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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日本的广岛市与长崎市投下原子弹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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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英语：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日语：日本への原子爆弾投下／にほんへのげんしばくだんとうか Nihon e no genshi bakudan tōka */?）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各投下一枚原子弹，造成数十万日本平民死亡。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并促使日本投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盟军在空袭日本多个月后，准备进行没落行动以进攻日本本土。虽然二战欧洲战场于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结束，但作为二战亚洲战场的太平洋战争仍在进行。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对此并未表明态度。美国考虑到倘若强行登陆日本，可能会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以及苏联可能会从日本北部登陆而导致日本分裂，于是计划采用曼哈顿计划中成功制造的核武器，并分别于8月6日及9日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广岛约有90,000人－166,000人因核爆而死亡，长崎则有60,000人－80,000人死亡[1]。有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地侨民在原子弹爆炸事件中伤亡[2][3][4][5][6]。
长崎遭受核弹轰炸后6天，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签署《降伏文书》，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影响所及导致日本政府于1967年宣布非核三原则，声明其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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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白色与绿色：日本控制区
红色：盟军控制区
灰色：苏联控制区（中立）
1945年，太平洋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多数日本军队激烈抵抗，使得盟军的胜利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美国在二战中的125万战斗伤亡人员包括阵亡与受伤的军事人员，其中近百万人发生在战争最后一年（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1944年12月，由于德军发动突出部之役，美军单月战斗伤亡达到史上最高的88,000人。由于损失惨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曾建议尽快将原子弹用于德国，但当时被告知首批可用的原子弹尚需数月才能完成。[7] 美国兵源储备逐渐枯竭，农业工人等群体的延期征兵待遇被收紧，甚至考虑征召妇女入伍。同时，国内舆论出现战争疲劳，要求服役已久的士兵返回家园。[8]
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参与了马里亚纳群岛及帛琉战事[9]、菲律宾战役，[10] 缅甸战役，[11]及婆罗洲战役。[12] 同时对布干维尔、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剩馀的日军展开清剿行动。[13] 1945年4月，美军登陆冲绳，激战持续至6月。在盟军推进过程中，日美伤亡比率从菲律宾的5:1降至冲绳的2:1。[8] 虽然部分日军被俘，但大多数战至最后一人或选择自杀。在硫磺岛战役中，21,000名守军中近99%阵亡。在1945年4月至6月防守冲绳岛的117,000名日军及冲绳士兵中，94%被击毙；[14] 共7,401名日军投降。[15]
随著盟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国内情况日益恶化。日本商船总吨位自1941年的5,250,000容积总吨降至1945年3月的1,560,000吨，8月时仅剩557,000吨。1944年中期后，原材料短缺使日本战争经济急遽衰退。民用经济自战争初期逐步恶化，至1945年中期已陷入灾难性水平。航运损失同样影响渔业，1945年的捕鱼量仅为1941年的22%。当年的稻米收成为1909年以来最差，饥饿与营养不良普遍出现。美国的工业生产力远远超越日本：至1943年，美国每年生产将近10万架飞机，而日本全战期间仅生产70,000架。1945年2月，近卫文麿亲王向裕仁天皇进言战败已成定局，并敦促天皇退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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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之前，盟军便已著手规划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没落行动，亦即入侵日本本土的总体计画。[17] 该行动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计画于1945年10月展开的奥林匹克作战，由美国第六军团发动一系列登陆行动，目标为夺取日本最南端主要岛屿九州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18] 随后，预定于1946年3月进行的小王冠作战则由美国第一军团、第八军团、第十军团，以及由澳大利亚、英国与加拿大部队组成的英联邦军团共同执行，目标是攻占日本本州主要城市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计画中，第一军团将自房总半岛登陆，第八军团则于相模湾的平冢市登陆，随后两军分头北上，最终在东京会师。盟军同时预计自欧洲调派部队支援，并选定该时间点以确保奥林匹克作战有足够时间完成、欧洲战场部队能调返亚洲，且避开日本严冬。[19]
由于日本地理条件限制，能够登陆的地点仅有九州南部及本州岛关东平原南部，这也使盟军的作战计画更易被日方预测。日本因此能够准确判断盟军可能的入侵方向，并据此调整防御部署，制定出全面防御的决号作战。日方决定集中力量在九州迎击，几乎不留后备兵力。[20] 1945年3月，日本更从驻扎于满洲的关东军调回4个师以支援防务。[21] 当时日本拥有45个师可投入防卫，其中大多数负责沿岸防御、机动性有限，但仍有16个师具备较高机动力。整体而言，日本陆军已有约230万现役军人，另有400万名海军及陆军后备人员，以及多达2,800万名国民义勇队准备保卫本土。盟军内部对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死伤人数多次评估，数字普遍极为庞大。大日本帝国海军军令部的海军中将 大西泷治郎甚至预计日本死亡人数可能高达2,000万人。[22]
美军对日本防御实力的急速增长深感震惊，并透过Ultra密码情报系统精确掌握日方的动向。[23] 1945年6月15日，联合战争计画委员会根据雷伊泰湾海战经验进行评估，推算陷落作战将导致13万2,500至22万美军伤亡，其中阵亡与失踪人数约为2万7,500至5万人。[24] 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并另行委托昆西·赖特与威廉·肖克利进行研究，预估盟军总伤亡人数可能高达170万至400万人，其中阵亡人数约为40万至80万，而日本死亡人数则可能达到500万至1,000万人。[25][26] 此外，美军透过日本人建立的军事情报网络也能精准获取日军动态。[23]
