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尤里·安德罗波夫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俄语：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ндро́пов，罗马化：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发音：[ˈjʉrʲɪj vlɐˈdʲimʲɪrəvʲɪtɕ ɐnˈdropəf]；1914年6月15日[a][2][3]—1984年2月9日），苏联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历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196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委员（1973年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7—1982年），苏共中央书记处意识形态书记（1982年起），苏共中央总书记（1982—198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3—1984年）。此外,他还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届和第六至第十届代表。1974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先后四次获列宁勋章（1957、1964、1971、1974）。
.jpeg)
1954年至195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参与了平定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活动。1967年5月10日，他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监督下，大规模压制异议的行动展开，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逮捕以及大规模对“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实施非自愿精神病治疗来进行。勃列日涅夫在其领导的最后几年健康状况下降，安德罗波夫与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开始组成三驾马车，最终主导了苏联政策。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10日逝世后，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消除国内的腐败和低效，他将玩忽职守定为职场刑事犯罪，并对长期违反党纪的官员展开调查。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冷战愈演愈烈，他的政权也无法妥善处理苏联经济日益严重的危机。他的长期影响是使新一代年轻的改革者脱颖而出，包括叶戈尔·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以及最重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1983年2月患上肾衰竭之后，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开始迅速恶化。1984年2月9日，他在领导该国仅15个月后去世，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职务。
Remove ads
出身
关于安德罗波夫的家庭背景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4]。根据官方传记记载，他于1914年6月15日出生于纳古茨卡亚镇（位今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5]。其父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安德罗波夫是顿河哥萨克裔铁路工人，1919年因感染斑疹伤寒去世；其母叶夫根尼娅·卡尔洛夫娜·弗莱肯施泰因（苏联官方资料均未提及她的姓名）是一名教师，1931年去世[6][7]。
其中一种说法是叶夫根尼娅出生于梁赞的一个市民家庭，被遗弃在莫斯科犹太钟表匠、芬兰公民卡尔·弗兰采维奇·弗莱肯施泰因的住所门前。卡尔与其妻叶夫多基娅·米哈伊洛夫娜·弗莱肯施泰因收养并抚养了她[8]。
档案记载安德罗波夫原名为“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费奥多罗夫”，数年后改名为尤里·安德罗波夫[9]。他的原始出生证明已遗失，但据考证显示其实际出生地为莫斯科——其母在1913至1917年间曾在此任教于女子中学[8]。
安德罗波夫对母亲去世时间有过多种说法：1927年、1929年、1930年及1931年。叶夫根尼娅的收养经历也属刻意编造。1937年入党审查时发现，他声称“母系亲祖母的姐妹”（即所称的姨母）实为弗莱肯施泰因家族雇用的保姆，该保姆早在安德罗波夫出生前就已在其家族服务，共同编织了“梁赞农民出身”的虚构背景[7]。
另有资料显示其母出身商人世家。卡尔·弗莱肯施泰因生前经营珠宝生意，1915年在莫斯科反德暴乱中被误作德国人遭杀害后，遗孀继承产业。安德罗波夫将此次暴乱描述为反犹事件。若非其母在1917年另一场暴乱后弃店逃亡，编造无产阶级出身并迁居斯塔夫罗波尔省，整个家族恐被划为“被剥夺权利者”而丧失公民权。
对于生父命运，安德罗波夫也多次改口：一说是父母早年离异，另称生父因病早逝。档案中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实为继父，该铁路工人1919年在纳古茨卡亚镇死于斑疹伤寒。姓氏“费奥多罗夫”源于第二位继父维克多·费奥多罗夫——一位转行为教师的机械师助理。生父身份至今成谜，据安德罗波夫1932年简历记载或于1916年去世。1937年审查报告显示其生父曾在沙皇军队任军官。属于其档案有诸多漏洞，但安德罗波夫还是于1939年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7]。
Remove ads
教育经历
- 莫兹多克七年制铁路工厂学校（今安德罗波夫第108中学）（1924—1931年就读，完成全课程）。
