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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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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俄语：Константин Устинович Черненко[b]；乌克兰语：Костянтин Устинович Черненко[c]；1911年9月24日[a]—1985年3月10日），苏联政治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历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他曾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6年、1981年、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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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父母与家庭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父亲名为乌斯京·杰米多维奇·契尔年科（1874—1944年后），出生于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县大捷西[d]的一个贫苦的乌克兰裔农民家庭，其祖先从乌克兰被流放至该地[1]。他曾从事各类手工业，后来又在各种矿山中工作：先是在铜矿，后来又到金矿。1929年他家加入“共产国际”集体农庄。播种等农活由他的妻子哈里蒂娜·费奥多罗芙娜（娘家姓捷尔斯科娃，19世纪后半叶—1918年）承担。她因伤寒去世后，乌斯京再婚。乌斯京的第一段婚姻中育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2]
契尔年科的姐姐瓦莲京娜·乌斯季诺夫娜（1910—1989）在1920年代加入共青团，之后进入联共（布）中央的宣传员高等学校学习。此后她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长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委担任部门主任。
契尔年科的弟弟尼古拉曾在托木斯克州的民警系统服役，没有参加过战争。20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分管教育机构。[查证请求]
弟弟亚历山大自1939年起成为苏共党员，曾参加过苏芬战争、卫国战争以及苏日战争。
最小的同父异母弟弟名叫西多尔（1924年—1962年9月26日），[3]他同样上过前线作战。
契尔年科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法伊娜·瓦西里耶夫娜。[4]这段婚姻中育有一子一女：儿子阿尔贝特（1935—2009），后来成为哲学和法学博士，并一度担任新西伯利亚高等党校校长；[5]女儿利季娅（1939—2018）[6]。
第二任妻子（自1944年起）是安娜·季米特里耶夫娜（娘家姓柳比莫娃，1913—2010）。两人的孩子有弗拉基米尔（1951—2006）、维拉（1947年生）和叶莲娜（1945年生）。儿子弗拉基米尔曾任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助理，后来在国家电影资料馆担任研究员。维拉和叶莲娜都出生在奔萨。叶莲娜毕业于师范学院，1974年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7]
据一些说法，契尔年科曾离过婚，这一情况导致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仕途晋升受到拖延。[8]但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并没有相关文件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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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政坛
他先是毕业于一所三年制的农村青年学校，1945年又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级党校。1947年，他曾以函授生身份就读于奔萨师范学院历史系，但因被调往莫斯科工作而未能完成学业。[9]1953年，他毕业于基希讷乌师范学院，获得历史教师资格。[10]
1929年至1931年间，契尔年科担任新谢洛沃县共青团县委宣传鼓动部部长。1931年至1933年，他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服役（隶属第49边防部队，驻守在塔尔迪库尔干州的霍尔戈斯边防哨所[11]），期间参与了对别克穆拉托夫的巴斯玛奇运动的剿灭行动。在服役期间，他加入了联共（布），并当选为该边防部队党组织的书记。卫国战争前夕，契尔年科时任苏联工农红军的高级政委。他曾向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党委提交申请，请求派往前线部队，但遭到拒绝。[12]
1933年至1941年间，契尔年科先后担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谢洛沃县委和乌亚尔县委的宣传鼓动部部长，并出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党的宣传教育之家主任。1943年至1945年，他在联共（布）中央直属的高级党校学习。[10]1945年至1948年，他任奔萨州党委书记。[13]1948年3月，中央书记处曾决定将契尔年科调往莫斯科中央机关工作，但同月这一决定因联共（布）中央收到不利于他的材料而被撤销。[14][15]自1948年起，他先是担任部门副主任，随后出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3]正是在这里，20世纪50年代初，契尔年科结识了时任摩尔达维亚共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二人的工作往来逐渐发展为友谊，并延续终生。自1950年起，契尔年科的仕途便与勃列日涅夫的仕途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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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中央
总结
视角
