一年之中，植物能生长的时间约百日。到夏天，平均温度虽为17.1度，但有时可达到34.3度。一日之中气温也相差很多，白天类似炎夏，夜间则类似严冬。
政治
匈奴的官制，《史记》、《汉书》、《后汉书》均有记载，其中《汉书》全抄《史记》，《后汉书》则加以补充内容。内容如下：
| “ | 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 ” |
| ——《史记．匈奴列传》 | ||
| “ | 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馀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 ” |
|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 ||
除了这些王号和官号，尚有其他：如昆邪王、休屠王、卢屠王、奥鞬王、犁汗王、休旬王、瓯脱王、西祁王、右皋林王、古股奴王、古伊秩訾王等等。此外，还有立汉降人为王者，如赵信为自次王，李陵为右校王，史降为天王，卢绾为东胡卢王。侯的名称有左安侯、左姑姑侯、粟置支侯等等。
这些王侯地位如何，不很清楚，但从文献记载来看，还可知其大略。
匈奴以单于为中心，大致上分割成左右两翼。左贤王即左屠耆王，控制帝国东侧，地位高于其他诸王，仅次于单于，是单于的继承者，常以单于太子当之，但也有例外：如復株累若鞮單于后连续5任单于皆由其弟担任左贤王。右贤王则控制帝国西方。
阏氏，音烟肢或焉支，含有美丽的意义。单于至一般诸王皆可称其妻为阏氏，也有许多称呼：如宁胡阏氏、颛渠阏氏、大阏氏、第二阏氏、第五阏氏等等。[13]在众多阏氏中，也有高低位次之分。沈钦韩以为“匈奴正妻则称大阏氏”[14]，胡三省则以为“颛渠阏氏，单于之元妃也，其次为大阏氏”[15]。
阏氏虽不见得是皇后，但单于的阏氏在匈奴的地位却很重要。不仅在内政、外交上有重要地位，在战争中也起作用。如冒顿攻围刘邦时，阏氏随军在旁。
经济
匈奴人主要以狩猎、游牧及畜牧为主，依靠的畜牧主要有马、牛、羊三种，其中以橐駞、驴、骡、骡、𫘝𫘨、𫘦𬳿、驒奚作为骑乘牲畜。
在饮食当中，肉、乳品尤为普遍，有时会食用鱼类。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地点常随著季节转移至其他地方。
匈奴人用畜衣作衣服，他们很早就制作裤子、长靴、长袍、尖帽或风帽，无论在行重或保暖方面，都很适应当地的生活。住的地方叫穹庐，是毡帐所制的帐幕，需以木条作柱梁。并使用各种陶器及金属器。
匈奴人不仅有耕田产谷，还建有谷仓来藏谷。除在本部耕种外，在西域还有骑田。
匈奴人也十分重视商业交换，以牲畜去换取奢侈品。常与汉人互市交易，并将汉人物品转买运到西域各国并包括罗马帝国，在汉对西域通道中断之时尤为如此。
人口
根据对冒顿纵精兵三十馀万围困汉太祖刘邦于白登山（今中国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以五口出一介卒，则匈奴人口应当在150万至200万之间。附汉的南匈奴部众为四、五万人，在单于屯屠何在位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增加到户口34,000，人口237,300，兵力50,170。曹魏时，分匈奴为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统辖万馀户，居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6千户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北部4千馀户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南部3千馀户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中部6千户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共3万馀户，人口近20万。而刘渊在并州起兵时，并州匈奴总人口约35万。
军事
匈奴民族有完善的军事装备。优良的战马，矫健的骑士，弯弓引矢，骑兵皆有坚固的盔甲。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再配上御马工具——马笼头和马鞍，大大增强匈奴军队的战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尽为甲骑”、“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16]，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考古队发现了西汉时期匈奴的砖瓦窑址和冶铁遗址以及匈奴的城池遗址（比如蒙古国后杭爱省日门塔拉城址），说明匈奴有自己的城池，也具备冶铁能力。匈奴人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强大的匈奴骑兵。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的说法，匈奴是一股从西域雪山倾泻下来的雪水，他们渴望流入中原这个“水库”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但当他冲涌到长城脚下，却被长城挡住了。于是是这个场大风便呼啸得更厉害了，一声高过一声，使绵迅万里的长城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就像从雪山流下来的雪水再也不会倒流上去一样，在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未耗尽之前，他们是绝不会回头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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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匈奴人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与宗教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并且相当迷信。