- 雷宾斯克水运技术学院（1932—1936年就读，毕业，专业为“内河运输运营技术员”）。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级党校函授[c]毕业（1947年）。
- 1946—1951年在卡累利阿-芬兰国立大学历史语言系函授学习（修完四年课程，因调往莫斯科而中途离校）。[10]
早期经历与政治生涯
父亲去世后，尤里·安德罗波夫随母亲移居莫兹多克，并在此生活至1932年。1924年至1931年安德罗波夫在莫兹多克一所七年制的铁路厂学校学习（现安德罗波夫第108中学）。此后，他曾在伏尔加河上当水手，后来常常重复自己大副的一句话：“尤拉，生活就像一条湿漉漉的甲板。为了不滑倒，你必须慢慢走，而且每一步都要仔细选择落脚的地方！”[11]
1930年，安德罗波夫加入苏联共青团。1930年8月至12月，他先在电报局当工人；自1930年12月至1932年4月，在莫兹多克车站铁路工人俱乐部担任电影放映学徒和助手。1932年考入雷宾斯克水运技术学院，[12]并于1936年毕业。1935年他与同校电子技术系学生妮娜·伊万诺夫娜·延加雷切娃结婚（其父时任切列波韦茨国家银行分行经理）。婚后妮娜供职于雅罗斯拉夫尔苏联内务部档案馆。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叶夫根尼娅与弗拉基米尔。
鲜有人知他与第一任妻子、与前一段婚姻所生儿子之间的问题，以及他究竟是如何进入政治局的。据说，每当有人问起他的第一任妻子，或是1933—1935年那段时期的自传情况时，他都会脸色煞白，如同一张白纸。
1936年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雷宾斯克水运技术学院共青团委员会专职书记，后任雷宾斯克造船厂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1936年因糖尿病并伴有视力问题被免除兵役登记[14]。1937年安德罗波夫调任雅罗斯拉夫尔州共青团委员会学生青年部部长，不久后当选雅罗斯拉夫尔州共青团委员会书记；因在1939年动员雅罗斯拉夫尔州7000名共青团员参与雷宾斯克水电站与乌格利奇水电站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安德罗波夫在1944年获颁劳动红旗勋章[15]。
总结
视角
1940年6月安德罗波夫派往新成立的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事共青团工作。[16]1940年6月3日，他当选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其妻子因拒绝迁往北方寒冷地区[17]和两名子女留在雅罗斯拉夫尔定居。[18][19]结合苏芬战争的经验，安德罗波夫大力推广滑雪运动，使卡累利阿-芬兰的共青团员在这一领域跃居苏联前列。他还组织共青团对北方舰队开展对口支援。[10]
同年，安德罗波夫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结识了塔季扬娜·菲利波芙娜·列别杰娃，并在战争初期与她结婚。1941年8月，他们的儿子伊戈尔出生。[20]
苏德战争爆发，安德罗波夫化名“莫希干人”，在继续战争中被芬兰军队占领地区领导青年开展地下游击破环活动，期间因多次向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奥托·库西宁汇报工作而受到他的关注，奥托·库西宁也因此成为安德罗波夫日后仕途重要支持者[21]。
1943年，安德罗波夫原计划调往莫斯科担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部长，但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根纳季·库普里亚诺夫要求下，转为留任当地参与游击运动指挥工作；尽管未直接参与前线作战，但安德罗波夫仍于1943年获颁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22]在未发表的回忆录《北方的游击战争》中，库普里亚诺夫写道：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本人从未要求把他派往前线、地下组织或游击队，而许多比他年长的干部却不断坚持要去。更何况，他经常抱怨肾脏有病，身体虚弱。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不把他送入地下或游击队：他的妻子住在白海运河沿岸的别洛莫尔斯克，刚刚生了孩子。而他的第一任妻子住在雅罗斯拉夫尔，不断写信给我们，抱怨他说他很少接济他们的孩子，孩子们挨饿、没鞋穿、衣服也破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强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去帮助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我在道义上没有权利……仅仅依照党的纪律就把尤·弗·安德罗波夫派往游击队。你总不能开口就问：‘要不要去打仗？’他躲在自己的干部身份、疾病，还有妻子和孩子的理由背后。”[23][24][25][26]
1944年9月，在苏芬双方签订莫斯科停战协定后，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彼得罗扎沃茨克市党委第二书记。期间他负责战后城市重建工作。1947年1月升任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委第二书记后，他开始主持整个共和国的恢复工作。1949年在列宁格勒案件波及到卡累利阿，当时的第一书记库普里亚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9年7月，当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已被逮捕时，马林科夫不断派遣一个又一个的检查委员会到彼得罗扎沃茨克，搜集材料，企图逮捕我和其他曾在列宁格勒工作过的同志。我们受到的指控是：我们这些卡累利阿共产党（布）中央的工作人员——库普里亚诺夫和弗拉索夫——都是政治上目光短浅的人，吹捧地下工作者并颂扬他们的功绩，还请求授予他们勋章。其实，凡是在敌后工作过的人都必须彻底审查，绝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有的甚至要逮捕！