自1956年至1960年5月，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群众宣传科科长。1960－1965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3]（当时的主席团主席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任期1960—1964年）。1965—1982年，契尔年科曾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1976年3月起任苏共中央书记。[13]1977年10月起，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11月起则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自1966年起任历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是一位“最高水准的组织工作者”。各地领导干部都想方设法去找他接洽，因为大家都清楚：只要找到契尔年科，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所需文件也会迅速通过各级审批。
——费奥多尔·莫尔贡[16]
1956年至1960年间，他是《鼓动员》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他负责处理寄给总书记的信件，并起草初步答复；还为政治局会议准备议题并挑选材料。契尔年科对党内高层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能及时提醒勃列日涅夫某人的生日将至或即将获奖。许多决策实际上出自契尔年科之手，但却以总书记的名义公布。
随着时间推移，契尔年科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变得不可或缺。他在“二号人物”的位置上也感到十分自在。能被邀请去扎维多沃打猎，是总书记格外信任的标志。然而契尔年科并不喜欢打猎，而且每次去都会着凉感冒。
勃列日涅夫对契尔年科格外看重，大方地授予他勋章，不断推动他在党内晋升，并对他完全信任。契尔年科曾两次陪同勃列日涅夫出访：一次是1975年前往赫尔辛基，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另一次是1979年前往维也纳，参加裁军谈判。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契尔年科便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的潜在接班人之一，并与其周围的保守派力量联系紧密。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他已被（无论是西方政治学者还是党内高层）认为是与安德罗波夫并列的两大权力继承人；最终安德罗波夫胜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建议由契尔年科在中央全会上提名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人选。他在1982年11月12日的全会发言末尾提出了这一提名（演讲大部分篇幅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同时强调了集体领导的重要性；随后安德罗波夫被一致选为总书记。
1982年2月，政治局批准授予契尔年科列宁奖和国家奖，以表彰《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80年）》两卷本，以及关于二战期间国际会议的多卷本著作。在列宁奖的获奖者中，就包括契尔年科。
1983年6月，契尔年科作了题为《党在意识形态和群众政治工作中的现实问题》的纲领性报告。其中，他特别批评了那些自发组成、演唱“性质可疑”曲目的业余演出团体，认为这些团体“造成了思想和审美上的损害”。[17]这一报告标志着1983—1984年对独立音乐人的大规模打压的开始，主要针对苏联摇滚乐演出者。在法院已有判决的情况下，参加“家庭音乐会”等类似的自发演出，如果缺乏正式工作，将可能依据苏联刑法对参与者及其帮凶，包括被动帮凶，采取法律措施。[18]
尤里·安德罗波夫因病于1984年2月9日去世，而党内权力斗争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这使得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成为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雷日科夫回忆道：“高层依然是勃列日涅夫的团队。这些人年纪都不小，在权力岗位上多年，有些被安德罗波夫吓到了——比如他清除了晓洛科夫……所以他们把生病的契尔年科推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19]
权力巅峰（1984—1985年）
1984年2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以全票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投票支持了契尔年科。1983年8月，契尔年科在休假期间误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送来的熏鱼而中毒严重，[20]因此他在执政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临床医院度过，甚至有时政治局会议也在医院内举行。然而，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晚期及尤里·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契尔年科主持了绝大多数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契尔年科的职责范围包括处理各类事务：从授予城市地位到决定预算资金投入工业部门等。
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认为，契尔年科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掌党和国家，终止了前任发起的改革进程。然而，也有不少有益的举措不仅得以延续，而且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前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的刑事案件。正是在契尔年科任内，人们开始以稍加改造的表述使用一个词，这个词在几年后将成为整个历史时代的象征：“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整个经济机制亟需一次认真重建。这其中包括一项大规模的经济试验，旨在扩大企业权力、提高企业责任。”[21][22]在198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契尔年科在谈到为第二十七次党代会所做的准备时指出，党已经确定了实现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即加快社会生产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利用集约化增长因素。其基础则是科学技术进步，它能够推动国家生产力发展速度的提升。[23]