同日，联合战争委员会递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研究报告亦指出，奥林匹克作战将造成13万至22万美军伤亡，死亡人数约25,000至46,000人之间。[27] 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与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之后亦在相关文件上签署，承认并同意这项伤亡估算。[28]
在1945年6月18日与总统及高阶指挥官的会议中，马歇尔将军表示“有理由相信”前30天的伤亡不会超过吕宋岛战役的规模。此外，他认为若盟军成功登陆并使日本陷入“绝望”处境，苏联的参战可能成为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行动”。[29]
然而面对可能极高的损失，马歇尔将军开始考虑动用“能够明显且有效降低美军伤亡”的手段，例如化学战毒气。[30] 为奥林匹克作战做准备，美军已将大量化学武器（包括光气、芥子毒气、催泪弹及氯化氰等）自澳大利亚及新几内亚运往吕宋，并确保化学战部队接受相关训练。[30] 此外，盟军还曾讨论动用生物武器。[31]
美国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便已拟定对日本发动战略空袭的计画。然而，由于战争初期盟军在西太平洋的基地相继被日军攻占，该行动直到1944年中期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投入战斗后才得以实施。[32] 首批行动为马特洪峰行动，美军动员驻印度的B-29，经由中国成都市及东南亚周边基地作为跳板，对日本战略目标发动多次空袭。[33] 但由于后勤困难、飞机机械故障频繁、中国基地易受日军攻击且目标距离过远，这一行动未能达成预期战略目标。[34]
美国陆军准将海伍德·S·汉塞尔认为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天宁岛与塞班岛更适合作为B-29基地，但这些岛屿当时仍在日军控制之下。[35] 美军随即调整战略，[36] 并于1944年6月至8月间发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随后在岛上建立大型空军基地。[37] 自1944年10月起，B-29轰炸机开始自马里亚纳群岛对日本本土展开作战行动。[38] 第21轰炸机司令部自11月18日起正式执行对日轰炸任务。[39] 然而，马里亚纳群岛基地的B-29早期攻击成效与驻华B-29一样低落。汉塞尔仍坚持高空精确轰炸，以主要工业与交通设施为目标，即使战果不理想仍不愿改变策略。[40] 这些行动受限于后勤不足、飞机技术问题、天候恶劣及日方防御，战果有限。[41][42]
1945年1月，汉塞尔的继任者柯蒂斯·李梅少将接掌指挥。李梅起初仍延续精确轰炸战术，但成效同样不佳，因为日本大量的军需生产分散于小型作坊及民宅中，难以透过精准打击有效摧毁。[44] 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总部的压力下，李梅遂改变战术，决定采取低空燃烧弹轰炸，转向以燃烧弹进行区域轰炸，大规模摧毁日本城市及其分散的生产能力。[45] 与多数二战期间的战略轰炸类似，对日空袭的目标是破坏敌方军事工业、杀伤或削弱工业劳动力，并动摇平民士气。[46][47]
接下来六个月，李梅指挥的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燃烧轰炸了64个日本城市。[48] 其中3月9日至10日发动的东京大轰炸（会议屋行动）造成约10万人死亡，一夜之间烧毁了41 km2（16 sq mi）市区及26万7千栋建筑，为战争中最致命的空袭。该行动代价是20架B-29遭高射炮及战斗机击落。[49] 到5月时，投掷的炸弹中已有75%为燃烧弹，用以焚毁“纸造城市”。至6月中旬，日本六大主要城市几乎全成废墟。[50] 随著冲绳战役结束，盟军获得更接近日本本土的机场，使轰炸作战进一步升级。1945年间，盟军航空母舰及琉球群岛基地的飞机也不断攻击日本目标，以为陷落作战铺路。[51] 此后燃烧轰炸的对象转为规模较小、人口6万至35万的城市。据田中利幸统计，美军共燃烧轰炸百馀个日本城镇与城市。[52]
面对盟军的空袭，日本军方几乎无力有效防御，国内的民防准备亦十分不足。日本战机与高射炮难以攻击高空飞行的B-29轰炸机。[53] 自1945年4月起，日本拦截机还需面对自硫磺岛及冲绳起飞的美军护航战斗机。[54] 同月，日本大日本帝国陆军航空队及大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为保留战机以应对预期中的本土登陆作战，决定暂停拦截盟军轰炸机。[55] 到1945年中期，日本仅偶尔派战机拦截单架执行侦察任务的B-29，以节省日益匮乏的燃料。[56] 1945年7月，日本为本土决战储备了137,800,000公升（1,156,000美制桶）的航空汽油，而在4月至6月间，本土地区已消耗约72,000,000公升（604,000美制桶）。[57] 虽然日本军方自6月下旬起决定恢复攻击盟军轰炸机，但此时可用的战斗机已寥寥无几，无法对盟军空袭构成实质阻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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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核分裂的发现，使原子弹研制在理论上成为可能。[59] 当时来自纳粹德国及其他法西斯国家的流亡科学家担心德国核武器开发计画会率先完成核武器研制，遂于1939年以爱因斯坦—西拉德信向罗斯福总统表达忧虑，促使美国在1939年底展开初步研究。[60] 进展一直缓慢，直到1941年底英国莫德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指出，制造一枚原子弹仅需5至10公斤同位素纯化的铀-235，而非数吨天然铀与中子慢化剂（如重水）。[61] 这一发现大幅加速了研究进程。
随后，美国与英国合金管工程及加拿大粉笔河实验室合作开展试点计画，[62][63] 最终罗斯福总统同意将研究工作交由美国陆军工兵部队负责，建设生产铀-235及钸-239所需的设施。这项工作被整合进新设立的曼哈顿工程区（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后来即为人所熟知的曼哈顿计划，由少将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全面接管。[64]
曼哈顿计划的工作遍及美国数十个地点，甚至部分延伸至海外。该计画最终耗资超过20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约23亿美元），[65] 在高峰期同时雇用超过12.5万人。格罗夫斯任命罗伯特·奥本海默筹建并领导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Y计划），专门负责原子弹设计。[66]最终研制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子弹：一种是以铀-235为燃料的枪式核裂变武器，称为小男孩原子弹；另一种是结构更复杂、以钸-239为燃料的内爆式核武器，包括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罗完成的三位一体核试[67]，以及投掷在长崎的胖子原子弹[68]。[69]