我回答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这些人，他们都是诚实的、忠于党的同志，他们的忠诚已经通过在艰苦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得到了证明。这个谈话是在卡累利阿党中央进行的，所有书记都在场。我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支持，于是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是我的第一副手，他非常了解这些人，因为当他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亲自参与他们的挑选、培训并派往敌后工作，他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结果让我大为惊讶的是，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站起来说：‘我从未参与过任何地下工作的组织。不知道地下工作者的情况。对任何一个在地下工作过的人我都不能作保证。’”[23][24][26]
多年后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时，他让助手去查阅“列宁格勒事件”的档案，因为他自己不便亲自从档案馆调阅。案卷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有批示要求将这部分材料单独立卷。对他提出的指控大多没有得到证实。[27]
因在战争年代动员共和国青年、战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参与组织卡累利阿的游击运动，尤里·安德罗波夫获颁两枚劳动红旗勋章和一枚一级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16]
1946—1951年间，他先后就读于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卡累利阿-芬兰国立大学历史语言系，以及苏共中央高级党校。[28][29]
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奥托·库西宁常年住在莫斯科，只在党代会、最高苏维埃会议和选举时才到卡累利阿，因此安德罗波夫成了他与共和国党政领导层联系的中间人。战争期间，他积极宣传游击队员和情报员的事迹——这些人多为芬兰人、卡累利阿人和维普斯人。二战结束后，由于将“卡勒瓦拉的全部土地”（芬兰、瑞典和挪威境内的芬兰人世居地区）并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计划失败，当局曾决定将所有芬兰-乌戈尔族群从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迁出，把他们比作“当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这一决定甚至由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但在库普里亚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努力下，这项秘密决定又被秘密撤销。此外，共和国土著居民中的合作者比例，比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在被占领地区的比例都要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不断推动中央媒体报道芬兰人、维普斯人、卡累利阿人的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侦察员的英勇事迹，因此他们的名字传遍全国，这与克里米亚鞑靼英雄的情况不同。再者，列宁格勒州的芬兰-乌戈尔族群和有芬兰-乌戈尔血统的俄国人，并未像原先计划那样全都被迁往西伯利亚，而是仅限于英格里芬兰人。而且，这些人还被允许从西伯利亚迁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以增加当地的芬兰人口并推动经济发展。即便在这一迁徙决定正式废除之后，所有迁往卡累利阿的英格里芬兰人仍被允许在当地定居。[30]
他曾当选为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55）。同时，他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第3届及第6—10届代表：在第3届（1950—1954）中代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入民族院；[31]在第6届（1962—1966）中代表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入联盟院；[32]在第7届（1966—1970）中代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入联盟院；[33]在第8—10届（1970—1984）中代表莫斯科州进入联盟院。[34][35][36]在第9届最高苏维埃中，他是莫斯科州卡希拉选区第29号的当选代表。[35]
Remove ads
1951年6月21日，在奥托·库西宁支持下，[37]安德罗波夫被调入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作为中央委员会的监察员，他负责监督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党组织的运作。此外，他参与了处理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军事人员的相关委员会工作，还曾到访过中国东北的沈阳市。[38]
1953年3月24日，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会和共青团工作负责人，但在该职位仅担任了一个半月余。
1953年5月15日，他调任至苏联外交部。自1953年7月1日起，担任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39]（主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事务）并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的指导下，在苏联外交部斯堪的纳维亚司接受业务培训。[40]