此时，国家经济和社会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危机迹象，首要问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矛盾。尽管阿列克谢·柯西金政府的1965年改革曾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已不再能应对当下的经济局势。苏联经济的另一大弊端是科学技术革命成果的应用步伐缓慢——生产现代化程度严重滞后。契尔年科在讲话中也特别指出：“我们必须确保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迅速而持续的更新。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之一。没有这一点，社会的进步根本无从谈起。”正是在契尔年科执政期间，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将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切实引入生产。叶戈尔·利加乔夫对此回忆道：“不管怎么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全会始终没有召开过一次专门讨论科学技术革命问题的会议。直到1984年，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政治局才决定召开这样的全会。”[24]
有一种说法认为，安德罗波夫开启了反腐斗争，而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忠实追随者，却加以阻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著名的“乌兹别克案”虽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却在契尔年科时期继续推进。[25]安德罗波夫开始的整顿行动，在契尔年科执政时仍在进行，只是形式不再那么激烈，而是以更温和、更平静的方式展开——比如不再去澡堂或电影院抓人。不过，“钻石案”的调查被中止，对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的软禁也被解除，这是因为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早在摩尔达维亚共事时期就结下了长期关系。尽管如此，一些轰动性的案件依然在继续。例如，前叶利谢耶夫商店的负责人尤里·索科洛夫就在契尔年科时期被判处死刑；[26]针对他的案件始于安德罗波夫时期。前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在案件重新启动调查后则选择自杀。
在契尔年科执政期间，曾经尝试过几个最终未能成功的项目：全面为斯大林平反、北方河流改道、学校改革。在他任内，“知识日”（1984年9月1日）被正式确立为节日。
工会的作用得到加强。自1984年6月起，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各地工会被允许在党政机构中对企业、党务和经济部门领导人所作出的某些决定提出异议，如果这些决定违反劳动法，阻碍经济主动性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或妨碍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据现有资料显示，从1984年7月至1985年3月，共成功推翻了800多项此类决定。[27]
1984年，按照契尔年科的指示，开始着手制定一项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
1984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不仅解决了选举新任总书记的问题，还重申有必要继续按照1983年12月全会决议开展“对管理体系进行全面完善”的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管理完善委员会，成员包括：吉洪诺夫（主席）、戈尔巴乔夫、阿利耶夫、罗曼诺夫、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雷日科夫。
“它的名义负责人，”叶戈尔·盖达尔指出，“是年迈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但真正的发动机则是尼古拉·雷日科夫——当时以充满活力而著称，被认为是经济管理层中最有干劲的领导人之一。”[28]
“经过许多次激烈的会面、讨论和热烈的争论，”雷日科夫写道，“经济部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经济管理的建议。严格来说，那已经是一套相当完善的构想——当然是结合当时的时代和政治环境——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后来所有的经济方案。到了九十年代，这些方案便成了‘左派’与‘右派’、‘保守派’与‘革新派’争锋的焦点。”
“也许，从委员会科研部门中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叶戈尔·盖达尔回忆道，“就是《改进企业经济机制的构想》，这是按照雷日科夫的指示起草的。这份相当厚重的文件共有120页，提出了在全联盟范围内可能推进的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
根据盖达尔的回忆：“这份文件谈到的是一种相当谨慎的经济改革，其最重要的前提是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设想放弃指令性计划指标，引入与利润挂钩的激励机制，同时保留对工资的严格规范管理；在部分市场局势稳定后，逐步放开价格；对对外经济活动实行谨慎的自由化措施；在国家部门之外，建立私人企业和合作社经济部门。许多拟议方案的基础，借鉴了1968年匈牙利改革及其后续的调整经验。”
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也为安德罗波夫时期启动的大规模经济试验赋予了权威，这项试验旨在扩大企业权力：自1985年1月1日起，隶属21个部的企业开始转向新的经营条件。
这项工作还在其他方向上展开。特别是涉及苏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全会。尼古拉·雷日科夫写道：“1984年7月，政治局收到了一份契尔年科签署的备忘录，指出必须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并在经济各个环节改进对其的管理。”自1984年8月起，在雷日科夫的主持下，开始筹备一次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苏共中央特别会议，该会议于1985年6月召开。1984年9月，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仅供内部使用”的报告，题为《加快苏联科学技术进步》，其中指出在管理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存在一系列危机性问题，并且苏联在与西方的技术竞争中明显落后。报告提出了该领域的改革措施，这正是雷日科夫应当着手的工作。雷日科夫明确表示，契尔年科的这份备忘录直到1984年10月才被政治局审议，并决定就此问题召开1985年4月23日的全会。1984年10月初，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这一问题邀请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前往会谈。11月，由尼古拉·雷日科夫领导的工作小组成立。梅德韦杰夫在评价这项工作时写道：“逐渐浮现出一个深刻而有趣的构想，它不仅触及到整体经济问题、结构和投资政策，更重要的是涉及对经济机制的重组。”为筹备定于1985年4月召开的全会，工作以突击的节奏进行。据梅德韦杰夫回忆，当时还诞生了一份新的《二十年科学技术进步综合规划》。