匈奴每年有规定的日子举行集体的祭祀。每年三次集会的日期，《史记》说是正月、五月及秋季，《后汉书》为正月、五月及九月，两者皆为一致。大致上，正月的集会是个小集会，参加的人是匈奴诸长。五月的大会最富宗教色彩，参加的人数很多，不限于诸长，主要是为祭其先祖、天地及鬼神。秋季的集会则是为秋天收成而感谢天神的集会。
由于匈奴的统治者会在每年的第五个月（仲夏）于“茏城”设坛祭祀祖先、天地和众神（见《史记》）。所以中国的一些学者试图把匈奴人的这个“茏”解释为汉人的“龙”，并认为匈奴的主神是一条龙。然而日本知名的汉学家泷川龟太郎指出中国学者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匈奴的“茏”实际上是一个意义未知的汉字古汉语音译词（上古汉语拟音：M.lioŋ<*vlōŋ），与中原华夏汉人的“龙”无关，但匈奴语的发音又和古汉语“龙”相同。基于这个原因，古代中国的史官在记载的时候，会增加“艹”字头或者“⺮”（竹）字头写作“茏”或者“笼”，来和中原华夏汉人的“龙”加以区别[18]。泷川龟太郎的这个观点被加拿大著名的汉学家蒲立本所赞同，并写入他的著作《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一书的附录中。[19]
关于集体祭祀的地点，大致上是在单于所在的地方举行[20]，虽然都是祭天，同时也有商讨国家大计、秋后感谢天神等任务。
匈奴人对其祖宗的坟墓很为重视，不只相信祖宗死后有神灵，其他人死后也有神灵，也可以降吉凶。也相信人死后，需要享用金银衣裘以及女人。
在战争时，匈奴人还相信各种巫术。其内容如下：
| “ |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丏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彊，夫不足者视人有馀。”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釜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釜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侯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 | ” |
| ——《汉书·西域传》渠犁国条载汉武帝诏书 | ||
匈奴还有饮血以为盟誓的风俗，盟约的仪式很严肃，既是一种盟誓，也是一种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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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
匈奴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目前全球学者尚无定论。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作战，把俘掠来的人口收为奴婢。匈奴贵族死后，他们的“近幸臣妾（奴婢）”从死者多达数千、数百人。中国学者马长寿和林干均主张“奴隶制”一说，他们相信匈奴社会拥有过庞大的奴隶队伍并各自对奴隶的数目进行了推测。[21]但在迄今发现的所有匈奴墓葬中，包括呼尼河畔和诺音乌拉已发掘的匈奴高级贵族墓葬中，并未发现“人殉”的现象，仅有一些墓穴发现了多条辫发。这是否可以作为匈奴贵族拥有过大批奴隶和“人殉”的某种物证，尚待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也有学者不同意匈奴社会处于奴隶制的说法，而认为匈奴社会处于半家长制半封建制社会。[22][23]
语言
一种说法认为，存在匈奴语这一语言，但因中国文献中只记录了很少的匈奴语，缺少足够证据。也有说法认为，匈奴是由许多游牧族群集合结盟而成的国家，其下拥有许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其中的各民族皆可被称为匈奴，不过此一说法也未有实质证据支持。[9]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皆言“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桓宽《盐铁论·论功》却说“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此盖指汉文帝时嫁予单于的宗室女，随从宗女身边的官员中行说，教导匈奴单于左右疏记及计算畜物数目。