1953年10月，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1954年7月6日至1957年2月21日期间担任苏联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曾任职于苏联驻匈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他的博学令对话者惊叹，能轻松展开哲学讨论，展现出对历史文学的深厚造诣。每次会谈都充满真知灼见，从不流于形式主义”。[41]正如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所指出的，安德罗波夫发回莫斯科的报告“在当时显得异常坦率，甚至带有锋芒”。他对拉科西·马加什及其他匈牙利领导人持批评态度，并警告说，如果苏联领导层继续依赖他们，将会带来严重后果。[42]
匈牙利十月事件对安德罗波夫产生深远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政治观念。据其自述，当年秋季最恐怖的日子始于苏联驻军应匈牙利政府请求撤出布达佩斯后——全城被起义者控制，革命者甚至将匈牙利共产党干部和国安人员吊死在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树上示众。面对危机，安德罗波夫请求紧急飞抵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优先撤离外交人员家属，但遭上级拒绝。安德罗波夫后来透露，这次事件导致其妻遭遇严重精神创伤且终生未愈，儿子也从此染上酗酒恶习。[43]
1956年10月下旬，安德罗波夫的外交车辆在布达佩斯郊区遭遇伏击。大使本人在武官和司机的掩护下逃生，三人徒步两小时穿越夜色中的巷战区才返回使馆。[41]同年11月，其办公室遭狙击手袭击——藏身对面屋顶的枪手两次开枪未中，两发子弹均在距目标五厘米处落空。[41]
安德罗波夫亲眼目睹了一个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权如何在短时间内轰然倒塌。他后来对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说：“你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情景——几十万人的人群，完全没人能控制，就那样涌上街头……”在镇压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扮演关键角色：他与纳吉·伊姆雷的谈判，劝说对方相信苏联支持民主改革，同时暗中在乌日哥罗德组建了效忠莫斯科的卡达尔·亚诺什政府；设计诱捕布达佩斯警察局长科帕奇·山多尔等起义领袖。为诱使藏匿于南斯拉夫使馆的纳吉·伊姆雷现身，安德罗波夫亲口承诺保证其安全离境，但最终背弃了诺言。[44]
此后，安德罗波夫的仕途迅速上升。1957年初，凭借在匈牙利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安德罗波夫获得擢升，执掌苏共中央专门为他新设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关系部。[45]
Remove ads
1957年4月6日至1967年6月22日，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直属苏共中央书记奥托·库西宁领导。任职期间，他频繁出访国外，尤其在对华事务上投入了大量精力。[46][47][48]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62年11月23日至1967年6月21日，他出任苏共中央书记。
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后，安德罗波夫成为勃列日涅夫制定对西方政策的核心人物。他与顾问团队共同设计了以缓和关系为导向的对西方针，勃列日涅夫自1969年起推行的政策实质上是安德罗波夫构想的延续与实践。[49]
该政策遭到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谢列平的强烈反对。据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回忆，1965年主席团部分成员曾激烈批评安德罗波夫提交的政策方案，指责其缺乏“阶级立场”，批判方案制定者“对帝国主义过度妥协”，并批评他们缺乏加强与“天然盟友”“阶级兄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举措。[50][51]
1967年，安德罗波夫联合勃列日涅夫通过党内博弈成功压制了谢列平的政治势力。叶夫根尼·恰佐夫回忆道：
“1967年上半年，我经常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见面，能感受到他们对与谢列平斗争的胜利充满信心。谢列平在复杂的权力斗争曲折中显得不够老练，也缺乏手腕。”[52]
Remove ads
总结
视角
1967年5月18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7年6月2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选委员。罗伊·梅德韦杰夫回忆说：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谢米恰斯内被撤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一变动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引发了积极的反响和期待。人们称安德罗波夫是个聪明、知性、头脑冷静的人，并不把他看作是个斯大林主义者。”[53]
在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前曾担任其顾问的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当然会看到一些外国杂志上的文章，那些文章把安德罗波夫称为苏联政坛的新星，预测他很快会成为领导人。这不可能不让那位狡猾多疑的总书记感到戒备。于是，他用自己一贯惯用的权术手法，找到了一个既能排除潜在对手、又能从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办法——把安德罗波夫调去国家安全委员会。鉴于他绝对的正直，列昂尼德·伊里奇可以放心高枕无忧：最重要的岗位交给了聪明人，同时又‘委婉地’把他挤到了一边。”[54]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则指出：“勃列日涅夫手里掌握着库普里亚诺夫的两本‘沉重的卡累利阿笔记’，里面记载了安德罗波夫在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处决案中过度卖力的情况。”[55]
