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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时期女子教育
臺灣日治時期歷史及臺灣女權歷史的研究主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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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时期女子教育是台湾日治时期历史及台湾女权历史的研究主题。清代末期，新式女学校首次在台湾建立。日治时期，台湾设立国语学校和女子中学，著重家政教育，培养女性美德。然而，女子教育普及率低，多数女孩只能接受初等教育。
概述
台湾最早的女学校可追溯至清代台湾，1884年，西洋教会的传教士在台湾建立了基督教长老教会，设立最早的新式女学校，开启了台湾女子教育。[1]台湾日治时期初期，在1896年后成立了许多国语学校，并设立女子分教场，之后初等教育发展出了中等女学校。1919年，台湾总督府发布了《台湾教育令》，规定男女分校制度：男生进入中学校，女性则就读高等女学校[2]。女子教育采取两性双轨与两性单轨制，两性双轨制著重于培养女子特有的特色和能力，例如女子中等普通学校和私立女子学校，这些学校的目标是提供女子普通教育和手艺技能。而两性单轨制则没有区分男女，目标涵盖初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3]
台湾女子中等教育注重培养女子的特定目标，例如国语学校第一附属学校的女子部，提供女子普通教育和手艺教育。到了日治中期，女子教育的目标以家庭和国家为主导。1919年颁布的《台湾教育令》强调培养女子的节俭、勤勉等习惯。1922年起，台湾和日本的女子中学都改称为高等女学校，并注重妇女道德和国民道德。1930年代，私立女子学校更加强调培养妇德。1941年起，女子教育的目标以培养皇国女子为目标。1943年的《中等教育令》、1944年的《中等学校教育内容临时措施要纲重点》强调女子国防、生产和生活的训练。[3]
然而，女子教育并不普及。多数女子只接受初等教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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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
台湾的新式女子教育正式发展。公学校在台湾各地设立，不分男女皆可入学，但实际上依然按性别分班。因此，女子公学校开始设立，以满足家长的愿望，也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女子公学校的设立在台湾的一些地区盛行，解决了一般公学校学生过多的问题。[4]
然而，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没有必要接受教育，再加上“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观念及缠足等因素，愿意送女儿上学的家长寥寥无几。上学后，辍学或退学的情况也很普遍。日本统治后10年，台湾学龄女童的就学率仍然只有2-3％，而男童的就学率已经达到15％。[5]根据1905年台北厅的统计资料，公学校女生中高达90%的人缠足。[6]1919年，台湾女童在学率只有7.36%，1943年则为60.85%。[7]
中等教育
日治时期，新式教育制度建立，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1896年，各地设立国语传习所，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就读。翌年，国语学校第一附属学校女子分校成立，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设置的第一所女学校，也是中山女高的前身。次年改称“国语学校第三附属学校”，并提供六年制本科和三年制手艺科。手艺科招收本科毕业生后，成为台湾最早的女子中学。原先，该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士林，但在主任本田茂吉大力宣传下，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女子入学。1904年，该校迎来了14名来自中南部的女学生，引起了大众关注。1919年至1921年间，该校取消了小学部，先后改名为“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和“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简称“三高女”），学制从三年延长至四年。1937年，该校迁至台北长安东路的中山女高校园，并保留了部分三高女的老旧建筑。“三高女”代表了日治时期台湾女性教育先驱，对于理解当时的妇女运动和教育改革有重要意义。[8][9]1930年前后，高女的录取率约为50%，随著报考人数增加，1944年录取率仅40％。[10]