虽然日本也启动了核武器计画，但在人力、矿产资源与资金方面皆无法与曼哈顿计划相比，始终未能在原子弹研制上取得实质进展。[70]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曼哈顿计划原本对抗德国核能项目的目标转为日本。[71] 此时，美国已准备制造并使用史上首颗原子弹。[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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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1944年9月10日，一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从内布拉斯加州费尔蒙特空军基地的第504轰炸大队抵达温多弗的第393轰炸中队。1944年11月上旬，该中队部署于马里亚纳群岛时，直属于美国第二航空队指挥。[72] 320部队运输机中队因工作高度机密，成为该部队一部分。该混合部队需运输工具以移动人员及物资，故成立绰号为“大黄蜂线”的特殊单位。[72][73]
第509混合飞行大队于1944年12月9日成立，并于1944年12月17日在犹他州温多弗空军基地正式编成，由美国陆军上校保罗·蒂贝茨指挥。[74] 蒂贝茨奉命组织并指挥一支轰炸大队，专责开发以投掷原子弹攻击德国与日本目标的作战方式。由于该大队下辖飞行中队同时包含轰炸机与运输机，因此被定义为“混合”单位，而非“轰炸”单位。[75]蒂贝茨上校也参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罗沙拉摩斯实验室的曼哈顿计划，他选择在温多弗建立训练基地，并非堪萨斯州的大本德及爱达荷州芒廷霍姆，主要因为它的位置相当偏僻。[76][77]
509混合飞行大队的编制核定为225名军官与1,542名士兵，最终几乎全员部署至天宁岛。此外，该部队在天宁岛还编入了来自阿耳伯塔计划的51名文职与军职人员，[78] 此单位被称为“第一技术分遣队”。[79]509混合飞行大队下属的第393轰炸中队则配备15架经过银盘计画改装的B-29轰炸机，这些飞机专为投掷核武而设计，具备燃油喷射引擎、柯蒂斯电气公司制造的可逆螺距螺旋桨、气动装置以快速开关弹舱门，以及其他多项改良。[80]
每名投弹手至少完成50次投掷训练，使用惰性或常规炸药的南瓜弹，训练目标包括天宁岛周边岛屿，后期甚至直接攻击日本本土，训练持续至1945年8月14日为止。[81][82]
为使日本方面习惯此种攻击模式，部分对日任务由单机未护航执行，且仅携带单一弹药。任务同时模拟实际原子弹轰炸的航路，包括根据风向进出目标区的方式。蒂贝兹本人则被禁止执行大多数对日任务，以免被俘虏后遭审问。[82]1945年4月5日，该行动被分配代号为“中插板行动”。负责分配代号的战争部作战处军官并未获准知悉任何细节。首次原子弹投掷任务被编为“中插板I行动”，第二次则为“中插板II行动”。[83]
509混合飞行大队的地面支援部队于1945年4月26日乘铁路前往其装运港──华盛顿州西雅图。5月6日，支援单位搭乘货轮“Cape Victory号”前往马里亚纳群岛，而大队装备则由Emile Berliner号运送。Cape Victory号在檀香山与埃内韦塔克环礁短暂停靠，但乘客不得离开码头区域。航空部队先遣队由29名军官与61名士兵组成，于5月15日至22日期间搭乘C-54运输机飞抵天宁岛的北基地。[84]另外，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两位代表──曼哈顿计划副指挥官汤玛斯·法瑞尔准将以及军事政策委员会成员威廉·R·普内尔少将，也随行以便当场决定更高层的政策事宜。这两人与项目阿尔伯塔指挥官威廉·S·帕森斯上尉合称为“天宁岛参谋长”。[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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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1945年4月，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曼哈顿计划总指挥格罗夫斯提出具体轰炸目标，供他本人及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核准。格罗夫斯组成由自己主持的目标委员会，成员包括他的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约翰·A·德里少校、威廉·P·费雪上校、乔伊斯·C·斯特恩斯、美军空军大卫·M·丹尼森，以及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约翰·冯·诺伊曼、罗伯特·R·威尔逊和威廉·潘尼男爵等人组成。委员会先后于4月27日在华盛顿集合、5月10日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讨论、最后目标选定委员会在5月28日于华盛顿举行，由保罗·蒂贝茨上校以及指挥官弗雷德里克·阿什沃斯和曼哈顿计划科学顾问理查德·托勒曼简报。[87]
委员会提名五个原子弹轰炸目标：
目标的选择应符合以下标准：
- 目标直径超过3英里（4.8公里），是一个都会区的重要目标。
- 爆炸会造成有效的伤害。
- 目标直到1945年8月之前都未遭到空袭。“任何一个小型和严格的军事目标应位于一个容易受到爆炸破坏的大区域，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88]”
这些城市基本上在夜间轰炸中被略过，陆军航空部队同意避开这些目标，由此可以准确的评估武器效果。美国认为广岛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油库，也是广大工业区的港口，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因为它的城市规模相当大，核武器可以造成广泛的破坏。因为广岛附近与山丘相邻，可能产生聚焦效应，这将大幅提高爆炸的破坏性。由于广岛附近有河流穿过，所以它不是一个良好的燃烧弹攻击目标[88]”。由于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目标是说服日本按照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目标选定委员会指出“心理因素在选择目标时一致受到重视，包括两个方面：（1）对日本造成最大的心理影响（2）在国际上进行宣传时，初次使用的武器必须造成壮观的破坏。京都因为是重要的军火工业及文化中心，比其他目标更有优势去彰显核武器的重要性。东京的皇居比任何其他的目标具有更大的名气，但是战略价值不大[88]”。京都在1945年6月14日被排除在原子弹轰炸目标外，但是对京都的常规轰炸禁令仍然有效[89]。
1945年5月10日-11日间，目标委员会提出4个目标[89]：
- 京都市：AA级目标
- 广岛市：AA级目标
- 横滨市：A级目标
- 小仓市（今属北九州市）：A级目标
1945年5月28日举行的第3次目标选定委员会将新潟市加入目标中。
美国在投掷核武器前曾在日本35个城市（包括广岛及长崎）散发传单警告平民空袭行动[90]，美国之音及英国广播公司也有提出相关讯息[91]。横滨后来在5月29日遭到空袭，因而被排除在原子弹轰炸目标外。
关于京都，日本问题专家赖世和曾被误传阻止美军轰炸京都，赖世和在他的自传中特别驳斥了这一种说法：
现有资料显示史汀生对京都的熟悉来自数十年前婚后访问，而非蜜月旅行。[93][94]1945年5月30日，史汀生要求格罗夫斯将京都从目标列表剔除，理由是其历史、宗教与文化意义，但格罗夫斯强调京都的军事与工业重要性。史汀生随后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此事，杜鲁门同意，京都暂时被移出目标清单。[95][96]7月，格罗夫斯试图恢复京都目标，但史汀生坚决反对。[97][98]7月25日，长崎取代京都列入目标。长崎为重要军港，拥有最大造船及维修中心之一，且是海军武器生产重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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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初，史汀生应曼哈顿计划领导人建议，并经杜鲁门批准，成立了暂定委员会，负责就核技术事宜提供建议。[99]委员会同意原子弹应（1）尽早用于日本，（2）不作特殊警告，（3）对军事设施及其周边易受损建筑进行“双重目标”轰炸。[82]
5月31日与6月1日的会议中，科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建议对日本进行非战斗示范。[100]阿瑟·康普顿回忆说：