就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前不久，安德罗波夫指出：
| “ | 毛泽东集团的反苏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尤其危险的是，他们还用‘左派’的言辞作掩护。[56]
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打击中国分裂派的反苏活动，并确保苏中边境的可靠防卫。为此，组建了外贝加尔边防区，成立了新的边防部队分队、海上分遣队、边防哨所和政府通信部队营。在与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克格勃机构中设立了情报部门，在边境地区建立了若干新的城市和地区级国家安全机关。……边境防卫部队的兵力密度几乎增加了三倍。[57] |
” |
1973年4月27日，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任命通常被视为克格勃权力的强化，但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其首要意义在于为自身外交路线提供保障——安德罗波夫始终是该战略的核心推动者。[58]
1973年初，基于对匈牙利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入研究，安德罗波夫倡议在苏联境内推行经济改革试点。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遂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阿巴沙地区启动实验：大幅提高集体农庄成员的物资奖励标准，使其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试点范围控制严格以避免“动摇社会主义基础”的指控，最终成效显著并持续至1985年。该实验由古拉姆·姆格拉泽直接领导实施。
安德罗波夫执掌克格勃期间，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全面加强了对国家和社会各领域的监控。重点任务包括镇压持不同政见运动及民族主义势力。[59]当局通过审判人权活动家、系统性压制异见（如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等法外手段）进行控制。安德罗波夫曾明确指示“不回应任何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例如拒绝对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要求释放尤里·奥尔洛夫的呼吁作出答复。[60]1973年7月29日，克格勃开始大规模驱逐异见人士。[61]1974年，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并剥夺苏联国籍；1980年，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遭流放至高尔基市，全程受克格勃监视。[62]档案文件还表明，安德罗波夫亲自参与了追捕异见者。[63]
安德罗波夫特别重视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安全机构工作的掌控。他主张对那些试图在内政和外交上摆脱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最为果断的措施。1968年8月，他对华约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64]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袭事件后，在安德罗波夫的倡议下，苏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反恐部队，后来被称为“阿尔法小组”。
1973年12月，安德罗波夫被授予上将军衔。
1974年，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6年，他晋升大将军衔。
1979年底，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并铲除哈菲佐拉·阿明的主要倡议者之一。[65]政治上，这对他极为有利——军队卷入一场无前景的战争，长时间无法参与国内权力争斗，[66]同时战争也削弱了沙拉夫·拉希多夫的政治地位。[67]
安德罗波夫曾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S局”（地下情报部门）登记在案。[68]
Remove ads
在安德罗波夫执掌克格勃期间，各地普遍设立克格勃地区部门，配备专门编制人员，实现对境内几乎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全方位“监管”；较之内务部人员与现役军人，克格勃官员享有更优厚薪资与特权待遇，如住房分配、商品供应等。[69]安德罗波夫虽明令严惩下属的直接腐败和受贿行为，但通过掌控社会各领域权力网络及系统内部的相互庇护机制，即使低阶克格勃军官也能利用职权解决如子女入学、职务调动等私人事务。[69][需要非第一手来源]尽管人事任免权名义上归属党组织，但实际形成了“无克格勃审查意见则不得任命任何重要岗位”的潜规则——所有候选人的政治可靠性均需经克格勃出具背调结论。[69]
执政时期（1982—1984年）
总结
视角