早期女子中学的课程主要著重于家政教育，如插花、手工和家事，旨在培养具备日本女性美德的大和抚子。[5][11]1919到1943年间，全台湾陆续成立给台湾女性就读的女子中学。随著进入女子高等普通学校，课程内容逐渐拓展，包括社会、数理、艺术和语文。然而，女学生学习的是日本的语言和史地，而非中文和中国史地。同时，她们还必须学习跪拜等日本礼节。体育课程起初受缠足所限，只能进行简单的体操或游戏，后来增加了田径和球类运动，甚至还有游泳[12]和国防体育。[8]女学生必须遵守严格校规，例如对天皇或皇后致敬，参与日本风俗仪式活动，并接受校内外活动的培养，如音乐会、舞蹈会、学艺会、吟诗会、远足、登山、修学旅行。[13]学校采取学生自治和教官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自重自爱。女学生的住宿管理要求作息统一。[8]校方亦注重与家长之间的沟通，透过家庭通信簿与家长交流。[11]这些有别于一般女子的训练，形成了“高女文化”。[5]当时，高女学历的女性因有现代女性特质而受到重视。[8]
高等教育
殖民政府较不重视女子教育，而且供台人就读的女子中学数量不足，故中等以上女学校的学生人数仍以日本人为主。[14]因此，女子家政学校、高等女学校当时女性教育的天花板，想升读大学的女性往往出国留学。[7][8]其中，选择日本为留学地区的女性占大多数，当时习医是留日的常见科目，因此也不乏立志习医的女学生，[15]:16-17譬如第一批完整接受现代医学训练的女医师蔡阿信。
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引进西方医学，也出现了看护妇一职。女性要成为看护妇，必须在医院、医学校附设二年制或三年制的看护妇讲习所就读。[7]在师范学校尚未设置女子部之前，女子中学也专责培育女教师。[14]女教师与看护妇一样，没有专门培育的师范学校，必须先毕业于高等女学校，修读附设的讲习科后才可教书。[7]
影响
日治时期的女子教育确实改变了一部分女性的生活。这些女性接触各种知识，培养出了一定技能，踏入社会、在家庭以外的领域活动。女子教育也为女性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参与打下基础。[2]
女性获得基础教育后开始进入职场工作，各个职业的应聘条件也开始出现学历要求，比如台北专卖局的烟草女工须为公学校毕业，并且日文流利。《台湾妇人界》也曾专文介绍女性工作，职业包罗万象，例如银行、公家机关、高级官员、教师、打字员等。《台湾民报》称看护妇为“女子高贵天职的职业”，最独立自主的职业则为助产士，即产婆。游鉴明认为，日本政府对于女学生就业的鼓励为同化政策的一环。[7]
1930年代以前，日本政府为了引起公众对女子教育的关注，经常利用报章杂志报导女学生的活动（如学艺会、音乐会、运动会），因此这些艺文活动成为了当地盛事，再加上1930年代台湾的艺文、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女学生这方面的表现更受重视。[16]
19世纪初，日本帝国吸收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等。当时，妇女运动在东京展开，并透过留学生传回台湾。男性知识份子在报纸上介绍西方的进展和思潮，并将理念传达给台湾女性，激发她们的自觉。然而，男性倡议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追求提高女性知识能力和文化涵养的同时，却也是在打造“男性脑海中的理想女性”，认为女性应该接受进步教育，才有配得上男性、教育有水准的下一代。[17]
此时妇女社会运动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受台湾社会运动影响的女性，她们或参加男性组织，如台湾文化协会、一新会、台湾共产党，或自组女性组织，如彰化妇女共励会、诸罗妇女协进会，目标为破除社会陋习、改革家庭、争取女性自主。另一类是受殖民政府政策影响的女性，有由日本女性领导的团体，如爱国妇女会和桔梗俱乐部，后者是应皇民奉公会的需要而成立，专门吸收未婚的知识女性。最后一类是官方授意的组织，如主妇会、处女会和女子青年团，以未婚女性为对象，重视教育女性日语、培养妇德、传授家事技艺、改善家庭生活等。[16]
妇女解放运动在当时为社会运动的次要议题，主要吸引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虽然官方新式教育开始在台湾实施，但参与人数并不多。不过，这些妇女团体、知识份子依然影响了台湾社会的妇女地位和两性关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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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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