很明显，大家会怀疑示范有诈。如果事先通知日本轰炸，他们仍有足够空军干扰行动。原子弹是极复杂的装置，仍处于开发阶段，操作远非例行。如果在最后调整期间日本攻击，可能导致失败。若示范失败，反而比没做示范更糟。当时显然，投掷原子弹时仅有一颗可用，后续补充间隔太长，无法冒险其中一颗失效。若在中立地区示范，很难使日本顽固军人印象深刻。先做公开示范失败，反而失去奇袭震撼效果，且会让日本准备干扰真正攻击。虽然不伤害生命的示范很吸引人，但没有人能提出可使战争结束的可靠方案。[101]
6月11日，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提出《弗兰克报告，再次提出示范可能性；6月16日科学谘询小组否决报告，称“我们找不到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技术示范；我们不认为有合理替代方案，唯有直接军事使用”。弗兰克带报告赴华盛顿，临时委员会6月21日重审，仍坚持只能以军事目标使用原子弹。[102]
与康普顿持相同看法的许多美国官员与科学家认为示范会削弱原子弹攻击的震撼力，日本人可能否认原子弹杀伤力，降低投弹迫使投降的可能。盟军战俘可能被移至示范地点而遭炸死。另有疑虑为原子弹可能失效，因三位一体测试为固定装置，不同于空投炸弹。此外，虽然生产更多炸弹，1945年8月初仅有两颗可用，且造价高昂，做示范成本昂贵。[103][104]
数月来，美军透过散发超过6,300万张传单警告日本平民可能遭空袭。多座日本城市遭严重轰炸破坏，有的高达97％被毁。勒梅认为传单有助增强轰炸心理效果，并降低区域轰炸的国际污名。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反战行动仍无成效。一般日本人认为传单内容属实，许多人选择离开大城市。传单引起当局恐慌，政府下令逮捕持有传单者。[105][106] 传单文案由近期成为战俘的日本人撰写，因被认为最能打动同胞。[107]
为准备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由奥本海默领导的临时委员会科学小组决定不进行示范轰炸，也不投放特别警告传单。此决定基于爆炸成功不确定，以及欲最大化领导阶层心理震撼的考量。[108] 广岛并未收到新型破坏力更强炸弹的任何预警。[109]
关于广岛最后一次投放传单时间有出入，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记载为7月27日，[109] 而西奥多·H·麦克奈利则写7月30日。[108] 美军空军历史纪录显示7月27日投放传单目标包括11座城市，但不含广岛，且7月30日并无投放传单。[106] 8月1日与4日均有传单投放。幸存者口述指出广岛于原子弹投放前数日确有收到传单。[109]
传单印刷三个版本，列出11或12个纵火轰炸目标城市，共33个城市，文字中提及“……我们不能保证只有这些城市会被攻击……”。[105] 广岛未被列入清单。[110][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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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3年的魁北克协定，美国与英国同意核武器不会未经双方同意就对其他国家使用。1945年6月英国联合参谋团元帅第一代威尔逊男爵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同意美国对日本使用核武器[113]
1945年7月4日，包含一名加拿大代表的联合政策委员会在五角大厦召开会议。[114] 英国陆军元帅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宣布英国政府同意对日本使用核武器，该决定将作为联合政策委员会的正式决定予以纪录。[114][115][116]由于向第三方公开资讯亦受魁北克协定限制，会中亦讨论了轰炸新闻发布中将揭露的科学细节。同时，会议考虑杜鲁门在即将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可透露给苏联领导人约瑟夫·史达林的内容，此亦需英国同意。[114]
1945年7月25日，由代理参谋长托马斯·特洛伊·汉迪将军签署命令，向卡尔·安德鲁·斯帕茨将军下达攻击指令，因乔治·马歇尔当时正与杜鲁门出席波茨坦会议。[117]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第509混合大队，第二十空军，将于约1945年8月3日天气允许视觉轰炸时，对以下目标之一投放首颗特殊炸弹：广岛、仓库（小仓）、新潟及长崎。为携带战争部军事与民用科学人员以观察及记录炸弹爆炸效果，将有额外飞机陪同投弹机。观察飞机将在炸弹爆炸点数英里外保持距离。
专案人员一旦完成更多炸弹，即会对上述目标进行追加轰炸。其他目标的进一步指示将另行发布。[118]
同日，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
此武器将于现在至8月10日期间用于日本。我已告知战争部长史汀生，使用时必须以军事目标及士兵、水手为目标，不针对妇女与儿童。即使日本人野蛮、无情、残忍且狂热，我们作为世界领袖为共同福祉，不能将这可怕炸弹投向古都（京都）或新都（东京）。他与我意见一致。目标将为纯军事设施。[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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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沙漠进行的三位一体试验成功超出预期。[120]7月26日，盟军领导人发布波茨坦宣言，概述了对日本的投降条件。该宣言以最后通牒形式发出，声明日本如果不肯投降，盟军将进攻日本本土，造成“日本军队不可避免且彻底的毁灭，日本本土一样无法避免遭到彻底破坏”。宣言中并未提及原子弹。[121]
日本报纸在7月28日报导该声明已遭到日本政府拒绝。首相铃木贯太郎这天下午于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波茨坦宣言是与开罗宣言的重复（“焼き直し”），政府将忽视该宣言（“黙杀”，意为“以沉默杀之”），并将奋战到底[122]。“黙杀”一词可解释为“忽视”或“轻蔑对待”。该言论被日本及外国媒体视为明确拒绝宣言。天皇裕仁当时正等待苏联对日本和平建议的回应，并未改变政府立场。日本愿意投降的条件包括保留“国体”（即天皇制度与国家体制）、由帝国总司令部负责解除武装及复员、禁止占领日本本土、朝鲜或台湾，并将战犯惩处权交由日本政府。[123]
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同意温斯顿·邱吉尔的请求，英国应派代表参与原子弹投放行动。威廉·潘尼及莱昂纳多·切希尔中队长被派往天宁岛，但李梅拒绝让他们陪同任务。[124]
除了铀弹弹芯外，小男孩原子弹在1945年5月初已完成。[125]其铀-235弹芯包含一个中空圆柱形射弹与一个圆柱形目标插入物。射弹于6月15日完成，目标插入物于7月24日完成。[126]射弹及八具部分组装（无炸药及裂变组件）的炸弹于7月16日从加利福尼亚州猎人角海军造船厂搭乘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 (CA-35)运往天宁岛，并于7月26日抵达。[127]
目标插入物则于7月30日空运抵达，随行人员有来自阿耳伯塔计划的指挥官弗朗西斯·贝切。[126]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随飞伴飞）形容该弹“极度不安全”；通常炸弹会在起飞前于地面完成引爆准备，这是极为敏感的工作；[128]因509综合大队担忧B-29起飞时携带已引爆炸弹的安全性，伯奇修改小男孩的设计，增设可拆卸后膛塞，允许炸弹在飞行中引爆准备。[125]
首颗钚弹芯及其钋-铍调制中子引发器由阿耳伯塔计划信差雷默·施赖伯护送，装于菲利普·莫里森设计的镁合金携带箱，镁合金因不会反射中子而被选用。[129]该弹芯于7月26日搭乘509综合大队320部队运输中队的C-54运输机，离开柯特兰空军基地，7月28日抵达天宁岛北机场。三具胖子高爆预组件F31、F32、F33于7月28日由三架B-29（393轰炸中队两架、216空军基地单位一架）自柯特兰空军基地出发，于8月2日抵达北机场。[130]
广岛