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因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接替逝世的苏斯洛夫）而辞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69][d]由于直接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位上升为总书记在政治上存在困难，专家们认为此次人事调整实际上是在为接班人问题作铺垫，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在没有勃列日涅夫同意的情况下进行[69][70]。勃列日涅夫去世后，1982年11月12日的苏共中央特别全会上，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从安德罗波夫的言论来看，他拯救社会主义的计划大致如下：在全国自上而下实施铁的纪律，协调一致地打击异见，加强反腐斗争，对已固化的官僚体系进行整顿；在严格控制下进行适度的财富再分配，开展党内清洗。所有不受国家安全委员会欢迎的官员将被排除出官僚体系……例如，他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时期对国家构成特别危险的人员’的方案令我震惊。安德罗波夫提前准备了逮捕和劳改营的名单。[71]
安德罗波夫为改善国家经济状况而开展的斗争，从一场大规模的加强劳动纪律运动开始。在苏联一些城市，执法机关采取了措施，其严厉程度在1980年代令民众感到异常。例如，在列宁格勒及其他大城市，工作时间里会在电影院、大型百货商店及其他人群聚集场所开展警方突击检查，以查找旷工者并核查身份证件。[72]一些地方上级甚至严苛到对自己的下属进行突击检查，针对那些“在工作时间逛商店”的员工。
与此同时，开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反腐案件，全面打击非劳动收入和投机行为。在贸易领域的反腐行动规模尤为庞大。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原贸易总局局长尼古拉·特列古博夫被送上法庭；随后，莫斯科总贸局的25名负责人及主要大型食品商店的店长被拘留调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棉花党”案也被立案调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谢尔盖·梅杜诺夫、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尤里·丘尔巴诺夫均被提出指控。[73]
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刑事定罪人数明显增加。1982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军事法庭外）的各级法院共判处747,865人；1983年增至809,147人；1984年则达到863,194人。[74]
安德罗波夫开始对党政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构，进行清洗。在他执政的十五个月内，苏联更换了18位部长，重新选举了37位州党委第一书记。安德罗波夫同时开始组建自己的核心团队，将一些地区领导人提拔到最高层，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尼古拉·雷日科夫、维克托·切布里科夫、盖达尔·阿利耶夫、格里戈里·罗曼诺夫等人。
1983年，在安德罗波夫的倡议下，达尼洛夫修道院归还给俄罗斯正教会，政府对信教群众和神职人员的态度，比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为尊重，也超过后来契尔年科时期的态度。[75]
据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称，安德罗波夫曾筹划一项苏联行政区划改革方案，计划将各民族加盟共和国改为按经济区划原则设立的“州”。[76]
1983年初，安德罗波夫指示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着手准备经济改革。在苏共中央成立了由雷日科夫领导的特别经济部门。为制定党和国家的经济路线，邀请了多位知名学者和院士参与，包括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以及经济学博士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尼古拉·彼特拉科夫等人。[77]
尼古拉·雷日科夫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改革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83年初，那时安德罗波夫委托我们——包括我和戈尔巴乔夫在内的一组苏共中央负责人——准备关于经济改革的原则性建议。”[78]
米哈伊尔·涅纳舍夫指出：“我赞同尼·伊·雷日科夫及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即改革的主要原则性内容早在1983年和1984年就已由尤·弗·安德罗波夫发起并准备。”[79]
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回忆说：“早在那次广为宣传的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前两年，尤·安德罗波夫就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制定工业管理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方案。当时，我亲眼看到，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弗·多尔吉赫……以及一些知名的科学和生产界人士都参与了这项工作。”[80]
经济学家塔季扬娜·科里亚吉娜，当时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科学研究经济院工作，她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去世两周后，经政治局决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目的是理论上制定经济改革方案……我们在研究经互会成员国经验的部际委员会下工作，而且所有工作都贴上了‘机密’标签。”[81]这次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经济中建立私营部门。科里亚吉娜还指出：“当时已经确立了股份制和私有制方向，确定了价格放开和向混合型市场经济过渡的路线。”[82]
Remove ads
