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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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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行超（1895年2月12日—1972年），字品卓。云南省华宁县廖家营村人。民国38年（1949年）在云南省第一选区递补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2][3][4]。
生平
廖行超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5月12日，其父为举人廖承需。由于家世许可，廖行超在年幼接受过私塾传统教育，并在新式教育推展开始获得接受近代教育的机会。宣统三年（1911），廖行超于昆明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丁班）第四期步兵科转接受军事教育。民国三年（1914）毕业，进入滇军部队服役。
毕业后，廖行超编入云南陆军步兵第二团任少尉候差，在民国五年（1916）反袁世凯帝制台面化，云南部队全响应蔡锷号召投入护国战争。廖行超所处部队部队被改编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支队长朱德），为该支队中尉排长，后升连长，随部队北进四川省，曾在老鸦滩战斗中负伤。伤愈后，护国战争结束，部队重编为驻川滇军，廖行超因军功升为滇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七团第二营少校营附。
民国六年（1917），廖行超1917年任靖国联军第一军第四混成旅司令部参谋，随部在四川沱江战役再度负伤。1919年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主任，1921年随军返回云南，任滇军第二师第四旅第七团第一营营长。
民国十一年（1922），任广东政府的北伐军滇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杨如轩）第一团团长，在陈炯明叛变后，北进湖南省的北伐军被迫中止作战。在云南系军事将领推举杨希闵取代张开儒成为主要代言人后，广西系、云南系、广东系等拥孙军事实力派达成共识结盟，共同围攻陈炯明，并在1923年初将陈炯明部队击败，使陈炯明被迫通电下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也退出广州，据守东江一带。
在陈炯明败退，孙中山尚未返回广州的1923年1月下旬，与吴佩孚缔成密约的沈鸿英发动江防事变，企图用武力消灭拥立孙中山的广东军政人物。当时部队已经进驻广州的廖行超在沈鸿英发动军事叛变，并引进方本仁指挥的北京政府军队时奋勇作战，击败了沈鸿英与方本仁部队。因滇军战功，孙中山返回广东后允诺扩张滇军阵容，廖行超因战功升任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由于滇军第二师师长杨如轩与杨希闵结怨，同年7月杨希闵以“通敌”之罪嫌撤除杨如轩的师长职务，并指派廖行超接任滇军第二师中将师长，该师驻地于广州市西关。
民国十三年（1924）1月8日，兼任广东革命政府禁烟督办署帮办。3月，廖行超指挥的滇军第二师投入东江战役，并在该役将陈炯明系粤军逼出广州近郊，退守惠州以东。在广州商团事变爆发初期的8月，廖行超因为部队驻地收入仰赖自商团征税收入，并不期望孙中山对商团的强硬处理方式，曾与范石生合作企图施压孙中山与商团妥协，但未能成功。但在广州商团事变的操作后，孙中山对廖行超的忠诚开始起疑。
民国十四年（1925）2月，广东军政府发动国民革命军东征，廖行超指挥的滇军第二师在该战役没有建树。6月，云南系军事领袖杨希闵与广西系军事领袖刘震寰发动叛变，杨希闵在发兵前企图拢络廖行超与胡思舜等云南系军事实力派，但未能取得支持，但廖行超也没有积极响应任何一方，最后其指挥的建国滇军第二师遭到建国粤军消灭，兵败后廖行超化妆潜逃香港。建国滇军第二师的名称则由输诚投靠的滇军第四师（师长朱世贵）继承。
- 赴越南寓居，后到日本考察，继赴法国里昂大学学习。1933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围剿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兼总参议。1936年4月1日叙任陆军少将。1936年4月2日叙任陆军中将。任滇黔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5]，后任总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训练新编部队，任滇黔绥靖主任公署团务督练处处长
-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高级参谋，1945年10月获颁忠勤勋章，1946年5月获颁胜利勋章
- 1945年2月，退役
- 1949年，安恩溥辞立法委员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由其递补云南省第一区立法委员；1966年7月，注销立法委员名籍[6]
- 后参加云南各界拥政会常务干事，1952年土地改革时，被龙院村农会评为中农，被选为云南昆明制革厂代表、常务董事，入制革厂工作，1953年，参加昆明市盘龙区学委会学习，1955年，被列为国民党骨干，拘留审查三个月，昆明市法院判处管制两年。翌年撤消原判，免予处分，回云南制革厂看门，1957年，列席云南省政协第三届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出席工商联代表会议，1958年-1960年，在制革厂任采购员，产品质量核算员，1963年退休，1969年被昆明市华山南路居委会遣散保山县瓦房公社上永和大队劳动，1970年春返回昆明居住，1971年10月因膀胱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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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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