广岛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及军事中心，有一些军事设施就位于广岛附近，包含负责防御日本南部的畑俊六第二陆军总部[131]。他可以指挥的军队约有400,000人，大部分驻防在盟军计划登陆的九州[132]。同时第59军的总部也位于广岛，刚成立的第224师大部分也在这里。广岛的对空防御系统包括以5个7-8厘米高射炮炮台[133]。
广岛是一个小型的日军补给及物流基地，也是一个军队的通讯、存储中心与集结区域。这是其中几个美国故意不执行轰炸的城市之一，为了清楚的衡量原子弹造成的损害[134]。
市中心有几个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及较松散的建筑物，市中心以外则是拥挤的日本木造房屋。几个较大的工厂位在靠近城市的郊区，屋顶由木材建造而成，许多木造房屋分布在工业建筑周围。所以广岛很容易受到火灾破坏[135]。
广岛的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达到巅峰，人口超过381,000人。原子弹轰炸前，广岛的人口在稳定下降中，因为日本政府下令疏散城市人口。在原子弹轰炸的时候，广岛的人口约为340,000-350,000人[136]。
广岛是美军在8月6日第一次原子弹轰炸任务的主要目标，替代目标则是小仓和长崎。393d轰炸中队的B-29艾诺拉·盖伊号从天宁岛北田空军基地起飞，飞行时间约6个小时。艾诺拉·盖伊号与查尔斯·W·斯威尼少校指挥的科学观测机大艺术家号及乔治·马夸特上尉的摄影观测机（当时是无名飞机，后来称为必要之恶号）一同前往日本广岛[72]。
| 飞机 | 驾驶员 | 代号 | 任务 |
| 同花顺号 | 克劳德·伊萨里 （Claude R. Eatherly）少校 |
酒窝85 | 天气观测（广岛） |
| 嘉比III号 | 约翰·A·威尔逊 （John A. Wilson）少校 |
酒窝71 | 天气观测（小仓） |
| 满堂红号 | 勒夫·R·泰勒少校 | 酒窝83 | 天气观测（长崎） |
| 艾诺拉·盖伊号 | 保罗·蒂贝茨上校 | 酒窝82 | 原子弹运送及投掷 |
| 大艺术家号 | 查尔斯·W·斯威尼少校 | 酒窝89 | 搭载观测器材 |
| 必要之恶号 | 乔治·W·马奎特上尉 | 酒窝91 | 搭载摄影器材 |
| 最高机密号 | 查尔斯·麦礼上尉 | 酒窝72 | 预备机 |
艾诺拉·盖伊号离开天宁岛后，与另外两架飞机在硫磺岛上空2,440米（8,010英尺）会合，前往日本。飞机抵达广岛上空时高度为9,855米（32,333英尺），目标清晰可见。帕森斯指挥这次任务，他在飞行中固定好原子弹，尽量减少风险。他的助手托马斯陆军少校，在到达目标区域30分钟前进入飞机弹舱，解除安全装置[138]。
大约在美军投掷原子弹一个小时之前，日本的早期预警雷达侦测到一些美国飞机接近日本南部。许多城市发布空袭警报，包括广岛。在接近早上8点的时候，广岛的雷达操作员决定解除空袭警报，认为未来接近广岛的飞机并不多，可能不会超过三架。为了节省燃料及飞机，日本已经决定不拦截小飞机编队。广岛的防空炮台仍在警备状态，但是因为高射炮会造成地面上的伤亡与严重的间接伤害，所有战争中的交战国高射炮炮手通常会避免射击少量的飞机，特别是驻扎在人口众多的市中心或附近。
上午8时9分，艾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看到广岛市。上午8时10分，日本雷达捕捉到了B-29侵入广岛市上空的消息。几分钟后，广岛市军管区司令部打算发出空袭警报，但是艾诺拉·盖伊号已经飞到了广岛市上空，高度超过32,200英尺（9,000米）。
艾诺拉·盖伊号在上午8时15分投下原子弹，目标是广岛中央太田川上的T字型大桥相生桥，当时飞机高度是31,600英尺（9,700米）。同时飞机立刻改回手动操纵，转个155度角的弯。原子弹在进行43秒的平抛运动后爆炸，艾诺拉·盖伊号在受到爆炸的冲击波影响前已经移动了11.5英里（18.5公里）[139]。
由于侧风的缘故，原子弹偏离瞄准点相生桥约800英尺（240米），在岛医院上空600公尺处引爆[140]。它的爆炸当量为16 ,000吨TNT炸药（67兆焦耳）[141]（U-235制成的武器效率很低，裂变材料只有1.7％[142]）。总破坏半径约1.6公里，11平方公里内发生火灾[143]。美国人估计约有4.7平方英哩（12平方公里）的市区被摧毁。日本官员确定69％的建筑物遭到摧毁，6-7％的建筑物受损[144]。
约30％的人口（70,000–80,000人）在原子弹爆炸及产生的暴风中丧生[145]，另外有70,000人受伤[146]。广岛超过90％的医生和93％的护士死亡或受伤，市区受到的伤害最大[147]。
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前的照片
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照片
日本放送协会在东京的控制操作员注意到广岛站已经停止广播，他试图用另一条电话线重新建立讯号，但是没有成功[148]。大约20分钟后，东京铁路电报中心发现电报已停止工作的地区只限于广岛北部。从城市16公里（9.9英里）内的一些小型铁路站传来非官方且混乱的报告，显示广岛发生了一次可怕的爆炸。这些报告全部送至大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总部。
军事基地多次试图联络广岛的陆军管制站，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参谋总部的军官感到疑惑，因为根据他们的了解，当时日本并未发生大规模空袭，广岛也没有储存如此大量的弹药。日本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奉命立即飞往广岛，准备调查当地遭受的损害后返回东京，以便从当地的军民得到可信的资讯。参谋总部的军官普遍认为爆炸并不严重，并只是一个谣言。
年轻军官随后前往广岛。在飞行大约三个小时后，当时距离广岛仍有将近160公里，他和飞行员看到一个因爆炸而产生的巨大云气。广岛军民的遗体正在焚烧。当飞机到达市区上空后，他们的心中充满疑问。他们看到城市仍在燃烧，厚重的烟雾云覆盖整个地区。他们降落在城市的南部，该军官向东京汇报后，立即开始组织救援行动。后来日本派出了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到现场调查，确认了遭到原子弹攻击。
1945年8月8日，美国报章报导，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描述广岛的破坏。盟军听到日本电台广播员说“几乎所有活的东西，包括人类和动物都被烧死”[149]。
8月7日至9日
美军轰炸广岛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使用新型武器的消息。他说“我们可以感谢神的保佑”，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失败，美国及其盟国“花费20亿美元来进行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赌博并获胜。” 杜鲁门然后警告日本：
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条款，他们可能会预料到空中降下毁灭性的暴雨，这种景象从未在地球上见证过。海上和地面部队将跟随在空袭后面，他们还没有看过这样的数量和能量，而他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的战斗能力[150]。
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对波茨坦宣言作出任何回应。裕仁天皇、政府和战争委员会当时正在考虑投降的四个条件：
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通知东京，表示苏联已单方面废除4月5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东京时间8月9日午夜，苏联步兵、装甲兵、空军部队进行满洲的战略攻击行动。四个小时后，东京得知苏联对日宣战。日军高层领导在获得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支持下开始准备实行戒严，阻止任何人企图谈和。
长崎