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变成了关于苏共新纲领的讨论，以及围绕“社会发展阶段”的争论——有人提议不再称其为“发达社会主义”，而改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契尔年科认为，这样的工作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加速度”。
契尔年科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回暖。1984年12月28日，苏联与中国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一方面，苏联在中国邓小平的改革中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另一方面，该文件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明确了合作的政治基础，即“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之上”。[29]
然而，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依旧极度紧张。1984年，作为对美国及其盟友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抵制行动的回应，苏联抵制了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契尔年科批准恢复苏美两国在核武器与空间武器问题上的谈判。1985年1月8日，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达成协议，同意重启谈判。在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期间，苏美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任何一次最高级别会晤，也没有签署过任何一项双边国家间协议。[30]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提出要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框架内加强合作，但建立在一种根本不同的基础上：不再让苏联日益沦为向“兄弟国家”提供各种原材料的供应方，而是与它们建立起生产-技术合作，使苏联方面能够平等地参与中高端技术环节。[27]
契尔年科的这一倡议成为1984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政府间会议的主题。会议的主要决议包括：在考虑各国经济特点的前提下，实现对一体化规划的有效协调；在“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服务”链条中开展平等的技术与销售合作；在经互会框架内编制并落实跨行业的中长期平衡规划。然而，这些决议在1985年底便实际上被废弃了，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仅半年之后，苏联已经出现了即将崩溃的最初迹象。[27]
一次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1984年5月10日至16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与王后索菲亚对苏联的正式访问——这是西班牙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苏联。1984年6月20日至23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契尔年科在会谈中表示：“我们高度重视维护苏法关系的稳定，因为除了互利之外，这对巩固国际安全、促进缓和的复兴也能带来很大益处。”值得一提的是，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苏联还对英国罢工工人表达了声援。在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关闭20座煤矿之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英国送去了物质援助，并邀请有困难的家庭前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休养。[31]
1984年秋，契尔年科分别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斯-约亨·福格尔以及英国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进行了会谈。他努力向对方说明，无论是苏联-西德关系，还是苏联-英国关系，都不能脱离西德和英国在裁军问题上的政策来看待。
契尔年科的工作受到其严重健康状况的影响。叶夫根尼·恰佐夫回忆道：“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肺部出现硬化性病变，支气管因支气管扩张而通气受阻，肺气肿逐渐加重。这一切最终导致心脏过度负荷和心力衰竭。”
1984年底，契尔年科被送往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接受治疗。然而，第七天，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紧急离开疗养院，转入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进入1985年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临床医院度过。[31]
据一些说法，1985年初，病重的契尔年科曾试图辞去职务，但未获批准。[32]在他执政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没有进行过新的任命。
