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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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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英语：New Confucianism），又称当代新儒家或现代新儒家，为现代儒家学派，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中华民国早期，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活动于台湾、香港、美国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当代新儒家在中国大陆也重新发展。
 | 此条目的主要贡献者与本条目所述的内容疑似存在利益冲突。 (2014年5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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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当代新儒家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对中国仍有价值，并谋求发展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1921年学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以纯学术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国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如方东美便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
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道、释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尝试完成中西哲学会通的工作。
1949年前后，新儒家学者如唐君毅等因时势动荡而移居香港，并在香港设立新亚书院，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作出不少贡献。
1958年1月，由唐君毅起草，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修改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四人名义联署发表于《民主评论》，学术界通称之为“当代新儒家”宣言[1]。
1984年，由汤一介、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等共同发起，联合海内外数十位教授，建立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邀请新儒家相关学者公开讲学，举办了梁漱溟、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会议[2]。
根据新儒家学者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成报》发表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他认为新儒家有表述心性义理、发挥外王大义、疏导中国哲学、消纳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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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 第一代约兴起与活跃于1910年代至30年代1921年至1949年，代表人物有张君劢、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
- 第二代约兴起与活跃于1930年代至40年代，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钱穆等
- 第三代约兴起于活跃于1950年代至70年代，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
- 第四代约兴起于活跃于1970年代至今，代表人物有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霍韬晦、姚新中等[5]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所谓划分并不完全以活跃时间为区间，如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便一直到1960年代尚有活跃，而第二代代表人物钱穆也活跃于6、70年代。在活跃时间之外，同时也以思想之异同来做区分。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被弟子尊称为新儒家“三圣”。[6]。
- 熊十力
- 梁漱溟
- 张君劢
- 冯友兰
- 方东美
- 唐君毅
- 牟宗三
- 徐复观
以上八人被美称为“新儒学八大家”
常被外界认为是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余英时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同时又不认同其师钱穆应被列入新儒家[7]。对于钱穆、余英时能否列入新儒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刘述先则认为余英时不属于新儒家，但钱穆仍可被认为属于这一流派[2]。
新儒家可被分为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把政治视作心性的副产品，其不太关注社会状况，它已因在政治方面上对台湾民主化进程所作的贡献有限一事而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海外新儒家则致力在海外传播儒家思想，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大陆新儒家关注政治方面上的事宜[8]。大陆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蒋庆最早对港台新儒家展开激烈的批判[9]。
相关理论
江刚认为对于儒学的分期对新儒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学者沈有鼎、牟宗三、杜维明、李泽厚及干春松等都对儒学作出了分期。
沈有鼎把中国思想文化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从起初直至秦汉时期，文化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第二期是从魏晋时期直至明清时期，文化上表面上属于儒家但实际上属于道家的玄思精神，第三期是现今时期，文化上是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对第一期儒家的回归[10]。
牟宗三提出了三期说： 第一期是从孔孟荀三人到董仲舒，第二期是程颢及程颐二人、朱熹、陆九渊到王阳明，第三期是现今时期[10]。
李泽厚批驳了三期说，他反对新儒家以心性论为道统并此基础上对儒学发展史作出概括，他提出了四期说： 第一期是先秦时期，以礼乐论为代表，第二期是汉朝时期，以天人论为代表，第三期是宋明理学时期，以心性论为代表，第四期是在心性论所造成的困境的基础上的，其以所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代表[10]。