《后汉书》中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学者用蒙古语、突厥语、叶尼塞语言等进行过分析和解读，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例如：“撑犁孤涂单于”据说在匈奴语中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撑犁”（上古汉语：thrang rii）和“单于”（上古汉语：dar wa）分别和蒙古语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北史·高车传》:“高车，尽古赤狄之馀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据此，匈奴语似乎属于突厥语系。
关于匈奴语的语言发生学分类，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有些则认为是东胡、蒙古语的混合。[24][25][26]详见下表。
然而，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引用伯希和（Pelliot 1944）的观点指出，多数人认为的“撑犁”这个匈奴语和突厥语之间有联系的词实际上在突厥语中产生了一个代名词形式“tärim”，且这个词在突厥语和蒙古语里都有变体并存在不稳定的现象，说明匈奴语“撑犁”这个词可能是借词。并详细分析指出，匈奴语与任何一种已知的突厥语或蒙古语都不像，也不归属于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言)。
根据蒲立本的研究，匈奴语至少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与阿尔泰语系不相符：[27]
一是匈奴语里面有大量的词汇是以流音L开头的，在西汉的材料中有17个这样的匈奴语词汇，占研究总数的近9%，在东汉的材料中有3个，晋朝的材料中有2个。一般来说，在阿尔泰语系中固有词汇根本不存在以流音r-开头的词汇，以流音l-开头的词也极少，主要包括一些拟声词和其他语系的借词。匈奴语中流音l-开头的词汇频繁出现，所以匈奴语极不可能和阿尔泰语系互有联系。
二是匈奴语有复辅音声母，在西汉的对音中至少有14个或可能更多这样的例子。
在其他邻近的语种中，也排除了匈奴语是汉藏语系归属的可能性。因为匈奴语是多音节语言，只有两组塞音，与汉语和藏语的三组塞音不一样，这一点也能把匈奴语同任何一种高度发展或偏离主流的汉藏语形式区别开来。虽然匈奴语同临近的吐火罗语甚至更西面的伊朗语之间可以有相互借用的现象（参照Maenchen-Helfen 1945），但没有证据表明匈奴语和印欧语系在发生学上有联系。[28]
匈奴人
《史记》记载匈奴王族为夏后氏后裔之一，又认为历史上混夷、獯鬻、犬戎等不同名称，皆是指匈奴人。应劭、服虔、韦昭等人皆有相同意见[29]。匈奴在发展过程中，也并入了义渠、楼烦、林胡、月氏等不同国家族群。
根据《史记》等中国古籍记载，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叫做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有观点认为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即斯基泰人[原创研究？][来源请求]。战国末期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漠南地区。匈奴人蓄牲畜、逐水草而居即是“游牧”，是游牧民族的共性，有抢婚(掠女)、收继婚的习俗。
中华民国学者吕思勉认为匈奴为夏后氏的后裔。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郭沫若认为在夏朝灭亡后，夏人北迁，成为匈奴先祖。学者马长寿认为，匈奴为居住在蒙古草原的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北狄、西戎、丁零、胡等，皆是这个融合族群中的分支[30]。有关匈奴起源的看法在现代学者中仍有争论。学者林沄指出匈奴人群与先秦时的戎狄人群是不同的族群，两者不可混为一谈。[31]蒙古国内有观点认为匈奴是现在蒙古族的直接祖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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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之前，中原人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城邦国家都统称为“胡”，秦汉以后“胡”则主要指匈奴[32]。方壮猷认为“匈奴”和“胡”都是突厥语、蒙古语中“人”（kun, Hun）一词的音译[33]。而何星亮则认为匈奴人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是天之骄子。因此认为“匈奴”和“胡”来自古突厥语、撒拉语的“太阳”一词（K'yn，k'un）[34]。这两种说法都有明显的问题，即以“胡”字的今音去推测词源，忽略了汉字自身的音变。
其中一种中古汉音拟构“匈奴”发音为“Hiungno”，现代中文书籍有时也把373年西迁到了欧洲东部，入侵东、西罗马帝国并建立“Hunnic Empire”的匈人译为“匈奴人”。欧洲的古文献对此一民族及其在欧洲的事迹有若干叙述。但中国古代的匈奴和欧洲的匈人是否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尚无定论。近年来使用DNA等测试手段也未能回答这一问题。认为这两个民族系出同源的最主要证据是北匈奴西迁（91年西迁至西域，151年由西域再度西迁）后从此于历史上消失再无踏足中原，和二百八十年后在欧洲俄罗斯伏尔加河东岸突然在历史上出现的凶悍游牧民族匈人在时间上不完全吻合[a]。但匈人和匈奴的种族、语系，至今仍未能考证，现代考古学只透过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出土的文物，了解此二（或一）古民族的历史。