根据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的建议，总书记恢复了94岁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苏共的地位。莫洛托夫比契尔年科年长21岁，并且比他多活了约一年半，于1986年底去世。关于莫洛托夫的平反和恢复党籍的决定，由总书记亲自宣布。这在民间引发了一句笑话：“契尔年科在为自己准备接班人。”在临终前不久，契尔年科在医院里获得了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证书；这一仪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33]在去世前两天，他仍在中央临床医院接受治疗，在维克托·格里申的搀扶下，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参加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选举（全票当选），并艰难地说出了几句致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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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与去世
契尔年科年轻时已经有吸烟的习惯，这是他成年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心脏衰竭的原因之一，在1983年，他曾经因支气管炎，胸膜炎和肺炎而缺席三个月的工作，1984年初，契尔年科在医院留医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恶劣，同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契尔年科以72岁高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1984年2月至1985年3月的13个月里，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身体愈发虚弱，据称当时契尔年科在没人搀扶之下不能自行下床和不能自己穿衣服和系领带，而且需要坐轮椅去办公室，同年7月，他患了肺炎。此外，他患上了肝硬化，肺气肿，心脏衰竭。
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因心脏骤停去世，同时伴有日益加重的肝脏和肺脏、心脏衰竭症状。在执政一年零二十五天后，他成为最后一位安葬于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的葬礼于1985年3月13日星期三13时在红场举行。3月11日至13日，苏联全国宣布为哀悼日。葬礼时，莫斯科、各加盟共和国首都、英雄城市、英雄要塞布列斯特以及另外十个主要城市鸣放礼炮，全苏联范围内所有企业和机构的工作暂停五分钟。
契尔年科的去世标志着一个五年时期的结束，在此期间，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相继去世，被称为“盛大葬礼时代”。他成为所有苏联领导人中当选总书记时年龄最大的。次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下一代的代表，被选为其继任者。然而，尽管过去八年这一职务通常由总书记兼任，1985年7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前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当选，他的年龄甚至比契尔年科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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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主要著作为《苏联的人权》（Human Rights in Soviet Society）。中文版1992四川人民出版社
- 《契尔年科言论选集》（1971-1984）中文版1985年三联书店
荣誉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16位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人之一（1976年、1981年和1984年；在政治局成员中，除他之外，只有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也获得过此荣誉）。其中，他最后一次获得“镰刀与锤子”奖章是“因服务及值73岁生日”。他还被授予苏联科学院颁发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
- 4枚列宁勋章（1971年9月23日、1976年3月2日、1981年9月23日、1984年9月22日）；
- 3枚劳动红旗勋章（1949年10月11日、1957年2月15日、1965年8月2日）；
- 苏联武装力量六十周年奖章（1978年）[34]；
- 列宁奖（1982年）；
-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1984年）；
- 卡尔·马克思勋章（东德）；
-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保加利亚）；
-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勋章（1982年6月2日，捷克斯洛伐克，由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颁发[35]）；
- 国旗勋章（1984年，朝鲜）；
-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1945年）；
- 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奖章（1970年）；
-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奖章（1975年）；
- 巩固战斗友谊奖章（198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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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俄语罗马化：Konstantin Ustinovich Chernenko ，发音：[kənstɐnʲˈtʲin ʊsʲˈtʲinəvʲɪtɕ tɕɪrˈnʲenkə]
- 乌克兰语罗马化：Kostiantyn Ustynovych Chernenko ，发音：[kɔsʲtʲɐnˈtɪn ʊˈstɪnɔu̯et͡ʃ t͡ʃerˈnɛnkɔ]
- 契尔年科和他的父亲出生的大捷西村，在1972年修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库时被淹没，村民们被迁往新谢洛沃。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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