长崎一直是日本南部最大的海港之一，因为拥有蓬勃的工业活动（包括兵器、船舶、军事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制造），其重要性在战争时期很高。
长崎跟现代化的广岛很不一样，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老式的日本建筑，由木造建筑与木造墙壁（或石膏）、屋瓦所组成。许多小型的工业与商业机构也在木造或其他不能承受爆炸的材料所构成的建筑物中。长崎长久以来没有任何明确的都市分区规划，住宅与工厂毗邻，整个山谷几乎都布满工业设施。
在核武器的爆炸之前，长崎从未遭受到大规模空袭。然而一些常规高爆的炸弹在1945年8月1日被投入城市中。有些击中西南边的船厂和码头区，几个命中军事工厂与三菱钢铁厂；六枚炸弹落在长崎大学和医院，三枚直接命中建筑物。虽然这些炸弹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小，但是令当地人提高了警戒心，许多人（主要是学童）被疏散到较安全的农村，减少了城市的人口。长崎在8月初时拥有4个7厘米高射炮炮台和探照灯防空炮台[133]。
| 飞机 | 驾驶员 | 代号 | 任务 |
| 艾诺拉·盖伊号 | 乔治·W·马魁特 （George W. Marquardt） |
酒窝82 | 天气观测（小仓） |
| 被束缚的龙号 | 查尔斯·F·麦克奈特 （Charles F. McKnight）上尉 |
酒窝95 | 天气观测（长崎） |
| 博克斯卡号 | 查尔斯·W·斯维尼 （Charles W. Sweeney） 少校 |
酒窝77 | 原子弹运送及投掷 |
| 大艺术家号 | 弗雷德里克·C·博克 （Frederick C. Bock）上尉 |
酒窝89 | 搭载观测器材 |
| 巨大恶臭号 | 詹姆斯·I·霍普金斯 （James I. Hopkins）少校 |
酒窝90 | 搭载摄影器材 |
| 满座号 | 拉尔夫·R·泰勒 （Ralph R. Taylor）中校 |
酒窝83 | 预备机 |
保罗·蒂贝茨上校负责指挥第二次核攻击的作战计划，首要目标是小仓市。后来为了避开从8月10日开始为期5天的恶劣天气，任务提前2天执行[153]。当时第2枚原子弹已经运送至天宁岛。B-29博克斯卡号（Bockscar）于8月9日早上装载胖子原子弹起飞，驾驶者为查理·W·斯维尼少校。空袭长崎的战术与广岛市原子弹爆炸时所采用的战术相同，博克斯卡号与另外两架B-29轰炸机（大刺针号与大艺术家号）空袭城市的上空[154]。
首先到达小仓市的艾诺拉·盖伊号等待有薄雾的小仓市放晴，而到达长崎市的喧龙号发现薄雾变浓。根据报告，云雾覆盖了两城约20%的上空。机队经过硫磺岛的上空，于上午7时45分到达屋久岛上空的会合地点，斯维尼少校虽然成功与测量机体B-29大艺术家号会合，但是摄影用机体B-29大刺针号因为错误地升上至12,000公尺的高空而偏离队伍，无法会合。40分钟之后，斯维尼少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其馀的机体编队继续作战[155]。
他们在上午9时40分开始由大分县姬岛进行高空轰炸，然后在9时44分到达炸弹空投目标：小仓陆军军营上空。但是高空轰炸人员科米特·宾汉（Kermit Beahan）陆军上尉无从循目视确认目标位置。后来他们试图利用较短的路径再次寻找机会，他们最后耗用了45分钟，失败了三次。
在他们轰炸小仓市三度失败之后，机体燃料所剩无几，而且当时小仓市的天气每况愈下，日军的高射炮正在对准他们进行激烈的对空攻击，他们也发现到日军紧急派出十架零式战机应战。于是他们在上午10时30分将目标转向次要目标：长崎市，并离开了小仓市的上空[155]。
长崎在7时50分曾发布空袭警报，但是随后于8点30分解除。日军在10点53分观测到两架B-29轰炸机，但是研判为侦察行动，所以没有进一步发出警告。
大艺术家号机组人员在11时过后将3组带有降落伞的观测设备投下，里面包含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准备交给一位东京大学的物理学家嵯峨根辽吉，怂恿他向大众公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这个讯息后来被军方发现，但是直到一个月后才交给他[156]。其中一位作者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在1949年与嵯峨根辽吉会面，并签署该文件[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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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斯卡号接近长崎市上空的时候，发现80%到90%的积云覆盖了1,800公尺至2,400公尺的高空。[158]
高空轰炸人员迦米特·毗汉陆军上尉在11时1分在积云的空隙中窥探到长崎市的街道，胖子原子弹随后被投下。原子弹沿著抛物线落下，在大约1分钟之后（即上午11时02分），在距离长崎市内城区中心以北三公里的别墅网球场（松山町171区）上空503公尺处爆炸。长崎的中心区域由于与爆炸中心相距约三公里，而且有金毘罗山等山脉遮蔽，因此除了不受遮蔽的湾岸地区以外，受损较轻微[159]。爆炸产生的高温估计为3,900°C（7,050°F），引起每小时1,005公里（624英里）的风。爆炸当量相当于21,000吨的TNT炸药（88兆焦耳）[160]。
估计有40,000到75,000人立即死亡[161][162][163]，到了1945年底，总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达到80,000人。至少有8个战俘在轰炸中死亡，可能有高达13个战俘已经死亡，其中包括英联邦公民[164]和7个荷兰战俘[165]。一个美国战俘Joe Kieyoomia当时正在长崎，但据说因受到牢房的混凝土墙所保护而幸免于难[166]。原子弹彻底毁灭半径约1英里（1.6公里）内的地区，火灾从城市北部蔓延至2英里（3.2公里）外的南部[167][168]。三菱浦上军械厂在爆炸中被摧毁[169]，它制造的九一式鱼雷曾用来偷袭珍珠港。小仓也有长崎钟及和平纪念碑[170]。
后续的原子弹轰炸计划
格罗夫斯预计在8月19日使用第3颗原子弹，9月及10月则分别使用三个[104]。在8月10日发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他写道：“未来的原子弹......应该准备送到8月17日或18日后第一个天气合适的地点”。马歇尔在同一天赞同备忘录的意见：“总统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前，这件事不通知日本。”[104]
之后，美国陆军部开始讨论后续的没落行动是否应节约原子弹的生产。“现在的问题（8月13日）是如果日本不投降，我们是否要选择每制造出一颗原子弹，就立刻拿去轰炸日本一次，还是说我们应该将制造出来的原子弹一颗颗的累积起来，然后在一个合理的时间之内一次全部轰炸完毕？所谓合理的时间不是指一天之内就使用完毕，而是指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密集的使用。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轰炸的目标是否有利于之后的进攻？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要先轰炸那些最有利于达成进攻日本本土的设施，而不是用来轰炸工业设施、或著含有道德或心理色彩的非军事据点？原子弹的使用应从战术面优先，而不是轰炸对战术面无关的设施。”[104]
两个胖子原子弹已经待命，第三个恶魔核心计划于8月12日离开嘉德兰空军基地前往天宁岛，蒂贝茨奉柯蒂斯·李梅少将的命令返回犹他州来接收[171]。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罗伯特·巴切尔在打包恶魔核心时，从格罗夫斯收到暂停装运的讯息[172]。
美国舆论对原子弹爆炸的正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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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位于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美国舆论将日本人视为“无名的众多害虫”[173]。讽刺画都将日本人描绘为比不上人类的生物，就像猴子一样[173]。1944年一次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应该如何对待日本人，结果发现13％的美国民众赞成“杀死”所有的日本人：包含男子、妇女和儿童[174][175]。