北史说：“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 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奄蔡一名阿兰，与西方关于匈人灭阿兰国的记载吻合。[35]
1902年英国考古学者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中国敦煌西部的玉门关遗迹挖掘到出4世纪初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的书简，称为《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书简里面描述4世纪中国西晋永嘉之祸的战乱情况，是以匈人称呼匈奴人，证实匈人在中亚是匈奴人的别称。匈奴人跟欧洲匈人有一定程度关联。
欧洲匈人的语系为通常被认为是突厥-乌古尔语系，乌古尔突厥人（oghur turkic peoples）通常被认为是更西边的高车(丁零、敕勒 、铁勒、回纥、回鹘)族系的分支，也就是说匈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都有一定的关联，甚至乌拉语系的马扎尔人的王族跟匈奴有关联。马扎尔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大公被认为是可萨人所派出。有一位可萨可汗以马扎尔人宗主身份任命名为阿尔帕德的可萨年青贵族作为马扎尔人的大公。
近代主流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来自中亚的匈人，与中原以北的匈奴人，是一些喜欢以马征战与结盟的游牧民族（或蛮族），但只是民族集团（Ethnogenesis）而非同种族群。匈奴是由多民族与多人种混合结盟所形成的联盟，绝对不是民族或人种的称呼。[36]。然而其混合结盟中，东亚人种是最主要的，是乎可一窥匈奴与欧洲匈人之间的关系。
遗传学
200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匈奴母系谱系中89%源自东亚，11%源自西欧亚。然而，2016年一项针对蒙古中部样本的研究发现，匈奴母系谱系中有37.5%为西欧亚起源。[38]
根据 Rogers & Kaestle (2022) 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匈奴人口与先前的石板墓文化人口极为相似，两者都具有相近的东西方母系单倍群频率，这支持了从石板墓时期到匈奴时期存在连续性的假说。他们指出，大部分遗传学研究表明，匈奴母系单倍群中约27%源自西欧亚，其余为东亚起源。[39]
在匈奴样本中观察到的一些母系单倍群例子包括 D4b2b4、N9a2a、G3a3、D4a6 和 D4b2b2b[40] 以及 U2e1[41]。
根据 Rogers & Kaestle (2022) 的研究，匈奴时期的遗骸中约47%属于与现代西欧亚人相关的父系单倍群，其余（53%）属于东亚单倍群。他们观察到这与之前的石板墓文化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以东亚父系谱系为主。他们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具有西欧亚父系单倍群人群的扩张，或者可能是婚姻联盟或偏好西方父系人群的文化网络的实践。[42]
匈奴样本中的一些父系单倍群例子包括 Q1b[43][44]，C2[45]，R1、R1b、O2a 和 O2a2b1[46]，R1a1a1b2a-Z94、R1a1a1b2a2-Z2124、Q1a和N1a[47]，J2a、J1a 和 E1b1b1a[48]，N1a1、Q-M242、C-M217和R1a1[49]。
2006年10月发表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上的一项研究检测到额金河谷（Egyin Gol）所考察个体与现代蒙古人之间存在显著的遗传连续性。[50]
2018年5月发表在《自然》（Nature）上的一项遗传学研究检测了五具匈奴遗骸的DNA。[51] 研究得出结论，匈奴联盟在遗传上是异质的，匈奴个体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主要具有东亚起源（与早期的石板墓文化相关），另一个则表现出与西欧亚（可能来自塞迦中部）来源的显著混合水平。证据表明，匈人可能是通过匈奴向西迁移，少量男性基因流入塞迦人群而产生的。[52]
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检测了来自蒙古各地的60具早期和晚期匈奴个体。研究发现匈奴是来自蒙古地区三个不同遗传聚类混合的结果。两个早期遗传聚类是来自阿尔泰山脉的“早期匈奴_西部”（由混合欧亚的昌德曼祖源成分（92%）和BMAC祖源成分（8%）形成），以及来自蒙古高原的“早期匈奴_其余”（个体主要具有乌兰固木-石板墓文化祖源成分，或混合了“早期匈奴_西部”成分）。后来的第三个聚类名为“晚期匈奴”，具有更高的异质性，持续结合了昌德曼和乌兰固木-石板墓文化祖源成分，并额外混入了萨尔马提亚和汉人的基因流。他们的单亲系单倍群归属也显示了其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异质影响以及与匈人的联系。[37][53] 相比之下，后来的蒙古人整体上拥有高得多的东部欧亚祖源成分，类似于现代蒙古语族人群。[54]