对外政策方面继续执行勃列日涅夫的基本政策，但更谨慎克制，不主动挑起对外事端，并且决定重新看待阿富汗战争。但此时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恶化，尤其是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飞机等事件的影响，美国认定苏联为“邪恶帝国”。
在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
由于各国具体条件和起点不同，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多样的”；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不能“互相模仿”。“一体化的需求”同各国的利益之间“会产生矛盾”。认为过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整齐划一，处处一致是错误的。
这些观点，与勃列日涅夫强调各国必须遵循“共同规律”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相比，是个重大变化。
在其执政时期中，苏中关系也开始破冰，由原来的对抗转为缓和。（详见“中苏关系”段落）
晚年与逝世
1983年2月，安德罗波夫确诊患有肾衰竭，开始需要进行定期洗肾，同年8月，他在莫斯科西部的中央临床医院留医，1984年1月下旬，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由于血液的毒性不断增加，使他的意识不足及不能工作，同年2月9日下午，安德罗波夫病逝，终年69岁，死后的验尸报告显示，他患有间质性肾炎、肾硬化、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慢性肾功能不全，国葬于1984年2月14日举行，埋葬于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
在中苏关系方面，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继承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提出的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针，但因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短暂，没有实质性进展，没有消除邓小平所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安德罗波夫曾作为随员先后四次造访中国：1959年作为赫鲁晓夫的随员访华，1963年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越南路过北京，1965年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随员访问越南路过北京，1963年7月和1964年11月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评价
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位在苏联情报领域的领导人升任苏共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被称作“一个现代的有专业知识的、机智灵活的干部”，在苏共官员中是一个有教养的、具有学者风度的形象。他在任克格勃主席十五年中，强化了克格勃组织，建立了一个较稳固的权力基础。他倾向于反对个人崇拜，尽量避开礼仪性活动。
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暂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大幅度地调整人事、肃贪反腐（其铲除的官员数量甚至超过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利，有效地整顿了劳动纪律，进行了完善经济体制的试验，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他的改革思路被认为跟中国邓小平的相当类似。随着他的去世，到1985年他信任的新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但却没有改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反而由于政治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苏联再也不是超级大国，俄罗斯也没有恢复往日的大国地位。
有俄国历史学家认为，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后拥有了匈牙利“情结”，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坚持体制内的改革，因此镇压了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甚至不惜让克格勃故意营造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共”的立场。
著作
- 《苏联60年》1982年12月
-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1942-1983，中文版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个人兴趣
安德罗波夫兴趣广泛，从爵士乐到美国小说都有兴趣。他英语流利，喜欢看原版英文小说，还擅长写情诗。他记性惊人，过目不忘，能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刚看完的百页文字。[83]
家庭状况
安德罗波夫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为妮娜·延加雷切娃，生有女儿热涅奇卡（叶夫根尼娅的爱称）和儿子沃洛佳（弗拉基米尔的爱称）。第二任妻子为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生有儿子伊戈尔和女儿伊琳娜。[84]
荣誉
安德罗波夫多次受到苏共和苏联的嘉奖：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