江刚又认为，尽管干春松没有明确地作出分期，不过其作品可以衍生出不同于上述说法的另一说法，他表示干春松把孔子与经典之间的关系视为儒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0]。
熊十力认为孔子大道之业为真正的民主的思想，并阐述了大同之治，群龙无首，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最高的民主政治[11]。
蔡仁厚则认为，儒家是从民本到民主。首先，民本是顺著“修德爱民”而来，而民主一直没能实现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三大问题：一、朝代更替，二、君位继承，三、宰相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自古政道与治道并未分离。皇帝即代表整个政权，并没有想出一个法制来安排。因民主政治是属于“公天下”，而中国社会“家天下”由来已久，故此政权转移没有一个制度化。而中国传统政权转移只有两种：一为革命，二为打天下。两者都属于非理性。虽然传统社会有禅让，但是它并没有制度化、规范化，故此牟宗三才说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没有政道[12]。
牟宗三融合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并于其作品《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的序言宣称“你以为中国这一套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是因为你不解中国这一套之本义、实义，与深远义故......我以为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
安乐哲、郝大维等学者认为，儒家应当在中国哲学思维的特殊性中去理解，而不应当附会到西方的思维框架中去。同时，他们又认为儒家学说的内容和关注社群共同生活的约翰杜威民主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新儒家学者通过儒家思想和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会通，构建出关注社群生活的儒家民主主义[13]。
相关质疑
学者邓晓芒认为，新儒家要想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良传统，也要批判和超越儒学的局限和弊端，不仅要尊重和保护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也要开放和融合世界文化的多样和财富，不仅要坚持和实践儒学的道德和和谐的理想，也要关注和解决儒学的理性和自由的问题[14][15][16][17]。
学者傅伟勋在各方面上对新儒家作出了抨击，他声称新儒家在面对西方思想的时候，“目的无非是要指责西方思想的局限性，籍以标榜中国儒学的优位，或是在借用西方思想及其方法论，当作补充中国儒家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泛道德主义的注脚罢了”，属于新儒家的学者缺乏创造力、在理论建构方面上有着各种失败、过份重视道德主体性的挺立而忽视对一般知识的开发、一味排斥大乘佛学而不能领会部份佛学思想的精妙之处、缺乏宗教学的视野及意识等等[18]。
思想家韦政通表示他认为新儒家所提出的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民主思想的重要种子这一说法是主观的和武断的，他也表示自己反对新儒家所认可的中国民主会从传统中自然地生长出来这一说法，并且表达了对于关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学说的不满，他声称“这是在玩概念的游戏”[19]。
一部分哲学界探讨了二十世纪新儒学运动的发展[20]，并且质疑它实际上是一场全新的思想运动还是一场主要是回顾性创建的运动。试图回答有关这一新保守主义哲学运动的问题，包括：
- “儒家思想的共同话语使中国和海外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可能？”；
- “这种话语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地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知识分子将儒家思想等同于中国文化认同？”；
- “20世纪90年代儒家在中国和台湾的复兴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哲学复兴，还是基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兴趣复兴？”。
陈忠信在一篇论文中批驳了新儒家所认可的民主开出论，他讲解了牟宗三所提出的论证方法及其基础，并且探讨了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图色对黑格尔所持有的一些观点所提出的批判意见，陈忠信声称 牟宗三所创立的关于历史总体性的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本质论，其把诸多问题都归因于心性这一所谓的本源形态，并且认为历史会遵循特定轨道，但其实历史构造或社会构造是极其复杂的，历史是没有目的及主体的过程，新儒家所认可的这一理论缺乏坚实的基础，也无法解答 如果结局早已被注定，人的自主性还有甚么意义 这个问题，对于民主政治必定会出现一说的信念使新儒家忽视了相关的实践问题，新儒家在这方面上无法为儒家关于政治的理想创造出在社会上的新的和具体的展现方式[21]。
中正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瑞麟在一篇论文中批驳了新儒家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开出论，其探讨了关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学说，陈瑞麟声称 牟宗三所认可的哲学理论认为无限心是终极实在，这一学说被一些学者称为“彻底的唯心论”， 其认为“先验的道德界”及“经验的现象界”均是由所谓的无限心所开出的，相关学说认为道德主体通过自我否定来转出认识主体，“民主与科学开出论”是牟宗三新儒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然而，陈瑞麟声称 认识主体并不一定需要通过自我否定才能够被转出，道德主体及认识主体可以被视为主体的不同的功能或面向，而且现代西方科学建基于“主客平行架构”，其预设了一个可知可及的、无法被化约到经验现象界的客体世界，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虽开出了传统中国科学，但不能够开出现代科学，牟宗三使用康德式架构所重建的儒家思想无法开出现代经验科学，他把物自身理解为道德主体的无限心，导致事实领域的存有论被消除，科学开出论面临着根本的困难[22]。
学者葛兆光曾经撰文严厉地批评了大陆新儒家人士，他指控大陆新儒家人士想要令儒家思想成为人民绝对的宗教信仰和激进地反对普世价值观等等[2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则撰文对此作出回击[24]。
独立作家萧三匝在一篇文章中区分了港台新儒家所重视的心性儒学和大陆新儒家所重视的政治儒学，并在文章中对大陆新儒家人士作出了批评，并且提出了“儒家复兴三议”，声称现今的新儒家过份固守儒家的一切教条、缺乏开放心态，他劝告当代大陆新儒家说：“要紧扣孔子"仁者爱人"的宗旨，爱活着的中国人。不要担心中华性的丧失，文化是一个动态构建的过程，不要试图用自己理解的具体教条强迫人削足适履。”[25]
萧三匝又声称蒋庆是大陆新儒家的“精神领袖”，并且对蒋庆所提出的对于自由民主制的抨击意见作出了回应，另外，他批驳了蒋庆所宣扬的关于所谓的王道政治的理论、 声称其十分荒唐，此外，他对蒋庆所持有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质疑[26]。
参见
参考资料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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