2024年的一项研究分析的匈奴遗骸（GD1-4）被发现完全源自古代东北亚人，没有任何西欧亚相关祖源成分。该样本与后来突厥时期的突厥（Göktürk）遗骸（GD1-1）紧密聚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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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匈奴整体上在族源上是异质的，但变异性似乎与社会地位高度相关。在地位较低的侍从（由其较小且位于边缘的墓葬识别）中，遗传异质性最高。这些侍从主要显示出与昌德曼/乌尤克文化（Chandman/Uyuk culture）（其特征是混合欧亚基因库，结合了辛塔什塔文化和贝加尔湖狩猎采集者（贝加尔EBA）的遗传特征）相关的祖源成分，或者是昌德曼/乌尤克与古代东北亚乌兰固木/石板墓文化祖源特征的各种组合。[56]
相反，地位较高的匈奴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遗传多样性，他们的祖源主要源自东部欧亚的乌兰固木/石板墓文化，或源自鲜卑，这表明他们的东部祖源存在多种来源。高比例的东部祖源在地位高的女性样本中更为常见，而地位低的男性样本则往往更多样化且具有更高比例的西部祖源。[56] 一位被其显赫墓葬识别的帝国男性统治者（可能是一位单于），其祖源与“西部边疆”的一位高地位女性相似，具有约39.3%的石板墓文化（或古代东北亚人）遗传祖源，51.9%的汉人（或黄河流域农民）祖源，其余（8.8%）为塞迦（昌德曼）祖源。[56]
考古学
对匈奴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国、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图瓦、阿尔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内蒙古、新疆）发现的墓葬遗址上。这些墓葬，尤其是贵族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包括黄金饰品、青铜器、铁器、纺织品、漆器、玉器以及来自汉朝的物品（如青铜镜、丝绸），生动地展现了匈奴的物质文化、艺术风格、社会等级及其与周边文明（尤其是中原汉朝）的交流。[来源请求]
- 诺彦乌拉墓地 (Noin-Ula)：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重要、最奢华的匈奴贵族墓地（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墓葬结构为大型封堆（库尔干）下的深木椁墓。出土了极其精美的毛毯（包括著名的“诺彦乌拉地毯”，可能源自大夏或波斯）、丝绸（部分带有汉字铭文）、毡制品、金银器、漆器（部分带有汉字）、玉器、青铜器（包括汉式车马器和镜子）以及马匹遗骸。这些发现证实了匈奴上层社会的富裕及其在欧亚大陆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57][58]
- 高勒毛都墓地 (Gol Mod)：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是另一处重要的匈奴贵族墓地（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规模庞大。其墓葬结构与随葬品（丰富的金器、玉器、青铜器、铁制武器、陶器、汉式车器和马具、漆器、丝绸）与诺彦乌拉相似，进一步揭示了匈奴统治精英的生活方式和丧葬习俗。[59]
- 伊沃尔加遗址 (Ivolga)：位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乌兰乌德附近，是一处匈奴时期的定居点遗址（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可能是一个手工业和农业中心。发掘出土了半地穴式房屋、冶铁和青铜铸造作坊、农具（铁犁铧）、陶器、骨器以及带有浓厚汉文化因素的遗物（如建筑构件、瓦当、钱币）。这为了解匈奴的定居生活、经济形态（农业、手工业）及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重要证据。[60][61]
- 伊里莫瓦墓地 (Il'mova) 和 德列斯图伊墓地 (Dureny)：位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是典型的匈奴普通游牧民墓地（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墓葬多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相对简单，包括武器（弓箭、铁刀、铜镞）、马具、少量饰品（青铜带扣、牌饰）和日用陶器。这些墓地反映了匈奴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和军事化特征。[62][63]
- 图瓦地区匈奴墓：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也发现了一些匈奴时期的墓葬（如Aymyrlyg墓地），出土的动物纹风格（尤其是鹿的形象）的金银饰牌、武器等，显示了匈奴文化与当地早期游牧文化（如萨迦文化）的延续性和地域特色。[64]