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在美国获得热烈的回响，《财富》杂志在1945年底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希望更多的原子弹可以投掷在日本本土[176]。向大众公开的轰炸影像（主要是蘑菇云）最初产生积极的回响，爆炸以及幸存者或尸体的照片则受到审核。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成员丹尼尔·麦戈文（Daniel A. McGovern）中尉曾使用摄影机来记录爆炸结果。他完成三个小时的纪录片《原子弹爆炸对广岛与长崎的影响》，内容包括医院中受伤的人、被烧毁的建筑和汽车及地上的骨头。它在美国新闻界广泛流传，然后悄悄地被压制下来，所以从未公开播放过。它在未来的22年中被列为“最高机密”[177]。美国在这段时间，电影、杂志和报纸一个共同编辑的方式为去除死亡的影像[178][179]。截至2009年为止，丹尼尔·麦戈文中尉所拍摄的画面共有90,000英尺（27,000米）没有完全播放。
美国对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审查
原子弹爆炸的图片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受到限制[180]，虽然一些日本杂志曾在被盟军占领部队控制前发布过照片。盟军强制审查“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扰乱公共安宁”的事物，人类受伤的照片被视为发炎所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描绘烧伤的受害者和葬礼会像解放纳粹集中营所拍摄的图像广为流传[181]。
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因在朝日新闻发文将原子弹爆炸称为“违反战争法的战争犯罪”，并要求美国承担战争罪行而遭到GHQ处以公职追放。朝日新闻也遭到GHQ勒令停刊48小时。[182][183]
日本电影公司在1945年9月开始送摄影师至长崎和广岛。美国宪兵在1945年10月24日制止一位摄影师继续在长崎拍摄。美国当局没收该电影公司全部的影片。从1968年至1970年，一些黑白影像首次在日本和美国观众前播放[184]。
ABCC与医学检查
原子弹受害者调查委员会（ABCC，1946-1975）收集有关核弹对“被爆者”的医学影响的信息，但并未提供任何医疗照护、缓解或财务补偿，即使这些研究可能会持续整整一天，对于一个已经极度贫困的人群而言更是如此。尽管它并不属于占领当局，但它却是美国的一个情报收集工具。尽管有日本和美国医生参与该项目，但最终美国获得了所有的研究数据、研究、照片和标本（有时是未经家属同意的遗体部位），并且至今这些资料大多仍在美国。医生收集的信息在占领期间不被允许在日本发表或分享。这些包括“被爆者”的医学报告和尸检报告[185]。大多数有关核弹人道后果的报告在美国和日本都被停顿。美国媒体还采用了宣传手段，来反驳医学研究结果，尤其是关于辐射影响的报导[186]。日本医生虽然治疗并收集患者资料，创建档案，但这些报告随后被美国收集并不允许发表，至今在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中仍难以取得[187]。一些人体标本和临床研究在美国保留至1973年5月，对“被爆者”的家属造成了困扰[188]。
许多“被爆者”证实，他们在ABCC面前不得不裸露数小时，像实验品一样被拍照、拍影片并接受检查，展示严重的秃发，抽血和取样时没有任何支持[189]。受害者描述了来自ABCC的骚扰，ABCC经常召唤他们进行检查，甚至在未获得家长同意（或即使家长抗议）的情况下从学校接走孩子[190][191]。长时间被检查给“被爆者”带来了额外的困难，使他们难以找到工作，没有任何财务或食物补偿，而当时大多数“被爆者”都处于极端贫困之中。ABCC还进行了大量的尸检，每年达500次，取样和取出身体部位，通常没有获得家属同意，送往美国[192]。这些尸检经常在死后立即进行，对家属造成极大困扰。生还者因此受到持续的骚扰，且没有任何报酬。死者，包括儿童，也被解剖。 大多数在核爆时存活的孕妇经历了流产，而幸存的婴儿则因为在子宫内受到强烈辐射暴露，出现小头畸形、心脏病、严重的智力发展迟缓和生长发展迟缓等问题。女性被告知这是由于压力和营养不良，这让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自责。由于受到审查，医疗结果未被告知，她们直到后来才发现异常的真正原因[193][194]。
没有可用的数据，就无法得出结论，也阻止了有关“被爆者”的任何出版物。由于报告的审查，没有日本人能够了解辐射的后果，导致那些仍然暴露于辐射中的人死亡。对于已故的“被爆者”，在未获得同意的情况下摘取其器官违反了家属的意愿，但对于生还者来说，他们的医疗记录，这些长期生还者需要用来证明自己是“被爆者”并获得适当医疗帮助的记录，却常常遗失[195]。当医疗报告最终能够获取时，对于许多“被爆者”来说已经为时已晚[196]。当“被爆者”获得日本国家提供的医疗援助时，他们需要提供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由于超过23000人死亡，包括临床报告、遗体部位等资料，这些资料直到1973年五月才被美国以机密防卫方式保存，许多“被爆者”因此难以证明自己的身份[197][198]。
公众舆论
皮尤研究中心于20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支持对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34%则反对。[199] 研究指出，不同世代的受访者对此问题有明显差异。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70%支持原爆，而18至29岁者的支持率则仅有47%。此外，政治倾向也影响了意见分布；共和党支持率为74%，民主党则为52%。[199] 根据CBS新闻的调查，不同族裔对原爆的看法也有差异：49%的白人美国人支持原爆，但仅有24%的非白人美国人表示支持。[200]
美国人对原爆的支持度自1945年以来大幅下降。当时的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有85%支持，仅10%反对。[201] 45年后的1990年，盖洛普调查显示支持率下降至53%，反对率上升至41%。[201] 2005年的另一项盖洛普调查与2015年皮尤研究的结果相似，显示57%支持、38%反对。[201]
虽然这些数据显示美国人在过去半世纪对原爆支持度的显著下降，史丹福大学的政治学家研究指出，如果今天出现类似情境，美国人对使用核武的支持可能仍与1945年相当。[202]
2017年，政治学家Scott D. Sagan与Benjamin A. Valentino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受访者被问及是否支持在一个假设情境中使用核武器杀害10万名伊朗平民以避免2万名美军丧生。结果显示，有59%的美国人支持使用核武。[203]
然而，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有64%的美国人支持欧巴马宣示“美国将不对无核武国家使用核武”的立场。[204]
原子弹投下常被从“减少士兵伤亡”的观点来讨论，但这主要是美国的观点；在其他国家，该事件常以不同的角度来辩论。
2015年的调查显示，有79%的日本人认为原子弹投下是无法正当化的，仅14%认为是合理的。[205][206]
尽管是日本军方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但即使是批判军方的人，也不一定支持原爆。吉田茂与白洲次郎皆以反对战争、与军部冲突而著名，战后在日本民间极受欢迎。[207][208]