- 阿尔泰地区匈奴遗存：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墓葬（如巴泽雷克文化晚期遗存）中也发现了与匈奴相关的器物，表明匈奴势力或文化影响曾到达该地区。[65] [来源请求]
- 中国境内匈奴墓：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如鄂尔多斯地区、呼伦贝尔、乌兰察布）、陕西（北部）、宁夏、新疆等地。年代跨度较大，从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既有普通游牧民的墓葬，也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如西沟畔墓地、补洞沟墓地、倒墩子墓地等）。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风格（动物纹牌饰、带扣、刀剑饰等），同时也包含汉式器物（铜镜、钱币、车马器、瓦当等），反映了南匈奴附汉后与中原文化互动的加深。[66][67][68]
- 哈萨克斯坦境内匈奴遗存：在哈萨克斯坦东部（七河流域）也发现了可能属于匈奴或受其强烈影响的墓葬（如别鲁斯墓地 Berel），出土了带有匈奴艺术风格的金器和马具。[69]
匈奴的考古学起源尚无定论，但与以下几个早期考古文化密切相关：
- 石板墓文化 (Slab Grave Culture)：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及外贝加尔地区（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300年）。其特点是地表用石板围成方形或圆形墓圹。被认为是匈奴的主要族源之一或重要文化源头。[70][71]
- 德沃尔齐文化 (Dvortsy Culture)：分布于外贝加尔地区（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被认为是石板墓文化向典型匈奴文化过渡的中间类型。[72]
- 乌兰固木文化 (Ulaanzuukh Culture)：分布于蒙古国西北部（约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850年），可能与石板墓文化的形成有关，是更早的源头之一。[73]
- 昌德曼文化 (Chandman Culture)：分布于蒙古西部和阿尔泰地区（约公元前700年-公元前200年），以丰富的鹿石为特征，其人群可能被纳入或影响了匈奴联盟。[74]
- 萨迦文化 (Saka Culture)：广泛分布于中亚和南西伯利亚（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3世纪），尤其是图瓦和阿尔泰地区的萨迦文化，其动物纹艺术等文化因素被匈奴所吸收和发展。[64]
从这些文化到典型匈奴文化的转变（约公元前3世纪）伴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显著提高（大型贵族墓的出现）、冶金术（尤其是铁器）的普及、马具的改进以及更具代表性的匈奴式动物纹艺术风格（如野兽搏斗纹、蜷曲动物纹）的形成。[75][76] 值得注意的是，有韩国学者主张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如琵琶形短剑）与匈奴起源相关，但此观点在国际学界并非主流且缺乏充分证据。[77]
匈奴考古学遗存展现出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并融合了多元文化因素：
- 墓葬：贵族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地表有高大封土堆（库尔干），随葬品丰厚；平民墓较简单。反映了明显的社会分层。
- 武器与马具：复合弓、青铜镞（后为铁镞）、铁剑、铁刀、鹤嘴斧（啄戈）是常见武器；马衔、马镳（常饰动物纹）、节约、当卢等马具发达，体现了“马背民族”的军事特色。
- 艺术风格：以青铜或金、银制作的带扣、牌饰（腰带饰）、马饰最具特色。主题多为动物题材，如野兽搏斗（虎噬羊、狼噬鹿等）、蜷曲动物（鹰喙兽身格里芬、鹿、马等）、伫立动物等，风格粗犷有力，充满动感，即所谓“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风格”在匈奴时期的发展。[78][79]
- 日用器物：陶器多手制，器形以罐、壶为主，部分有绳纹或刻划纹；骨器（如弓弭）常见；后期出现定居遗址的铁农具和汉式器物。
- 外来物品：贵族墓中大量出土来自汉朝的奢侈品（丝绸、漆器、玉器、铜镜、车马器）以及来自中亚或更西地区的物品（如毛毯、玻璃器），证明了匈奴在欧亚大陆贸易（如丝绸之路北道）和朝贡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及其对奢侈品的需求。[80]
重要人物
匈奴单于列表
后代
1世纪—2世纪时的南匈奴内附入汉期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逐渐黯淡下去。入居汉地的融入汉族，例如位于江苏苏州的金氏，位于福建福安市赛岐镇宅里村的金氏，位于河南省鹤壁市的赫连氏，位于安徽省皖南东至县南溪古寨金氏，甘肃省兰州市榆中金崖镇金氏，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后路金村金氏，山东省文登市丛氏，传说皆为匈奴金日䃅的后裔。[81]
注释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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