美国驻日盟军总部（GHQ）曾要求日方在数日内将英文本的新宪法草案译为日文，并用当时对日本人来说是禁忌的字词“原子”来施压。他们甚至嘲讽说：“我们一直在享受你们的原子阳光。”[209][210][211] 吉田听后大怒，跺脚大喊：“这是什么鬼话？！”并讥讽道：“GHQ就是‘Go Home Quickly’的缩写！”白洲次郎也表示认同。[209][210][211]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1%的英国受访者认为投掷原子弹是错误的决定，仅28%认为是正确的。[212][213]
核武历史学家Alex Wellerstein指出，虽然曾遭日本侵略的国家多支持原爆，但欧洲人的看法普遍冷淡。他们对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原爆是“正义”的事实感到震惊。[214]
2025年一项在六个西方国家进行的国际调查显示，对于广岛与长崎原子弹轰炸的道德正当性，公众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欧洲国家中，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两次轰炸在道德上无法正当化——德国81%、义大利78%、西班牙75%、法国57%、英国50%。相较之下，美国的公众意见则更为分裂：38%认为道德上是正当的，35%认为不正当，另有26%表示不确定。这些结果突显出欧洲与美国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核武器的观点上，依然存在长期且深刻的分歧。[215]
在菲律宾，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常被视为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而终结了日本对该国的殖民统治。[216] 然而，由于菲律宾曾为美国殖民地，也存在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观点。例如菲美战争（1899–1902）与巴朗伊加大屠杀事件，以及雅各布·H·史密斯将军“杀光十岁以上者”的恶名命令，都促使一些人对美国产生负面印象。因此，虽有部分菲律宾人视美国为解放者，也有人将其视为与日本一样的侵略者，反映出美国影响在当地所留下的复杂历史遗产。[217]
在南韩，人们常认为原子弹轰炸促成了朝鲜半岛的独立。[218][219] 然而，当时韩国仍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许多韩国人作为移民或战时劳工来到日本。因此，估计有数万名韩国人也成为原子弹轰炸的被爆者。[220][221] 然而，这种“去殖民化”的叙事往往忽略了实际的韩国受害者——那些在轰炸中死亡或遭受辐射伤害的人。[219] 韩国的被爆者对日本与美国皆提出批评。韩国原爆受害者协会会长全元述表示：“投下原子弹的是美国，发动战争的是日本。78年过去了，但美国与日本至今都没有道歉，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222] 对原爆的态度差异，也成为南韩人与在日韩国人之间理解与对话的障碍。[223]
在越南，因在冷战时期与苏联结盟，官方观点普遍认为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原子弹，而是苏联对日宣战。然而，也有少数声音，如阮志清，主张原子弹轰炸才是迫使日本投降的关键因素。[224] 另一方面，越南对广岛与长崎原爆的批评也相当普遍。越南国防部所属的军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发表论文，将越战期间美军使用的橙剂视为一种化学战，并将其残酷性与原子弹轰炸并列讨论。[225]
在与美国外交对立的国家中，对原子弹轰炸的观感往往极为负面。1959年，切·格瓦拉造访广岛时曾表示：“你们日本人对美国加诸于你们的暴行难道不会感到愤怒吗？”[226]
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米尼曾表示：“1945年8月，美国对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瞬间屠杀了10万人。这支霸权军队的行径显示美国在道德上已经破产，是一个无神、无宗教信仰的国家。”[227]
2009年，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维兹在与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联合记者会中指出：“是他们（美国）拥有原子弹，而且别忘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了原子弹。”[228] 他还表示，美国应该为在二战末期对日本投下原子弹而道歉。[229]
对美国军事与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
法国作家兼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圣克莱（Frédéric Saint Clair）指出，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被深深铭刻于美国的军事战略之中，被视为一次“成功的经验”。这导致美国在后来的战争中——如越战和伊拉克战争——错误地假设“以武力制服敌人”是有效策略，从而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后果。[230]
1945年8月6日、9日与10日的事件支持了这一论点——即美国军国主义者一直将其铭记于心，并在此后数十年不断予以复活。然而，也有许多反例。1961年猪湾事件的灾难。1955年至1975年越战的惨败。2001年911事件后发动的无休止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即使在美国所谓“胜利”与独裁者垮台后，也未能带来秩序，而是使该地区陷入混乱。这还不是全部。
研究现代日本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也指出，美国对其占领日本与投掷原子弹的正面叙述在后来产生了负面后果。他认为，即使不进行美军入侵，只要美国接受天皇制度的存续（事实上最后的确如此），日本很可能仍会选择投降。[231]
道尔还批评布希政府将日本描绘为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成功案例。他指出，这种说法忽视了日本国内对占领时期仍持续存在且具争议的各种辩论，同时也无视日本与伊拉克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如此，当时的政府仍试图将日本当作一个典范案例。[232]
举例而言，道尔指出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颁布了明治宪法，并经历过大正民主等民主发展历程。他也强调，日本作为岛国，其地理隔离、长期的集体身份认同，以及缺乏宗教或族群分裂的深层矛盾，是伊拉克所无法比拟的。[232]
这一倾向延续到2024年，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声称，既然美国在二战末期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那么以色列在加萨地带也应该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炸弹。[233] 来自香港的专栏作家Alex Lo撰文指出，美国统治菁英越来越失去理智，一再举出美国自身的战争罪行与种族灭绝来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辩护。[234] 提姆·沃尔伯格（Tim Walberg）和兰迪·范恩（Randy Fine）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并发表了类似言论。[235][236][237]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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